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2012-10-26

墙外楼 | 大限将至 清算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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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百姓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恐怕就是"钱越来越不值钱"了。现在的国人或许不会承认国内经济形势不好,但是一提到"现在的钱越来越不值钱",大家基本还都是认同的。

人们可以做一个估价:一个社会一年总量生产的货币如果是10万亿人民币,那么就要有和10万亿相等的资金来流通,这个资金包括现钞啊、包括支票、包括转账…等等,就可以购买这些物品来周转。这货币,可以有物资来做承载物。在更早的一段时期,在1972年以前,全世界是用黄金做基本价位,发行货币量是用黄金来做支撑、兑换的。中国人走的不是这条路,中国人走的是用货物。比如现在中国的货物每年增长8%好了,到了明年就算是增加到11万亿,可是发行钞票的时候则发行到了15万亿到16万亿,那么钞票跟货币之间就不等价了,所代表货品的那些钞票就贬值了。也就是说,现在当局无节制的超额发行货币才造成了目前的混乱。

那么当局超额发行货币的具体额度是多少?有两个数字。一个是讲发行到了95万亿,还一个数字讲到发行到120万亿。而中国现在自己所公布的GDP的产量就是40万,超过将近3倍了。120万亿这个数字官方不承认,官方承认的是发了一倍,90多万。即便如此,也就是老百姓原来手上有钞票等过了2年以后,发现不值钱了。贬值的意义,在于当局通过发行钞票的手段,来掠夺你老百姓的资产:本来应该可以买一栋房子的,可是到最后只能买半栋。那半栋的钱给政府拿走了,通过发行钞票的办法把它拿走了。

当然,像美国也就是依靠印钞票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从1990年到2010年,这20年间,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了2.6倍。而根据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高伟的统计,中国在同期内的增长速度是44倍。然而,美国这么做,它这个钱是发行全世界,流通全世界,让全世界来承担,所以发行越多,自己的负担越少,转嫁到全世界了。中国则不是世界通用的,仅仅是本国通用,所以要自己承担。此外,美国人之所以可以这样做,因为美国它有它的贸易量,它有实务的产品,有很好的银行资产,美国自己在外国还有很多存款,所以它用这个来抵销它的发行量。中国却没有,有人说中国3万亿美金在外国;可是别忘了3万亿里面有几乎一半以上是外国人的直接投资。这个钱人家随时可以拿走的。还有一部分钱,是中国企业中间赚的钱。所以中国只有三分之一不到是属于自己的钱。

况且中国政府还背那么多债,这个债根本这几万亿根本抵不上的,全部拿回家都抵不上。所以现在经济产出不够的时候,又要养这么多官员,要维稳费、国防费,什么费用都要的时候,就只好印钞票了。越印钞票,钞票就越不值钱。

现在,中国金融机构的钱都被外资赚走了,金融机构实际上是一个空壳,再加上很多不良债务,这也就是中国银行股被卖空的主要原因。一场轰轰烈烈的金融风暴必然要爆发,有些银行的破产是必然的。

债务的解决之道,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大肆印钞冲抵债务,这样债务在海量的钞票发行中人间蒸发;第二种是债务违约,到期因为没钱支付这些债务,只好采取违约的方式展期,一天一天往后拖,但是,终归会有最后一天;第三种方式是兑美元实行贬值,损坏其他国家利益。显然,利益集团不会选择第三种,因为那时美国正在逼迫人民币升值,人民币还是天天由央行确定中间价,那自然就是天天上涨。第二种方式会让中央政府有失体面,也不好交代,所以,选择第一种方式最为妥当,然而要将债务转移出去,没有一点强有力的手段来推动,是完全不可能,也无法将本来属于中央政府承担的债务转移出去。

2008年以前中国政府具体负债的体现是赤字。财政赤字突破一万亿元人民币也是这一年发生的,举国震惊,反对政府三公消费,要求政府简政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如何消除财政赤字成为政府考虑的头等大事。如何处理,是需要技巧的。如果小批量印钞,可以冲抵财政赤字,但是于事无补,因为当时奥运和其他基本建设已经耗尽民财,如果物价上涨,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时恰逢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给政府找到借口,他们就此制定一个大的计划,把国家债务向地方政府和城市居民实行转移。很简单,一是用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地方政府积极性一下就会调动起来;二是把房价涨起来,老百姓一定会被调动起来,全民积极买房,那么房贷就会无限膨胀,也只有房贷才能有效助长私人借贷。这样,国家债务就由地方政府和私人全部承担了,而政府、银行和大财团都将大谋其利。

这一招聪明。第一借助美国次贷危机之际,可以宣布为政府的"救市"高招,因为不仅仅只是中国政府在救市,日本、巴西、印度等国也在救市,从全球大环境来讲,实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第二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破产的中小企业繁多,失业的外来工返乡成为一种大潮,如果地方放政府不断兴建项目,那么还能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因为可以解决一部分就业;第三本来过剩的产能导致的是经济衰退,这一下不仅能消化完毕,反而拉动原材料价格和资产价格的暴涨;第四是最主要的是,中央政府不仅巧妙地转移出去了所有债务,反而提高了财政收入,银行资产三年暴涨五倍。这如此高明一箭四雕的手法,世人皆叹。

于是,地王诞生了。北京中服地块经过96轮叫拍,溢价率超过486%,相当于标准地价的五倍。这种飙涨的地价给了市场一个鲜明的印象,那就是房价必然暴涨。于是乎,全国各大城市地价猛涨,一个又一个地王此起彼伏,房价随之猛涨。房价像脱缰的野马一跑起来,根本挡不住。而房价上涨带来的金融风险足可以摧毁整个金融体系,最后终将得不偿失。道理很简单,100万的房产,短时期内突然涨到300万,实际上还是这个房子,并没有重新创造一分钱新的价值,却突然卖出去却变成三倍的价格,这种现象等于在银行创造了200万的货币,而这200万其实就是泡沫。而这种资产一多,货币必然贬值,通货膨胀就会爆发,金融系统的崩溃也就不远。

中央政府将所有的债务全部实现了转移,看上去,中央政府不仅没有多少债务,而且财政收入还有盈余,实际上债务只是转移出去,却并没有消除,相反各级地方政府在这种经济大跃进中增加的债务逐步形成了天文数据。而地方政府却不懂这些债务是怎么来的,因为当时去贷款时很多项目是国家批下来的,并没有抵押品,也没有说怎么还,只是要把钱花出去,还款日期根本就不是从经营利润中推演的准确日期,而是随口说一年或者三年,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是三年也就是2013年,也有很多债务集中到期,所有市长和县长都会两手一摊:没钱还。

这种结局如果不处理,银行的坏账烂账就会堆积如山,如果处理,那就不用说,很多银行只有关门大吉。当时有很多的传说。内地一个二线城市一个地产商因为涉嫌行贿受贿和其他经济犯罪,判其入狱6年,2009年出狱后,正遇4万亿救市,他入狱前圈了两块地,他当时在银行贷款只有1000万,七八年后,这两块地在2009年地王声中价值暴增,后来评估为1.5亿,当即在银行又贷出1个亿,继续开发房地产,一举成为当地数一数二的大开发商。这个故事并没人去核实,其实也根本不用核实,与其命运相似的恒大、富力、合生创展等等在盲目扩张面临破产的时候,突然咸鱼翻生,一举成为中国的首富,是谁救了他们?当然,4万亿加20万亿救了他们。从经济学上来讲,是谁救了他们?当然是全体百姓,这等于中国13亿人平均每人将近拿出2万元的铸币税送给政府和开发商,他们岂不发财?这笔钱是一笔永远无法还清的债务算。

1929年,当美联储的信贷与GDP之间的比例超过160%时,全球第一次经济危机开始爆发,华尔街许多投资人排队在跳楼,黑色星期一成为经济史上永远的记忆。中国2012年9月末信贷投放余额66万亿(不包括金融衍生品),按国际通用的数据模型,2011年中国名义GDP47万亿,实际只有40万亿,信贷与GDP之比是165%。这个比例是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时的比例还高出5%。最为奇诡的是,美国这种债务比例是11年的经济周期内衍生出来的,而中国这种债务是短短三年内衍生出来的。这里面的风险究竟有多大,谁也不知道。一旦爆发出来,必然是翻江倒海般掀起巨浪滔滔。

