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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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05

陆铿回忆与忏悔录(节选二)大特务头子沈醉谈杀人

陆铿回忆与忏悔录(节选二)大特务头子沈醉谈杀人
大特务头子沈醉谈杀人

● 新诗御制竞相传,日向君王诵百遍,堪笑杜鹃空泣血,衰颜何事博人怜。
──沈醉在昆明监狱讽刺思想改造诗

沈醉十八岁就参加军统,是戴笠一手培养的大特务。五十年代起,经共产党战犯管理所改造十余年特赦,一九八一年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
在他出版的《我这三十年》回忆录中,写昆明监狱生活一段时,提到当时唯一能够与之畅所欲言、说心里话的人,只有同狱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陆铿。」

其实,我和沈醉是一九四九年九月才经好友丁中江介绍在昆明认识的。由于我们共同具有喜交朋友的性格,可以说是「臭味相投」,所以很快就谈得很深。比如,到了一九四九年九月,国民党已经败象毕露,蒋介石眼看大陆不保,决定向台湾撤退时,我们在昆明谈起为什么国民党在大陆的江山仅仅三年内战就被送掉。我认为主要是蒋介石的格局、心胸、识见都不够大,到已经以全国领袖自居了,军队还分正统和杂牌。在中共处于劣势,希望参加联合政府时竟拒绝和解,执著于武力解决,错估了形势,违背了民心。而沈醉则强调要不是戴笠在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就撞机丧生,使蒋介石失去了耳目,国民党不会垮得这么快。

当时,我批评他夸大了戴笠的作用,但中共建政以后,暴露的资讯和材料证明,国共内战共军之所以能转败为胜,确实得力于共产党员已普遍打入国民党心脏。国军作战方案中共中央往往比国军部队长先看到。负责作战计划的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竟是长期潜伏在国府军中高层的共产党员,这不是开玩笑?从这个角度看,沈醉的看法,也可说不无道理。

沈醉是读过旧书的特务

沈醉号沧海,据他说这个号还是他母亲取的,意在勉励他做人要心胸宽广,见事要豁达通明。幼承母教,读书不少,受益甚多。他连诗的平仄都是母亲教的。当在昆明监狱面临生死抉择时,还做了一首念母诗:
终宵坐立听更残,今日方知一死难。险讯频传心欲裂,危害不信胆能寒。夜焚积稿诗同劫,晓看遗书血未乾。含泪临窗遥拜母,长怜老幼倍难安。
就在一九五○年底中共决定在全国展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前夕,沈醉以战犯之身被送往重庆与云南区提到的其他战犯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等集中管训。临行前,公安当局叫昆明监狱的被服厂专门给他制作了一个黑布头套,在眼部留两个洞以便保持视线行走。偏巧,就在他戴着头套和脚镣离开监狱时,我被从监房里叫出来提讯,碰个正着。他见到我时故意将头部对着我,把脚上的镣弄得特别响,而且把两只手加大摆动的幅度,我马上就看出了这不是沈醉吗?我也情不自禁地跟他点点头,只差没有说再见。押解我从审讯室回监房的警卫问:你为什么向他点头?我急中生智,乾脆把问题说穿:「他吃我家送来的饭好几个月,他要走了,点点头也是很自然的。」再问:「你知道他是什么人?」答:「沈醉。」警卫一听「呵!」了一声。接着以温和地声调说:「知道了就算了,回到号子里千万不要讲。」我了解,我把问题说穿,反而变成主动,因为如果追究我的错误,押解的警卫先有错误:为什么会让陆铿碰上?监狱里也是条条道路通监房的。狭路相逢,咎不在我。

为沈醉而组织起来吃饭

一九五○年春末夏初,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政治保卫处处长阎村,突然提我问话:「陆铿,你认不认识沈醉?」「当然认识,而且说来还是朋友。」「那好极了!我和你商量一件事,我们刚接管不久,一切还没有上轨道,尤其是伙食供应。你们都是家里送饭,每人每家每天送两顿。我想把柏天民(陆军中将,云南省保安副司令)、唐宇纵(陆军中将,原第七军军长,昆明铁路局局长)、罗春波(云南绥靖公署中将政工处长)和你组织起来。四家人轮流送饭,每家每两天送一顿,每一顿要送够五个人吃的。沈醉参加你们一起吃,吃白食;他在解放前跟你们四人都认识,你不会不同意吧!」

「组织起来!」这四个字给我印象很深。共产党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组织起来」,打败国民党也是靠「组织起来」。我答覆阎村说:「这个安排很好。问题是柏、唐、罗三位是不是同意?」阎说:「都同意了。」我问:「那天开始?」他答:「明天。你今天就写好一个条子。告诉你家里,从明天起,你们四家轮流送饭,次序是陆、柏、唐、罗。每两天轮一次,分上下午,每次送的要够五个人吃。沈醉跟你们吃,就不必提了。今天下午送饭来时,就把条子带出去。」

组织起来的吃饭地点,按阎村指定在沈醉住的中排单间里,记得我家里是用一个大竹蔑编的提篮,内置三菜一汤,外带一样咸菜送了进来。沈醉摆好碗筷,致词,用:「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的成语表达对我们四人和四人家属的感谢。并主动承担洗碗的责任。他还风趣地给「组织起来」的五人会餐取了一个名字叫「将王餐」。根据是他们四人皆是将官,我做记者,有「无冕之王」称请故名,这也反映了沈醉的幽默与才气。最令人难忘的,他讲自己奉命杀人的故事,作为饭后的甜点(dessert)。
沈醉多次说:「我才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在我手下死的人,各种各样都有。」沈醉一九三二年入军统,先后担任过情报、行动、训练、总务以及独当一面的站长,官至少将。杀人最多的时候是一九三三、三四年的上海。杀的名人包括史量才、杨杏佛、唐有壬。

当时,蒋介石、汪精卫在南京搞权力斗争,汪出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唐有壬被任为外次,汪倚为心腹,权重一时。唐的女友湖南才女黄碧云(蕴之),博通古今,兼工诗词,乃被金屋藏娇于上海。南京政要每周赴沪度周末,已成惯例,碧云上海法租界居处遂成汪系人马聚会中心,饮酒、打牌、唱戏、跳舞,乃至议政,随心所欲。

一九三四年沈奉军统杀唐命令。照他在五人共餐时对我们讲的:「很简单,不费吹灰之力即进入黄的住所,将唐一枪毙命。」

无巧不成书。一九四五年我和毛树清、乐恕人在巴黎任战地记者时,得识黄碧云女士,已经是「徐娘半老」了。原来,她是中央社记者黄印文的姑姑。唐有壬死后,汪精卫给了她一笔钱,让她到海外散散心,一散就散居巴黎十二年。提起唐公子仍默默含情。

沈醉讲起杀杨杏佛和史量才,则比讲杀唐有壬具体得多。他说,蒋介石之所以要杀杨铨、杏佛先生,不单是他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更重要的是他和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的亲密关系。而杨当时的正式职务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四日,杨带着儿子小佛登车驶出住处时,就被沈醉和他的同事,四支手枪同时射击,杨因爱子心切,用身子袒护小佛,结果自己和司机中弹而亡,小佛仅腿部受伤。宋庆龄为此公开谴责了卑鄙的政治暗杀。沈醉后来在戴笠的指使下,还设计了一套对宋庆龄制造汽车车祸让她弄得不死不活的计画,蒋介石迫于舆论的压力,最后取消了这个计画。

至于蒋介石要杀上海《申报》、也是当时中国最权威报纸的老板史量才,主要是史坚持言论自由,不时批评国府施政之不当,社会上并有其同情共产党的传说。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史量才、史咏赓父子以及咏赓的朋友邓祖询乘私家汽车沿京杭国道自杭州返上海,特务们就选定海宁县博爱镇附近的国道上,横停一部车,伪装损坏待修而阻拦;及史车开至,首先对准轮胎开枪,先将坐在车前被误会为保镳的邓祖询击毙。史氏父子弃车奔逃。结果父被射死,子得幸免于难。

血案发生后,举国震动。蒋介石、汪精卫还悬赏缉凶。但很多人都估计到是出于蒋的授意。直到八十年代初才由沈醉正式证实。只是后来沈写《军统内幕》,关于杨、史被暗杀经过,和沈在狱中饭后和我们四人聊天时所述有出入。沈当时以谈经历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讲他如何奉命杀人,事后还得到奖励,如杀史量才全组就得了一万元银元奖金。但到八十年代,距离五人漫谈三十多年之后,则写成他「对这两件血案是间接参加的人」。只是在叙述杀凶手时,说是六人,却只列出五个名字,那个没有列名的,可能就是沈醉自己了。

原来口说是直接行动,后来书面写成间接参加,这一矛盾怎么解释,这里不存在畏罪、卸罪的问题,因为命令出自蒋介石。以我对沈醉的了解,可能是五○年初一时兴起,夸夸其谈,口沫横飞,毫无遮拦;到经过三十多年「改造」:心灵上多少产生自责,文字上打了一点折扣,也是思想门争激荡的一种反应。

沈醉才情横溢是特务异数

沈醉是个才子型的人,诗书皆通。加之,大半生做高级特务,见多识广,性格比较开朗,分析判断事物,也比较敏锐。比如,中共在监里大量利用军统特务担任管理员和服务员,沈醉就开玩笑说:「这叫以毒攻毒。」而且判断说,用犯人管犯人,事半功倍。特别是像军统这些人,以共产党的话来说,「手沾满人民的鲜血」,自认必死无疑。为了求活,他们对共产党交给的任务,一定完成得非常好。因此,他向我们四个打招呼,在送饭篮子交出时,千万不要夹带任何纸条在任何自认为万无一失的地方,如果被负责传递的服务员搜查出来,将会遭到很大麻烦。果然,沈醉对我们的警告发出下久,监狱当局就宣布一个国民党官员,在其家中送饭菜盒子的底部用饭粒粘住小纸条,与家人秘密通信被查出,严重违犯监视,给予戴镣处分。

沈醉的判断力也是值得佩服的。比如在他和孙渡、马??、汤尧、曹天戈、徐远举、周养浩等押送重庆前,他就判断,这几个人一定会转移,虽然转到何处不知,但绝不可能长留昆明。我们一同吃饭的三中将问他们三个的下落呢?他说:「你们会在昆明。」果然,到一九五一年开展大镇压运动、简称「镇反」时,三中将第一批在昆明枪决毙命。

沈醉访港与台特务斗法

一九八○年底,沈醉带着他的小女儿美娟来到了香港。到后第二天,我陪他到裕华国货公司买了一套国产西装,稍微打扮一下。我当时的经济情况还不容许找裁缝替他量身定做,好在他对于物质的东西看得很淡,此来主要是看看已办了离婚手续而另外与一位军队出身的商人唐如山先生结了婚的原配夫人粟燕萍女士。一九五○年在昆明监狱时我就听说中共三野的粟裕副司令员,曾以沈醉叔丈人的身份,派了一位姓黄的高级干部来向沈醉详细而具体地交代了中共的政策,而沈醉后来的表现,也确实未负叔丈人的期望。难能可贵的是沈沧海见到粟燕萍和唐如山时,不仅彼此互相谅解,而且十分亲热。沈认粟为妹、唐为弟,并建议称他本人为:「三哥」,圆满地完成了「第二次握手」的一幕。

比较紧张的一幕,是国民党对沈醉的争取回归。那时,蒋经国还没有死,国民党在香港地下活动还很频繁,他们见沈醉到港,根据他和军统极深的渊源,认为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好不容易到了香港,必然会抓住机会,飞向台湾。于是怂恿沈醉留在台湾的女儿,带了五万港币到港欢迎父亲「弃暗归明」。当把五万港币呈上时,说明是在台的孩子集体孝敬父亲,聊表心意。沈醉最初拒收,表示他生活简单,不需要钱,后经女儿苦苦哀求,才勉强收下。不料过了一天,竟提出请父亲写张收条以便返台出示给其他兄妹,露出了破绽,反映国民党特务之愚蠢低能。最后的结果,自然是沈醉将儿女的孝敬原封交还,轻轻说了一句:怎么经过几十年的失败,还没有一点进步?

后来,国民党只好请出香港何东爵士之子曾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的何世礼将军与沈联系,何乃派一女秘书与沈接洽。何到底棋高一着,表示,一切尊重沈的决定,愿意留港可提供住所,如有意赴台,当提供交通工具。同时约好设宴欢迎。正在此时,亲共的《新晚报》刊出有关沈醉报导,沈醉表示意向甚明,探亲会友完毕即返北京。何只好取消前约。整个过程,他全部告诉了我。正如沈在回忆录中表明的与我的关系:「我们无话不谈,而且相互保密」。我当时的态度是,不替沈出主意,由沈本人确定方向后,再与他共同分析利弊,以期有助其应付突发事件。留港期间空闲时即应我邀约为即将于一九八一年六月创刊之《百姓》半月刊撰写《战犯管理所见闻》。

国民党特务对付沈醉的最后一招是摸清沈醉居港生活的规律,于清晨多数港人尚在梦乡时,利用沈醉晨间散步,采取集体包抄、突然袭击方式,劝沈赴台与子女团聚。沈乃沙场老将,自然应付裕如。但感觉麻烦日增,于是在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九日携爱女美娟匆匆离港。《新晚报》当晚报导是这样写的:

「尽管来到了这个东西方向的十字路口上,他并不旁徨。说要回去,就回去了。说要在春节前回去,果然在春节前回去了。」

提前返京出任政协委员

在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等均以战犯改造之身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后一年,中共再度提名沈醉与另外几名「战犯」出任同样职务,名单在形式上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提意见时,不料竟有人提出「沈醉此人双手沾满人民鲜血」,表示反对。此次香港行,在中共看来「沈醉经过了具体的考验」,终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全国政协的一次常会上通过了沈醉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

同年圣诞,沈醉自北京寄我新年贺卡时,特别告诉了他的这一喜讯。我知道沧海喜诗好词,遂在覆卡上把唐孟郊《登科后》诗易一字覆他:
春风得意马蹄疾,何(原为一)日看尽长安花?

一九八五年,我应约到北京访胡耀邦,专门抽时间去看望老友。沈沧海热烈欢迎之余,还送我一千元人民币零花,用他的话是「以报解衣推食之义」。理由之一,他的稿费多得用不完,请老朋友分用一点。

一九八九年,他在北戴河游泳不慎摔伤成骨折。来信说:「《百姓》收不到,也看不到你的《新闻信》了」。附寄<骨折住院有感>诗二首:

一
一失足成股骨折,病床滋味少人知。
教训深深长受益,耄年学步不为迟。

二
雄关险道惯邀游,失足偏偏是坦途。
且喜从今知慎步,祸能转福最难求。

从这两首诗,使我感到原本生龙活虎的沈沧海竞也有了暮气。

进入九十年代,知道沧海得了癌症,一直记挂着他,也通过两封信。一九九六年三月底收到了北京于三月廿日寄出的讣告,知道他于三月十八日逝世了,终年八十二岁。

不管怎样,沈醉是一位当代历史的见证者,可以说无愧平生。

狱中性饥饿与色胆包天

●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论语子罕>
● 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

监狱里的性饥饿,已到了恐怖的程度,不是亲历者,不能体会。白居易有诗:「壮者不可耐,饥火烧其肠。」这是指的缺乏食物。监狱里的犯人对此感受特别深切。而性饥饿,尤甚于烧肠之痛,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

男女界限严格难得一见

云南省二监,因为是模范监,各方面都要做出模范成绩。在男女犯隔离方面,也是做得很认真的。首先,男女犯分别管理,平日根本见不到面。只有全狱的活动如监狱长或政委上大课,才同时集合在大操场上,这时,男女也才能引颈了望对方。但因管教人员一旁监视,稍不小心即被呵斥:「看什么?」搞不好,吃不完兜着走,当晚还得作重点检查,接受批判。
其次,所有负责女犯管教工作的队长、指导员、干事,都是女干部。有时也有男性队长兼领女犯管教工作,但他的助手肯定是女的。他本人为了避嫌,也很少到女犯劳动场所,更不要说女犯住处了。

其次,由于同属被服厂,为了照应不可避免的生产片料分配、工序衔接、物质交流、技术交流,多半指定年纪较大、案情单纯、而且经过考验的男女犯进行公务接触,但都有干部从旁监视,不得逾越各项规定。

在这种严格的管理下,男女犯近距离如一两公尺内相看,那都是非常难得的。什么叫做「相看两不厌」,只在狱中一瞬间。

刑满留队接触机会增多

一般来说,彼此都当犯人期间,男女接触的机会微乎其微,微到几乎类似中六合彩。但刑满留队做所谓「生产员」以后,机会就比较多了。因为你本人已属半公民性质,不论在法律上、政治上都做了结论。干部在心理上要负的责任也相应减轻,加上一般每周可以回家或外出一次,见到异性也不会那样丧魂失魄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男性生产员,一旦出现在女犯中间,你会感到无数的眼光向你射来。如果你再找机会跟对方说上一两句话,你可以发现,对方所流露的喜悦,简直无法形容。如果碰巧传递一小件东西,比如一个线□【析世鉴:□字,左为「??」部,右为「它」字。】,一把尺子,两只手碰触那怕只是几□米部位,你都会感到对方的手在发抖,甚至有一股热流传出。而眼睛里放射的语言,比李清照的词还要幽美,还要缠绵,还要引起丰富的联想。

春节大检查性饥饿暴露

到了每逢春节大检查,所有犯人都要分监、分舍把自己的行李物件钜细靡遗地全部抱到大操场,摊开来由干部检查。我在释放前两年的春节,从两个意识形态比较开放的干部口中,竟听到了不可想像的情况。

这次的大检查先从女犯队开始,她们来下及作任何事先准备,因为是突击,所以竟发现了一些想像不到的阳具,有的还沾着血迹。有橡皮的,有软木的,更多的是布套塞进棉花的,还有一个铝皮的,真是匪夷所思。这些女犯从那里弄来这些东西?其中一位干部说得妙,这证明人是万物之灵,可以由无变有。特别是女人,更是灵上加灵。下过,这里面又包含了多少恐怖、多少残酷。

就在这次大检查的阴霾尚未散尽的时候,突然大厨房的伙食总管犯人李凤翘被点名检查了。原来,他利用干部对他的信任,掌握两千多人的吃饭事务,在一个负责烹调回教伙食犯人马培忠的同情下,和有时轮班到大伙房取回教伙食的女犯马竹英勾搭上了。

月黑风高夜男女犯偷情

李凤翘人高马大,马竹英青春年华,乾柴烈火,一点就燃。他们两个真是色胆包天,事先约好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由李凤翘在深夜一时,趁马竹英在女犯宿舍轮值守夜之机,翻墙进入,由马竹英架梯相迎,成其好事。
事发后,负责厨房管教工作的干事李文达,除了向狱部检讨自己的失职外,特别组织一个检查小组叫李凤翘交代问题。俗话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虽监狱亦不例外。因此,犯人中很快便流传了「李马相会」的故事。甚至说,因为值夜班都是两人一组,李凤翘与马竹英的幽会第一、二次在另一女犯的怜悯下,放了他们两马。好事不过三,在「第三次接触」时,另外一个女犯就提出要分一杯羹了。只是李凤翘不中用,那种极为紧张的偷情,对他来说,一个已应付不了,岂可枪挑两巾帼?只好哀哀告饶,请求「宽大释放」。

事情究竟是怎么暴露的?原来,马竹英的肚子大了。怀孕三个月后,终被检举揭发出来。

老干部承担小生命降生

幸而,负责女犯管教工作的指导员严素清是一位老干部,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承担了责任。除了自己向公安厅劳改局写了检讨报告之外,还提出建议,由狱方另在监狱附近的林家院乡下为马竹英租屋一间,一切费用监狱负责,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严素清的论点是:这是一个错误的情况下劳改工作出现的错误,但新的生命没有错。后来听说生出来是一个男婴,交由公家的育婴组织去扶养。这孩子如果健康成长,现在也该大学毕业了。

女干部偷情献身留队

犯人固然有性饥饿的问题,干部中同样有。一位湖南籍的女干事,就不惜献身给留队人员伙食团的管理员董家彦。这件事直到「文革」到临,在留队人员中开展政治运动才揭发、交代出来。这个夜莺的丈夫死得也奇特,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以木工车间主任之尊,在一个没有月光的黑夜,跑到监狱苹果园偷摘苹果,不慎失足跌落粪水池中淹死。

我常常被朋友问起,国民党的牢和共产党的牢哪个牢比较好坐?我的答覆是:从管理制度看,共产党的牢要好坐一些,因为它基本上按制度办事,不像国民党的牢有黑金之手渗入。但共产党的牢剥夺人知的权利,实行新闻封锁,大搞思想控制,更不要说像柏杨在台湾绿岛可以著书立说了。而且一般坐的时间太长,人们要活着出来很不容易。特别是遇着一些满脑子充满极左思想的干部,有时候会产生生不如死的念头。追根溯源,问题出在党性压倒人性的列宁主义上。而列宁主义不仅是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也是邓小平的指导思想,如今还是中南海当局的指导思想。中国人什么时候摆脱了列宁主义的幽灵,中国这个民族也才能得救!

