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準備

作者：梁文道

很侥幸地，我活在一个承平年代，住在一个安稳的地方，没见过战争，没经历过饥荒，也没遇上大型而长期的骚乱与不安。看看今天这个世界，再读一点往事，便知道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了。在人类的历史上，很少有人能一辈子活得如此安稳。每念及此，我就觉得自己幸运得离谱，不能不居安思危。再想下去，便知所谓的安稳何其脆弱；表面上是万里无云，远方其实早就拢聚了一团风暴。


例如冷战，那四十多年的时间看起来平静(对某些国家的人而言)，只有冷冷的剑拔弩张，少有擦枪走火的场面。可它却是现代史上最恐怖的恐怖平衡，两大阵营各自拥有保证可以毁灭地球好几次的核力量，等于一手用刀架在对方的颈上，另一手则藏着一把匕首，准备“第二次核打击”。虽然冷战才结束了不到二十年， 但是大部分人都早已把它抛诸脑后，忘记了那种阴影笼罩的日子。那时候，为了迎接第一次核打击，以及保存报复的能力，几个大国都有详尽的应变方案，在城市中广设地下室，储备粮水药物。为了报复，大家先得活下来。


自从H1N1暴发后，一些论者又想起了德国社会学家乌里希·贝克(Ulrich Beck)那著名的“风险社会”说。他认为，现代社会仰赖的各种技术手段及生产方法，其实都蕴涵了不可测的风险。从前大家愉快地坐车，忘我地抛弃塑料瓶，却不知碳排放与全球暖化的威胁；大家曾经视集中营式的现代畜牧业是工业化的新边疆，却不知它是流行病毒转化更生的温床。换句话说，我们习惯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颠覆日常生活的潜在力量；我们恒与风险共存。


很多人还在怀疑流行病毒和现代畜牧业的关系。近年专攻全球化与瘟疫的美国都市史家Mike Davis则在近日的一篇评论中给出了线索，原来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早在去年就发布报告，指出“工业规模的动物生产对公众健康和环境有不可接受的风险”。密集的猪仓是组合禽鸟和人类流感病毒基因的最佳培养皿。


也还有人不相信人类作为与全球暖化之间有任何因果关系。可是，不管你认为全球暖化是人为的结果，还是地球自身的气候循环所致，至少全球暖化的趋势已经成了绝大部分科学家的共识。因此，你可以执意反对减排，但不能不预备气候变化的灾难后果。比方说沿海大城市的淹没，淡水的日渐稀缺，大规模的饥荒，以及致命瘟疫的流布。


自从2007年世界气候会议提出“2015年就是不可回头的期限”之后，许多学者已经放弃挽救劣势的努力，转而探讨灾难之后人类如何保种图存的方案了，例如建造水上浮屋。因为最早研究全球气候恶化与发现臭氧层破洞而被视为“先知”的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更干脆直言“行动的时机已过”，下世纪最多只有5亿人活得下来，所以“大家现在好好享受生活就行了”。怎样活下去，是面对灾难的最现实的问题。


面对流感，我们也应该带着同样的心理。尽管大家都不觉得H1N1会酿成上世纪“西班牙流感”般的巨祸，可是学术界早已发出警告，那种规模的瘟疫是很有可能重临的。于是我们就不能只是防止瘟疫病的散播，“对抗”疫情的恶化；还得设计甚至演练灾情恶化之后的行动计划。怎样在可观的人数倒下之后，继续维持 警察、医疗等必要部门的运作？怎样在一家公司或者一栋住宅被迫封闭隔离之后，让里头的员工和居民在外援匮乏的情形下活得下去？针对不同程度的灾况，我们还得有不同层次的响应手段。


据知，香港已有银行等大型机构就此定出灾后应变计划；那么，中国的其它地方也准备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