历史上很多国家都发生过债务海啸,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会像中国这样把全民都拖下水,因为别的国家在发生危机前都纷纷把落水者救上岸,而中国是中央权贵把债务转嫁到地方政府和私人,自己先逃,并将自己的资产转移到境外;然后,任由银行和开发商、地方官员把百姓拖下水。

早在1970年代末,石油危机爆发时,包括巴西等拉美很多国家采取很多手段纷纷削减普通百姓的债务,由政府来为危机买单。在波罗的海国家发生债务危机时,拉托维亚被迫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也不增加百姓负担。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美国政府宁可雷曼兄弟破产保护,也不让危机的后果让买房人承担。在本次欧债危机中,希腊一旦发现民众生活质量下降时,政府全力帮助受困家庭改善生活。在中国完全不同,一切后果让全民承担。在无锡,一个新区管委会公务员发不出薪水,就逼迫所有公务员去搞大拆迁,强抢百姓财富;在东北,地方财政出现危机,地方官员就采取收费的办法,巧立名目向街上店铺收钱逼迫整条整条街道店铺关门;人我们看到很多数据,地方税收在下降而税外收费却在狂增。这一切看上去只是表象,实在是内部已经腐烂。

无论我们的经济数据多么好看,实际上无论是谁都会知道经济危机说来就来。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吴敬琏曾说,中国经济不能靠大量印钞票了:1、靠投资来支撑经济增长的话,再高也没有意义;2、不用老盯着三驾马车,三驾马车是一个短期政策调整;3、现在情况就是恶性循环,你用投资拉动,最终需求还是在下降;4、人民币是国民承担,所以要很谨慎;5、流通货币量过多,是房价高的根本原因。

连吴敬琏这样的老人都明白的事,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还有人在装糊涂。这是目前中国最大的难题,以后会是个大问题。福利增加容易削减难,古今中外如是。如宋代几个皇帝就头疼冗官问题,范仲淹搞庆历新政,主要内容也是针对公务员泛滥现象,最后乌纱丟了也解决不了。

宋朝从初期几千公务员到一两万好像南宋到极致三四万。那时人口约几千万吧,公务员两三千比一的比例就泛滥了,现在多少了。历史的看,在行政层级只有三级(中央—郡—县)的汉代,中国人口和公务员的比例大约是8000:1,唐代为3000:1,清代1000:1,今天变成了35:1,即35人养一个公务员。在中国的西部,甚至是20人养一个公务员的局面,农民税费负担过重的问题因此尤其突出。然而现在,中国26个人养一个公务员还不够,又要加薪。怕引起民愤,加薪来了个"捆绑",企业职工与公务员一起涨薪。理由当然很多,专家们在分析,我们的"公务员的收入与国内各行业以及海外公务员的收入相比,相对较低。"

与美国的公务员去比,当然偏低;不说中国现在包括职业经理人、白领、蓝领,与欧美相比,甚至与香港相比,哪个行业又能高了。但目前的现状已是:26个人养一个公务员。再看看中国历史上民养官的比例:据198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公布的中国历代官民的比例:西汉,7945:1;东汉,7464:1;唐朝,2927:1;元朝,2613:1;明朝,2299:1;清朝,911:1;现代:67:1。1998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透露: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一个公务员。仅仅过了十一年,官民比例竟从"67:1"升到了"40:1"。不怪农民说:"几十个大盖帽管着一顶破草帽"。现在是26:1了。

在这次两会上又公布的一个数据,我国行政管理费用25年增长87倍! 早几年,还常常听说,政府机关要精简机构,这几年不但没听说,每年的公务员招考,如火如荼。在世人心目中,最好的职业已非公务员莫属了。还有哪些靠财政全额划拨的事业单位名义上不是公务员,也还是要纳税人养着。老是跟海外的收入相比,就是不比一比人家的效率;人家的行政机构才多少人?!?如果现在庞大的机构精简一半,给剩下的人涨一倍工资,都还能省下大笔的行政经费。因为不创造价值的"官",每多一个,就是增加了好几十万的成本。据《暸望》周刊报道,中国内地公务员与国外以及港澳台地区公务员的收入差距较大。就是不将国民的人均收入与国外以及港澳地区的人均收入相比!

中国的很多县级公务员平时基本无事可干。比如安徽一个县,总共人口只有30万,县城人口将近16万,很多乡镇基本没有事,但公务人员包括教师医生和离退休人员等多达3万人,这只是本级财政要养活的人,基本上呈现三分天下的格局,三分之一是离退休人员,三分之一是普通公务员,三分之一是有帽子的。除本级财政要养活的,还有一些编外人员,可能多达4000多人,全部是各级官员的七姑八姨,真正干事的没有多少人。很多机构平时根本不需要上班,点个卯就去打麻将。不是什么人浮于事,而是冗员太多。这些年县城的主干道每隔三年就重新拆除扩建,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最早只花3000万,后来是一个亿,现在又在拆除新建要花2个亿。老百姓的钱就这么不断被糟蹋。目前,县里欠债36亿,因为已经没有任何抵押物品,所有山林水面和未来的土地储备已经全部抵押给银行,就连各级办公楼房也已经抵押给银行,以后除非上级政府拨款下来才能搞什么基建,否则财政岌岌可危。除了投资,已经没有其他任何经济活动能够带来增长。将来钱从何来,根本就不知道。最后中央政府如果没有好的办法,可能采取由政府债务向全民的转嫁,在往哪个方向转,很难设想。如果转嫁不了,一切就结束了。……中国大陆在2011年47万亿的GDP中,有57%是靠投资拉动的,也就是说26.8万亿的GDP是靠投资拉动的,这种GDP最后带来的必然是负债的不断放大。这只是从数据上了解,真实的情况是,目前中国无论出口和内需都遭遇寒流,不可能有增长,同样投资也在下滑。政府为了GDP数据好看,不惜加大负债,最后一定会遭到国际资本的猛烈攻击。

中国要不要投资,答案是肯定的。GDP离不开投资,但一个健康的经济运行体,投资比重不能超过30%;超过30%就表明该经济体过热,应该刹车。何况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连续3年超过52%以上,这就说明,终局将出现。因为这个经济体将出现金融危机。这是人民币逃不脱的厄运。

目前,港口码头已经过剩,高速公路也已经差不多,还有空间已经不大,不足以支撑投资增长;机场在三四线城市还有空间,也已经不大,像这种速度,2015年机场基本建完;高速铁路,严格来说,中国地壳已经负载过大,不适宜再建大量高铁,如果当政者不愿意考虑国家和民族前途而一味只追求经济增长,就将给中国的未来和儿孙造成灾难。

现在地方政府,今天要仿古,明天要造城;自己拿钱去建,他有吗?让中央政府拿钱,这就不仅仅只是窟窿,而是无底洞,永远填不满。关键问题是,前期烂尾的项目、缺少资金的项目和低效过剩的项目根本就没有梳理,问题的严重程度本身就是一场灾难,在大手大脚挥霍财富,空耗国力,浪费民财,实际上是一种犯罪。但这种末日心态已经显露,都想在换届前再大捞一笔,批准一些新的项目。现在的经济增长越多,对下一届政府带来的负面影响就越大,负债就更高。

"大限将至。清算来临"。这句话是深圳著名网评家牛刀在2012年5月份的一篇微博发表的,短短的8个字,一天之内就有了1000多条转发,700多篇评论。别的可以维稳,经济大衰退绝对是非人力所能为之,谁也没有那个本事。这是经济的大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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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给西哈努克的半旗

纽约时报 | 给西哈努克的半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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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为10月15日在北京去世的柬埔寨太皇西哈努克降了半旗。对于此类国家外交仪式,中国民众历来少有置喙。不过,这次降半旗,似乎引起了民间的诸多争议。自然,中国官方对于如此行动,似乎有着充足的理由,就像国家领导人所宣称的那样"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柬埔寨人民杰出的领袖"。

诚然,在过去近50年中,西哈努克几乎可以被认为忠实于中国并始终不渝的惟一外国首脑,他在中国避难,接受中国领袖的指令与压力与红色高棉合作,并且在中国对抗越南时坚持与中国相同的立场。在他回到国内重掌政权之后,依然深情地怀念在中国的隐居岁月。

    再无一个外国领袖能够对中国具有如此情真意切的深情厚意了。可是,这足以令我们以国家的名义来哀悼他吗?在网络上,该不该为西哈努克降半旗引发热议。有网友质疑说,中国鲜有为本国重大灾难或事故中的死难者降半旗,为何却对一个"没对中国做多大贡献的外国人降半旗?"

