1968年，美国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并于次年成功登上中国人世世代代梦幻中的"广寒宫"。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大陆，毛泽东领导的"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入第三个年头，摧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是唾手可得之事。是年秋，这场运动的"急先锋"，以"老三届"为主要力量和以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为"中坚力量"的"红卫兵"，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前者被流放到山乡边疆，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者被下放到工矿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美其名曰："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不仅现在，就是当时，美国也是世界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农业人口逐年减少，而中国的农业人口在那年却猛增400多万。毛泽东就是以这种反文明的方式"缩小三大差别"的。
华夏是文明古国，历来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如今看来，虽然有些极端，但足见列祖列宗对知识的尊重。共产祖师爷列宁也曾说过："只有那些已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已达到的成就"，"在一个文盲的国度里，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等。毛泽东自己也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斯大林及其继任者对知识的尊重远胜毛泽东，破坏文明毛泽东和当局走得更远。
毛泽东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实为摧毁传统和现代文化之祸乱。让有知识的人去接受文盲半文盲的贫下中农的所谓"再教育"，明明是亵渎文化，逆历史潮流而动。这是反人类罪的一部份，却要鼓噪成"很有必要"。很有必要？那毛泽东主席的女儿李敏、李讷为什么不去？林副主席的儿女林立果、林立衡为什么不去？这场运动导致数千万人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社会混乱，安置费是当时最大的一笔浪费。不少男知青被欺侮，被殴打，被杀身亡也时有发生。女知青在农村被奸污，命运悲惨。为此当局不得不出台《中发1970第26号文件》，将知青按生产大队集中管理，即后来的"集体户"或"青年点"，情况稍有缓解。
但随着招兵、招工和招生的恢复，腐败也随之而来。家长们一直很清楚，狂热的红卫兵后来也逐渐看清，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立志做一个"社会主义新型农民"？见鬼去吧！于是纷纷找关系，走后门，为自己子女离开"广阔天地"各显神通，使出浑身解数。贿赂"决定他们命运"的社队干部，有钱的出钱，有关系的交换关系，既无钱又无关系的，女的可以通过床上解决，男的只好"扎根一辈子"了。文革前的"车钳铣没法比，铆锻焊没法干，叫我翻砂（铸工）我就回家"的工厂歌谣又重新翻唱。但此时宁可翻砂也强似下煤窑，宁可下煤窑也强似"面朝黄土背朝天"。"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为实实在在的大假话！
上山下乡运动还造成厂社勾结，互输利益。初期，由于废除了高考，大专院校停止招生，能找份"好活"成了每个家庭对孩子的最奢侈愿望。工矿的头头们希望早些把自己的子女"抽上来"，社队干部希望自己的子女"农转非"，挤占给知青的名额，进入工矿机关学校医院等部门，最好被安排个"好活"。"工农联盟"在那时处于"鼎盛时期"，官们之间就可以完成一种交易，余下的名额就被那些"明白人"收秋。关系网，不正之风正是从那时"风靡神州大地"。为此，福建省莆田县乡村教师李庆霖还冒死上书毛泽东。