大杀人时差一点就被送上刑场

●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
● 死是等闲生也得,拟将何事奈吾何。──唐元稠<放言五首>

以中共的提法所谓「解放」,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北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起,中国大陆就解放了。自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一年二月,这一年零四个月时间,主要进行了政治布局、军事扫荡和经济整顿,从三个方面希图找到稳定政权之路。

到了一九五一年二月,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在二月廿一日正式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一共廿一条。由于一九○五年袁世凯当政时日本提出了廿一条,给中国人民的刺激太深,人们看到共产党提的镇反廿一条,自然产生一种连锁反应──怎么又是廿一条?

对我个人来说,廿一也是一个敏感的数字,一九四九年自东京经香港回昆明,一下飞机就被捕坐牢,正是十二月廿一日。现在,中共不仅制定了廿一条,而且选在廿一日公布,天下的事就有这么巧,你越有忌讳,忌讳的东西就越冲着你来。

准备杀人监狱加强管理

监狱里为迎接全国大镇反,采取了逐步收紧的措施,当然有些措施囚犯看不到,看得到的是,首先把原来按「以毒攻毒」原则起用军统特务担任监舍的管理员、服务员,一律收监。整个监房全部由解放军管理,规定囚犯有任何事包括解大小便,要请求开监房的门,都要喊「报告大军」,由值班的军士开门、关门。

其次是取消家属送饭,一律吃牢饭。沈醉和我及三中将戏称的「将王餐」也同时取消。五人各归各号,并规定我们,自当日起,即使互相遇见,也不准打招呼。原来准许囚犯晚饭后可以到操场散步、甚至打篮球,也统统取消。

原来,一大早、甚至天刚亮就有囚犯纷纷跑到大操场一端的大厕所解便,不分排道、监房,先到先蹲;镇反开始后,也规定要一个排道、一个排道地集体解大便,限制每次四十人蹲四十个茅坑,只准五分钟就要「完成任务」,一听哨子响,就得揩揩屁股、拉起裤子,让第二批人去解。

这听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荒唐事。但实践证明,人适应环境的能力,真是无穷大,可以创造奇迹,向一切不可能挑战。

最初一两天,还听到有人向管理的军士请求宽限一两分钟,因为时间实在不够用。几天之后,但见每四十人排队一批批地走向茅坑,背对背分两边蹲下,不要一两分钟就听到霹雳啪啦一阵粪便入坑声,不能不佩服「人为万物之灵」。

强迫学习镇压自己条款

「镇反」运动开展前,规定每晚学习监规纪律两小时,而镇反运动展开后,则改为全天学习。除了上午十时、下午五时两餐饭之外,就是围着镇反条例廿一条谈认识、谈体会。已经谈得无话可说了,还得深入再深入。
中共自认为革命政党,把所有反对它的个人和团体一律视为反革命,根本不承认有政治犯。在他们看来,承认政治犯是资产阶级的假民主,而对无产阶级说来,「镇压反革命是人民民主国家所必须对人民负责完成的根本政治任务」(见一九五一年二月廿二日北京《人民日报》社论)。而且用毛泽东的话来强调:「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因此,在镇反条例中,从第三条起,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直到第十五条,都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有的只是提法改变一下,定为处无期徒刑或死刑。最轻也要处三年或五年徒刑。

不仅条例突出从重,而且在第十七条中规定「犯本条例之罪者,得剥夺其政治权利,并得没收其财产之全部或一部。」

学习镇反条例的同时,还要学习中共中央讨论书记彭真有关镇反的报告。最莫名其妙的是彭真引用所谓责备共产党宽大无边的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其实这是一句反讽,彭真却把它作为镇反的舆论依据,结果就是杀人越多越好。

在安排所有囚徒学习镇反条例廿一条后,监狱当局毫不隐瞒地向被囚者表示:现在全国开展镇反,这也是对你们的一种考验。你们最好放规炬一点。并抓紧时间,交代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争取减轻或免予处刑。

最残忍的,可能也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就是被杀者在被杀前要根据官方公布的条例,一一「对号入座」,说明自己该死,有的还加上一句「非杀不足以平民愤」。毫无反抗意图,而是引颈就戮。这反映无产阶级专政它就能凭恐怖造成这种完全违背人性的局面。

五一年大镇反,昆明是三月三日开始的,人称「三三镇反」,当时为了教育群??,实际上是吓唬群??要规规矩矩接受无产阶级专政,除零星枪毙人外,每周六或周日举行一次镇反游街示??。把要杀的人,五花大绑,背后挥上一纸糊的标子,上写反革命分子,由军警押解,平均两人押一人,站在敞蓬大卡车上,车队最前一辆车高悬毛泽东语录:「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还由军乐队引导,沿途吹杀人军号。

当时,昆明监狱尚在市内钱局街,第二年才迁往西郊,因此,在押的人在监房内都能清晰地听到:「哒,哒哒底!……哒哒底哒哒!哒哒,……哒底哒,底哒哒哒,哒哒哒!」的号声,不约而同地说:「杀人号响了!」
从三月三日起,光是从钱局街监狱拉出去枪毙的人,每周三十六个,几乎成了规律。而三月三日第一批枪毙的,原来和沈醉及我五人一块吃饭的国民党三中将柏天民、唐宇纵、罗春波都无一幸免。通常是枪毙人的早晨才张贴出布告。群??围观后,如发现自己的亲人在布告上,就要准备到黄土坡刑场收尸。有些家属和街上的小孩还跟着敞蓬大卡车跑。这些具体情况是我释放回家以后才得知的。

待决之囚表现从容镇定

镇反期间,特别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待决之囚表现的从容、镇定,毫无张惶失措的样子。只是在监方加强管理,如解便排队并严禁互相交谈的规定宣布后,我发现了一种情况,即大多数人都穿上了各人自己的新衣。

原来,监方对在押者穿衣并无明确规定,什么衣服准穿,什么衣服不准穿,从未提及。而发的囚衣,只是每人每年一套单衣裤,每两年一件棉衣,如此而已。平日大家都是补钉盖补钉地穿。镇反风暴到来时,忽然之间,各人都把初入监时带进的衣服不约而同地穿出来了。中山装、西装、夹克、大衣、毛衣、甚至罗斯福呢的军装,都一一出现。这意味着,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迟早是要被枪决的,还爱惜什么衣服,反正都要充公的。
「心有灵犀一点通」,本来是李商隐写男女之情的名句。牢狱生活告诉我,真能体现这句诗的神髓的,只有彼此都是待决之囚才反映得特别深刻。

人的眼睛会讲话,也是在镇反高潮时发现的。当头一天听到杀人号吹过,第二天在操场排队等候解便时,但见人们互相用眼睛打招呼、说再见。有的是一睁一闭,流露一种凄凉之情;表示说:来生再见!有的眼露微笑,表示好好保重,不要难过。有的则怒目圆睁,反映胸中充满愤恨。也有的邪着眼露出鄙视的眼神,表示没有什么了不起。曾任中央社总社编辑部主任、昆明《中央日报》社长的钱沧硕先生穿了一件蓝布大褂,曾任中央社昆明分社主任及云南省新闻处长的潘仲鲁先生穿了中山装不约而同地向我打招呼,沧老特别把眼镜取下来,微微点首,藉示道别,从此未得再见,潘仲鲁兄两眼紧闭,还用手托着下巴。出狱后得知,钱、潘两位是三月中旬同日受难的。

当时,枪毙人都是凌晨四点多五点,由值岗的卫兵走进监舍的排道对准每个门洞喊「某某号收行李」。大约十五分廿分钟开门,让你自己背着行李出来,在岗位上集合,然后押上卡车到指定地点听候宣判;宣判后游街示??再枪毙。因此,有的人睡不着就竖起耳朵听,只要听到喊「某某号收行李」,就知道又「走」了一个。

杀四○九却错喊四○六

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我在睡梦中突然听到喊「406」!一翻身爬起来,就向门洞张望,因为监房是不关灯的,所以模糊看到一个戴军帽的头对着我下命令:「406收行李!」

「五雷轰顶」是旧小说里的字眼。我当即感觉好像轰的一声炸雷从天而降,似乎一股特大的气流当顶压了下来,一下震昏了。接着,产生了一个意识:难道就这样完了吗?自己给自己的答案是不行!不能这样死掉。于是鼓起勇气,高声大叫:「报告大军!」

很快地,一个军士来到监房,冲着门洞问:「叫什么?」我说:「我是406,报告大军,恐怕是弄错了?」他说:「错什么,叫你收行李,你就收行李。」我大声说:「我还没有结案呢!」意思就是案都没有结,怎么就要上刑场?

我一面收行李,一面想到老婆、孩子,不禁悲从中来。

所有同房的人全都醒了,有的还乾脆坐起来,看我卷铺盖,但一点声音都没有。真正做到了死寂。

大概过了十分多钟,听到排道里又有脚步声了,脚步声中止在我的监房门外,原来叫我收行李的那个军士,重新发出了命令:「406,铺盖打开继续睡觉。409,收行李。」说罢,就离开了。

但见409一骨碌爬了起来,他的愤怒不是对着监狱执勤军士,而是对着我,用手指着我说:「你,你,你,……。」

我向他表示:「我知道我还没有结案,我只是说,恐怕是弄错了。我绝没有意攀扯你呀!」

这时,405号开腔了!「409,你也可以报告呀!」过去被称为沈胖子的原空军第五路副司令沈延世为了打破僵局,提出了他的建议。

于是,409大声喊:「报告大军!」岗位上回应很快,原来给他下命令收行李的军士又来到门洞外,409说:「报告大军!我也是搞错了。」对方很乾脆:「没错,你不是叫沈焕章吗?快收拾你的行李。」话还未讲完,但见沈焕章一下就瘫在床上,泪如泉涌。整个房里再度出现一片死寂。

还是409打破了沈默。他坐起身来跟我说:「老陆!黄泉路是不好走的。我连袜子都没有一双。你的袜子能不能给我一双?」

我连说:「当然,当然。」一面选一双长筒袜递给他。

沈焕章穿好袜子,背着行李准备走出监房之前,最后的话是:「我只有一桩心事拜托同房的各位,今后不论哪位有机会到台湾,请设法告诉我太太,我是什么时候走的。」

原来,沈焕章随国府机关撤退,事先把太太、儿子送到了台湾。他原定十二月十日自昆明飞海南岛转飞台湾,那知倒楣偏偏遇到卢汉十二月九日宣布「起义」。从此变成了阶下囚,并冤枉送了性命。本来,监规规定是不准互谈案情的。到了镇反运动开展后,大家巧妙地藉「联系实际」暴露了案情。沈焕章是青海人,研究藏传佛教,认识了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大师,曾护送班禅入藏,任顾问兼无线电总台台长。被捕前最后的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第二处处长,就因这个身份被划为特务。审讯人员所持的理由是,所有军事部门的G2都是搞情报的,为什么独有沈焕章例外。因而指他坚持反动立场拒不认罪。事实是当时的西昌行辕主任贺国光认为,西昌地处藏族地区,为了表示重视民族团结,第一处按例主管人事、总务,第二处就管民族事务。而把主管情报改为第三处。谁会想到这一番对藏族的好意,竟使沈焕章蒙下白之冤而送命。

新新闻联系上了沈太太

我一九七八年自昆明经北京到了香港,一九八○年访问台湾,和老友蒋纬国将军重逢吃第一餐饭时,就拜托他代寻沈焕章夫人的下落,纬国说,沈太太的姓名都不知道,相隔数十年,要想找到她,只有靠上帝了。不过,他愿意尽力而为。当时,受命临时监视我的安全局沈处长在座,也表示愿意尽力。

一九八二年我因一篇<建议蒋经国先生不要连任总统>上了台湾的黑名单。一九九○年走下黑名单,再度多次来台。一九九二年八月,应邀到《新新闻》和编辑部的编辑记者漫谈新闻生涯,谈到了406与409的错号,陈柔缙小姐于该刊二八三期作了报导。万万没有想到,这篇报导被沈焕章太太的朋友看到了,并转给了在基隆市立医院养病的沈太大。沈太太在这个医院当护士数十年,已退休,因瘫痪而住院。她的儿子也不幸得了精神病。她得知四十年无音信的先生的下落后很激动,写信表示希望和我见见面。我由陈小姐开车到基隆会见了躺在病床上的饱经忧患、一生苦难、年逾古稀的老太太,向她详细讲述了沈先生遇害的经过。她当时表示,对丈夫的冤死虽然很难过,但知道了下落,那怕是坏的下落,也比没有下落好。无论如何心可以放下了。

翌年,得悉沈太太病逝基隆的消息,我唯一的祈祷就是她能和睽违四十多年的沈先生在天堂见面,像他们这样善良的人,是应当进天堂的。

奉命译美国牧师自白书

回头再谈一下,当我被命令收行李上刑场时,凭什么说:「我的案还没有结呢?」这是有根据的。

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共镇反条例公布后,头脑特别敏锐的关押在监狱的人马上就断言:「共产党要杀人了。」有的还说:「要大杀特杀。」

曾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热河省主席、陆军上将孙渡,当时也关在昆明监狱。他告诉我,年轻时曾读过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镇压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第一件要做的事。

孙渡这话说了不久,他因在战犯之列,被移送重庆集中,后来与沈醉、马??等转送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

就在孙、沈、马等移走不久,云南省公安厅负责审讯工作的一位科长(后升任处长)胡殿斌找我单独谈了一次话。

他说:「镇反条例你们已经开始学了。有的犯人反应说共产党要杀人了。是要杀人。但不会杀你,因为你的案子还没有结,你的案子案情太复杂,需要到国外去调查。你来自东京,起码要到东京去调查。根据我们现在的情况,还不可能派人到日本去。过去,刘部长已经告诉过你,连派人到香港去调查,暂时都有困难,因此希望你坦白交代。你咬定回云南是接家眷,和我们掌握的材料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等,我们和你都不能急。也就是说,短期内对你还不能作出结论。现在,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我们有一个外籍犯人,他叫莫瑞斯,是美国牧师,作恶很多,我们让他写了一个坦白书,一时找不到人翻译,就由你来翻吧!」

我当即表示,我的英文程度差,如果翻译不准确,会影响案情的处理,是不是另找高手。胡当即说,就是你了,有困难我们给你一本字典。另外派两个犯人做你的助手,查查字典,抄抄写写,三人集体行动。原来是为了互相监督,我当时只能幽默地想,共产党也懂「三人行,必有吾师焉」。
所幸派来的原来是彼此已有接触的「窗友」(铁窗之友也)。一个是空军上校徐应鹏,一个是陆军少校董坤维。坤维是云大前身东陆大学创校校长董泽、雨苍先生的长公子、云南都督唐继尧的外甥。军校毕业后,在军队工作一段就弃武就文,在昆明一家美术社搞设计,也被天翻地覆的大风暴卷进了监兽。

监狱交下翻译的莫瑞斯的《自白书》(Morris,My Confession),写了厚厚一本,可惜他的名字已忘,只记得姓氏,是美国奥克拉荷马(Oklahoma)人。他先被派到云南丽江一带传教,深入纳西族人社会,除传播基督教义外,在帮助发展纳西族文化、特别是对纳西语文拼音化作了一些贡献。在医疗卫生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

他的问题,据他自己交代,主要是男女问题。在一九五○年监狱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时,就发动一个名叫鲁殿光的女大学生,在犯人大会上揭发了被莫瑞斯诱奸的经过,而且绘声绘影。莫瑞斯在《自白书》里也坦陈了这件事,并交代了和一位马县长的两个太太发生了男女关系的经过。马县长是国民党的官,共产党接管大陆后被捕劳改,两个太太生活无着,依靠教会,并替教会工作,结果为莫瑞斯所乘。莫瑞斯作为一个牧师,起码是背叛了耶稣基督,违犯了十诫。他大概在镇反高潮过后,就释放回美国了。

八十年代初,我有一次由美西飞美东中途在奥克拉荷马小停,还一度泛起打听莫瑞斯下落的念头。

空军英雄的受难

●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元《合同文字》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曹雪芹

一九五○年的春天,监狱里忽然来了中国空军的四条汉子。其中三个都钉了脚锢,沈延世,是杭州笕桥航空官校第一期毕业的,被捕前任空军第五路副司令,他戴的镣最粗,总有十多公斤重;张俊位和徐应鹏分别是航空官校二期和四期毕业,分任空军第五路司令部补给处中校处长和作战处上校处长。徐应鹏在抗日战争中「八一四」与日本空军空战中立功,后来在一次空战中全身被烧伤,跳伞得救,是一位空军英雄。他和张俊位戴的镰比沈延世要细一些。另一个是空军机械学校出身的王秉立,被捕前任空军昆明航空总库库长。