    从个人功过来看,西哈努克有着充满争议的、如同陀螺一般变幻立场的政治生涯:他与臭名昭著、种族屠杀的红色高棉的曾多次合作;该国政体从君主到共和制度中的一系列频繁更迭中他的影响甚大。从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而言,他是否超过了2011年去世的朝鲜领袖金正日?又是否超过了2004年去世的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

    且不论西哈努克本人是否值得中国政府如此高调地为其致哀,也且不论中国政府此举是否符合西哈努克本身对于中国的重要性。给西哈努克的半旗所反映的,恰恰是一种冷战思维的延续,和当下中国外交政策在准则与价值观上的混乱与陈旧。

    在传统社会之中,中国与周边国家保持的无非是两种关系:敌对或朝贡。对于朝贡国家,一方面富有供养的责任,因为多数情况下,朝贡所得的利益,远远比不上馈赠的价值;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通过控制来实现安全。

    冷战期间,中国先后与越南、柬埔寨、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了一种近乎盟友的关系,其目的无非与朝贡国家的目的相类似:通过对各种战争与建设的援助与支持,达到边境乃至区域安全的目标,同时形成共同力量对抗潜在或想象的国家敌人,比如美国和苏联。然而,对于越南和朝鲜,这种政策先后都归于失败。惟有柬埔寨至少在名义上维持着与中国彼此之间的良好关系。

    如果在冷战时期这种以意识形态为纲的外交关系尚有其战略意义的话,那么在全球化时代这种收买式的外交早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恰恰因为今天世界上主流的外交方式,已经完全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界限,才使全球化成为可能;也同样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所吸引的大量来自与自己社会制度不相同的国家的资本,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但是,似乎中国在斥责其它国家意识形态歧视的同时,自己却在行使一种杂乱无章、无迹可循的意识形态外交。在近些年的一些外交行动中,中国往往选择的是支持与赞助非主流价值观或者边缘国家。比如,在利比亚的决议案中,中国投了弃权票;在联合国谴责叙利亚的决议案中,中国与少数国家一同投了反对票;与备受争议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保持了亲和的关系等等。

    一方面,中国与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保持着任何一个其它地区都无法比拟的商品、技术、人才的交换,但是却往往在外交行动上反对或杯葛他们的行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中国在利益上关涉未必甚深的国家,中国却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同情与支持他们的行动,并不惜与强国对抗。这难道不是违反外交常识的行为吗?

    给西哈努克降下的半旗,恰恰是这种短视的、意识形态化的、违反外交常识的做法。中国为一个无论在政治行为、人道伦理、国家责任上有着严重缺陷的外国政客背书,牺牲了自我的世界外交形象。

    在全球化的时代,当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开始放下以意识形态为纲的外交伦理时,如果中国还一直紧绷着这样的一根弦,那么在如此的外交指引下,无论在国际社会还是在国内认知中都免不了动辄得咎。惟有融入世界共享的一些外交伦理之中,比如人道、平等、民主、开放、环保等等观念之中,才是一种符合常识的外交准则与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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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25

    如果媒体自身就是个恶魔

    如果媒体自身就是个恶魔
    王佩

    虽然我对媒体的道德操守早已不抱希望,但是看到今天浙江一份报纸刊登的分类广告,还是吃了一惊。这则广告就刊登在体育版的下方,非常扎眼。

    讨债分类广告

    我不知道这个"东北兄弟"是个什么机构?至少看上去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也不清楚"东北兄弟"用什么方式追债,用"东北"的方式,还是"兄弟"的方式?至少这则广告隐隐给人以赤裸裸、血淋淋的感觉。

    媒体刊登这样的广告,有没有核实过刊登者的身份?有没有调查过"东北兄弟"的追债行为是否合法?有没有咨询过律师这样做是否符合广告法?有没有考虑过读者尤其是订户的感受(他们预付了报款,按照默认契约理应看到不违背社会基本道德和善良民俗的内容及广告)?

    这些不得而知。唯一可知的是,报纸刊登这则分类广告,又获得了几百元的广告收入。业务员又会有几个点的提成。年终总编的工作报告里,又会有广告额增长百分之几的业绩。至于,类似广告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则没人在意。

    长期以来,媒体以正义的化身自居。可有没有想过,如果媒体自身就是一个恶魔,会怎么样?

    这是完全可能的。在中国,媒体要侍奉两个主子–党和市场。一方面,媒体是喉舌,被赋予了合法出版和经营的特权,另一方面,又要从市场里讨饭吃。这两种功能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怪物:既没有纯党报的非牟利性,也没有纯市场报的客观性与批判性。所以,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一个权力和金钱双重控制的双头怪兽,一口吞没真相,一口吸金吞银。它尽管标榜自己是正义的,也真诚地认为自己代表正义,但很容易变得怯懦与贪婪,伪善与势利,即鲁迅所说的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明白了这个道理,当媒体介绍一个旺销的楼盘的时候,当媒体邀请你参加购物狂欢节的时候,当媒体推荐一个好吃的餐馆的时候,当媒体介绍一本书一部电影的时候,你都要留一个心眼。媒体从业者里有很多好人,但是媒体本身很可能是一个为了利益毫不留情的野兽。无论它打着什么样的旗号,什么理性,建设性,一纸风行,温暖,美好,幸福久一点…都见鬼去吧。



    Original Article: http://www.baibanbao.net/critics/2012/10/21/what-if-the-media-are-e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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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18

    鞠白玉 – 見識的官人和官人的見識

    鞠白玉 – 見識的官人和官人的見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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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報   2012年5月24日

    山東盲人離奇逃脫事件發生的第二天,我在微博上留言說:今晚要喝酒,慶祝自由。

    以為是心領神會的東西,結果許多人私信或致電我,問我是不是失戀分手了。看着短信我想了半天,給個別人解釋了緣由,片刻後也有人問我:「哪人是誰?」

    真正了解和關注此事的人倒不見得是媒體人,也有那白領或畫師對民生民聲都不肯鬆懈,他們從未做移民的打算,也並不抱着樂觀,只是覺得朗朗乾坤之下的任何事,做為人,本應該有權利關心的。

    只是我半年前在臨沂附近一個城市和幾年未見的朋友喝酒,他日常裏豪爽仁義,是個法官。我跟他問盲人的事,他竟一片茫然,繼而憤怒和同情,又問我是如何知道這些。

    我也對他的一無所知感到困惑。我的電腦並未有翻牆的功能,谷歌搜索也多半是「該頁無法顯示」,我不搜索那些敏感的名字,只是日常用途都受挫,但我仍然知道一些本該知道的事情。

    平衡與不平衡

    他是一個公務員,區級法院的法官,體制內的人,和我以為的這平衡的世界,早已分離出去,那無形的高牆,原來阻斷的人並不是我們。我再跟他講幾件山東官場上的事件,他就開始懷疑我的資訊來源,我講出那些官員的名字、職務,所作所為,他就怔怔看着我,笑且憂愁:你知道的太多了。

    事實上我知道的太有限,為這知情權,不少人努力了近三十年,反而知道的愈來愈少了。然而我舊日的同學們都同情我,他們眼中的我,不在政府部門做事,不拿體制的薪水,為了那點自由,最後活在了邊緣。當然這邊緣的定義是彼此相看。

    我問他們平時所得高薪買的最新iPad、mac機,都用來做什麼?他說要應付沒完沒了的司法考試。我這憨厚的友人,尚不知天下有難,他們學那連篇累牘的司法,卻不知法制之下有多少人不被約束,又有多少人無法依託於他們的法。

    去年姓艾的胖子身陷囹圄,外界說是經濟犯罪,在裏面的審問卻是羅列煽動顛覆罪名。他出來後講一個笑話,說是官人問他職業,他說是藝術家。來人面露譏諷:「你頂多算個藝術從業者,怎麼能自稱是藝術家?誰定義的?你自己定的?」