随着时间的推移，废除高考，大专院校停止招生引起越来越多人的不满，也蔓延到当局高层。又鉴于1971年"9?13事件"把毛泽东的"明察秋毫，洞察一切"的神话击得粉碎，当局高层趁机提出恢复高考。于1973年不得不恢复招生，为此毛泽东还有一段自我解嘲："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一名叫张铁生的考生，和其他知青一样荒废学业，落榜不第。写了一份意见书，表达不满和上大学的意愿，改变了时局。这本是个案，张铁生的本意也是对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赶到乡下而荒废学业表示不满。却被毛泽东及其死党作为反文明的炮弹，高考遂又被藉此废止，改为"工农兵推荐"。所谓"工农兵推荐"，就是由工矿头头，社队干部，军队"首长"提出人选，"政治标准"不需赘述，大家都心知肚明，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非头头脑脑的子弟莫属。
也许有人会说，很多时任高官的子女不也都上山下乡了吗？没错，可那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而且是替父辈被变相流放。当时"洪洞县里没好人"，除了毛林之外，无一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这从此前红卫兵的口号"谁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就砸烂他的狗头！"可以确信，连周恩来都被排除在外。可以想像，假如周恩来有儿女也难免上山下乡。
从电视剧《知青》可以看出，该剧的编导梁晓声并不是以鞭挞和批判的目光，实事求是地去审视重现当局那段丑恶历史，而是对其始作俑者及其"作品"抱之以崇敬心情，去讴歌，去粉饰。有媒体对其采访，网上和一些媒体盛传他的知青题材作品的基调是"青春无悔"，梁晓声予以否认。他说，当时他家生活困难，他下乡，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对自己这一行动"青春无悔"。他还说："而'青春无悔'不是他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这是当时的实情。他是"否定这场运动的"，但该剧却一直是在歌颂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的这场运动。对抗上山下乡的戏份极少，在现实生活中是要被打成反革命的。这里边有一个险恶的情节，知青武红兵被打成反革命不是"祸从口出"，而是把县造反派打成重伤。误导观众：看看吧，文革还是"依法办事"，武红兵是刑事犯罪。
梁晓声承认"青春无悔"是他个人实情，也就是
"点"。以点代面，大肆宣扬，是喉舌们的一贯伎俩。说梁晓声为上山下乡翻案，他还不够份量，他只是擦皮鞋抬轿子，以出卖良知换取荣华富贵。剧中，党始终是那场运动的正义化身，始终实际代表正确路线。党的当时实际领导者各级"革委会"是迫害知青的罪魁祸首，而其总头头毛泽东却被摘得干干净净！坡底村的党支部书记王长河，为了掩护知青，遭到停职审查，悲愤交加，竟气绝身亡。文革期间，党从未被架空，基层党组织"始终不渝"贯彻"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即始终是广大民众的直接迫害者。该剧有个精彩片段，革委会阎主任带领民兵背着枪，骑着跨斗摩托，搜查知青点。而老贫农王大爷带领乡亲们和知青怒目相视。这一出象煞电影《平原游击队》里老秦爷率领乡亲面对进村的鬼子。该剧还赤裸裸地犯低级错误篡改历史，那时中国大陆实施"县社三级所有制"，乡被改为公社，村被改为大队或生产队，哪里来的"坡底村"？！
那段不光彩历史，虽然罪在毛泽东，但执政集团脱得了干系吗？从1968年至1978年，内地共有2000万知青被"上山下乡"，成为一代人的惨痛记忆。家庭被拆散，知识教育大断层，给农村增添额外巨大压力；1979年知青大返城，又造成交通拥堵，就业安置困难。对此该片只字不提，却通过剧中人之口多次反覆引用毛泽东语录，对该段罪恶历史"大方向"予以肯定。