由于他们身穿的空军军官制服比较讲究,气宇也比较轩昂,再加上三副铁练在脚上,走起路来铛铛锵锵,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按监狱规定是不准谈各自的案情的,而我因为与空军有段特殊的渊源:妻子杨惜珍曾在空军医院任牙科医生,我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也认识,特别是与蒋老先生的专机驾驶长兼空运大队长衣复恩是好友,对空军有一种特殊感情。加上新闻记者职业本能的反应,很快就和他们有了沟通,了解到他们的情况。

原来,沈延世是在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决定投向共产党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的当晚就与其他六名国民党要员李弥、余程万、李楚藩、沈醉、童鹤年、石补天,一齐在卢汉客厅中被捕的。共产党接管云南政权后,把他送到共产党处理国民党被俘官兵的一个组织「解放大队」去审查。徐应鹏也和他同在一处,他们知道今后的日子不会好过,而且家眷都已去到台湾,因此非常盼望能与家人团聚。当时尚未被捕仍在昆明机场为卢汉工作的张俊位、王秉立去探望他们时,四人便商量逃走。后来由张俊位联系上一个神秘客,而这个神秘客是一个军校出身的鸦片烟商,也要逃出昆明,他得悉住在江川的保安团长王耀云决定率部叛变,脱离中共的控制,便与王约好带着这四位空军一起冲到边境,然后由这四位空军出面与在台湾的国民党空军总部取得无线电联系,要求台湾作空中支援,然后把这支队伍拉到越南去,向已抵越南的国民党黄杰部靠拢,听候蒋委员长的调遣。
这个计划按当时大陆混乱的情况是可行的。沈延世等四人于一九五○年五月廿八日按双方约好的时间,坐马车由昆明市到了市郊的大板桥与神秘客会合,那知神秘客抽鸦片烟误了事,竟晚到两小时,不要说两小时了,两分钟对于要逃跑的人都是够受的,总算盼星星盼月亮把这神秘客大烟鬼盼到了。四人搭上的旅行车经晋宁向江川方向奔去。那知车行不到两小时,车子就出了故障,怎么办?除了走路没有选择。对于几位空军来说,因为曾受军事训练,问题不大。但对一个大烟鬼来说,问题可大了。他由两个人架住向前奔,等到赶到与叛变的保安团约定的江川县城,部队早已等得不耐烦先一日开拔了。因为王耀云这一团是按计划在一夜之间把共产党派出的军代表统统杀掉起事的,必须争分夺秒地向边境挺进。为等候这四位空军推迟了半日出发,空等了几个小时,仍不见人影,只好拖着队伍狂奔。失掉与叛乱部队的联系后,四空军和神秘客决定追赶,不料追到玉溪时,神秘客的鸦片烟瘾又发了,他们一夥人住进一个马店里去歇脚,不料被人密报,当他们前进到峨山时,投宿的马店被共产党部队包围,空军英雄变成了狗熊被捕了。原来,中共占领大陆初期,打着「解放」的旗号比较得人心,加之,老百姓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一心归向共产党,因此,到处是义务情报员。从此,在监狱和劳改队里渡过了二十六年的岁月。廿六年!

一九五○年夏我们所在的昆明监狱第一次遇着杀人。

原来的国民党昆明市卫生局局长到一九四八年出任云南省参议会副议长的杨青田,在中共建政后出任省人民法院院长,他是中国人所说的「大革命时代」的共产党员,后来在「白色恐怖」大杀共产党时脱离了共产党,在「云南王」龙云的宽容政策下,得以保全性命,终于做了国民党的官。但当国民党败象毕露时,他又在云南地方形成的反蒋政治气氛下,成为进步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其是在省参议会以维护普通老百姓的利益相标榜,处处设法抵制蒋介石的徵兵徵粮政策,而继龙云出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卢汉,为了保持云南的所谓「边陲的特殊性」也乐得对亲共势力做顺水人情,因此杨青田等的活动一直持续到卢汉在昆明易帜。

中共接管云南后,杨就被任为省人民法院院长。到了中共决定对全省的骚乱和金融市场的黑市予以严重打击后,杨就被派为「高级刽子手」的角色,由他召集全体在押犯人讲话,明确宣布「为巩固革命秩序」,「依法判处朱文高和吴云□死刑立即执行」【析世鉴:□字,上为「广」部,下为「娄」;下文「吴云□」,均同此。】。

朱文高是昆明老福源金店的老板,他因有一个弟弟朱志高在龙云下面做警卫营长而比一般金商有名。中共入城初期,金融极为混乱,他便进行黄金和银元投机成为黑市的要角。吴云□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一个活跃的鸦片烟商,与国民党军政界都有来往。

犯人的心态本来是变态的,加上昆明市没有摆脱农业社会的痕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地交错着,好像竹篱笆一样,因此,当吴云□被杀后,犯人中很快流传着他的年轻的姓张的太太长得如何漂亮,交际舞跳得如何好的传说,把议论重心放到女人上,结论是中国的老一套观念:自古红颜多薄命。

可是,四个空军的心态,却与其他人不同,沈延世因为身体比较胖,大家喊他沈胖子,生性乐观,笑口常开,平日表现得满不在乎的样子,有时候走路时还故意把他戴的脚镣有节奏地弄出「音乐声」来。吴云□枪毙以后,他突然变得沉默了,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我暗地向他打听,他才说出被枪毙的吴云□就是帮助他们外逃未能成功的神秘客。而今吴云□既已枪毙了,他耽心下一批要杀的就会轮到他们四个空军了。如果按中共的政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他(沈延世)是最初提出外逃的,可以算是首恶,因此死期恐已不远。

我基于一种同情,也是记者的职业病作怪,便主动向沈延世作了一次「新闻分析」。

我列举四条理由说明四空军不会杀:第一,根据法院院长杨青田向我们宣布的朱吴的罪状及中共的杀人布告,所以要杀朱、吴,主要是「巩固革命秩序,打击金融投机」;而你们的逃跑目的在回台湾与家人团聚,即使说还想投奔国民党,也是未遂犯,他们没有理由杀你们。第二,吴云□的罪状中,只提到他煽动王耀云部叛乱,并未涉及帮助你们逃跑。第三,中共刚刚建政而各地叛乱??起,金融市场混乱,为了杀鸡儆猴,必要拿人开刀做典型,你们已关在监狱成了瓮中之鳖,把你们杀了,起不到任何典型教育作用,因为原来的空军除了少数的机械士,在昆明地区已经逃光了。第四,如果要杀你们,一定事先把你们分别隔离起来,不会跟大伙放在一起。朱、吴被杀前都被停止跟大家一起生活学习,而你们现在却和大家一样。所以不会太严重。

沈胖子对我的「新闻分析」表示满意,果然,在一九五一年的大镇压之后他们就被宣布判刑了,沈判十二年有期徒刑,张俊位判七年,徐应鹏六年,王秉立两年。在决定把他们送劳改队强迫劳动以前,解除了沈、张、徐三人的脚镣。沈幽默地跟我说他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中国成语「如释重负」之妙。他初脱脚镣竟有身轻如燕、飘飘如仙之感,走起路来脚打飘,大概《水浒传》中神行太保戴宗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戴着脚练穿裤子是一大坚肉,这是刑事犯人积多年经验总结出来的,中共接管后才传授给政治犯。办法是:

先套上一只裤脚,其余部分塞进镣与腿间隙内全部穿过,拉出后再全部寒一进另一镣与腿间隙内,拉出后再套脚,然后拉上,全部裤子就穿上了。
三个空军军官足足戴了两年镣,直到五一年大镇压过后判刑,才取下镣转到劳改队。从此和我音讯断绝。

一九五四年我获释回家,到处打听沈、徐的下落,五五年采知徐应鹏在昆明市郊的班庄村石场敲(搅拌水泥用的)石子,我和妻子特别买好一些日用品去看他。

他和别的犯人一起,风雨无阻地坐在露天的石场上,把石块用铁锤敲成直径一公分左右大的石子,名曰「公分石」。按规定定额每天敲好的公分石要有半公尺见方的一堆,也就是每个人每两天要敲出长宽高各一公尺的一堆石子来。劳动强度之大,简直不可想像。手裂腿破都很少完成定额。差不多天微亮就出工,要太阳落山后才收工,尤其在刮风下雨时,淋着雨敲石子简直苦不堪言。我们夫妇去看徐应鹏时,按劳改队规定,非直系亲属不能谈话,经一再要求,准许我们到他劳动的工地去看一眼,但不准打招呼。我们看到徐应鹏穿着一件补了又补的美军呢质衬衫,一条蓝布的劳改犯人的单裤,腿部缠着一些旧白布条,双腿分开,两腿中间放着一块有面盆大的石块,他正埋着头把有如人的拳头般的石头敲成碎石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把岁月敲碎,把生命敲碎。我们走过他面前仅仅两公尺远,他竟没有抬起头来望我们一眼。说明他是把全副精力贯注在碎石上。我们却注意到他苍白的脸和极度疲劳的表情,以及一副勉强撑住的骨头架子,不忍卒睹。一位抗日战争中的空军英雄竟落到如此的惨境!上帝,你在哪里?

他在班庄石场因劳动强度太大,营养又奇差,实在拖不下去,患了重病,体温总在40C左右,陷入昏迷状态。幸有一个劳改医生基于同情治好了他的病。后来我与应鹏重逢,问他怎么过来的?他说这与中国人的生命哲学有关,碰巧昆明西山有一副传诵人口的对联:

高山仰止已无路,曲径通幽别有天。

这副对联给了他启发与鼓励,虽然抬头看已无路可走,但只要发挥韧力活下去,总会发现别有天地的。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廿五日,正是圣诞节的日子,上帝显示了他的大能,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宣布凡是大陆在押的文官县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的国民党人员,全部释放,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

徐应鹏和我同时在这一天参加了中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省检察院召开的「释放转业大会」。会后叫每一个被释放的人填写志愿书,填明恢复公民权后愿意做什么。有的填做小学教师,有的填做中学教员,有的填做图书馆员,有的填做公园管理员,有的填做工人,有的填回到农村务农,也有填家人团聚的。

徐应鹏来跟我商量,他是非常希望与在台湾的妻儿团聚,又怕共产党说话不算话,万一填了到台湾与家人团聚,不获批准,今后政治运动来了,安上一个通过长期改造仍然怀有二心、企图归向国民党与人民为敌到底的罪名,岂不惨了?!因此,他经过认真考虑决定要慎重对待这件事,准备选择一条比较平稳的路,即回到江苏句容老家跟侄儿去务农,将来有机会再图与妻儿团聚。

我告诉应鹏,这个决定万万要不得。根据大跃进以来中国农村的情况,年轻力壮的人都不见得有一口饱饭吃,你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指望挣工分是无法养活自己的。如果指望你的侄儿,他还有自己的妻子儿女,自顾不暇,将来,你会弄到走投无路,说不定会因自己做出的这个错误决定而自杀的。至于申请回台湾与家人团聚,虽然冒险,但这个险值得冒。因为这是中共公开申明的政策,他们不好意思自食其言,而且这是一个对台湾统战的手法,中共并非有爱于国民党在大陆上的这批文武官员,但他们要做样子给现在台湾的国民党官员看,所以信守诺言即按政策规定办事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就你本人说,既然有了这个机会而放弃,将终生懊悔。退一万步说,即使因要求家人团聚今后被批斗也是值得的,因为至少无愧于心。总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应鹏经我一番分析,他终于把回句容务农的决定取消,回转头来考虑我的建议了。就在他考虑申请回台的夜晚,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半夜里见我起床到后门外去小便(我们睡在一间大房子里)他也跟了出来。我问他考虑好了没有?他摇摇头,这时,明月如镜,大地一片银白色,映着我们两个黑影,我非常严肃地跟他说:「应鹏,我送你一句话──过了此山无鸟叫。你好好躺在床上想想吧!」

第二天清晨,大夥都起床,在洗脸漱口的时候,应鹏告诉我:「大声,我想通了!今天就填表申请回台湾。」

不久,他的申请得到批准,在云南全省一千多释放的人中引起轰动。而他本人几乎是在申请批准的同日,接获他的女儿徐南屏从美国德克萨斯州阿灵顿市写来的信,告知他的妻子张乐民已到了美国,希望他也能到美国团聚。他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共有关部门,也很快得到同意。先赴北京再转香港。临行前他特到我家辞行,表示对我们的友谊终生不忘。

也就在徐应鹏与家人团聚的喜剧上演的同时,发生了沈延世抱恨终天的悲剧。沈比徐年长资深,生活阅历比较丰富,考虑问题比较复杂,更加上他在小龙潭煤矿劳改时遇到了一次「诈监」,在一个深夜,所有监房的犯人,同时惊叫起来,似乎要一起冲出监房的样子。有如旧时军营里的「诈营」(台湾叫闹营),也就是睡在一个军营的士兵半夜三更同时惊起,冲出营房,到操场怪叫,遇有富有带兵经验的军官,高声叫一声「立正!向右看齐。」就可促使大家肃静下来,恢复理智,然后依照命令回营睡觉。
小龙潭煤矿劳改犯的「诈监」,弄得管理人员非常狼狈,他们惊惶失措之余,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待这一事件,由于沈延世身为国军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为全煤矿几千劳改犯中官阶最高者。加之他平常为人比较随和,犯人之间相处,表现比较轻松,有时还讲一两句笑话,于是,共产党干部以阶级分析方法,便认定「诈监」事件为沈策动,且曾将他解往云南开远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判处死刑。后经上级法院调查了解,确系一种莫名其妙的群体自发的下意识反应,才不了了之。

但是,这一下,不仅是沈胖子被折磨得变成了沈瘦子,而且吓破了胆。因此,在劳改后期,处处小心谨慎。

当沈延世听到煤矿政委向在押的国民党高中级人员宣布一律释放转业,愿意去台湾的可以去台湾时,他第一个反应是:此中莫非有诈?根据以往劳改二十六年的经验,不敢相信共产党会容许像他这样的人有自由选择。甚至认为很可能是再一次的一如五七年「反右」、「引蛇出洞」的阳谋。因此,他来个将计就计,在小龙潭煤矿举行的释放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宽大处理,让他恢复公民权,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他表示,受了共产党这么多年的教育,已认识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光明前途。他愿留在大陆,贡献自己的余生。云云。

沈延世的这一表态,得到共产党干部的大会表扬,于是抓住他作为典型,向大家宣布这是在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和党的劳改政策的教育感召下,真正改造好了的表现。

就在沈延世得到表扬后的一个星期,他获知徐应鹏申请到台湾与家人团聚已得批准的消息,在极为震动之余,槌胸顿足,大骂自己该死!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只好破釜沉舟地孤注一掷,向共产党干部坦陈过去表态愿意留在大陆,是假的,是不相信政策的表现。实际上他的心是在台湾,连作梦也梦见台湾。他所以隐瞒真意,编造假话,主要是错误地吸取了过去的教训,特别是「诈监」那次吓破了胆。请求人民政府体谅他全家在台湾已盼望团聚二十多年,准援徐应鹏例,批准他去台湾与家人团聚。

结果,不但没有批准,而且,在大会上被批判了一通。共产党的干部指出,像沈延世这样的假改造,不老实,是反动本质的表现。证明他是国民党的孤臣孽子。证明毛主席的教导的正确,也就是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沈延世必须留在国内继续改造。根据政策,遣送他回浙江绍兴原籍,希望他能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

老沈抵达杭州后,写信到昆明给我,说这是他一生遭到的最大的打击,比五一年在昆监被宣判为有期徒刑十一年的打击还要大。他之所以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除了历次政治运动已经使他变成「惊弓之鸟」外,再就是缺乏一个可以说知心话互相商量的朋友。而徐应鸥因有我就近商量,得以如愿以偿。

根据他的情况,少年时期就离开了绍兴农村,而且,自从离开就没有回去过,如今这么大的年纪,要他回农村去自食其力,无异死路一条。他考虑到他的问题是云南方面处理的,现在唯一的盼望就是云南能够通知浙江,请浙江方面从统战角度考虑,准他留在杭州,像曹天戈(最后一任国军第八军军长,曾关押于昆明监狱)一样,在浙江省政协作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他知道我已回到云南政协,请我就近代他反映一下他的困难。

就在这封信发出不久,曹天戈以「同窗之友」的情分给我来了信,告知沈延世以心脏病突发而。我了解他是急死的。他的死,使我对命运有了更深一层的感叹。命运之捉弄人,有时实在太残酷了。

张俊位和徐应鹏一样,填的志愿是回台湾和家人团聚,中共批准经香港转台湾。但在他之前申请回台的十个战犯,都遭到碰壁,台湾当局拒绝入境,导致一位叫张铁石的在香港富都酒店自杀。原来,张的儿子在华航工作多年,为其父申请入境,有关方面已经同意,张乃对中共方面不告而别,由九龙的兰芬酒店转到与台湾关系深厚的徐亨开的富都酒店,准备入台。那知台湾方面因无人敢在批文上签字,造成谁也不愿负责。而香港方面的居留期已到,张铁石又不能回头跟其他仍和中共方面保持联系的释放战犯一起到香港移民局去办延长居留签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有自杀。自杀后,香港舆论大哗,台湾方面由于感受压力,才派张的儿子到香港认尸,且举行记者会;形成与大陆方面争夺一具尸体,落得「活人不要、要死人」的批评。

张俊位本人,幸亏他的女婿也是蒋家孝字辈的,在总统府工作,通过走后门算是得准回到了台湾。但因劳改期中身心受到摧残,而到港后申请入台,迟迟不获批准,心急如焚,坐卧不宁,他跟我说,比坐牢还难受。实在不能理解,一生为党国拚命,只是偶然的事件,卢汉叛了国民党,自己落到共产党手里,长期坐牢,好不容易从监狱里出来,要求回台湾与家人团聚,台湾当局居然不准,怎么能使人不生气?他毫不含糊地说,他的病主要是气出来的。后来,依靠女婿和女儿的努力,得进台湾,临行在香港和我握别时,他非常伤心地表示:「看来,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我祝福他和家人团聚后逐步恢复健康。事实上,回台不久就辞别人世了。

徐应鹏在经港赴美时,向台湾申请过境台北探望一下儿孙,台湾当局不但不批准,相反地还延缓了应鹏大儿子一家人赴美的时间一年多。应鹏夫人张乐民幽默地说,大概是要给我们一点惩罚。应陇本人脾气极好,从不动怒,为此也忍不住骂一声:「毫无人性!」

政治这玩意儿,究竟有多少人性,本来就很难说。

更悲惨的是,所有要求从大陆回台湾的人,到达金门以后,全被国民党方面集中在外岛施行秘密的管训,勒令「交代问题」。共产党是规定任何一个政治犯,他们称为「反革命犯」,都要从八岁起作详尽的书面交代。而被释放返台的国民党官员则被国民党当局勒令交代被囚禁的全过程,而且要经过无数次的名为谈话、实为审讯的拷问。其实,两边都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国民党、共产党都是依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所以,我称他们为「难兄难弟」。这一套专政的把戏,说「一丘之貉」也好,说「难兄难弟」也好,总之,中国人同时经历了「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的考验,也许正是上帝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惩罚!