    又說:「你的作品賣幾百萬?成本又是多少?你這樣屬於詐騙罪,知道吧?」

    胖子心內並未發笑,反生同情。這牆將這些人隔絕得太久太深。

    當官的無知

    一個詩人朋友偶然參加政府公務員的晚宴,問及他的職業,他謙虛地說是寫字的,對方頓時感興趣了:「是寫哪一種?草書還是隸書呢?我正想求幾副字送上級。」也有那做官的人認真問我畫廊是什麼?接着又自作主張地答:「就是許多人在裏面畫畫吧,有專人看管着。」我說的這類官員還並非邊遠地區的長官,是京官。

    這些官人們多年前就有出國考察的待遇,每年數次旅行,西裝下面是Hermes的皮帶,Gucci的錢包,官員們自有一套時髦的標準,比如名表,紅酒。這些固定的牌子他們倒認得,但他們的世界,僅限於官場,領導的喜好,酒量的大小。

    七九八本來是工廠區,全靠自由藝術家聚集才托起人氣,成了舉世聞名的藝術區,於是也漸漸成了政府的政績,整日官員來參觀,車窗上貼個政協的牌子,浩浩蕩蕩開進來。有次我和藝術家正要從車道經過,一個戴着紅袖標的男人突然衝到車前,頤指氣使地說:「別動!讓政協的先走!」

    我們問憑什麼?問得他一臉愕然,彷彿這問題是多餘。「因為是政協的!」語氣頗不耐煩。我們揚長而去,後視鏡裏留下一個憤慨的身影,愈來愈小。

    官看民與民看官

    官的世界自成一體,官是怎麼看群眾的,非官不能知曉,然而他們釐得清的事情是愈來愈少。不知是體制裏的官奴造就了官爺們的眼界,還是草民的惶恐規矩造就了官人的脾氣。從前的朝代尚有「彈劾」,亦有「參本」,有時聖上先不急於察明究竟就已然削你的官爵了,只要有人告。而現今的官官相護成了鐵板一塊,世界便變成了「你們」和「我們」的對立狀。再有從前的官多是文官,文采表達出見地才有出頭的機會,一個歐陽修的門下能傳承出蘇東坡和王安石諸人,那時的人若文理不通又視草民如芥,豈不成了笑柄。然而現今民的發笑,官們聽得到或在意麼?

    寒假裏乘動車,即將到站時,有數個公務員擠在過道上和乘務員調笑,嘆房子貴。一看也是三十幾歲,卻市儈蒼老,滿面出油,像是酒肉浸久了的。車將要停的時候,忽然一個年輕人猛地拉開身旁的包廂門,裏面走出一個步態悠閒的官和官太太,其餘幾名公務員擋住旁人的去路說:「讓領導先走!」

    一眾人反應不過來,立時站住,我撥開他的髒手,搶先下車了。我走在了「領導」前面,看到月台上已有歡迎的列隊等着那腦滿腸肥的官,他們看不見民的側目,眼中只有滿目的討好的笑。而自有那小公務員替他睥睨着人群。

    早逝的王小波曾寫過:自從創世之初,世上就有兩種人存有,一種是我們這種人,還有一種不是我們這種人。另一種人見識不到我們,然而我們見識得到他們。這真正不公平,我應當替他們扼腕,而世界遠遠不是他們想像和見識的那副樣子了,索性就讓他們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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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麒名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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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16

    一五一十 | 面对那卖发卡的女孩 我无法奢谈幸福

    一五一十 | 面对那卖发卡的女孩 我无法奢谈幸福
    GFW Blog

    作者:胡赛萌 

    作为上周最热门的词汇,"幸福"一词又一次引发舆论热潮。上一次"幸福"的热议是因为"幸福重庆"和"幸福广东"间的明争暗斗,而这一次则是头号喉舌央视搬石头砸自己脚的愚蠢行为。如果说上一轮的"幸福"热潮背后还隐约闪现着公权力的影子,那么此次"幸福"的走红则完全是一场网民自发的戏谑式娱乐狂欢。

    因为今年的中秋恰逢执政党建政六十三周年纪念日,所以国人难得有一个长达八天的带薪休假,在这个来之不易的长假里,央视推出了《走基层•百姓心声》假日特别调查之"你幸福吗?"的节目。在节目中,记者分赴各地采访了包括城市白领、乡村农民、科研专家、企业工人在内的3500名各行各业的工作者,而采访的问题则是千人一律的"你幸福吗?幸福是什么?"

    央视作为执政党的三大喉舌媒体之一,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占有举重轻重的地位。当前,执政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营造祥和喜庆的舆论氛围自然是喉舌媒体理所应当的重头戏。

    于是,作为高层领导人的御用摄像师,代表舆论正确的央视新闻将其宝贵的新闻镜头罕见地对准了底层民众,无论是年逾古稀靠捡瓶子度日的老人,还是怀抱嗷嗷待哺婴儿的搽皮鞋的妇女,当然,还有那位引发舆论热议的曾姓外来务工人员。在中数千名受访者中,除了那几个被网友称为"神回复"之外,其他都是千口一律的"幸福",难怪《中国青年报》主任编辑、评论部副主任曹林在微博上说"幸福"将是下一个被毁掉的词。

    就在网友们以"幸福"造句、为"神回复"惊呼之时,北京东城法院日前宣判的一起"咬人"案例却在幸福声中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来自吉林的26岁女孩岳某因病来京寻医,后因无钱看病就在东直门交通枢纽附近摆地摊卖发卡。今年8月4日,岳某在摆地摊时被民警查获,并被民警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在询问室,民警劝说岳某动身前往拘留所,岳某因为担心自己不能回家妹妹没人照顾,所以坐在椅子上拒绝前往拘留所,当民警采取强制措施时,岳某在慌乱之中将民警张某的手腕咬伤。

    在法庭上,检察官出示了张某手腕被咬肿的证据。公诉机关认为,岳某无视国法,以暴力手段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应当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检察官建议量刑为拘役4个月至6个月。最后,经过审讯,因为岳某无力承担民警张某的经济赔偿,东城法院对其作出一审判决,以妨害公务罪判处岳某有期徒刑8个月。岳某听完判决当场痛哭并瘫坐在地,后由两名法警搀扶离开。

    我不是专业的法律人士,也并非道德法官,对于本案的审判和量刑自然没有很客观和专业性评判。然而,作为一个情感正常的公民,作为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一员,我在情感上仍无法接受北京东城法院这样的宣判。

    26岁,许多这个年龄的女孩子还在男友怀里撒娇,还在父母怀里卖萌,而这位初中后便辍学的岳姓女孩却要背井离乡地踏上漫漫求医路。在自己国家的首都,求医未果、衣食无着地她为了生计,被迫摆地摊卖发卡,却因为无照经营要被首都的人民警察送到拘留所。

    面对这样一位卖发卡的女孩,央视的"你幸福吗"节目组敢采访她吗?面对这个卖发卡的女孩,我之前所有幸福的理由都已不再是理由。作为她的同胞,我感到悲凉,作为她的同类,我感到愤怒。

    当然,警察也是人,警察的个人权益和人身安全也值得保护和捍卫。但是,面对这个无依无靠的弱势女子,我们社会是不是该给予一些必要的同情和帮助,难道我们的社会和法院仅仅只剩下眦睚必报和冷漠无情吗?

    姑且不论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女孩年幼失学无助、年少患病无医、来北京后又生计无着的。单单就此案情来说,法官因为女孩慌乱之中的一时莽撞而就要让其面临牢狱之灾,无论如何这也是极为不人道的。知名文化学者雾满拦江在微博上愤然写道:摆地摊如此结果,《悲惨世界》都不敢这么写。

    我以为,法律绝不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也非威慑罪犯的天条,更不是冷冰冰的文字,法律应该是有温度的,更应该是有人性的。就算那个卖发卡的女孩千错万错,就算她不该摆地摊,不该无照经营,不该咬伤那位警察大人的手腕,但是,我们警察和法院就一定要死扣法律,硬生生地把她推上"依法治国"的祭坛吗?

    据女孩在法庭上回忆,因为当时心里害怕,"发卡要被罚没,我不同意,""我当时没看清是谁的手,就咬了!"从她的供述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在警局面对代表国家机器的警察时,她在极度害怕和慌乱中无疑咬伤那位警察的,并非存心要伤害谁,更不是铁了心要以暴力手段妨碍公务。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法律面前,没有网开一面一说,无论他是达官显贵还是底层民众,法律就是法律,它既然是已定的规则,那我们就应该遵守。但是,法官可是活生生的人,那位"受害者"的警察也是活生生的人,我们这些置身事外的看客同样是活生生的人。作为有血有肉、情感正常的人,见到同胞因此而面临牢狱之灾,我们怎么可以就此而无动于衷?