打倒刘少奇及其追随者和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祸患的两大重要组成部份。林立果《571工程纪要》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变相劳改"。毛泽东死后，华国锋指出："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人民币），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直接否定这个运动，也符合民意。
梁晓声在《知青》电视剧中将黑龙江兵团男女知青恋爱情节编得格外奇巧浪漫温馨，甚至还得到连团领导和农村干部的关照或纵容，如赵天亮与周萍；齐勇与孙曼玲；孙敬文与蔡苗苗等等；简直让人感觉兵团成了鲜花盛开的伊甸园。事实果真如此吗？请看摘自网络的几个真实血泪故事：
故事一："胡传魁"为什么要自绝于人民。《濮存昕的艺术人生》有这么一个情节述说:
看姜文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我费解一些媒体在讨论"黄秋生为什么死"。他们不明白，一个人被昭雪了怎么还去上吊。对我来说，这个疑问没那么难解答，因为当年我当知青时，就经历过一件真实的自杀事件。后来业余宣传队的解散，也和这件事有关。我们业余宣传队的队长比我大五六岁，当时也算老知青，大哥哥了。能演会写，还能当导演。样板戏《沙家滨》中，他是导演还兼演胡传魁，生活中却和阿庆嫂好上了。这在现在是多正常一件事：二十四五岁的年龄正是谈恋爱的时候，但那会儿就是生活作风问题。结果没弄好，"阿庆嫂"怀孕了，事情露了馅。这在当年可是天大的事情。好家伙，师里派工作组，团里也派工作组，排练演出一切停止，整风。背对背、面对面地揭发批判。自然"胡传魁"也被看起来了，不许自由行动，不许串供。
有一天上午，天下起了小雨，等着开什么会，大家就都待在宿舍打牌。"胡传魁"说要上厕所，几个人注意力在牌上呢，就说你自己去吧，快点儿回来。就没跟着。结果半天不见他回来。再去厕所一找，咦，没人。大家急了，挨个房间找。找到行李房，门从里面锁着，只听有蹬凳子的声音。大家心里就毛了，一位上海知青一拳砸开了玻璃，果然"胡传魁"把自己吊在行李架上了。大家伸手掏着拉开门插销，赶紧往里冲，这时，只看吊在行李架上的他悬空转了一个圈儿，头一扬掉下来了，原来他不会上吊，只是把绳子转一个圈套在脖子上，没上死扣，悬空后一转圈就摔下来。可是悬空那一下也够狠的，他已经不上气儿了。有一位天津知青懂点武功，上来用手指夹着喉结往下一捋，算是把他救活了。这是大事儿，得赶紧向上级汇报，正这时，"阿庆嫂"知道了，她凄厉地一声惨叫扑过来，把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划开了，有人就开始抹眼泪。上面的人很快也到了，板着脸，看看"胡传魁"："怎么，要自绝于人民？""胡传魁"闭着眼躺着。我看到他的眼泪静静地流向耳窝子，积在耳朵里。命案未遂，团里也不敢再批判了，听说领导第二天晚上就请"胡传魁""阿庆嫂"到家里吃饺子。安抚一通之后就让他们尽快返城回家，宣传队也开始下放，一个连一个连地换，每年都轮一次。要说一个团里这么多知青，怎么都认识我，就是因为下连队下的。
现在回头想，"胡传魁"与"阿庆嫂"何罪之有？2008年是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纪念，我在想，我们该怎么回首这段往事。集体语境往往要上升到社会历史的伟大高度，说一大篇的道理，我们甚至仍会不自觉地将之理想化，重温那些"淋一身雨水，就让我们用青春烈火烤干衣裳"的词句，但具体到个体的命运，就
不可能是一句话、一个大道理所能概括的了。
故事二：严禁知青谈恋爱，欧阳梅生成这一规定的殉葬者。黑龙江兵团七团知青姚科在《严禁知青谈恋爱，欧阳梅生成这一规定的殉葬者》回忆：
1968年的冬天特别的寒冷……自"飞镐事件"发生后，我便被调到食堂工作，在这里我和上海知青欧阳梅生成了十分要好的好朋友。梅生属于那种典型的知识份子的儒雅形象，184公分的个子，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说起话来斯斯文文，白皙的脸上永远都保持着一种神秘感。梅生比我大4岁。他出生在上海的一个高级知识份子的家庭，颇有文化教养，因而我们很能谈得来。我们有着相同的家庭背景，有着相同的人生经历，有着相似的洁癖，有着共同的文学爱好……
梅生有一个只有我们两人才知道的秘密--他有一位女朋友，他们属于青梅竹马的那种爱情，很纯洁，很高雅，很完美。当时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明令规定，严禁知青谈恋爱，并且是作为一项铁的纪律来约束我们的。直到今天，当我再次回味这一极度缺乏人性关怀的非常规定时，依然会痛恨如初。一方面,兵团当局极力鼓吹知青们扎根边疆；另一方面却又不允许知青们谈情说爱,实在是有些自欺欺人、自相矛盾的味道。我的好朋友欧阳梅生和他的女友，正值豆蔻年华却成为这一规定的殉葬者。