◆ ◆ ◆ 【以上内容完】 ◆ ◆ ◆

以上《红牢余生记》,标题为【析世鉴】制作组所拟,是以《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台北: 时报文化;1997年初版)上刊同名各章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网际网路首发【析世鉴】。

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

风雨苍黄五十年
作者:李慎之


一样是雄壮威武的阅兵,一样是欢呼万岁的群众,一样是高歌酣舞的文工团员,一样是声震大地的礼炮,一样是五彩缤纷的焰火……。一切都那幺相似,唯一的差别是五十年前我是在观礼台上亲眼目睹,而五十年后我已只能从电视机的屏幕上感受盛况。我已经是年近大耄的老人而且身有废疾,虽说还能站能走,但是要走那幺长的路,站那幺长的时间去观礼,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最大的不同是心情,是脑子里的思想,跟五十年前比,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

一九四九年我是二十六岁,临时受命去迎接据说是斯大林亲自派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那是当时唯一的外国来的贺客)。在天津迎到了贵宾,住了一夜,十月一日上午才乘专车到北京,在前门车站迎接的居然有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这样一些中国最高级的领导人。到贵宾下榻的北京饭店三加完欢迎的宴会以后,我本来应该回机关了,不料已经戒严,只得随代表团到天安门观礼。代表团的团长好象是上城楼了。其馀的人就由我们陪着在临时搭的西观礼台就坐。这样就从三点钟一直呆到十点钟。虽然几乎长达一整天,却是并无丝毫倦意,整整七个小时都是在极端兴奋中度过的。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阅兵式,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礼花,这样几十万热情的人群。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声音,甚至他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名单中若干委员的名字的声音。我不断回忆从延安走到北京一路的经历,回忆自小从启蒙到觉悟到三加革命的一切。我竭力想把当年的种种感受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也想起不久前政协会议通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铭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而热泪盈眶。想到毛主席十一天以前在政协开幕辞里讲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惊叹他说话总是那幺简洁,那幺有力,那幺响亮。但是,想来想去竟是 “万感填胸艰一字”,只能自己脑子里不断重复“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文字所能表达的”这样一句话。这种感情,到九点多钟广场上从匈牙利三加国际青年联欢节回来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带领着北京各大学学生涌向金水桥,向天安门城楼上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达到顶点。

我曾经长期感到不能理解“毛主席万岁”这样的囗号,但是这个时候我似乎理解了,接受了,我自己也想跟着喊了。

我自以为决然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感情结果还是有人表达出来了,他就是胡风。“十一”以后大约一个多月,《人民日报》就连续几期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他歌颂人民共和国的长诗,虽然我已完全记不得它的内容,但是却清楚地记得它的题目:《时间开始了》,甚至记得这五个字的毛笔字的模样。

时间开始了!我怎幺就想不出这样的文字来呢?时间开始了!我完全了解胡风的思想和心理。决不止胡风和我两个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门广场的每一个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从此彻底告别过去,告别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旧社会,告别落后、贫穷愚昧……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路,新民主主义的路,而后面还有更神圣的事业呢,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以后还要建设毛主席说的“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世界上只有苏联现在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有苏联作样板,我们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一定可以不久就赶上苏联,与它并驾齐驱,然后再把全世界,--甚幺美国、欧洲、印度、非洲……都带上由社会主义而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去。

时间开始了!我历来是不怎幺赞赏胡风的才气的,但是这一句话是神来之笔,怎幺偏偏是他能想得出这样的绝妙好词来!

我绝对想象不到,而且可以肯定胡风也绝对想象不到的是,不到六年以后,他竟被毛主席御笔钦点为“国民党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子,从此锒铛入狱,沉冤莫白者垂四分之一世纪。一直到一九八八年,也就是胡风去世三年之后,这个案子才得到最后的昭雪平反。

我当时绝对想象不到的还有,八年以后,从来没有成份问题,也与历史问题无缘,而且一贯被评为“模范”的我自己,竟被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右派分子”,照毛主席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反革命”,称右派分子不过稍示客气而已。

“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居然应验到了我身上!然而这还仅仅是开始。除了一九四九年的开国大典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九年的国庆。十年大庆,二十年大庆,我都在劳改中。三十年大庆,我记得没有举行。一九八九年的“十一”是四十周年大庆,那时距“六四”不过四个月,五月十九日下的戒严令还没有解除。北京的外国人几乎走光了。旅馆的空房率在百分?坐K九十以上。国庆那天白天是不敢有甚幺活动了,晚上则我以犯严重错误之身还有幸应邀三加在天安门举行的联欢晚会。凡出席的人都先要到机关集中,然后再坐小巴去会场,一路上要穿过许多大街小巷。我已久不出门,那天晚上才发现北京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灯火黯然,而且行人绝迹。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小堆六七个人坐着打扑克。人家告诉我,这都是“公安”的便衣。只有进入劳动人民文化宫转到天安门广场,才可能看到耀眼的灯光和盛装的男男女女。在观礼台上倒是见到了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大家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只是默默地观赏烟火,广场上的歌舞实际上是看不清的。四十年来,真是风狂雨暴、苍黄反复,不知有几个人曾经预见到。

现在是又十年过去了。国家似乎又繁荣了。就为准备这次国庆,据说就花掉了起码是上千亿的钱,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华。希特勒死了,斯大林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的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想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但是它国小民穷,因此这两天报上登的外国反应大概是可信的,那就是“国庆盛典、世界第一”。

观看庆典的群众肯定是高兴的,这样的大场面,人生那得几回逢?就是练队练了几个月,到正日子还要从凌晨站起一直站到中午的学生也一定是高兴的。小孩子、青年人最可贵的就是永远不败的兴头,不管多苦、多累、等得多久,多单调,只要一踏上天安门,就是一辈子的幸福了。

庆典的标语和彩车所展示的,电视上与报纸上所宣扬的,这五十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整个历史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

许多最重要的情都被掩盖了,埋藏了。五十年前,为了向天下宣告新中国建立后的大政方针。毛泽东写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很重要的一段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最初读到的时候,心头不免一震。但是马上就想,这不过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宏大气魄表达马列主义的一条原理而已。一直到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我才看到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后若干年,再回想在西柏坡的时候,听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敢于胜利”,“要打到北平去,打扫龙庭坐天下”;又再过若干年,听到毛主席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才憬悟到,其中有一个贯通的东西,有一个规律,那就是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角H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H腐败”。而那是我在开国的时候不但理解不了,而且想象不到的。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宣告不能“施仁政”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几乎没有间歇过。这些,按马列主义理论来讲,还算是针对阶级敌人的,但是一九五五年四月的潘汉年案和五月的胡风案(还未提至今没见人说得清楚的同年二月的高饶案)就已经反到自己的营垒里来了。偏偏就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发生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的事件,随之发生了柏林事件、波兹南事件,冲激波扩大,在下半年又发生了波兰、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觉得大势不好,又运筹帷幄,定计设局,“引蛇出洞”,在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公开宣布“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下半年就发动反右派运动,无端端地打从人民内部“挖”出了五十五万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右派分子。然后,乘反右胜利的东风又在一九五八年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运动,三年之内饿死了几千万人,为大炼钢铁而剃光了不知多少个山头,中间又为给大跃进鼓劲而在一九五九年发动了“反右倾运动”,反到了开国元勋、建军元帅张闻天、彭德怀这样的人头上。以后又因为伤害的人实在太多,经济实在太困难,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出来为毛打圆场,弥补一下错误,搞了一个三年调整时期,元气才稍有恢复。偏偏毛又怕把柄被人抓住而反戈一击,从一九六六年开始了大革一切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时间长达十年,当时八亿人囗中受牵累而遭殃者竟上了亿。斗争的矛头越来越转向内部,从刘少奇直到林彪,最后,刀锋甚至直逼现在已被某些人讥为“愚忠”的周恩来的头上,只是因为周毛先后谢世,斗争才没有来得及展开。

因此到一九七六年为止,共和国几近三十年的历史都可以说是腥风血雨的历史。毛主席一生的转折点就是胜利、建国,而是作为新中国的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从一九四零年开始就宣传了十年的“新民主主义”从来就没有实行过,毛主席后来说社会主义从建国就开始了。当然物质建设总是有进步的,几千年前埃及的法老还造了金字塔,秦始皇还筑了万里长城呢,何况人类的技术发展已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也已经搞了一百多年。

由一九七九年开始的邓小平时代靠着前三十年在毛泽东的高压统治下积聚起来的反弹力总算把这种高压冲开了一个缺囗,冤假错案平反了,经济活跃了,生活提高了,私人言论也确实自由了许多……。但是每一个有公民权利觉悟的人,只能认为体制实质上并没有变化,意识形态并没有变化,还是毛的体制,还是毛的意识形态。中国人在被“解放”几十年以后不但历史上传统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

邓小平冲破毛独裁而确立开放改革的路线确实立下了历史性的功绩,然而他在十年前调动部队镇压学生却是无可饶恕的罪行,我还清楚地记得“六四”刚过,四十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老朋友的(日本)井上靖发来电报说:“镇压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称为人民政府的;开枪射杀赤手空拳的学生的军队是不能称为人民军队的。”

遍及世界的谴责者还不能理解中国人民更深沉的痛苦:“六四”的坦克不但射杀了弄不清有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同时还压杀了刚刚开始破土而出的中国人民觉悟的嫩芽。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此几乎销声匿迹了。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表示过要改革政治体制的意图,也提出过一些很好的意见。但是“六四”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就完全停摆了。当局虽然有时也还说几句政治改革的话,如要实行“法治”之类,但是既然领导一切的党可以高踞在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独立,这样的话也就无非是空话而已。这就是为甚幺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后,经济改革虽然大大红火了一阵又归于蹭蹬不进的原因,更是民气消沉、人心萎靡的原因。

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三十年的极权专制,本来是中国脱胎换骨,弃旧图新的最重要的契机,也是权力者重建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或曰正当性)的唯一基础,可是在“六四”以后,竟然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十年来当然也出版了不少有关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的书,然而大多成了遗闻秩事,缺乏理解的深度,谈不上全民的反省,更谈不上全民的启蒙。

难道是中国无人吗?不见得。这主要是领导上禁止人们知道,禁止人们思考造成的。当局一不开放档案,二不许进行研究。它的代价是全民失去记忆,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在我们这一代是昨天的事,在今天的青年已懵然不晓,视为天方夜谭。掩盖历史,伪造历史,随着这次五十周年的大庆的到来而登峰造极。五十年间民族的大耻辱,大灾难统统不见了。这些大耻辱、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明明是毛泽东,但是一切罪过却都轻轻地推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直认不讳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几十年间月月讲,天天读的都是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指示,现在要把他一床锦被遮过,遮得了吗?别忘了: “莫为无人轻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

积重难返,二十年前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有何等困难?然而在这方面出过大力,立过大功,而且按照中国宪法曾担任过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胡耀邦、赵紫阳,连名字都在五十年的历史上不见了,甚至也当过两年“英明领导”的华国锋也不见了。历史剩下的只有谎言,然而,据说我们一切的一切都要遵从的原则是“实事求是”。

我们的导师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是一天也不能离开理论的研究的。”而我们居然生活在谎言中。没有理论的指导,我们又怎幺能进行改革呢?

日本对中国发动了那幺残酷的战争,犯了那幺大的罪,然而拒不忤悔,还要赖帐,装得没事人一样,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人的谴责。照说中国人对自己折腾自己的错误应该更加自知忏悔了,却并不。难道东亚民族都没有忏悔的传统和品格吗?

这次国庆还有一个极度夸饰之处,就是各种宣传机器都开足马力夸张中国的国力,甚至夸张中国的国际影响。《尚书》上说:“满招损,谦受益。”在中国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以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本来已经得到满足,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若不防止极端民族主义而放任它发展,实实在在是十分危险的。

今年不但是“十一”五十周年,也是“六四”十周年。为当局计,其实大可乘这个日子大赦天下,并且抚恤受难者,这样不但可以收拾全国人心,给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建立新的基础,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使中国的改革有更好的外部条件。然而他们竟视若无睹,轻轻放过。另外,就在今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法轮功聚众与打砸美国使馆两件事已足以证明党和政府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天之示警,亦已至矣”,然而我们的领导人却置国计民生于不顾,是事与愿违。

今年还是“五四”的八十周年,然而?坐郊|"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囗号,还有“个性解放”的目标并没有达到。今年上半年发生的“法轮功事件”既说明了科学精神在中国还远未养成,也说明了民主也没有在中国出现。处理法轮功的手段用的完全是毛主义的老一套。我完全不信法轮功的那一套,但是我坚决反对对法轮功的镇压。我知道同我想法一样的人是很多的。然而在各种各样的舆论工具中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民主和法治在中国是怎幺一回事了。

不论现实多幺令人沮丧,我还是抱着十年前由千家驹老人提出的“和平演变(或曰和平进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简单,不是和平演变,那就只有暴力演变或者暴力革命了。我这样的人已经三加过一次革命而且尝到胜利的滋味了。但是五十年的经历使我不得不认同三千年前伯夷、叔齐的话:“以暴易暴,未知其可”。全人类的历史都证明了人类的进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战争或革命很少能带来真正的进步。

因此,世人称赞的邓小平的“渐进主义”,我是赞成的。甚至在他进行“六四”镇压,我在明确表示反对因而获罪之后,也还常常在心里为他辩解。他毕竟是老经验,也许有他的理由,“以中国人囗之众,素质之低,问题之多……万一乱起来,怎幺办呢?”

但是,渐进的要义是要进不要停。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船到中流,在水中打转转是可怕的。

邓小平的遗训是“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确确实实需要稳定,但是,套毛泽东的一句话:以坚持改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停滞倒退求稳定,则稳定亡。

从“六四”到现在已经十年过去了。江泽民入承大宝,正位核心也已经整整十年了。虽然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无尺寸之功,但是仅仅因为“人会老”o条自然规律,他的龙庭已经坐稳了,中国已经没有可以向他挑战的力量了。如果他是一个“明白人”,现在是他可以以大手笔为中国,为历史,也为他自己建功立业的时候了。

既然邓小平能以三七开的评价对毛泽东明扬实批,给中国人大大出了一囗冤气,理顺了相当一部分政治经济关系,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开了一个好头。为甚幺你不能学他的榜样,在邓小平因为历史局限而不得不止步的地方重新起步呢?

既然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可以完全违反他自定的四项基本原则而说“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使中国经济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为甚幺你不能说“资本主义可以搞议会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议会民主”,给中国的政治改革打开一个新局面呢?

“六四”已经过去十年,邓小平也已死了两年。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不实行民主,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

我注意到江泽民现在也喜欢引用孙中山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问题在于要看清甚幺是世界潮流;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邓小平已经走出了决定性的两步,再走一两步,改革的大业应该可以基本完成了。以后的路当然还长,但是那是又一代人的任务了,是全新的任务了。

不要害怕会失掉甚幺。人民从来不会固守僵死的教条而只珍视切身的大利。只有大胆地改下去,你才能保住自己,而且保住邓小平、毛泽东和共产党。

有一个中国人自己立下的榜样,蒋经国就是在国民党□断政权六十年之后开放报禁与党禁的。十年过去了,国民党垮了吗?没有。当然,国民党要千秋万代是不可能的,变化是辩证法的铁则,对于一个革命政党来说,能完成和平交班,向宪政政府交班,就是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结局了。毛泽东早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已经预告了共产党的灭亡。在全世界现代化的浪潮冲激下,中国要开放报禁、党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能够吃准火候,抓住时机,顺乎大势,与时推移,就是中国传统中所说的“圣之时者也”。

毛泽东的名言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纪了,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着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会不会像五十年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

傅国涌:六十年,装修时代梦将尽

六十年,装修时代梦将尽

傅国涌

一

在鲜花、笑脸和举国媒体的众口一词中,盛典正大张旗鼓地展开。60年,一个甲子,多少的生生死死、荣荣辱辱,多少民族的苦难,多少次的浩劫都消失得干干净净,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60年来,这片大陆开满了灿烂的鲜花,男男女女都生活在蜜罐之中,绝对权力充满了荣耀的光环,一切都因着它的恩赐,一切都是它的创造,它无所不能、笼罩全地,它主宰万物苍生,生杀予夺,并用一切大话、谎话、极尽好听之能事的好话装饰起来,铺天盖地,日日夜夜地重复,谎言重复一万遍,于是就自以为成了绝对真理,至少在愚昧者眼中看为真理。

60年,一个王朝的60年庆典越来越近了,举世罕匹的阅兵式,用狭隘民族主义点燃起来的那种热情,都将铺开。王朝将骄傲地展示自己60年来的成功,60年来的辉煌,60年来的无往不胜,60年来的一贯正确、继续正确。在绝对权力的手里,历史真的像一团柔软的面粉,可以随意拿捏。60年来,这个王朝犯下的罪孽,这个王朝经历的曲折,那些血雨腥风,人民所遭遇的一切不幸,都被鲜花遮蔽起来,都被油彩涂抹了。其实,作为一个依靠暴力建立起来的王朝,早已走过了高歌猛进、从骨子里认定自己真理在握、代表着历史正确方向的时代,只剩下了装修,利益驱动之下的装修冲动。今日的权力集团可以称为史上最强大的装修公司,具有超级的装修能力,什么都能装修,也把装修当作了最高的政治追求。简而言之,这几乎就是一个可以用装修命名的时代,历史被精心地装修,现实正一天天地经历着装修,政治生活中满是装修,私人生活也处处在装修,人的本性经过装修,常常变得面目全非,连自己也不认识了。古老的大陆在修装中悄无声息地沦陷,我禁不住产生一个问号:装修,装修,在装修中生,也将在装修中死吗?