    作为此案的"受害者",也就是那位被咬的张姓警察。我想问你,就因为人家慌乱之中咬你一口,你就非得把人家送进监狱?你的手究竟有多尊贵,你的贵体就这么不容侵犯?法律是死的,不能网开一面,你可是活生生的人啊,你就不能心头一软吗?况且你面对的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势女子,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儿,你就非得铁了心让人家赔偿你的经济损失,不赔钱就得进牢房?你当真就没有一点恻隐之心?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发生在上世纪美国经济大萧条时的一个案例。1935年冬的一天,纽约市长拉古迪亚(Fiorello LaGurdia)在纽约贫民区的一个法庭旁听了一桩面包偷窃案庭审。偷面包的是一位老太太。在法官问老太太是否愿意认罪时,老太太嗫嚅着回答: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着肚子的孙子,他们已经两天没吃到任何东西了。最后法官裁定:我必须秉公执法,你可选择10美元的罚款,或是10天的拘役。老太太因为没钱上缴返款,因而只能无奈地选择拘役。

    审判结束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拉古迪亚从旁听席上站起身,脱下自己的帽子,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面向旁听席上的人说:现在,请每个人另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我们为我们的冷漠所付的费用,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与社区。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神情肃然,默默无声地捐出50美分放进拉古迪亚的帽子。

    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在经济大萧条之中的人们尚能如此对待一位偷面包的老妇,而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号称以进入小康社会的中国,其人民警察却是如此对待一位靠卖发卡为生的年轻女孩。

    记得在2007年的时候,沈阳一位女中学生因为饥饿偷了一块面包,后在面包店老板的威胁下自杀身亡,从而引发人们叹息;2008年,郑州一名母亲因为想给自己读高中的儿子补充营养,所以在超市偷肉,被抓后面对记者的镜头一次次以头撞墙,哭诉地说担心儿子看到后没法做人;2012年7月,为拯救患尿毒症的妻子,廖某私刻公章骗取医疗费用,后被识破,将面临漫长的囵圄生涯。

    面对这些生活中的无奈"罪恶",我们的法律究竟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应该持以何种态度?或许每个人都不不同的观点,但是,在人们犯下不得不犯下的"罪恶"之后,我们究竟是该惩罚那些"有罪之人",还是积极预防下一个罪恶的发生?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然而,衡量一个民族是否强大,一个国家是否真正现代化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是其GDP的总量,还是其常备军的数量,亦或是其科技的发达程度?

    我以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唯一标尺是其国民价值取向和精神层面究竟有无终极的人文关怀,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们是否对同胞的苦难都能感同身受。否则,所谓的现代化仅仅只是技术层面的现代化,而精神世界的荒芜远比技术领域的落后更为可怕。

    回首我们民族走过的历程,我们常常充满了自豪和骄傲,动辄五千年煌煌文明,要么就960万辽阔疆域。然而,在这些宏大的数字背后,作为个体的国民是否真正幸福?或许,在中国不乏有幸福的人,但就我个人而言,在那位卖发卡的女孩面前,我无法奢谈幸福;在那位因为一块面包自杀的女学生面前,我无法奢谈幸福;在那位辛酸无助的母亲面前,我无法奢谈幸福;在那位即将身陷囵圄的丈夫面前,我无法奢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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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11

    笑蜀 | 平民视角里的平权台湾

    笑蜀 | 平民视角里的平权台湾
    GFW Blog

     

    平民视角里的平权台湾

    笑蜀

     

     

    今天的主题是"平民视角的平权台湾"。平民视角是指我的视角,普通人的视角,以这样的眼光打量,台湾是什么样的?我认为最重要的定位是——平权的台湾。

     

    一个平权的台湾其实是一个普通人的台湾。台湾属于普通人,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政治资源都最大限度向普通人倾斜,这就叫平权。我眼中的台湾就是这样的平权台湾,即平民的台湾,普通人的台湾。

        

    平权首先是人权上的平权。没有人权上的平等,其它一切平等都无所依托,这是台湾最重要的特点。我们过去老是讲它的民主,它的法治,它的社会保障,这都没有问题。但在我个人眼里,还有一个最根本、最高的特点,就是人权上的平等。

     

    怎样对待异端和反叛者是人权的试金石

     

        我在台湾游历的第一个景点,是台北市的马场町纪念公园,它对我冲击很大。马场町是1950年代,也就是台湾白色恐怖最厉害时的一个主要刑场。大陆知道马场町的人可能不多,但若提到电视连续剧《潜伏》主角余则成的原型、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在台湾最重要的女间谍朱枫,包括同样是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第四兵站陈宝仓中将,大家就不陌生了,他们都是在马场町被枪毙的。在马场町被枪毙的绝大多数人犯,都属于不折不扣的中共地下党员或左翼人士,尤其是不折不扣的中共谍报人员。也就是说马场町在台湾的意义,类似耶路撒冷的哭墙之于犹太人的意义,马场町是台湾左翼的一块圣地。台湾的制度架构用大陆的定义是"资本主义",在这样的社会中,左翼或者共产主义的理想当然是异端的乃至反叛的。在白色恐怖时期、冷战时期,更属于一种敌对的思潮和力量。

        

        但今天的台湾是怎么对待异端乃至反叛的思潮和力量呢?马场町算一个例子。说到这里我把话扯远一点。我在台湾访问时跟台湾一批学者喝茶,我身边有一个也从大陆去的自由派作家,思想很新锐、很先锋。我们一起谈到二二八,谈到国民党怎么给二二八死难者平反、赔偿。那个作家想不通,他说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不杀他们杀谁?杀他们有什么错?为什么要道歉、平反?当时的台湾朋友听到非常惊讶,没想到他会有这样的言论。当然这个作家也很惊讶:今天的台湾怎么会对台湾反政府的共产党这样的宽容、包容。两岸的知识阶层、主流阶层对人权理解的巨大差异,这是一个小例子。

        

        马场町公园现在叫做"马场町纪念公园",是政府出钱修建的,每年秋季都会举行非常隆重的悼念活动。对过去的异端和反叛者,对他们的亡灵给予了最高的尊重和礼遇。马场町公园有一块石碑,碑文称当年被枪杀的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为"当年追求社会公正的热血志士"。这是他们对共产主义者、对异端和反叛者的定位,不只是通常意义上的和解,而且是最大限度的肯定和包容。台湾社会不可能想象台湾会接受共产主义,但台湾社会对共产主义理念给予最大限度的平等待遇,这就是人权上的平等,这就叫平权。什么叫包容?主要是看你对异端的态度,而台湾的马场町公园是最经典的例子,大家去台湾旅游可去那儿感受一下。

        

    所谓现代文明,我认为最根本的含义是尊重,对异端最大限度的尊重是尊重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这一点今天的台湾已经做到,他们已经走过这个阶段, 已经告别了不同理念之间互不相容、你死我活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已经跨入了现代文明。跟欧美那些国家,在文明程度上没有多大落差。我们经常讲美国的南北战争,胜利一方对过去敌对的一方,对以李将军为代表的南军将士怎样尊重、怎样善待,没有清算,没有报复,而是充分保障他们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当年美国做到了,现在的台湾也做到了。

     

    人权教育从娃娃抓起

     

        台湾人权上的平权,其次表现为官民关系,用连战的一句话来概括,就叫做"人民最大"

        

        (图片1)这是我在立法院门口跟警察的合影。这反映警察跟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他不担心游客会抢他的枪。

     

    (图片2)我去嘉义本来要拜访一个NGO组织,看到对面的广告牌上,写着两个人的大名,一个是我熟悉的蔡英文,一个是我不熟悉的李俊邑,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去处。陪同的台湾朋友说,李俊邑是立法委员,这是他在嘉义的选民服务处。我马上决定改变行程,先进去参观参观。


     

     门口的工作人员都微微鞠躬迎候,满脸堆笑,真把我当选民了。办公桌上堆的都是群众来信,但不是上访和投诉,而是请帖,都是嘉义市民邀请他们出席形形色色的红白喜事。但凡收到请帖,立委都要尽量去,不去也得送礼。国家会给他一笔经费,但这笔经费有限,只能在大的场合派上用场,小的场合都是立委自己掏,无法报销。