那一年圣诞节前夕的一个夜晚，梅生按规定的时间做完了夜班饭后，整理完食堂的炊具正准备回宿舍休息，正在此时，他的女友来食堂找他，于是便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我是后来才听说的。那天晚上，梅生和女友商议完春节回上海探亲的事情后，两个人最终难耐爱情的烈火，就在食堂的面案子上做爱了。而且非常巧的是，被巡逻的值班分队的战士们看到了，于是他们二人便被带到了连部，受到了走马灯般的反覆审问。梅生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友，便把一切责任都承担了下来……。悲剧，便由此产生。当第二天的清晨，炊事班的早班知青来到水井边准备打水时，却意外地发现了水井里梅生的尸体。一时间，消息传遍了连队的所有角落。当我披上棉衣匆匆地赶到水井边，看到的只是梅生那更加苍白的脸，无助的双眼至死不肯闭上，惨兮兮的，让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一位颇有才华、知书达礼的知青，就这样走完了他年仅20岁的生命历程。我的心都碎了，仿佛整个世界都塌下来了，难道真的是上天有负于我们吗！上苍于知青们不公啊！我最后为梅生整理好遗容和衣服，因为他生前极爱整洁，且有洁癖，我知道，梅生的衬衣总是雪白的，衣裤总是非常的整洁。当我为梅生做完这一切以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不知道去天堂的路会有多远，是坎坷抑或平坦，但是我会衷心地祝愿我的好友梅生一路走好！请梅生在天堂等我……。有时候，人们对于生与死的理解竟然会是这样的具体，具体到对于死者一个眼神的理解和诠释；有时候，又会是那样的虚无，虚无到无从想像出天堂的美好与温馨……。我的心碎了，我的心在流血。那一夜，我带着对于好友梅生的怀念整夜都难以入睡，梅生的被子还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却已是人去物空；梅生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的脑海当中回响，却人已仙逝，驾鹤西去……
故事三：当年，那位兵团知青是这样生下自己的孩子的。黑龙江兵团知青耶子在《当年，那位兵团知青是这样生下自己的孩子的》讲述了一个极其冷酷可怜的故事：
央视热播的《知青》中那虚假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融洽关系，让我情不自禁想起在兵团亲耳听当事人讲述的一件事，这也是改变我对兵团看法的第二件事。那是去兵团的第二年的麦收之后，再怎么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要求自己，也终于抗不过疾病对我的袭击。我的关节炎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但当时我并不清楚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持续低烧，浑身关节疼痛，特别是心脏难受，连卫生员叫我一定得去团部医院检查。结果一查血沉在118（正常值是十几），两个医生围住我，问这问那，并坚决命令我住院。就这样我住进了团部医院。
我所在的病房连我6个病人，一个牛皮癣，三个阑尾炎、还有一个她说不清自己是什么病，三个阑尾炎只要一拆线就走人，立马又来个阑尾炎，阑尾炎当时是医院最多的病人。那个得牛皮癣的是哈尔滨知青，看上去非常健康，那个说不清自己得的是什么病的是上海知青非常虚弱，脸色很苍白。当时我非常奇怪，怎么还有说不清自己得的是什么病的，后来在我不停的追问下，从这位上海知青断断续续的讲叙中知道了发生在她身上可怕和辛酸的一件事。