盛典,就是要通过展示自己的高、大、全,来展示自己的无限风光,在向大众显示统治的威严和不可挑战同时,向外部世界显摆武力、国力和人多势众,极权主义的心理总是要通过这样的盛典才能安定自己的心,让自己相信自己的强大,相信自己的稳定,相信自己永远不会垮下。总之,就是要不断以这样的仪式来自我确认,证明权力的在手。这样的盛典说到底只是一个装修工程,或者是一次小小的自慰,面朝世界的又一次意淫罢了。

60年,很长,也很短。对于任何个体生命来说,60年几乎就是接近一生了,60年,一个不遵从文明规则的统治集团可以犯下多少罪行,可以奴役多少生灵,可以糟蹋多少山河,可以毁坏多少文明,可以将一个庞大的民族翻几次烙饼。在漫长的编年史中,60年有时只能算一个零头,60年确乎太短暂了,如果没有足以引为安慰的制度建设,没有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带来真实的幸福,没有值得在未来夸耀的创造,在文明的尺度之下,60年完全可能只是一支插曲,一个过渡时代而已。历史之所以令人敬畏,就是它归根结底不是掌握至高权力的人任意书写的,一个腐败堕落的时代即使装修得多么漂亮,在历史中也只能是一堆粪土,它将被一层层揭穿,让后人看见其中的糜烂和平庸。历史的审判也许来得太晚了,在一个资讯如此现代化的时代,在一个民族再也不可能关起门来自我陶醉的时代,用不着等待历史事后的审判,就在权力致力于装修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写下自己对这个时代的真实感受,洞穿一切鲜花、谎话和大话,在可诅咒的地方击穿这个可诅咒的时代。

60年来,不断地有人这样做了,他们留下的声音就是最有力的见证,也是提交给历史法庭的最重要的证词。这些声音证明了一个民族的生命并不依附于王朝的生命,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乃是因为有这样的人,他们不屈从于骄横的权杖,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耳朵听,用自己的脑袋思考,他们在鲜花中看见骷髅,在盛世中看见朽坏,在不可一世的宏大盛典中看见衰微和凄凉。更重要的是他们总在为这个民族寻出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即便在黑暗中也要袒露内心真实的亮光。

二

1959年,红色王朝10周年,世人看到的是有盛大的阅兵式,许多宏大建筑的献礼,遍地的饥馑,饿死人的人祸却在暗地里悄悄蔓延。这一年,一位曾真诚相信共产党的许诺、与共产党携手打天下的民主党派要人在香港出版《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他叫周鲸文,曾是东北大学校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常委、副秘书长、东北总支部主委,他是1948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电召北上共商国是的8个人之一,其他7人分别是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陈其尤、郭沫若、茅盾,可见他那时在民主党派中的影响力。那次唯他一人没有应召,直到1949年3月才随民盟总部北上。他出席开国盛典,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在京8年,他的亲身经历使他做出了出走香港的决定,并写下这本书“向历史作证”。此书一经出版,就受到欢迎,半年内重版,而且出了日文版和英文版,受到海内外的重视。

周鲸文这本38万字的回忆录,将红色王朝第一个10年的真实内幕首次呈现在世界面前。他目睹了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司法改革、贯彻婚姻法、反胡风、肃清反革命……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每个运动几乎都浸透着血和泪,特别是他参加的司法改革运动,更使他看清共产党的本质。独占经济制度造成的铺张浪费和生产上的低效,特权阶级的奢侈腐化的生活服务,以及带给国人的灾难,都令他惊心。“人民公社”把善良的农民剥夺地一无所有,这是有史以来登峰造极的一幕。统一思想、指鹿为马和焚书坑儒带给文化上的浩劫,实际上没有等到“文革”,在第一个10年就已经展开。作为民盟的重要负责人,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有直接接触,对于他们如何利用统一战线的法宝,花言巧语骗取民主党派上船,与他们共建所谓“联合政府”这一幕看得尤其清楚。

就在1949年政协会议期间,在少数人聚谈,说到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问题时,江山在望、毫无悬念的毛泽东说:“在选票上每个人有自由选举权,在选票上圈定什么人都可以,不过他抹了不想选的人名以后,最好别写西门大官人。”在场的人因此纷纷夸冒幽默。就在这次会上讨论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其实所谓讨论,无非是在文字上的“之乎者也”之间,文本的内容都是不许删动的。会上代表发言,也都是先拟好,然后交大会主席团看过批准。共产党称这之为“新式民主”,特点是“背后协商”,具有特别的优越性。政协会议开过之后,毛泽东被拥上大位,那么多民主党派似乎太多了,他想取消一些,剩下民盟、民革、民建三个,计划将救国会、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和九三学社取消,合并到民盟,将致公党合并到民革。“后来毛泽东一想,这样合并于他一损,外边一定说他过河拆桥,拉完磨杀驴,因之他说:‘既然开销差不多,为何不多挂几个招牌,看来也火热。’”与那些转眼烟云的口号、文件不同,这些细节将永远活在历史的深处。从那时起,怀抱一脑子民主梦参加“联合政府”的周鲸文开始渐渐清醒,在未来的年月里,他进一步看清楚:“党是光荣、利禄、权力集于一身的,是一切私人利益的源泉;于是在红色政权下的人们,有相当数量的人像进党,而且是入了党。作了党员就一登龙门声价十倍,便处处有利可图,有权可施,有气可吐。”他于是选择逃离“虎口”,并把自己知道的这些写出来。

三

1979年,以“敢言”闻名的记者陆铿,应胡菊人之约,为《明报月刊》的“中共建政三十年专辑”写下一篇万言长文《三十年大梦将醒乎》。此文被称为 “三十年来反共最恶毒的一篇文章”,一经刊出,即引起轰动,台湾方面认为是了解大陆最有说服力之作,军方及时印发给军官阅读,美国国务院都来打听作者是谁。当时,陆铿初到香港,家人都还留在大陆,心有余悸,不敢用真名,署名“陈棘荪”。即使化名,他还是担心因此遭打击报复。结果传来消息,此文被邓小平看到,金口玉言说:“态度是好的,观点是错的。”陆铿回忆录回首生平,对这一幕记忆犹深。

文章说,三十年的岁月,两个字就可以概括:“血”和“泪”。“为什么共产党还不垮台呢?这是因为当前大陆上还没有一个成气候的政治力量,更不用说可与中共抗衡的政党了。……另外一点,不可忽视的,在大陆还有不少人对邓小平存着一定的希望。”陆铿对于镇压民主墙运动深感失望,“北京民主墙这把火,是大陆这个弥漫着冷漠、麻木、不信任的社会主义沙漠中难得找到的一小块绿洲。……是中华民族的尊严与自信尚未被毛泽东毁灭的一点象征。……这难道不正是邓大人所应该珍视的吗?”他毫不讳言地指出邓的局限:“邓小平虽然早年在法国留过学,吸收了一些民主自由思想,但他到底还是共产党人,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一套东西,渗透了他的灵魂。对于毛泽东的胡搞一气,他是反对的,但对于共产党的一套,他还要坚持。”邓在1989年的抉择可以为他的判断做一个最有力的注脚。

陆铿以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不仅对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特别是“走后门”现象,和只求保官位、为自身牟利的庞大干部集团,做了深入和清晰的分析,而且看穿了中国问题的本质,“其实最主要的矛盾还是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变革和中共坚持四个原则的矛盾。即民主和专制或曰独裁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将支配今后大陆的形势。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是中共领导层。随着中共领导层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灵活运用,矛盾将时而尖锐,时而缓和。”这一判断,时隔三十年仍不失现实意义。

四

1999年10月1日,76岁的李慎之写下他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以及对历史的一点卑微的祈求,就是实行民主。他希望掌权者主动推行政治改革,学习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在市场经济之外引入议会民主,他认为条件已经“烂熟”,也是中国最理想的前途。

此时,红色王朝已经褪色,如果说50年前周鲸文出版《风暴十年》时,那还是一个鲜红欲滴的时代,到30年前陆铿写下《三十年大梦将醒乎》时,红色依然但已渐渐干枯,等到10年前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一纸风行,红色已变成了灰色,王朝所标榜的“主义”已是挂羊头、卖狗肉,实用主义成为时代最高亢的主旋律。

一本书,两篇文章,穿越10年、30年、50年这三次盛典,一次次击穿了盛典的华美、堂皇和雄壮,击穿了权力用意识形态谎言和刺刀精心装饰起来的层层彩雾,击穿了皇帝的那件新衣。所以,一经问世,无不洛阳纸贵,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们说出了许多国人心中想说的话,因为没有言论自由,多数人缺乏表达的机会和勇气,而他们正好将这些郁积在人心深处的话公诸了传媒。

历经多少年的风雨剥蚀,这些文字仍冷冰冰地挺立在那里,散发着青铜的幽光,一次次将一个自以为是的王朝、将那些以为拥有权力就拥有一切的人,赤裸裸地钉在历史的墙壁上。每一个读者、每一次的阅读,都是它们的复活,每一次的追念、回想,都是对王朝的一次鞭挞。这是文字的力量,更是人心的力量。这是现实的审判,这也是历史的审判。

60年来,从周鲸文到陆铿到李慎之,我们可以发现,王朝10年盛典时,将真面目揭开,呼吁中国人重新举起民主旗帜的是一个民主党派人士。30年盛典时,直面现实、说出真话的是一个出身于国民党《中央日报》、在共产党监狱里熬炼过的新闻记者。他们本来就是追求民主、自由的,有这样的认知,做出这样的见证并不奇怪。等到50年盛典时,站出来的却是一生追随共产党,在这个集团里成长起来、曾居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位的李慎之,他的文章之所以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经历,他的体验,他在这个体制内部看清了历史的脉络,哪怕他对周恩来、邓小平这些掌权者怀有好感,他的真话却更有份量,更具杀伤力和感召力。

还有一点不能不注意的就是时间的变化,1959年周鲸文的书在香港出版,在海外流传,大陆的读者很难看到,完全被挡在了外面,没有在本土产生应有的影响。1979年,大陆改革开放之初,陆铿的文章在香港发表,也很难传进大陆,在最值得看到的读者那里引发巨大的共鸣。等到1999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借助神奇的互联网,方便的复印手段,李慎之的文章到处流传,许多老人为之泪下,许多年轻人为此激动。掌权者虽然懊恼,却也没有对他怎么样。毕竟是灰色的时代了,一个体制内的反省者,可以凭良心说真话,而且也不会因此招来莫测之祸。这是1979年、更是1959年所不能想象的。

离开李慎之老人在北京的一盏孤灯之下写下《风雨苍黄五十年》之日,又是整10个年头了,李慎之已在6年前告别人世,带着未尽的心愿。他没有看到这个灰色王朝的落幕,没有看到他经过无数千回百转的人生忧患,在绞肉机里绞过,终于想明白的民主价值在中国初步确立,他没有等到这一天。

值得欣慰的是,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它最终是否给这个古老国家带来命运的转机,还不能下结论,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华民族自我解放的进程中,互联网是目前可以依赖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平台,王朝早已察觉互联网是把双刃剑,所以才建立了庞大的网警,建立了试图将中国互联网变为局域网的 “金盾工程”,试图以网络防火墙将自由的信息隔离在墙外。

令人忧虑的是,在李慎之身后,掌握权力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进一步急剧膨胀,腐败已经渗入骨髓,在现行体制下无药可救了,贫富分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既得利益集团除了捍卫既得利益的决心之外什么也无暇顾及了。面对此起彼伏不满的声音,胡萝卜、大棒齐飞,利益收买和秘密警察、镇压机器并用,通往政治改革的窄门紧紧关闭,社会的繁华表象之下处处隐藏着危机,社会的正气一天天消解。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了这个庞大的国家,让它无法转身,只能坐等末日的来临。除了做些修修补补的装修工作,灰色王朝已经力不从心。或许有人把三十年来的经济成长归功于这个王朝,即使不计算既得利益集团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心态支配下,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毁坏,那也只是王朝为社会松绑带来的自然结果,本质上还是获得经济机会的民众自身的创造。

我不知道王朝的尽头在哪里,不知道这个王朝轰然倒塌的时日,但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天总要到来,早晚而已。我只知道,人比王朝更宝贵,每个有血肉的生命都比一个王朝的生命更宝贵,王朝的这一页注定要翻过去,王朝的时代必然让位于人的时代,以选票而不是子弹来定胜负,人权高于党权,这是普世文明的法则,中国也不可能例外,拖只能拖一时,不可能拖永久。我相信,一个已进入装修时代的王朝,它的梦将要做尽。盛典的表演就让它去表演吧,戏总要落幕的,没有一场戏可以永远地演下去,没有一个演员会永远站在舞台上,总有曲终人散时,就像梦总要醒的,倒计时已经开始。

2009-10-04

国际各国媒体评论中共建政六十年“庆典”

国际各国媒体评论中共建政六十年“庆典”

诸哥 @ 2009-10-3 20:42 引用通告 分类: 新闻纵览


  《汉和防务评论》发现,北京“十一”阅兵式展示的武器,很多武器装备几乎都是俄罗斯同类武器的仿制品,包括飞越上空的各式战机,“俨然像70年代至90年代莫斯科红场阅兵式的北京版”。图为北京十一阅兵现场。(AFP)

  国际媒体评论中共建政60年“庆典”

  10月1日,中共隆重举办建政60周年阅兵庆典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国际社会当天纷纷发表评论:

  纽约时报:阅兵炫武力 缺乏核心价值观

  美国最大的报纸《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中国自豪的一日但意识形态缺失》的文章,报导和点评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阅兵式和庆祝活动。

  纽约时报报导说: 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星期四为自己举办了一个规模巨大的精心编排生日派对。不过,纽约时报指出,繁荣只是一种状态,而并非价值。

  纽约时报援引北京人民大学教授张明(音)的话说:“中国已经没有意识形态了。政府没有任何思想。人民也有没有思想。政府之所以在台上,是因为他们可以说:‘我可以让你们每一天生活得更美好。我可以给你们稳定。让我掌握权力。’ 不错,只要他们能够使人们生活得更好,那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有一天他们无法做到那样,中国会发生什么呢?”

  纽约时报指出,官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革命斗争理论,尽管还在大学的课堂里讲授,但除了极小部份坚定的信徒之外,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只是党的空洞乏味的宣传而已。

  华盛顿邮报的关于“国庆”的特别报导是这样结束的:一名警察用话筒向聚集在现场几公里外的一群北京市民大喊:“回家去。马上离开。回家看电视!”

  基督教箴言报: 60周年阅兵 老掉牙庆“新时代”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导称,中共政权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60周年阅兵仪式上,希望传递的讯息之一就是“改变”。整个仪式的表面安排都希望呈现这个“改变”的形像。但实质上,这个盛大阅兵恰巧反映出了中国没有改变的方面。

  文章称:游行还以花车代表工业力量,尤其是当“模范工人”进场时。而数千学生手举彩色方块在头顶,拼写出变化的标语,这些标语与五十年前的相仿,如“听党的话”、“社会主义好”、“爱人民”等等。

  评论称,这些旧式的标语,甚至不如1984年那次的游行所展示的标语有些另类而大胆,因为其时正开始推行自由市场改革,有的花车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周四的阅兵对外国人来说显得有些“向回走”,奇怪地,现场直播中中共的某些成时就没有对外国人播放。

  当“民主”花车经过时,人民大会堂的模型放置其中,这时中央电视台的英语评述中断了,而国语评述仍然继续,谈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式民主正欣欣向荣”,“法令正被有效执行”等。

  汉和防务评论:缺乏原创

  《汉和防务评论》注意到,北京“十一”阅兵式展示的武器,很多属于仿制品,很多武器装备几乎都是俄罗斯同类武器的仿制品,包括飞越上空的各式战机,“俨然像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莫斯科红场阅兵式的北京版”。

  此外,汉和还注意到同时出现的还有美军悍马越野车的仿制品。

  泰晤士报:战争中的城市

  英国《泰晤士报》报导说,国庆的北京就像战争中的城市,全副武装的军人和特种警察四处巡逻。9月 30日日落时分,街道上已经清理的空无一人,天安门广场附近只剩一对对荷枪实弹的士兵,扛着带刺刀的冲锋枪,背靠背站立,处于警备状态。身着黑衣的特种警察带着攻击犬和装甲车守候在王府井。整个游行路线的沿途街区空无一人。

  这个60周年活动,正如奥运会,对普通民众而言,被认为是官方制作的一个电视节目。居民已被警方告知必须囤积食品,因为活动期间他们不准离开自家的住 宅,不准接待客人。住在高层楼房的不准打开窗户,不准走近阳台。

  英国BBC:“女民兵方队涉嫌造假”

  英国BBC报道说,在接受检阅的徒步方队中,最吸引眼球的则是身穿红色裙子的女民兵方队。有观察人士指出女民兵方队涉嫌造假。有些参加检阅的女民兵根本没有放过一枪,也没有甩过一颗手榴弹,其中有人是奥运期间的模特和礼仪小姐。官方的中央电视台称她们成功地完成了“从猫步到正步的转换”。也有专家对女民兵的红色服装表示异议,认为这种颜色打仗时容易暴露目标,导致不必要的伤亡。

  日本《产经新闻》:“不会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警戒感”

  日本《产经新闻》社论指出,中国虽经济成长但国内问题和矛盾堆积如山,贫富悬殊和官员腐败造成民众不满,西藏和新疆的暴动接二连三,胡锦涛政权在9月中旬的中共第17届四中全会对民众不信任党虽表示危机感,但未能提出有效的对策。

  社论还指出,中共强调坚持一党独裁,并加强控制,这种作法将无法恢复民众对共产党的信赖,也不会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警戒感。

  法国《世界报》:“中共官方在多事季节呼吁十一前人民保持团结,不是偶然的。”

  法国《世界报》发表文章指出, 尽管遭遇世界性经济危机,国内亦有社会动乱隐患,但是中共当局依然依照十年一大庆的做法,而在10月1日隆重举行庆典, 但采取了非常严厉的保安措施。

  这片记者魏菲利普的文章说:“中共当局为当天的庆典颁布前所未有的严厉小心措施,只有精心甄选的观众可以前往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欣赏游行,人们建议北京人最好留在家里从电视上观看国庆游行,政府机构严格规定9种行为将受到严厉制裁,包括强行越过警方路障,私自燃放焰火,从事贩卖徽章...一些北京人爱好的放鸽子也被禁止,阅兵期间北京实行空中管制,北京机场停飞一切航班为阅兵航空表演让路。”

  世界报又说:“尽管戒备森严,北京还是发生了几起安全事件,由此还增加了对安全的紧张。10多天前,两个喝醉的人就在世界上安全检查最为严厉的天安门广场旁边一个商业闹市刺伤两名安全保卫人员,在人群中造成恐慌。当局随后禁止超市和商店出售水果刀和菜刀。几天后,另一个人用刀轻度刺伤了一名法国游客,但受伤者还是被短时间送往医院。”

  世界报结论说:“中共官方在多事季节呼吁“十一”前人民保持团结,不是偶然的。”

  德国《世界报》:做法照抄苏联

  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前夕,中共中央规定了五十条口号。德国《世界报》告诉读者,这一做法原来照抄苏联,从1949年延续至今,只不过口号内容有了变化:

  世界报的文章指出:“一句拼凑起来拗口难懂的口号列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教父,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党的前首脑江泽民以及胡锦涛。这些上层建筑的理论杂乱无章,其继承人采用了集思广益的'头脑风暴法'呕心沥血想出了这五十条原则式口号。”