     

    参观后,当地朋友请我吃晚饭。走不到500米,看到街边很多花圈,都是红色的,代表喜事。原来是当地一个新庙开张,亲朋好友都得送花圈庆贺。而且不能只送一个,必须送双。当地所有官员、所有议员都得送。庙有多大?就一个小庙,但也要照顾到,不能有丝毫疏忽。

       

        这次参观之后,我有一个感慨:我对当官本来没有兴趣,在威权时代当官扭曲自己的人格,在民主时代当官也不情愿,因为太累,那不是当官,是当孙子。去台湾之前我还有个假想:不当官,当个议员总可以吧?但台湾之行后,这个想法也打消了,我没想到当个议员也那么累,李俊邑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嘉义选出来的,办公室一个在嘉义,一个在台北,必须每天早上坐高铁一个多两个小时去台北上班,当天赶回嘉义;但回嘉义不是直接回家休息,而是到选民服务处接着上班,处理当天嘉义选民给他的各种信件,选民有任何求助,都必须回应。甚至如果选民去了花莲和台东,刚巧碰到旅游旺季买不到回程车票,他也得想办法帮着买,实际上当议员也是当孙子,而这在经济上没什么回报。大的花费由国库报销,但很多小花费报不了。这是第二个亲历。

        

        (照片3)这是我在新港的马祖庙参观时拍的。旁边是一个派出所,随便我怎么拍照,警察给我搬凳子,跟我端茶倒水,跟我合影。这是第三个亲历。

     


    (照片4)这是第四个亲历:我去不久,碰到一个台湾朋友入籍台北,马上就收到市长郝龙斌寄来的大礼包:一封郝龙斌签名的欢迎函、一张贺卡、一张市民意见调查表。还有一套瓷器。


     

    这些都体现政府跟人民之间的平权,政府对人民的体贴。当然这方面台湾也有一个过程,并非一开始就这样。如果倒退到20年前、15年前,当时的警察跟人民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也很强势、很霸道。但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之后,首先对台北官场进行了一番改造,比如开放参观,官员的办公桌放矮,等等。后来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之后,对整个台湾的官场进行了改造。国民党只能萧规曹随,不可能反着来。政府跟人民的关系就走到了今天这个样子。

     

    这些是台湾人权上的平权、政治上的平权的大致情况。但当然都是得来不易,经过了几十年的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

        

       我在台湾两个月的考察,主要可以概括为"人权之旅""转型之旅"。即主要考察台湾人权进步的历程。时间有限,只重点看了几个景区,它们已经全部辟成博物馆或人权文化园区。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景美人权文化园区,一个是绿岛人权文化园区。现在台湾当局正计划这两个园区整合起来,最后升级成为"国家人权博物馆"

        

        人权博物馆这个庞大的计划代表了台湾的另一面。台湾有个口号,这个口号最近通过微博、互联网传递到中国大陆——据说是马英九提出的"人权立国"。这才代表着台湾制度最根本的特色。但它其实并非马英九首创,而是陈水扁上任就已确定的根本方针。人权立国首先要通过教育实现,首先需要庞大的人权教育系统来支撑,没有人权教育也就无所谓人权立国。这次台湾之行给我最重要的另一个印象就是:人权教育普及而持久。那些人权博物馆、人权文化园区每周都有非常之多的人权教育活动,这种活动不只针对普通市民,更深入到台湾的整个教育系统中,包括台湾的中学、小学教育。台湾的中学生经常去考察那些人权文化园区,然后写相关的论文。人权教育在他们那儿真正做到了从娃娃抓起。

        

    台湾争取民主、人权的进程也充满血和泪

     

        除了这两个人权文化园区外,还有几个重要的景点。最早的景点是二二八纪念馆。台湾的政治改革通常从80年代讲起,这是不准确的。我从我的台湾之旅得出的结论是:应该从二二八讲起。我原来认为二二八无非是台湾版的突尼斯革命:由小贩引发暴动,由暴动发展成席卷整个国家的革命,进而改变整个国家的政权、政治制度。区别只在一个成功了,一个没有成功。但我去台湾之后发现,二二八不仅仅是官民平反,揭竿而起,这只是二二八前期。二二八中期,从暴乱迅速转向政治变革。当时社会的主要诉求,比如民众自治机关叫处置委员会,他们提出的全部要求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怎么改?最重要的内容是自治,主要体现在处置委员会提出的"32条"大纲中,政治方面的第一条是制定自治法,把自治法作为全省最高的政治规范。同时要求开放政权,本地人参政,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到台湾后,整个政权、整个财权基本上被外省人垄断。本来台湾精英刚开始对祖国抱以最高期待,因为他们对日本人的殖民统治是不满的。日本的殖民统治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客观说,台湾整个现代化的基础,比如教育、交通、文化、医学等是在日本统治时期打下的;但另一方面,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确实有相当程度的排他性,以致台湾精英只能从两个方面找出口:一是医学,二是律师。别的方面都没有出口,为什么?都被日本人垄断。台湾精英在日本殖民时期是二等公民。正因为这样,他们对祖国抱有最高期待和美好的想象,认为一旦回归祖国,台湾精英全面参政的时代就到来了,所以当时台湾精英参政热情非常高。比如1946年台湾省参议会选举,30个参议员席位,参与竞选的台湾精英有1100多人,反映当时台湾精英参与政治的热情是多么的高涨。但回答他们的却是冷冰冰的现实。国民党到台湾后政权并不开放,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18个重要的部会机关中,只有一个副处长是台湾人,其他全部是外省人。很多公营事业,甚至台湾精英想做一个小小的主管都不可能。这种排斥程度比日治时期更厉害。这是他们想不到的第一点。

        

        相关的第二点,是个人的上升通道突然大面积中断。因为国民党到台湾后立即强制推行国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立即废除日语。但台湾精英在日本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下,尤其是1930年代日本推行"皇民化教育"后,他们的基本语言已经是日语,不是国语,一下把日语全部废除,台湾精英几乎一夜之间沦为文盲;沦为文盲后,一是个人的上升通道被打断,社会精英的流动性没有了;二是精神上的巨大羞辱。这是二二八之前的状况。

        

    所以二二八事件中的民众要求,除了要求自治,就是要求开放政权。但这些诉求被扭曲,根本没有办法传递到国民党中枢机构。怎么被扭曲的?主要是有两大集团:一是陈仪代表的江浙财团。江浙财团把台湾当做他们的殖民地,当然不可能允许他们自治,陈仪后来被枪杀我认为罪有应得,他对二二八负有直接责任,他是当时江浙财团在台湾的最高代表。二是国民党的情治机构尤其是军统。军统把整个二二八歪曲为夺权、叛乱、造反、阴谋,向蒋介石传递了各种各样的虚假情报,比如说台湾有12万日本军人不甘心失败杀回台湾,才有二二八暴乱等等。情治机关扭曲了整个事件的真相,给最高决策者很大的误导。

     

        (图片5)二二八事件事实上一直在情治机关掌控之下。处置委员会下面有一个机构,叫忠义服务队,是民众自己的保安机构,一种强制力量;忠义服务队的总队长许德辉就是军统特务。二二八事件中,要求攻打圆山,要求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最激进的头目,往往是军统的卧底。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总清算时,最激进的头目恰恰容易全身而退,受到中统、军统的庇护,其身份不言自明。二二八事件的整个进程被他们暗中控制,这是当时二二八结局惨烈的主要原因,民众政治改革的正当要求得不到善意回应,因为真相全被扭曲。


        

        惨烈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死亡人数之众。这点现在有争议,我到台湾时争议刚刚爆发,台湾前"行政院"院长、也是国民党老军头的郝伯村,刚在《中国时报》发表一篇文章,很多人说"二二八"死亡成千上万,他说那是耸人听闻,实际死亡不过200-300人。这马上引起舆论强烈反弹,被很多人骂,因为很多死亡在当时没法统计,仅仅根据官方统计数字推断死亡人数当然是不科学的。

        