她是1968年去兵团的第一批上海知青，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她原是学校的学生会负责人又是团支书，后是学校红卫兵头头，1968年是去兵团上海知青的带队人，去兵团不久就入了党。当时兵团不许恋爱，但她在来兵团前已经与上海家的隔壁邻居，一位已经参加工作的男青年有了恋爱关系，并且在离开上海奔赴边疆的前一夜有了性接触，回到连队四、五个月她才知道自己怀孕了，开始她瞒着，但这不是其他病可以瞒的，怀孕是要肚子大起来的。终于瞒不住了，她向连队指导员"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这可是砸开锅的事。全连立马开批判会，所有知青都对她声色俱厉地声讨，当然包括上海知青，还有她的同班同学也是好朋友。她被开除党籍，成了"伪君子"，从上海知青的先进代表一夜之间成了上海知青的耻辱，她被不容许住在原来的班队宿舍，单独住进了一间连队放工具的仓库。再也没有知青愿意与她有接触，更不要说和她说话。只有上海的男朋友是她的唯一安慰，她和他都瞒着双方的家庭父母。她说当时她无地自容，支撑她活下去的就是男朋友的书信。在临产前她一直在和大家一起劳动，只是劳动时大家都离她远远的，好像她是臭狗屎。生孩子那天是晚上，她忍着疼痛生着了炉子，外面大雪纷飞，当羊水流出来后，她说她开始大叫"谁来帮帮我――"她说她其实知道不可能有人会来帮她的，但她还是又哭又喊"来人啊，帮帮我――"后来孩子出来了，她说又害怕又好奇，虽然她还是又哭又喊，但不得不自己为自己接生了，她用自己从上海带来的剪刀剪掉了孩子的脐带……。
孩子出生后她只喝了一碗热开水，一直躺着直到第二天，有一位老职工家属来看她（我当时想这个老职工怎么知道她生下孩子了？现在分析她生孩子时的发出的求助声，屋外其他人是听见的，但没有人去帮助她），看到是一个男孩子，非常高兴，当即就要收养这个孩子，于是给她拿来了两棵圆白菜、面粉和玉米粉，这以后就再也没拿东西来看她。不知是谁有一次给她往地上扔了几棵圆白菜就走了。好在上海的男朋友给她寄来了包裹，有糖和一些鱼、肉罐头。月子里她自己去老职工家拿柴火生炉子烧点吃的。
工具仓库太大，小小的炉子烧不热房间，房间非常冷，她和孩子蜷缩在被子里，她说自己想哭，但哭不出来。他的上海男朋友坚决不同意把孩子送掉，但她还是决定把孩子送给了要收养孩子的那个老职工。孩子满月那天这个老职工就把孩子抱走了，并且不许她以后去看孩子。她常常一个人躺在床上饿一天，因为实在没有力气做吃的。只有必须往炉子里添柴火时她才勉强起身，因为炉子不能灭，房间太冷了，水都结冰的。她说自己月子里一直在发烧。现在的病大概就是月子里烙下的。但她又说不清自己得的是什么病，是医生要求她住院的。
我问她，她的男朋友来兵团看过她吗？她说他是想来看她，但被她拒绝了，因为她在这里因为这件事名声太不好了。我清楚地记得，说到这里她突然沉默了好久，眼睛呆滞地看着窗外。我当时虚岁18岁，还根本不懂这样失去孩子做母亲的感觉，也不懂男朋友在这样一个凄苦女人心中的地位和无法见心爱之人的痛苦。当时我只是感觉这样一个说话轻声嚅嚅，身体消瘦虚弱，脸色苍白眼无神采的人当年可曾经是红卫兵和知青中叱吒风云的人，真是不可思议。
还有，"是什么把这样一个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并理想着指点江山，渴望大有作为的人变成了这个样子？为什么所有人都远离她？"问题逐渐形成，但没有答案，一切答案在当时我的心中是迷茫的，是遥远的，但人性中的悲悯之情从此在逐渐吞噬着我的狂热的革命激情，我那被渴望冲向巴士底监狱"解放全人类"的狂妄而培育的理想大厦出现了裂痕，出现了危机，只是我当时不清晰自己灵魂的变化而已。
但恶梦总有被清醒意识到的一天……特别是以后我也当了母亲，我深深地感到了这位上海女知青在兵团极左意识形态主宰历史时遭受的悲惨境遇是对一个纯真灵魂怎样肆无忌惮的摧残，它无疑将使我终身难忘和懂得了：当人性在邪恶政治意识形态中被刻意泯灭时，太多所谓人是完全可以成为名符其实的禽兽的。
所以我无法理解《知青》这部以文革作为历史大背景的作品，何以没有极左泯灭人性的历史特征？！
电视剧《知青》编剧梁晓声，原名梁绍生，当过知青，1968年下乡赴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77年毕业后分配至北京电影制片厂。1988年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厂长。2002年调至北京语言大学，任文学院教授。"作品"有小说集《天若有情》等，多次获奖。现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政协委员等。从其经历不难看出，工农兵大学生出身，估计是"受迫害干部（林彪垮台以后翻身了）或知识份子"子弟，发迹于文革，受益于毛邓两代，是典型的"感恩戴德"暴政的既得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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