  文章又说:“十年前,北京的党至少还让人民呼喊'政治体制改革'的口号。今天,人民只能祝愿在所谓'伟大的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人大、多党协商体制和'社会主义法制'万岁。回顾1979年,那时的26条口号看来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激进。当时有两条口号:'法律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压制批评可耻'。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和谐政府再也不愿提及这样的说法了。”

  《法兰克福汇报》:在中国,历史成了一个问题

  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前夕,名为《辉煌六十年》的展览在北京展览馆开幕。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驻北京记者前往参观后,认为这个展览“缺少自我批评的声音”:

  文章写道:“对历史问题的讨论最多只能秘密进行,对令人不快的事件仍然闭口不谈。相反,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掌权的共产党把这六十年表现为持续向上的历史。位居首位的是所谓的爱国主义和国家统一,而不是诚实地正视历史。”

  文章继续写道:“许多历史事件仍然是禁忌话题。展览会入口处的展示板上标出了精心挑选的1949年以来的大事,中国的历史看起来就像是共产党一次又一次党代会的历史。1956至1966年统称为'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对此期间残酷迫害所谓的右派份子一事讳莫如深,五十年代末期的饥荒也没有提及,只有无法否认的文化革命暴行作为'严重的灾难'受到谴责。”

  文章又说“1989年的学生运动及受到镇压一事也被隐瞒起来。一切试图' 重新评估'这一事件的努力都遭到打击,因为重新评估会动摇现行政策和体制。批判式的反思没有立足之地,由于不正视历史,今天中国的日历中增加了许多历史性的'麻烦'日子。所以,某个这样的日子到来之前,国家政权通常就会变得十分神经过敏,现在'十一'之前就是这样。在中国,历史成了一个问题。”

  路透社:“执政者对稳定现状并不自信”

  路透社10月1日发自北京的专稿指出,一个如此盛大的阅兵庆典却没有观众,自称强大而亲民的政府,却对任何可能质疑当局的事件草木皆兵,“十一”前充斥北京的紧张气氛,“稳定压倒一切”卷土重来,中国上下全面防御的架势显示执政者对稳定现状并不自信。

  法新社:“中共看到执政地位受到威胁”

  法新社注意到,在中国“十一”庆祝建政60周年之际,经济腾飞的中国,仍面临诸多挑战。乡村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高龄化,数十年来一味追逐效益,忽略生态平衡的后遗症等,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呈规模扩大、对抗明显增强的趋势;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大规模暴力冲突与示威,在当地汉维两族心中划下深深的伤痕。再加上中共信仰约束失效,执政60年后,中共看到执政地位受到威胁。

来源: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09/1002/article_14588.html

2009-10-01

冉云飛:為六十年來的冤魂默哀

为六十年来的冤魂默哀
十月 1, 2009

一:二十世纪上半叶日寇凌侵,俄帝欺骗和逼迫,给吾国带来深重的灾难。但对这两个国家,六十年来中国有何较好的研究吗?真是愧对那些无辜的惨死者。日寇武力相侵,俄帝则培养自己利益的代理人,二者合力使得中共坐大,一党而发国难财,这方面的著述可参看谢幼田的《中共壮大之谜》、陈永发《红太阳底下的罂粟花》。

二:我们应该记住同胞之间的杀戮——国共内战,而官方谓之“解放战争”实属洗脑——造成的数百万人死亡的人间惨剧,这种家国之痛我们应该永远记取。建议大家阅读龙应台先生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里面曲尽六十年来中国包括港台及许多海外华人的内伤。

三:六十年了,多少冤魂沉没,多少家庭隐痛巨伤,让我们记住这些无辜的死难者,看看黄河清先生的《1949年后遭中共整肃杀戮者名单表略——国殇祭》。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z_special/2009/10 /200910010252.shtml。

四:让我们向历次政治运动——思想改造、清匪反霸、三反五反、批胡运动、胡风集团、工商改造、反右运动、社教运动、大跃进、大炼钢铁、民歌运动、三年大饥荒、四清运动、文革、八三年严打、八九屠城、法轮功迫害等——的受难者及其家庭表示我们的悲悯与哀悼。

五:一些著名的运动,现在已有些学者有不错的研究专著,虽然还有许多缺失,但荜路蓝缕之功不可湮没。反右的有丁抒;文革的宋永毅、王友琴;六四的有吴仁华、丁子霖等;三年大饥荒的有杨继绳、贝克;个案的则有如戴晴新著《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等。

六:要了解近现代历史的整体真相,建议朋友们阅读如下书籍。徐中约《中国近代史》、刘青峰、金观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多卷本(此书我尚未读到,但其中有高华这样的学者参与撰述,应该有可观之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周化佑《“文革”造反派真相》等。

七:寻求真相,彰显正义;追求自由,推进民主,才是我们哀悼几千万同胞非正常死亡的动力。我们应该持之以恒地要求官方就这样的灾难道歉、忏悔、赔偿,以弥合整个社会及民族的巨创和伤痛。给死者以安宁,给生者以安慰。累累白骨、无数冤魂上的庆祝,是一种张狂、颟顸,会给整个国家和民众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

2009年10月1日8:59分于成都

2009-07-22

五百年来最黑暗的一天



作者:冉云飞


据天文方面的专家说,今天日全食面积广、时间长、够黑暗,可谓五百年来难得一遇。可惜成都是阴天——似乎大部地区都是阴天,蜀犬吠日是四川比较黑暗的隐晦说法——其黑暗程度超过日全食,所以没办法与日全食比较谁更黑。你要黑起来,连日全食都不与你争锋,要多牛多黑才可以把日全食吓退啊。



心花社要把全球管起来,真理部要把太阳系管起来,所以日全食他们也要给宇宙发一个最后的通牒,以此警告民众不得有乱世末朝的乱想。如果你只是迷信“伟光正”,那就没问题,你迷信日全食那是很不科学的,你把“伟光正”相信到科学的程度就很科学了,比如钱学森的亩产万斤就是迷信“伟光正”后,得出的伟大科学成果。钱学森不获诺贝尔科学奖,完全是评委会成天被日全食罩住了眼、蒙昏了头,受损的是诺贝尔的名誉,丝毫无损钱学森对“伟光正”的忠诚。



中国历史上出现包括日全食在内的天文异象,那些皇帝都要下罪己诏,检讨自己如何亏待小民,做得不好。这不仅很不科学,而且有做秀的嫌疑。还是像天朝真理部,下发文件把宇宙管起来更科学更省事。像太阳和月亮这样联手起来,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应该跨宇宙追捕,将他们关押起来才是,免得损害中国稳定的大局。如果太阳和月亮上饭否发消息喊冤的话,那就直接让他们吃不成饭得了。你搞日全食,我搞信息全食,让真相全失!天狠地狠不如中国的官方狠。



既然没法跟“伟光正”玩黑暗,那我们也就不必太正经,下面摘抄一些与日全食有关好玩文字,没有署名全是我被日全食遮蔽了瞎搞的。



一: 向组织汇报:境外反华势力和太阳月亮联合起来干涉中国内政了!RT @mingpaocom: 即時新聞 日90歲老太太抵上海追日 日本一名90歲「日全食」發燒老太太,成為上海虹橋邊檢站近日見到最年長的「逐日族」。 http://bit.ly/1zP2zC



二: 即将到来的“日全食”事件,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太阳,煽动不明真相的月亮,利用地球自转和公转的机会,实施的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破坏中国稳定的颠覆活动。全中国人民强烈抗议太阳和月亮干涉中国内政!——略改网友“民主”语



三:@blogtd 经查,地球卫星月球未经依法登记,进行非法日食活动,宣扬迷信邪说,蒙骗众星,挑动制造事端,破坏太阳系社会稳定。据此,依照《管天管地管太阳系管理条例》有关规定,认定月球及其操纵的日食为非法行动,决定予以取缔。   中华和谐国真理部



四: RT @lianyue: 今日中国,是500年来最黑暗的一天。——且慢抓我,说的是7月22日日全食。



五: 79位下过罪已诏的皇帝,号召不了60年的“伟光正”。太阳与月亮罪大恶极,它们蓄谋已久,制造了500年来中国最黑暗的一天。



六: 同志们晒黑了,首长更黑;日全食黑了,中国更黑。首长和中国都很吓(读若黑)人。



七: 中国从来不缺黑暗,日全食你来瞎凑什么热闹啊。敢来与中国比黑暗,你真是太自不量力了。



八:你搞日全食,我搞信息全食,让真相全失!天狠地狠不如中国的官方狠。



九:RT @nonay09:天天日全食,日日暗无天日



2009年7月22日8:57分于成都阴云密布中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

2009-07-18

谁是爱与公义之敌?

作者:冉云飞


7月14日北京公盟法律中心被北京国、地税两局顶格重处高达142万元的罚款,7月17日北京市民政局宣布取缔公盟法律中心。我曾说过,中国一些政府部门包括警方,他们威胁民众干坏事的效率,恐怕当数世界第一。北京国、地税两局和民政局再一次证明我的这一个基本判断。



公盟法律中心为何遭到官方这样的忌恨呢?查找他们缴税漏洞和宣布为非法组织,都只是他们整肃公盟中心的借口。因为公盟中心是由一批在当今中国颇有法律良知的人所参与的一个非赢利性的公益组织,他们参与了大量的推进中国法律实践、宪政建设的温和理性的努力,承办了不少棘手的维权案件,为广大的底层民众维权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这正是他们获罪的因由,因为官民冲突在很多时候已经严重到冰炭不容的地步,你为了民众必然得罪各级政府部门。并且由于他们为各地民众维权,间直或直接地给为恶的各地政府“增添了麻烦”,壮了民众的胆,使得政府认为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从而怀恨在心。嗣机报复,是官方久有的想法,这次的处罚与取缔并非他们的突然心血来潮。



众所周知,一个社会没有民间社会的良性发展,没有民意自主生长的自由空间,这个社会必然死气沉沉,必然是一个没有任何创造力的专制社会。官方为了垄断社会资源,严控争取自由和自身利益的民间组织,对民间社会的良性生长和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采取种种制肘措施。他们从恶政(恶性政策和恶法)等许多层面来杜绝民间社会和民间组织的正常生长,如限制志愿者机构、NGO组织、民间非赢利组织、民间社团等的申请与办理。如公盟法律中心去申请成立非赢利的NGO组织,他们不会批准,而不批准你又要运营,那么你就是非法组织;倘使你在工商注册非赢利组织,那么你必须为你不赢利的事业缴税,并且为稍有疏忽(或者怠慢)的行为受到重处。公盟法律中心,就是在这种两姑之间难为妇的艰难环境中运营,而最终被处以重罚的。



且不说北京国税、地税的顶格重罚,如何不近情理,单是他们通过民政局来取缔公盟法律中心,就是典型的违法。因为公盟法律中心在工商局注册的非赢利性公司,即令判违法,也不应由民政局来违法执行。这样违法执行,除了彰显他们行政错乱、违法乱纪外,更显示他们快速扑灭公盟法律中心的声势气焰。他们对自己成为爱与公义之敌,毫不在意,强硬傲慢,民意和法理在权力那里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配角。可以说,为了堵住公义与爱,他们已经荒不择路,已经悖逆法律天理于不顾,哪怕与更多的民众为敌,他们也在所不惜,其强横的面目只是官方一惯作派的进一步延伸。在面对民众权益意识高涨的今天,官方不仅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更兼有得寸进尺的僵化强硬,这实非中国社会之福。



中国有一些不错的民间公益组织,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但可以说,就其影响力,都不如公盟法律中心这样有影响力,让官方如芒刺在背如骨鲠在喉,必欲除之而后快。像许志永、滕彪、田奇庄、李和平等人,都是难得的参与中国社会进步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温和、理性、务实,对实现矛盾重重、如坐在火山口的中国社会之软着陆,出力尤多,却受到官方如此打压。就像去掉一辆车的减震器一样,任随你怎么前行,都会面临颠簸不堪的命运,这便是官方公开悍然与爱和公义为敌的代价。官方应该深知,民众(包括许志永等人)争取自己权益、热爱民主自由的努力,不会因公盟法律中心受打压而停止。任何不公不义,只会激起民众更多的不屈不挠的抗争,不谓言之不预也。





延伸阅读



田奇庄:“两税”顶格重罚 公盟命悬一线。http://www.china-week.com/html/5184.htm。

许志永:苍天在上——公盟要被处罚142万多元。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aoluo/archives/306048.aspx。

许志永与黑监狱。http://www.youtube.com/watch?v=HZxHCllm6Bs&feature=related。

扣著腳鐐跳舞的中國律師。http://www.youtube.com/watch?v=GT85zUhJ6fw&feature=related。



2009年7月18日8:33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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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10

钦佩和声援伊力哈木

作者:冉云飞


以前对伊力哈木,没有半点了解,“维吾尔在线”也不曾去看过,真是惭愧。虽然我也是少数民族,但我们那里汉化程度相当高,自己所受教育也是全汉语教育,所以对族别的认同感远不及通过双语教学的民族那样敏感。老实说,我当然认为民族要有适当程度的保护和政策倾斜(我理解张承志的心情,但不赞同他关于民族问题的许多看法),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在民主自由制度的保障之下,实现各民族的完全平等和民族自治,使得他们获得自由、平等竞争的机会,使他们获得对自己宗教、文化、习惯的认同机会,而不是被官方打压。只要有平等、自由的竞争机会,有良好之制度保障,任何民族都不需要那种被夸大了的温室保护(何况所谓的保护,其实很多是口惠而实不至的压制),不要低估一个民族能生存几千年都能不被汰弃的顽强生命力。



黄章晋兄写苏联和新疆的文章别具只眼,史料丰富,判断恰切适度。这次新疆事件后,大家在把他的旧帖翻出来推荐的同时,也期待他有新作来表达一些看法。果然,今天他写了《再见,伊力哈木》(上),不出所料,是识见俱佳的雄文。他所写伊力哈木对民族问题的见解,对新疆问题的看法,就展现出来的部分,我无不同意。尤其非常赞赏他如下的看法:“伊力哈木一直坚持认为,维吾尔人追求平等自由的愿望,完全不能脱离汉族人实现自由民主的进程,两者必须是紧密结合的。维吾尔人今日的处境,正是整个中国缺乏民主,缺少自由的产物,只有汉族人也实现了自由民主的愿望,维吾尔人才有可能获得自由民主。”这和两天前《一位新疆人对新疆问题的看法》里的朋友的见解,如出一辙,尽管他们俩并非同一民族。这说明在有远见的新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中,把解决民族问题和矛盾,纳入了与汉族人民和其他地区少数民族争取民主自由的共同呼声之中了。



没有谁觉得民主自由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民主自由制度的确是解决诸多社会问题较为有效而人性的制度。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民主自由制度是诸种通过和平努力而实现的利益博弈的渠道中,最为民众珍视和接受的渠道。令人欣慰的是,藏、维等少数民族中的知识精英,他们不仅珍视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更从现实的角度来进行相当理性的考量,即把自己争取民族利益的诉求与中国民众争取自己民主自由的进程诉求结合起来,他们看到了大家共同的“敌人”是专制制度,是独裁政府。与此同时,他们中一些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从民族发展、保护以及更多利害冲突来考量,主张民族自治,但反对民族独立。这种理性务实的看法,往往会两面不讨好,官方会认为是闹分裂,而本民族中更激进的分子则认为他们与虎谋皮,是软蛋。即便如此,他们依然理智地坚持自己的看法,但令人遗憾的是,官方不仅不考虑这种温和理性声音的用心良苦,反而出于强硬、呆板、僵化、死要面子的角度来弹压他们,使得那些建设性的声音无机会出笼,更无机会在现实付诸实施的可能。这种短浅有害的做法,真正给民族中激进的声音和势力以更多的口实,官方变态的维稳,其实更多时候是把民族分裂推向不可挽救的深渊。



准此,我认为官方在如今新疆问题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应该重新仔细地审视像伊力哈木这样理性务实、温和建设的知识分子的意见,绝不应该将这种声音打入冷宫,并将持有这种见解的维族知识分子投进监狱。伊力哈木在维族知识界有相当的号召力,就是我们这些外族人看了他的见识和眼界,也禁不住赞叹认同。我觉得他的见解,对于各民族利益的交集认同、国家归属都有相当大的好处,官方切不可坐失像伊力哈木这样有搭桥功能的维族知识分子的努力。要敉平维族和汉族现在的矛盾,除了制度解决、官方务实外,维族中有威望的人来喊话,具有最大的粘合剂功能,漠视这一点将犯相当大的错误。现在纳入官方体制中的许多维族官员和维族知识分子,其对稳定维汉双方关系的功能固然不能抹杀,但像伊力哈木这样独立正义的知识分子的能量,那不是体制内花瓶型官员和知识分子所能代替。因此,我认为官方应该及时释放伊力哈木,以争取更多的维汉修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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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章晋:再见,伊力哈木(上)。http://www.bullogger.com/blogs/huangzhangjin/archives/304978.aspx。



2009年7月10日9:30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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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03

上海大楼倒塌处理方案(内参)

作者:韩寒

经过市政府相关部门和专家的调查,莲花南路莲花河畔小区倒塌鉴定报告如下:

1:经过鉴定,该楼属于自杀,于政府相关部门没有关系。

2:该楼自杀的原因是两侧压力太大,也就是说,该楼生活压力太大。

3:经过鉴定,该楼建筑符合要求,也就是说,该楼生理过关,心理不过关。

4:经过鉴定,导致该楼倒塌的重要原因是,该楼一侧堆土十米,另外一侧开挖四米,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内部参考:该原因公布时候注意专业术语,一方面要防止恐怖分子用同样的方法,在延安西路停十台压路机,然后在北京西路挖一个洞,导致市委市政府大楼崩塌,另外一方面要谨防境外的不法份子利用这份报告,联想到三峡大坝蓄水和汶川地震之间的关系,借机散播反动言论,蛊惑群众)


后备方案——该楼倒塌的原因是有人在楼内蓄意纵火,烤化地基,纵火者已经当场死亡,烧为灰烬。

后备方案2——该楼倒塌的原因是有人在楼内刻意开挖,挖歪地基,破坏者就是那天当场死亡者。

后备方案3——该楼倒塌的原因是因为四川余震,该楼正好处于余震的波峰中一个特殊频率中,导致倒塌,于建筑质量无关。

(会议记录:秘书小张提出,该楼于6月27日倒塌,余震发生在6月30日,我们认为问题不大,必要时候联合相关部门和宣传部门,造成该楼是于6月32号倒塌的事实)

后备方案4——该楼其实是因为市委市政府要做到“绿色世博,绿色小区”的概念,要求该小区拆除此靠江楼房作为绿化,因为事先沟通不够,导致群众的误会。市委市政府在拆除工作中,用了最为先进的无痛无伤拆除手法,响应了国务院有关节约的号召,这栋楼将通过黄浦江,被整体运输到指定地点,竖起来又能继续使用,在爆破领域开创了先河。


舆论配合:

1:拨款0.5元乘以15天乘以10000条等于75000元,用于网络留言宣传。主要集中在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等门户网站,为了避免浪费,人民网和中华网不需要投入宣传,已我们上级部门的长包了。

2:组织SMG集团相关领导开会,开会的主题是,如果房价跌了,你们的房子和你们二奶的房子将严重贬值。让SMG领导认识到事态的发展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从来从本质上杜绝管理的漏洞。

3:组织专家,写稿一百篇,内容是《楼市回暖不会因为个案而阻挡》,突出主题,楼市下跌将危害到老百姓的利益,严重影响到上海作为国际都市的形象。相关切入点:

楼价大涨,你的楼也大涨了,你赚到钱了

楼价大涨,大经济也变好了,你赚到钱了

楼价大涨,穷人们不敢来了,社会更安定

楼价大涨,世博会的时候更有面子了。

4:最后用我们强大的宣传资源,等待上海第一例甲型流感死亡,马上转移视线,但是注意要提到,随着病毒的越来越强大,所以以后躲在家里的时间可能越来越多,还是建议广大市民积极购房。

5:在绿坝系统中新增屏蔽词,屏蔽词如下:“上海”“楼”“莲花”“搞笑”。

(会议记录,潜在不满者:卫慧和安妮宝贝,因为卫慧写过一本书叫《上海宝贝》,安妮宝贝写过一本书教《莲花》,将同时被屏蔽。处理方法:启动强大的宣传机器,造成卫慧写过一本书叫《安妮宝贝》的事实。)

2009-06-29

冉云飞: 薄瓜瓜应该到幼儿园回炉

像薄熙来、薄瓜瓜这样的太子党后代,他们行事说话满纸荒唐言,却大言不惭地公行于这个信息越来越发达,真相越来越难被屏蔽的时代,实在是个天大的笑话,也是对民众智商的侮辱。昨天薄瓜瓜在北大有个演讲,我没看到演讲全文,就我看到的新闻报道说几句。



一:从你爷爷薄一波开始,公开说的为人民服务,却是为人民币服务。公开说的为人民服务,却是狠命只为家人服务,因为权力于你们是世袭的。不然薄熙来有何德何能能当高官?