        二是台湾精英的夭亡。台湾精英在"二二八"事件中基本被干掉。省参议会死伤过半,比如国大代表、省参议会议员、议长、副议长,包括嘉义市的议长副议长、基隆市的议长和副议长,领袖级人物大多被枪毙。除了议员,死亡最多的人群是律师,然后是医生、法官、媒体人。很多精英被枪杀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比如煽动暴乱,不是的。恰恰是因为他们是整个事件中比较温和的一群人。"二二八"有不同路线,最极端、最激进的是谢雪红代表的中共地下党,主张武装斗争,暴力推翻国民党政府;再一个是以省参议会的议员、律师、媒体人、大学教授为主体的温和、渐进、中间的力量。第二种力量主张协商、对话,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决,但后来杀得最多的恰恰是他们,而且被杀的直接原因就是调停。比如台湾最著名的画家、整个台湾美术界的鼻祖陈澄波,他同时也是嘉义市的议员,嘉义是"二二八"的重要现场,杀的非常惨烈,他们想跟军队沟通,看能否说服军队温和一点,几个省参议员、市参议员包括陈澄波等8人去谈判,结果都被军队杀掉。所以我的另一个结论是,当极端狂潮席卷而来时,没有温和的、中道的空间,这时候任何温和、中道的努力都是徒劳,一切都应该在极端大潮来临之前做最大限度的努力,一旦来临,就什么都完蛋了。台湾一代精英的夭亡给我的教训就是这样的教训,并不是因为他们极端、暴力,没有,他们都是理性、平和、中正的,但这恰恰是他们被杀的原因,因为这个时候只要不跟政府站在一边,都是政府的敌人。另外,我个人怀疑对精英的屠杀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因为只有这样,外来的力量才可以站稳。

        

        之所以花如此多的篇幅讲"二二八",主要因为它是整个台湾政治改革的一个起点。二二八之后台湾转入清乡镇压,1949年5月19日台湾全岛戒严,进入白色恐怖时期。就有了马场町公园枪杀现场,就有了景美看守所,这是整个白色恐怖时期。

        

        整个白色恐怖时期在我看来有三个最重要的地标:一个是前面说的马场町公园,一个是景美看守所,一个是绿岛山庄。知道景美人权公园的大陆读者不多,但如果说到施明德,说到美丽岛,说到吕秀莲、陈菊、李敖、柏杨等诸如此类的名字,大陆读者则会非常熟悉,而他们都是成千上万景美囚徒中的一部分。他们的案子,比如说美丽岛案,比如江南案,都是在景美军法处的军事法庭和第一法庭审理的,最轰动的当然是1980年2月20日开幕的美丽岛大审,它是台湾人权进程的重要转折点。原来台湾的所有政治案件都是暗箱操作,所有政治犯都不受普通法律的审判,都是以平民之身受军事审判,军事审判对统治者来说最大的好处是不受任何法律制约,想怎么操作就怎么做。整个台湾的政治犯的命运全部取决于一个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蒋介石,所有案件都经过他,量刑轻重、大小都归他决定。所有的侦查程序、所有的审判程序都是演戏,所谓的证据都是打出来的。美丽岛大审根本改变了那样的情况。因为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尤其是国际舆论压力,蒋经国顶不住了,所以同意整个审判全部公开,同时允许媒体旁听,给了台湾反对派千载难逢的机会。

        

        景美基本上是两个机关的所在地,一个是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戒严时期都是军事统治,军事统治的主要机关、执行机关是警总。警总之下有军法处,专门审政治犯;另一个重要机关是台湾军情局的军法处。他们主要有三个职能:一是军事审判;二是羁押,因为很多政治犯并不是一抓进来就审判,一般关一年以上才开审,这一年多时间基本上是羁押时间;三是移送功能,审判后犯人分两部分,一部分移送其它监狱,另一部分是代监执行,即军法处经监狱授权,犯人不移送,就在景美服刑。

     

        犯人在景美服刑做什么?主要是生产,里面有很多监狱工厂,有洗衣厂、缝衣厂、手工艺厂。

        

        (图片6)很多人在监狱工厂被培养成工艺大师,田志敏就是其中一个。他进监狱之前没任何技能,入狱后学了一门手艺。政治犯出狱,一般都找不到工作,一是用人单位不敢接收,二是接收了警察会找上门恐吓。田志敏出狱后也找不到工作,就去了难友翁廷倩创办的一家工艺品商店,找到一个饭碗。不仅找到饭碗,还找到了爱人,他跟翁姓老板的妹妹廖桂珍爱上了,很快结了婚。之后开了自己的工艺品商店,作品远销日本、菲律宾等国。


        

    (图片7)景美看守所医务室。这里有一段传奇故事。当时台湾有很多政治犯,但蒋介石政府根本不承认,在国际上说台湾从来没有政治犯。国际社会对台湾人权状况关注很强烈,但一点辙没有。后来有一个重大突破。突破雷区的是景美看守所的犯人医生陈中统。陈毕业于日本冈山大学医学院,回国看望老父亲,然后结婚,没想到结婚的第16天就被抓了。看守所让他做监狱医生。当医生本来就比普通犯人自由,而他确实医术高明,看守所长官经常让他出去给自己的太太、孩子看病,所以他的自由空间更大。


    中间有则趣闻。台湾有个著名的政治犯叫崔小萍,一次到医务室看病,一边打吊针一边跟陈中统聊天。崔问陈有没有孩子。陈说没有。为什么没有?陈说我结婚时间那么短就被抓,怎么可能有?崔说未必吧,时间短也可能有的。陈说:我的技术没那么高明。可后来他却有了两个小孩。服刑期间怎么会有孩子?主要原因是他经常外出给看守所长官的家属看病,就利用这时间跟夫人幽会,所以他服刑期间一点没耽误。后来李敖还写文章开他的玩笑,说"陈中统的精子翻越了监狱的高墙。"

    从以上对话可以看出,陈中统是个非常老实、非常质朴的人,但他并非没有心机,而是大智若愚。所以才干出惊天动地的事:因为医生的特殊身份,他可以接触各种各样的患者,知道很多有名有姓的政治犯,因什么事而进来,什么罪名,判多久等等,都一一记录在案。然后把400多人的政治犯名单寄到海外。美国、日本、欧洲的媒体都做了报道,炸弹一下子爆炸,搞得蒋介石政府非常难堪。整个国际政治救援就此展开。

     

        (图片8)这是一段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他们被捕之前就恋爱了,双方都觉得自己很危险,不愿牵连对方,决定分手。但结果还是双双被捕,女生丁窈窕被判死刑,男生郭振纯被判无期徒刑。女生在自己被枪决之前,偷偷将诀别遗书和一缕自己的头发装在烟盒里,托人转交给爱人留作纪念。


     

    台湾争取民主、人权的进程也是血和泪、苦难、冤案堆砌起来的。后来台湾当局做了道歉和补偿

     

        景美园区还有一个景点,就是汪希茗被抓关在景美,条件非常好,除了铁门像监狱外,里面简直是一个小别墅,有会客室、书房、高级卫生间、散步的小院。

        

    景美而外,最重要的人权景点是绿岛。

     

    (图片9)这是绿岛人权纪念碑,与大海只有一步之遥,上面都是受难者的名单,柏杨题字:"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他们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这个碑不是指向天空,而是通向地下,我认为是象征一个幽暗的时代,走出去就是阳光,就是大海,就是今天,昨天跟今天如此之近,一步之遥。

        


        绿岛以前是所谓新生训导处,有点像大陆的劳教,不是正式服刑。1972年泰源监狱发生暴动,然后就在绿岛新建了一个全封闭性质的重刑监狱,叫绿岛山庄。现在山庄的主体建筑已经变成展览馆。当时很多作家关在绿岛山庄,比如吕秀莲、李敖、柏杨等。

    (图片10)这是绿岛山庄的监室,也就是李敖他们当年坐的监室,小池子是卫生间,一个房间关1020人,共用一个卫生间,这个卫生间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国民党跟苏联的很多政治词汇是相通的,比如"同志""革命""思想改造"等。他们的洗脑教育也非常重要,政治犯尤其是绿岛的政治犯是工作一天、学习一天,工作是用石头修建囚禁自己的监狱。学习就是所谓的思想改造,全部接受反共教育,还有正儿八经的考试,如果考试不过关会加重刑期。

     