二:你爸爸薄熙来在重庆高唱红歌,发红色短信,愚弄民众,好降低民众利益受盘剥后对他们的反抗。与他冠冕堂皇的表演相背的是,他却在中学开始就把自己的儿子送到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接受再教育。他的目的是让他家族在愚民基础上实现世袭罔替。薄熙来这些公开的撒谎举措和说辞,到底是人格分裂还是傲慢地侮辱民众智商,还是兼而有之?



三:别人说薄瓜瓜借高官家庭上位,其实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他不正面回答。他却说他爷爷坐了二十二年的牢,爸爸也坐了牢。但你爷爷和爸爸坐的什么人的牢呢?



四:“我完全赞同共产主义理念”,敢情英国和牛津大学是“共产主义理念”的中心与圣地,你老爹真是有远见啊。



五:你完全赞同共产主义理念,可是你爸爸和爷爷坐的谁人的牢呢?他们坐的不是共产主义理念下极权制度的牢吗?说你前言不搭后语,前后矛盾,公然撒谎,都算是客气的了。



六:你爷爷坐共产党自己的牢,不是极权制度下邪恶政治斗争的产物吗?只是刚好那阵你爷爷失利了而已,你爷爷仅仅是受害者吗?你爸爸作为联动红卫兵不也是狠斗别人而受到一些报复吗?你爸爸仅仅是受害者吗?你对叫联动的红卫兵组织了解多少?联动作为高干红卫兵组织所犯下的罪恶你知道么,你爸爸会告诉你么,你会去研究么?



七:你爷爷和爸爸都是想要通过极权制度实现自己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极权制度不仅咬人而且自噬,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看你爸爸和爷爷是作茧自缚。到牛津大学学习了的薄瓜瓜,你的明白?



八:按照你的逻辑,你的爷爷和爸爸是文革受害者,那么你的爷爷和爸爸对文革是什么态度?你爷爷和爸爸不是一样和官方保持一致,对研究文革、揭示真相进行打压么?这不是自作贱是什么?不特如此,你们一家三代时常公开还赞扬极权共产主义,并在其中享尽无数好处,你爸爸和爷爷的坐牢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九:薄瓜瓜,以你现在的言论,所表现出来的公然不诚实和低劣逻辑,我认为你就是把牛津、剑桥、哈佛等这些世界名校读遍,把博士学位当作大萝卜领回来,都应该到一个诚实的幼儿园回炉,向一个会说人话的儿童学习。



十:记住,出来混是要还的,说话要有考量,不是谁都可以糊弄的。愚民可以得逞一时,却不可能永远公行。上帝保佑,希望牛津大学将来不以你为耻。这既是你之幸,也是中国民众之幸。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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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之子薄瓜瓜北大演讲称不想当官经商。http://news.sina.com.cn/c/2009-06-28/012415860923s.shtml。



2009年6月28日9:45分于成都

2009-06-11

和菜頭:尖叫是遠遠不夠的



信产部的笑话级产品花季护翼---滤霸已经纷纷扰扰了好几天,许多人在留言里要求我说几句。那我就真说了,别又不高兴。

滤霸本身是一个非常二的产品,4000多万弄出这么个玩艺来,大概是我们政府部分被钱烧得心荒。它本质上是一个流氓软件,强制安装,至于花4000多万么?为什么私人产的流氓软件又便宜又强大,但是被称之为流氓软件。公家产的流氓软件又昂贵又白痴,但是就成了花季护翼了?而且,电脑是用户的私产,4000多万是纳税人的金钱,在别人私产里下蛆,烧纳税人的钱,这种事情做出来口水都能淹死人,当时是怎么决策的?找一个不是法盲的人参加决策就那么难?

这个生动的事例,我要专门提交给我的好朋友魔教教主。丫有一晚在时间国际对面的啤酒屋里,朝我喷了一晚上口水,宣扬部委已经完全精英化了。每个大员都通三四国英语,学历都是正牌硕士以上,而且还是海归。大家头脑清晰,反应灵活,判断准确,清廉奉公,对现实有相当程度的认知,并且有足够能力执行合理政策。滤霸当前,你让我怎么相信所谓的精英化?怎么相信决策层都是OK的,只是地方官员和执行层太蠢太自私?这么一个宝货,连物权法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政府采购层面都有大Bug,不知精在哪里,英在何处?

回到呼喊让我发言的网友,我想问一句:你们呢?除了敦促我之外,除了留言之外,你们自己做了点什么呢?

这个软件不是用来讨论的,它会安装在今后所有的机器上。这是一件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在现实生活里,就在你们的面前。这不是遥远的巴东女,不是在天堂的胡斌,不是在龙宫里的李树芬。而是可能出现在你的机器,你父母的机器,你亲戚朋友机器上的一根肉中刺,喉中骨。对此,你们自己是否应该做点什么?还是觉得,和菜头已经发言了,OK,事情就算解决了,大家洗白了回家睡觉。讨论,声浪,不会解决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就在这一刻,滤霸正在被安装到无数台电脑上,你的书房、你的卧室上,你的日记里、硬盘上,正在被安装监控摄像头。而你应该做的,仅只是到我这里赞一声?一起吐泡唾沫?

数亿网民,每天抵达我这里的,不过1万5千人。算上次级传播,能影响到的不过几十万人。加上整个Blog圈,所有的讨论,不过能让数百万人知道这件事有点不妥。剩下的几亿人呢?坚信这是用于保护儿童的公众呢?他们知道么?

如果你们觉得这件事情不对,也不想让自己的机器,自己家人朋友的机器安装上这种产品,难道就靠找所谓的“著名ID”或者“意见领袖”说一声就好了?你们自己的责任呢?你们来此留言的相同欲望,为什么不作用在你们自己身上?

你可以在MSN、QQ上告诉你的朋友,你可以在Blog里谈你的看法,你可以在饭局上和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你可以在网上找到破解程序,从你自己的机器上开始,一台台解救电脑。你可以分发免疫补丁程序,锁定你的注册表,把滤霸拒之门外。你可以去电脑一条街自己攒机,坚决不用制造商预装了滤霸的品牌机。。。。。。。你可以有许多实际行动,你的行动可以改变你以及你周围人的境遇。这种行动完全在法度之内,你没有任何安全上的风险,而且你也知道它是正确的事情。

那么,你做了没有?除了在我这里尖叫,你做了点什么了没有?除了宣泄你廉价的不满和愤怒,你弯腰俯下身去用手摸了一下现实生活了没有?所有Blogger加起来写文章的价值,不如你彻底卸载一个滤霸的价值高---因为,那是一件实际的事,而不是随风飘散的叫嚷声。只有你自己,能做你生活的护航者,做你家人朋友的护航者。而不是几个Blogger,几篇网文。

告诉我,你做了什么?

冉云飞: 十问政府这头“大灰狼”

大灰狼一直想骗吃小兔子的故事,并不只是童话,在中国却是残酷的现实。几十年来政府一直装得像民众的“妈妈”,一直打亲民牌,但他们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本领却是世界上有数的,口惠而实不至是他们的特殊防伪商标。工信部也罢,文明办也好,教育部也罢,都装得好像比我们家长还更爱自己的孩子,这样的伪装往往是剥夺利益,从中寻租的别名。说政府机构变着法子,搜刮老百姓的钱袋,以控制民众的自由为旨归,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因为六十年来他们一直都在做着侵犯民众权利的“伟大事业”。



一:既光明正大,何以下令不准驳斥?海外博讯网站已经报道,说中央已经下令对绿坝事件要正面引导,不准再作负面报道。港地传媒人士闾丘露薇在她的twitter上说:“花季护航只能从正面谈,看来通知出迟了,所以今天报纸网站‘无法无天’,明天,大家,拭目以待”既是真正惠民之举,哪里有怕民众质疑的道理?这只是变相证明政府这头“大灰狼”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二:中国人都是少年儿童吗?软件开发方和工信部说,此款软件是针对青少年上网而开发的不良信息过滤软件,但为何要捆绑全部所有生产商和销售商必须安装这款软件(哪怕只是附赠此款软件也是增加成本,浪费纳税人的钱,因为成年人不需要此款软件),难道中国十三亿人都是少年儿童吗?政府把民众都当儿童来管理方式,是对民众基本人权的侵犯,同时也是籍此最大限度地抢夺民众的利益。



三:政府为何绑架全体国民?中国政府这次强买强卖绿坝软件的行为,恐怕是自有商业的历史以来,最大一桩强买强卖的类似抢劫的行为。这不仅违背一系列商业自由交易的原则,也违背中国政府制订的公平交易法、反垄断法等相关法律。



四:双重强奸纳税人,为何还要我们喊爽?众所周知,中国纳税人只有无尽的义务,却无相应的权益,这也是官员横行霸道的真正因由,因为纳税人对他们没有制约。工信部花4000多万纳税人的钱,强行要纳税人消费此款软件,既没有听证,也不管纳税人要不要这项消费,只管强硬推广了事。这样的政府机构真会为我们纳税人着想吗?税收使用没有纳税人的意见,用纳税人的钱来强销一种产品给纳税人,这是对纳税人的双重强奸。



五:谁来制订不良信息标准?假定工信部和软件方,你们的道德水准和知识水平高,未经民众参与讨论,未有一定之规出台,没有实际可操作性,是否会变成你们对权力的滥用呢?已经有用户测出教师摸球的游戏,还有黄色背景的页面,都会被判为不良信息,在技术上尚且如此粗糙,何况是那些对人类来说是否有害,至今仍有很大争议的所谓不良信息。难道在你们眼里,拥有权力本身就成了制订不良信息的标准?



六:人权信息何以不良?事实上,已经有人检测出绿坝软件核心屏蔽词汇中,有许多关于人权的信息——如良心犯等,这样的信息相当多——被毫无道理地屏蔽掉。难道有关人权的信息也是黄毒信息?人权信息当然不利于政府愚弄人民,对于你们来说是丧钟,但对民众来说却不是什么黄毒信息?你们口口声声说为了民众着想,为何需要什么你们就屏蔽什么,民众不需要什么,你们就强行捆梆销售呢?



七:不为监控民众,为何全部电脑必须装此软件?除了未成年人,成年人选择看任何信息,了解任何事态,都是民众的权利,他人包括政府没有任何干涉的权力。政府控制民众人脑几十年,他们让大批民众不知自己的权利受损而成为愚民。现在有了电脑,能了解更多的信息,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政府因封锁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政府的愚民效果有所下降,所以他们对电脑使人脑得以清醒非常恐慌,自然要全盘监控民众的电脑,以实现更加全面的特务政治。



八:政府机构违法该当何罪?我们认为工信部违反公平交易法、违背垄断法,他们违法干涉市场的自由交易。电信就有“绿色上网”软件下载过滤不良信息,为何一定要让大家安装绿坝,请问工信部和商家,你们在这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应该允许有关机构来调查你们这样的“合作”在法律上是否有违法的情形。



九:政府比我们更爱自己的孩子吗?我是一个孩子的家长,你这个抽象且不负责任的政府——黑砖窑、三鹿等毒奶粉、克拉玛依大火、习水强奸幼女案、不少儿童被拐卖等,所伤害的儿童还少吗?你们负责了吗?——怎么可能指望你真正爱我们的孩子。政府控制教育,不使教育中立的目的,包括剔除所谓的有害信息如人权信息,只不过是为了替政府培养更听话的奴隶,好继续盘剥我们下一代的利益罢了。学校安装过滤软件,政府机构都只能推荐,让学校自行选择,何况家长?



十:错误百出,安全何在?网上已流传一帖说,小学生都破解了绿坝。还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出来说绿坝的核心技术纯粹盗版。更有人说,绿坝的防攻击技术,漏洞很多,很容易被黑客攻击,这样的话,每个安有绿坝软件的用户出现问题后,绿坝软件方作何处理?绿坝软件方和工信部等相关部门,你们作为捆绑销售方,你们作好应对起诉的准备了吗?民众能相信法院会公平受理吗?既如此烂,又能随意卸载的软件,浪费那么多纳税人的钱干什么?如果你不能卸载,和流氓软件有何区别?同时有谁相信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政府不侵犯公民的相关权利呢?





2009年6月11日8:38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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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寒:绿坝系统提醒你,以下内容包含不良信息

作者:韩寒


最近,工信部发布了一条毫无公信力的消息,就是要在国产和进口到中国销售的电脑上强制安装低等流氓过滤软件,绿坝,目的是为了保护青少年。

众所周知,保护青少年从来是我们国家进行文化管制的最好借口,我们的青少年,仿佛是一看见露点照片就要上街强奸的,一看见第一滴血就要拔刀捅人的,一看见历史真相就要暴力游行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都别让他们看见。又因为无法就一个特定群体进行操作,所以索性就大家都别看见了。

有理由相信,我们国家做过的最后悔的决定是开放了互联网。在这点上,我相信我们的政府是非常眼红朝鲜的,这的确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因为我们的相关部门的特点就是不专业,所以,更有理由相信,在十几年前,国#%%&院,文化部,信息产业部,中@#*&部,科技部,农业部等部门召开过一个座谈会(绿坝系统提醒你,以上内容包含不良信息),座谈会的内容就是关于在中国开放互联网可行不可行。

可以想象,当时激烈的分成了三派的意见,一派的意见是,如果要坚持改革开放,那就最好开放互联网。

另外一派的意见是,开放了互联网,群众们都知道的太多,队伍就不好带了,而且我们苦心经营的新闻管制系统也将全部洗牌,所以不能开放。

第三派的意见时,啥子是互联网嘛,这种东西,不成气候的,一阵风而已,讨论个鸟啊。

讨论的结果是,互联网是要开放的,最好能开发一种只能在中国互联的网,不要链接到其他国家去,当然,朝鲜还是可以作为友情链接的。

但是,技术上很快就反馈下来,这个有点难。

最后,上头又退了一步,那我们可以对一些敌人进行屏蔽,在国内也加以管理,比如说新闻网站,采取和纸媒一样的标准,或者不给他们做新闻的权利,只让他们变成报纸的电子版,一切不就OK了么。

于是,互联网就开放了。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领导们忽略了一个重大的事实,我#%@*&!(绿坝系统提醒你,以上内容包含不良信息)电脑是自带键盘的!

于是,每个人都可以上传东西到互联网上,信息的传播无法进行有效的控制,虽然后来出现了五毛们和管理员们,但五毛因为其智商太低以及工作不带感情色彩,服务太过于机车,所以很容易被大家识辨,而版主和管理员也没有办法做到一心向%&#%(绿坝系统提醒你,以上内容包含不良信息),而且不能实时监控,往往导致越删越流行,越删越火爆,所以也非常的不得力。这两年,随着言论的越发自由,监督的越发广泛,人肉的越发迅速,深深的让@#%(绿坝系统提醒你,以上内容包含不良信息)感到不安。

在这个时候,绿坝软件的推出是及时的,有重大意义的。当美国人正在研究如何用电脑代替士兵可以打仗的时候,我们研发出了全世界最强大的洗脑武器,绿坝,它就像一顶绿帽,紧紧的扣在你我的头上,时刻告诉你,你现在还是一个抬不起头直不起身的人而已。其实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绿坝软件能把自己的界面设计的漂亮一点么,不要那么像小霸王八位游戏机界面。就像死,我也希望死在美女手里一样,所以请用一个漂亮的界面来洗我脑吧。

2009-06-10

冉云飞: 感天动地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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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纪念六四二十周年,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涌入十五万多人,其中大多数以香港人为主,伴以少量大陆观光客,这是对六四精神的纪念,也是对亡灵的哀悼,更是表明民主自由作为中国人之追求的坚毅不屈。从八九年后,香港维园每年都要举行祭悼六四的烛光晚会,这个烛光晚会经过二十年持续不断的发展,已然成为香港社会精神和公民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一直对这个活动非常有兴趣的大陆民众,能够第一时间得知晚会盛况,甚至能够有互联网的互动性参与,使得这种争取民主自由的精神不被挖空心思的信息屏蔽工程所遮掩。

在香港未被中国大陆收回之前,大陆极力贬低英国统治下对香港的殖民化,几乎说得一钱不值。待大陆回收后,一般的人便跟着大陆的传媒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太过商业化。事实上,你只要睁眼观看,你只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你只要掌握更多的信息,你就不会同意官方对香港在精神上有意的妖魔化和肆意贬低。一个地方的殖民化固然是个痛苦的过程,但在文明程度不高,讲究优胜劣汰法则的半文明半丛林社会时代,商业化伴以武力,似乎是难以避免的。这个历史过程评价起来非常复杂,但单是留下的好的遗产来看,从客观事实来评判,香港的今天依旧留有英国建构的物质文明特别是制度文明,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英人统治留下的法治传统和公民社会,使得香港尽管遭到大陆专制母体的侵蚀,依然有许多不屈服的一面。

以六叔为主体的、大批港人参与的“黄雀行动”营救了不少官方追捕的六四逃犯,还有因此而牺牲生命,这是何等的勇毅。不特如此,香港的媒体做了大量的采访、回忆以及抢救资料、揭露历史真相的工作,以便六四真相不被共产党官方所垄断。你看《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如此深情地写《孩子,你要勇敢》,读后几让人泪下。你看梁文道说,“我们守护记忆,直到最后一人”,这是何等的不屈与坚持,与独裁者比拚耐心与毅力。其他尚有李怡、练乙铮、崔少明、孔捷生等在港媒上不断反思、揭示六四真相,批评官方的倒行逆施。其实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董桥、陶杰等人,他们对极权制度对大陆官方的批评,也是大陆寻常读者所不了解的,这是因为大陆官方的有意遮蔽和扼杀。港媒当然非常商业化,但他们的新闻价值观和新闻伦理,远不是大陆传媒所能梦见的。哪怕是报纸的副刊,其质量其厚重,也是许多大陆报纸望尘莫及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香港正在沦陷》的文章,这文章主要是强调大陆官方为了控制香港社会,如何挖空心思地侵透社会各个层面,从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大举实行香港大陆化的行径。在这过程中,由于大陆新移民的增加,包括大陆学生在港地的增加,这些人有不少人对民主自由没有真切的体认,同时他们与大陆母体有千丝万缕利益关系,更害怕大陆官方对他们尚未移民的亲人的迫害,所以这些民众至少公开倾向于支持大陆政府的一些恶行。就像香港的一些内地大学生就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这样的人在港地一多,如果只是自然生存,那是社会多元化的结果,可怕的就是官方有意的安插。同时,由于官方的经济紧箍咒,利益攸关,使得香港商人、官员很多为大陆官方所掌控,这对香港民主社会的发展是个极大隐忧。

苍天有眼,让苦难的中国,对六四大屠杀,还有一个可以说话可以凭吊的香港。但由于专制母体过于强大,香港将来的走向也不容乐观。因此,不仅香港的媒体和知识分子有责任随时提醒民众,大家一直处于专制母体的威胁中,这威胁是清水煮蛙的过程,大家要十分警惕。与此同时,大陆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努力的朋友们,应该关注香港社会的诸多发展,因为他们已经不是“他们”,他们事关我们,他们已是我们的一部分,无论从民主自由的价值关涉还是从现实利益来考量,香港的社会发展对大陆,大陆社会的发展对香港,都加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与港人一起维护他们既有的民主自由制度,并拓展民主自由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如普选),同时使整个大陆民众终沐民主自由之光。

感谢港人二十年来始终不忘六四大屠杀的惨痛,感谢你们历久弥深的纪念,这不只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更是对民主自由理念的坚守护持。作为遭受专制毒荼的大陆人,我们对港人的最好的回馈,就是与他们一起葬送专制政权,使得他们也免受二十三条之类恶法的威胁(整个中国民主了,当然也就不存在一国两制这样的暂时性制度了,也许只存在像美国联邦制度下各州的区别)。这是我们的共同理想。

2009年6月5日8:25分于成都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

冉云飞: 每天都是六四:六四二十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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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那个杀人的夏天。八九屠城过去二十年了,从那个杀人的夏天到如今这个透着憋闷而紧张空气的夏天,有良知的人是怎样用反抗、憋屈、忍气吞声,来穿透漫长而黑暗的隧道,很多人因为忌讳和恐惧而没道出自己那隐秘而辛酸的历史。在很多时候,历史是这样的无情,时间也是个冷漠的刽子手,尽情地扼杀着那残存的记忆。但总有记忆的种子在大地上蔓延,直至永生不灭。



二:杀人就是罪恶。在民主自由的政治文明成为常识的今天,任何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包括学生)的屠杀都是犯罪,这是一个像样子的政府的底线。事后,我们可以研讨在策略上应该如何如何,但学生及市民任何策略上的失误或者激进(其实我不认为那是激进),都不应该遭致屠戮的命运。对暴政的暴力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合理性,何况所有抗议暴政的努力是如此的和平?



三:无处不在的敏感。六四使得政府恐惧不安,民众憋屈悲愤,但耗尽纳税人钱财的掌权者却依旧死不认错,不承认杀人的罪恶。一个政府对民众害怕到全身都充满G点,仿佛到处充溢高潮,好像喜欢惊悸而死。同时,又像一个永远无法入睡的神经病人,看到每一个批评的字眼,都变成了他们的心腹大患。



四:真相、问责、赔偿。在这悲伤的时刻,让我向以丁子霖先生为首的“天安门母亲群体”致以崇高的敬意。她们不愧是好母亲好妻子,儿子和丈夫若在泉下有知,也应该为她们的勇敢坚韧、恒久忍耐、人间大爱所感动,不枉做他们的儿女、丈夫。她们所坚持的调查真相、追究八九屠杀者的责任、并做出诚实无欺的道歉与赔偿,是真正解决六四悲剧的三大原则、“六个字”。



五:忘记就是一种罪过。四九后每一代人的痛苦受难互相之间都不清楚,才导致了所有的屠杀和整肃变成异常容易和简单。因批二胡(胡适、胡风)而受整的人,不知有肃反的反人类罪;反右的人而不知批红楼梦、批武训之不当;大炼钢铁的全面破坏已忘记反右是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在三年大人祸所带来的死难之前,人们已经忘记了致人死命的大跃进;四清整肃时你已忘记饿死了那几千万人;文革时风起云涌的派系之斗时你已经忘记此前所有灾难。七八年搞民主运动的人,根本不知道右派的受难;八九民主运动的人,也鲜有知道七八年西单民主墙的;如今已经有很多人不知道八九为何物,将来等你遭受屠戮的时候,你竟然忘记他们曾经使用过相似的手段。这便是官方要你忘记所带给他们“丰美的果实”。



六:六四的遗产?六四过去二十年,当局不仅不承认错,还大批地抓捕、跟踪、监视、软禁许多对六四死难发言或者悼念六四的人。孩子被杀害的父母受苦遭难、丈夫被杀害的妻子含泪吞声、失去父母的孩子不敢公开痛哭、死去同学的幸存者不敢公开悼念,国人都不敢纪念自己的同胞,这就是六四应该留给我们的遗产吗?



七:每天都是六四。八九二十年来,社会有所发展,经济上有所进步,这我不否认。但所有对民众的打压并没有因此减少,各种侵害民众权利的事件此起彼伏,民众依旧生活在一个没有安全感、充满恐惧感的生活氛围中,这就使得每天发生的灾难成为八九六四灾难的延续。每个人的受伤都与我们血肉相连,利益攸关,我们无权旁观。今日每天发生的灾难,都与六四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有关。



八:有这样的政府是我们的国耻。面对八九屠城,《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先生所说:“中国有个这样的政府,作为中国人,我为此而蒙羞。这个耻辱令我抬不起头来。”我曾因为三鹿奶粉事件、黑砖窑事件、震中豆腐渣校舍造成的大批学生死难、层出不穷的矿难等非正常死亡和伤害,于去年七月七日写过一篇《有这样的政府是我们的国耻》,这个标题,当然可以移来作为政府在八九事件所犯罪行的评价。



九:期待真相与和解。六四是这个国家永远的捆绑,是我们这个国家永远的伤痛,是政府的罪恶。不妥善解决六四问题,整个中国就会像一道巨大伤口浸泡在污泥里,越来越大,整个中国就永远无法步入一个文明的社会和国家。谨此我向所有为揭开八九六四惨剧的真相做出努力的所有人表示感谢。没有真相便没有正义,没有正义便没有宽恕,没有宽恕就没有和解。和解不是祈求,更不是跪求,和解一定是在真相、问责、赔偿之下才能逐步完成。



十:沉痛悼念死难者。听着《亚细亚的孤儿》,痛苦难言,让我们痛悼那些无辜死难的市民和学生,让我们一同悼念那些充当炮灰的愚昧军人。让我们为这些死难者祈祷,让我们给死者的亲人朋友表达一点安慰。让死者明白,我们会坚持,我们活着的动力,就是为你们讨个公道,为解除我们的屈辱。




以前四篇我写的与六四有关的文章


一:写给女儿十一岁的生日。http://blog.51.ca/u-156855/2008/06/03/%E5%86%99%E7%BB%99%E5%A5%B3%E5%84%BF%E5%8D%81%E4%B8%80%E5%B2%81%E7%9A%84%E7%94%9F%E6%97%A5/。



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8/06/200806040928.shtml。



三:十七年生死永难忘。http://blog.51.ca/u-156855/2008/06/03/%E5%86%89%E4%BA%91%E9%A3%9E-%E5%8D%81%E4%B8%83%E5%B9%B4%E7%94%9F%E6%AD%BB%E6%B0%B8%E9%9A%BE%E5%BF%98/。



四:拜望与扫墓。http://www.epochtimes.com/b5/8/3/22/n2055101.htm。



2009年6月4日8:58分六四大屠杀二十周年于成都

冉云飞: 两则与六四有关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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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与六四有关的文章与新闻当然相当多,有许多东西值得朋友们阅读与思考,但我认为有两条新闻还是值得拿出来单独说一说。一条事关国外,一条事关国内,作些简短的评述,其中胜义朋友们自行理解可也。

一:《中国要求日本教科书删除有关六四的记述?》(http://www.cuhkacs.org/~benng/Bo-Blog/read.php?1029)。我记得连岳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德法两国如何联合起来编两国教科书,求同存异,将双方的观点都保留下来,让两国的青年各自思考、自行判断的佳话。德法的敏感问题,莫过于德法两国战争问题,事关洛林和阿尔萨斯。中日两国联合起来编辑教科书,求同存异,此一思路值得欣赏,但中日两国“求同存异”的难度恐怕远比德法两国的难度要大。其问题,在于中日两国教科书编者各自的问题,如事涉南京大屠杀、中国的反日教育,那么日本右翼的态度,对教科书编纂者的潜在或者显现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编纂者的求实态度和公正之心,可能会有所损伤。再者,中国方面谴责具有日本右翼观点的少数出版社在教科书问题上,对南京大屠杀的否认态度,这当然是对的,但中国自身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可谓错误百出,意识形态至今深植所有教科书,误导了民众对中国历史的清晰了解。比如说关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共产党方面所提甚少,还在继续说自己彼时偏安一隅的状态,使其成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样睁眼说瞎话而不脸红的本领,确实展现了大陆官方棋高一着的厚黑学本领。

至于说对四九年后当代中国历史教科书的问题,其避讳忌惮的程度,更是百倍于四九年前。四九年后的诸多历史,中国历史教科书要么有意回避,要么刻意歪曲。正是在“伟光正”的核心思想和要求下,当代中国历史教科书出现空前的问题。有许多对四九年后历史的真相,根本不了解,或者有意受官方意识形态的灌输,从而形成对当代中国历史真相的错误认识。有这样的思路,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当局为何要求日本不把六四写入教科书的无理要求。日本历史教科书当然有其自身的问题,但中国官方何曾有半点诚意来反省自己的历史教科书编纂问题?

二:《桂山乡积极打好“六四”期间维稳战投》(http://zyzg.us/thread-197839-1-1.html)六四维稳从中南海到偏僻的乡村,可见官方害怕六四真相的传播到了何种的地步。这则短新闻,能够看出整个中国虽有变化,但其管理的思想理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子区别并不大。在一个民主自由的政治文明理念日趋显明的今天,这种对民众的奴隶式管理方式,以及对民众深深害怕,读来真可谓意味深长。特别是“对村内的重点人员要进行走访,对其思想进行监控”,荒唐到替他们着急的地步,他们一点也没有与时俱进。

既然你认为镇压六四,你没有错,为何你那么害怕民众对六四的议论?正所谓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凡是官方想竭力掩盖的事,其间所暗藏着的与公开宣传完全不同的事实,必定触目惊心。官方草木皆兵的态度,是包不住六四真相之火的。

2009年6月7日7:03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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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散人:来,让我们一起操一下绿坝

作者:五岳散人 来源:http://blog.ifeng.com/article/2783394.html

这次我没打算骂人。在我看来,所有大陆出厂销售的电脑里装这个“绿坝”来屏蔽不良信息这件事,属于那种无耻兼无能的行为。无耻分成两点,一个是在操作上无耻,一个是在理念上无耻。

操作上无耻是这样的:拿着纳税人的钱去做了这么一个软件来控制纳税人的信息接收,强制在个人购买的商品里搭售专制的私货,并且还有后门收集用户资料的嫌疑——但这倒是还罢了,居然弄出一个商业公司来做这件事。强权外面披了市场经济的马甲,你以为别人就不知道你是个啥鸟了?

理念上的无耻是这样:我们作为成年人购买电脑,即使是给孩子使用也至少应该有个选择余地吧?就这么悍然全部给装上,你问过我们同意没有?政府可以限制公民接收某些信息,但那必须要经过合法的程序。没有这个程序,就是企图控制公民获取信息的渠道。不论你是用扫黄还是其他什么保护祖国花朵的借口——如果真的想这么做,先把那些什么嫖宿幼女案、处女卖淫案弄清楚再说。说白了,不就是打算控制你们眼里的“非法信息”么?

而无能是这样:各种卸载这倒霉软件的工具估计很快就能出现。不出现就去格式化硬盘好了,然后找张旧版系统盘重装系统。这个很难么?以后得益怎么也应该是系统盗版光碟销售者与攒机者吧,他们将来的销售口号应该是“珍爱生命,绝无绿坝”。销路一定好的不得了。

到现在为止,居然我们国家的专业部门还能指望用这么个玩意儿控制信息流动,这要傻成什么样才能做出这种事啊?既然是无耻又无能,看来不操他们一下是不行的。看来去买攒机与用盗版的时代又快来了。或者我们一边嘴里念叨着F打头K结尾的单词,一边键入格式化的指令。

2009-05-27

最新翻墙好工具:Freedur

从 GFW Blog
作者:GFW Blog

Freedur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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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危机

作者:冉云飛


冉按:邓玉娇案、胡斌案、杨佳案、翁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许多事关个人权利和公共权益的事件,都被官方成功混淆而制造成“罗生门”,从而让民众的权利在“罗生门 ”里无端地剥夺。有鉴于此,今天先刊前几日首发于《纵览中国》的拙文《互联网时代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危机》,明天则写《罗生门共祸国是如何炼成的》,敬请大家垂注。

2009年5月27日7:08分于成都



在一个没有良好制度加以保障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与危害?只要我们稍具常识,人们便不难想像。因为互不信任,不只是增加交往成本,有极大的经济损失,更影响人的生活质量与尊严。真相成了中国社会的稀缺资源,正义在中国社会成为罕有之物,这是连傻子都非常担忧的事。由于各级政府撒谎成性,傲慢冷漠,刚愎自用,积习难改,任何官员执政的第一理念,就是掩盖真相,就是做一个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灭火队员。但这样造成的恶果是,民众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使得政令和法规成为空文,增加了执政成本,形成官民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更对一个社会产生灾难性的危机。



由于全球经济危机,中国外向型经济所占比重较高,受影响较大,因此力主开发国内需求,激起民众的消费热情。政府单喊口号,说我们有信心度过难关,民众却只见制度黑暗,腐败依然,所有刺激经济的举措造福的仍只是少数权贵,有许多民众甚至连残羹冷炙都无缘分到。由于社会保障系统不健全,加之对政府惠民举措不抱信心,民众只有捂紧本已干瘪的钱袋,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前不久有条财经消息,说的是河北、内蒙、陕西等省地方政府的债券上市,出现令人惊异的零成交量的情形。学者们都说此种债券因利率低、流动性差而乏人问津,我认为这当然不无道理。但我认为更深的原因在于,政府的公信力因他们几十年的撒谎已严重透支,要想民众像五十年代那样信任政府而不计收益地买地方政府的债券,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政府六十年来遮掩真相,让正义缺失,实在是由来已久,但为什么现在的民众感觉越来越明显呢?那是因为拜互联网之赐,使得这些不正义的行径、遮掩真相的蠢举,为更多的民众所知晓,使民众无论从现实处境还是从心理上都感觉到我们每天都生活不正义的国家里。比如邓玉娇案、胡斌案,要是在传统传媒能控制信息传播的时代,那只不过是在很少范围内传播的事情,虽然会有一些小的波浪,不会引起太多的人关注。不仅因为传播速度、渠道、手段有限,影响所及范围相对狭窄,更因为关注异地案子发生的诸种成本比较高,从而使普通人对另外一位普通人的生死或者受辱,并无特别的关心。



但现在不同了,大家关注胡斌案、邓玉娇案等案件的成本相对较低了,上网、发短信,通过(微)博客或者BBS等方面,使得事件迅速传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官方的信息拦截、遮掩、混淆、暧昧,希图蒙混过关,特别容易引起网民的愤怒,由于互联网的聚合作用,形成一股不可小视的民意力量。由于正义缺失、公正稀有,在阶层对立、社会分化越来越明显的今天,整个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系列轮番的撕裂,诚如孙立平教授所讲整个社会存在着溃败的危险。胡斌案不公不只是杭州政府的公信力受到质疑,邓玉娇案的搪塞,不只是巴东县政府的公信力减弱,这一切都会因公众透露的信息和质疑,与官方的遮掩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使民众对比各地政府和中央政府无一不如此。换言之,任何一级政府的公信力受到质疑,以及他们公信力的丧失,最终因互联网的快速传播和各地民众的普遍知晓而形成叠加效应,形成民众对政府出现严重的不信任。



如果说民众因为愚民宣传,以前还把相信政府当作他的义务的话,现在许多人开始知道政府是拿来质疑、批评,并不是拿来相信的了。也就是说,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现在政府的公信力已经严重透支,以为像五十年一样被愚弄得让民众做什么,民众都会毫不思考地选择去认同,那就大错特错。这种不认同不只是出现在政治领域,还出现在经济领域。为什么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之下,温家宝多次向媒体强调,民众要有信心,政府也很有信心度过经济危机这一关呢?我们应该懂得一些基本常识,即有些事在一个法治不彰、公义不显的社会被时常提及,那么这些事往往就是症结所在。因为想在不作民主自由之制度变革的情形下,维持社会的运转,必须多以训诫的形式来维持民众对他们的信任。但这种训诫搞了六十年,欺骗的成份甚重,其公信力危机已然彰显无遗,且成不可阻遏的加速颓败之势,中国社会的前景令有识之士深感不安。



2009年5月22—23日于成都

2009-05-24

卢武铉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作者:艾未未

噩耗传来,韩国前总统卢武铉死了,自己结束了生命。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卢武铉从山上跳下,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卢在遗书中提到了“道德”“信赖”“名誉”“低着头,向国民请罪”。卢的血液中留着贵族的血液,用他的死维护了生的价值。

全党要展开对卢武铉的学习,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在实际行动上,真正投入到贪官自尽的运动中,让千千万万的贪官们自觉地干净地离开,让人民有可能纪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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