    绿岛政治犯与绿岛居民互动很多,还互动出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是悲情故事。政治犯在岛内经常户外活动,比如巡回演出,原住民看病,给原住民的孩子补课等等。这跟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差不多。一个叫曾国英的政治犯和本地姑娘苏素霞,就因为经常一起巡回演出,日久生情,爱上了。但这给曾国英招来弥天大祸,一个姓刘的政战官也在追求苏素霞,听说曾苏之恋,大怒,把满腔怒火发泄到曾国英身上,把曾关进海边的碉堡里面,碉堡空间极其狭窄,不能躺不能站不能坐,一天只送三个面包。一连关了好几天。苏素霞听说后很着急,为了救出曾国英,只好答应了刘姓政战官的求婚。但等到曾国英回到原单位后,她却在婚礼当天自杀殉情。

        

        (图片11)绿岛还有一个重要去处,即十三中队公墓。政治犯和看守他们的官兵如果死在绿岛,就葬到这里。很多官兵是从大陆去的,死后联系不上家属,所以没有后人扫墓。我去现场时,很多墓碑基本被野草淹没。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犯和看守他们的官兵是同一个命运,都被社会完全抛弃。这是绿岛的一个特殊景观。绿岛给我的印象是非常阳光、明媚、青春,但十三中队墓地是另一种气质,阴森恐怖。


     

        这几个景点所浓缩的历史,我认为能够概括性地代表台湾的民主进程、人权进程,这是充满着血和泪的进程。蒋经国1987年宣布解除戒严,当然需要蒋经国的远见卓识,需要决断,但更重要的,是这三十多年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要求人权的民间压力倒逼促成的,没有这样的前提,不可能有蒋经国启动变革。

        

        我游历的最后一个台湾人权景点,是高雄的美丽岛站,这儿有个人权学堂,我刚才讲台湾对人权教育高度重视,这就是一个例子。台湾还有所谓"国家级"的人权咨询委员会,地方各级政府也都有自己的人权委员会,这是高雄市的人权委员会。

     

    高雄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首先是因为美丽岛事件在这儿发生。其次,人权学堂所在的高雄地铁站,则是全世界最美的地铁站,排名第一。

     

    经济低迷收入下降为什么并未影响社会稳定?

        

        平权台湾的另一个特点,是经济平权。考察台湾两个月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台湾太特殊,台湾太幸运,所以台湾转型最成功。众所周知,台湾民主已经走向规范,走向成熟,但最重要的不在这儿,我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台湾今天的民主多么成功,而是它的转型多么成功,它的转型成功世上少有,最值得华人社会骄傲。为什么转型最成功?最重要的评价标准是转型成本的大与小。在蒋经国决定解严后,经过李登辉、陈水扁到今天的20多年,台湾转型震荡很小,因而代价很小,虽然有过陈水扁时代的一点震荡,但相对其它国家的血与火和巨大的经济成本、生命成本,这点震荡之微不足道,世界范围都没多少可比的。利比亚、叙利亚、埃及等第四波的国家,都不能比。能够比的,我认为只有东欧几个国家,比如捷克、波兰、匈牙利。在这意义上可以说,台湾转型的成功是世界先进水平,是台湾最可骄傲的。

        

        台湾转型最成功,在于其特殊和幸运,这特殊和幸运大半因为经济平权。经济平权是什么意思?主要是均富。台湾的均富不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是基本兑现。一方面完成了经济腾飞,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另一方面,没有以贫富悬殊为代价,而是均富和经济腾飞同步,经济腾飞的进程也是整个社会均富的进程。因为均富,台湾基本上消灭了底层、穷人,也就消灭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消灭了痞子革命的可能。财富的均衡培养了台湾的一个重要元素:社会理性。也有矛盾和冲突,但这种矛盾和冲突双方都能控制在临界点以内。网友中年格瓦拉回忆他当年做社会运动尤其街头运动,做到什么程度?第一不能太常规太平静,因为那就没有媒体素材。需要冲突,但冲突必须是有限的、可控的,比如最多把政府门上的牌子摘下来,最多打破两扇玻璃。以一个限度为底线:不流血、不死人。我听说台湾有个重要的社会运动领袖,能做到队伍需要什么时候拉出就拉出,需要拉出多少人就多少人,需要拉到什么地点就什么地点。这其实不是哪个领袖的本事,而是基于群众的理性。我曾问台湾的钱永祥老师,听说百万红衫军时,红衫军内部有个提议:冲进总统府;是不是有这回事?他的回答是有过这提议,但从来没有成为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对待,也就一两个人说说而已。我问:为什么它不能成为议题?钱老师的解释是:你知道红衫军是什么样的队伍吗?哪怕最普通的群众,哪怕上街游行,看到红灯都会马上停下来。人们有最基本的政治理性和社会理性,而这是从均富当中来的,消灭了底层即穷人阶层,因此台湾整个的社会运动是有产阶级、中产阶级的社会运动,具备基本理性。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能收放有度。

        

        经济平权的另一个内容,是消费平权。这是大陆、香港和美国都缺乏的。消费平权意味着这个社会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已不需要多高的价钱,因而不需要多高的收入,只要有一份基本收入,有一个正式的工作,都可以享受到。比如,大陆顶级演出我很少去,其中一个原因是收入不高,消费不起,最多一年去两三次。但在台湾,我到国家音乐厅看演出,15排以前的座位票价折合人民币一百多块钱,台湾故宫的门票折合人民币才不到三十块钱。所以台湾的精神消费,普通人都能支付,富人能享受的,普通人也能享受。

        

    物质上更是这样。比如我在台湾高铁吃份盒饭,折合人民币不到20块钱,质量很好。我在台湾两个月期间,基本上都是在街头小摊吃饭,每餐消费平均下来不超过20块钱。再一个是行,台湾比较贵的交通是高铁,除此而外,台湾无论是大巴还是普通的火车都非常便宜,低于大陆的平均价格。我算了一下,如果在物价相对最高的台北生活,包括房租在内,一个月收入35000台币,折合人民币7000块钱可以活得很好,没有压力。而且台湾7000块钱跟大陆7000块钱的含金量不一样,不仅是因为物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保障指数。大陆7000块钱一个月,一家老小的支出,孩子的读书、老人养老、自己的开销,全在这当中开支,什么都只能靠自己。但台湾不一样,你这7000块钱一般只是日常消费,其它该有的社会保障都有,最重要的保障是健保,台湾的健保水平是世界级的,比美国、香港、欧洲很多国家做得好。我的一个朋友生大病住院动手术,全部花费8万多台币,最后自费是5000多台币,折合人民币1000多块钱,其它都由健保承担。所以台湾月入7000块钱,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很扎实的7000多块钱。

    正因为如此,尽管台湾经济不景气,民众的实际收入下降,但并没有什么大的动荡,整个社会非常平静,平静的承受了经济低迷、实际收入下降,而且不是一年,是连续十多年。台湾一个大学生现在的收入还不如十四、五年前,但显然台湾今天的物价水平远远超过十四、五年前。为什么经济低迷收入下降并未影响社会稳定?原因我想有这几点:

    第一,有社会公平支撑。我收入下降,但整个社会都在下降,想得通。第二,有社会保障支撑,所以日常花费不高,不需要很多钱也能保证基本的生活品质。第三,有藏富于民支撑。台湾是小政府有限政府,政府没法与民争利,整个经济腾飞就是一个藏富于民的过程,因此台湾多数人都有比较丰厚的积蓄,经济低迷时期、收入下降时期可以靠积蓄来抵销一部分损失。

    台湾的一个特点,是人们的心态都很从容、平和,原因就在这里。从这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平权、消费平权是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缓冲带,能极大降低社会的风险指数,支撑社会理性。

        

    对台湾的第三个感受也是最大感受,是人文台湾。这首先体现为对人的关心和尊重,尤其对普通人的关心和尊重。这是发自内心的,我在台湾的两个月中有太多体验。其次体现为人际交往中的谦卑。我在大陆碰到无数有教主气派的人,但在台湾没见一个,而我在台湾遇到了很多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他们都很低调,都夹着尾巴做人。在台湾,哪个精英敢放肆,马上会成为众矢之的,他们要放肆只能跑到大陆放肆,在台湾是绝不敢的。这也是平权台湾的一个侧面,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很多大陆人去台湾观光,觉得台湾没什么了不起,看不到这一点,看不到台湾的人好,而我认为,人才是我们最应该追求的。我在大陆写过不少文章,也做了一点事,总的目标就这个目标,即追求一个人好的社会,追求一个人和人友善相待的社会。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至少30年50年的距离。

               ——(本文为作者在腾讯燕山大讲堂讲话原文,根据记录整理。原载《炎黄春秋》杂志今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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