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由的传说
廖伟棠
很久没有想起三毛了，最近一次遇见她，是在2007年的一个夏天的午后。我们经过前一天戈壁滩的跋涉以及夜行火车上的一晚，辗转来到了吐鲁番。走在浓荫密布的葡萄谷，叶间刺来的阳光白炽，更教人在藤蔓和疯玩的维吾尔小孩之间迷路。我们渐渐偏离了游人们习惯的路线，走到了一处貌似废园的池畔，突然面前出现了一间白房子和一尊铜像。
谁也没想到这是王洛宾的像，白房子是老帅哥的纪念馆。房子里没有一个游客，玻璃柜子里是他的手稿、照像和零星遗物。最后几个柜子属于她，三毛和王洛宾的往来书信，1990年。王洛宾为她写的《等待——寄给死者的恋歌》，1991年。
两个在我少年时代非常传奇的名字，三毛、王洛宾，一下子让我想起了许多。初识三毛，我和很多内地、香港的同龄人一样，都是在八十年代末，初中的时候，同伴同学女生都在读琼瑶，男生都在读金庸和古龙，这时候要显得与众不同，你的选择只有三毛。在选择不多的流行读物中，三毛是属于另类的。我又比其它人稍微早一点知道三毛，我在小学的时候就看过一篇连环图，是改编自三毛《撒哈拉的故事》的第一篇<沙漠中的饭店>，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个细节是画中的东方长发美女（画家想象的三毛）藏起来一罐剪成碎块的猪肉干说那是中国的药，而那个金发大胡子则假装病了叫嚷着要吃肉味的药！
三毛和荷西在撒哈拉的生活，几乎是第一次在我眼前揭开了另一个世界：幸福的概念原来可以这样诠释——它是包括了冒险与漂泊的。之前第一本叫我对"在路上"心动的，是松本零士的《银河铁道999》，但星野铁郎的历险太高远、也太悲情，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纯属空想；而同时阅读的三毛却令人想象"人间"，这个词应该是和"自由"紧密相连的。
当时我在广东读初中，八十年代末的社会，与自由吊诡地若即若离，自由的精神层面爆发远在北方，北京和合肥是两个重镇；而其庸俗的物质层面爆发则近在身边，我们在广东可以看到香港的电视、消费很多舶来物。北方的运动第一波，我们还未曾接触就已经被消灭。但第二波，却把我和身边几个小朋友都卷入。那时候我已经读完三毛，读到柏杨那里去了，《丑陋的中国人》里那些面孔与《撒哈拉的故事》里那个天真率性的女子实在相去甚远，可是我们在现实中国只能找到前者的对应物，三毛也成为了一个彻底的想象，就像《银河铁道999》里的美黛儿一样，对于挣扎于斗争中的铁郎也遥不可及。
生命中第一次为自由的斗争惨烈失败了，我不记得撤离回家的两个少年心里唱的是什么歌。生活又静静回复，很快是毕业礼——虽然成人礼已经以血的方式举行过。我们办了一个接一个的毕业晚会，总有文艺少女，披着大披肩，唱《橄榄树》："我的故乡在远方、远方"……我们还留在我们的故乡，这个我们眼中亟需变革的懵懂故乡，但我开始用笔去描写远方。
是她让我如此鲜活地懂得了自由的气息，懂得了天涯海角对于一个写作者的意义，她让我们想象天涯。后来我知道不只是我，远在哈尔滨、北京或者西北、西南的她或他，少年时都如此想象，什么时候我也能如此上路呢？什么时候我也能把路上的幽远与怅惘写成文字呢？
很快我们就从三毛走到了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娘》，走到井上靖的《敦煌》，一直走到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浪游文学最辉煌的顶峰展现在我眼前，十多年后才反思到：也许三毛就是六十年代西方嬉皮传统的一个东方的简略的回声。回忆中最后一个场面是香港的电视新闻突然插播死亡消息：《滚滚红尘》、医院、丝袜……家人澄清不是自杀，但怎么可能不是呢？少年固执地想道，这样一个传奇，怎么可能以别的平庸的方式来完结？
作者的生命与创作竟然可以如此密切地纠缠在一起，发生在"身边"的，三毛是第一个完美的演示。后来是顾城，是书里的韩波、里尔克、策兰……那时我已经多番思考过死亡，但仍然惊讶于一个写作者最后的抗争、最后的自决，面对必然来袭的虚无，自杀是唯一的抗议，如果我不能选择死亡之外的自由，那我起码可以选择提前拥抱它。但是，这一切始终太早，对生者太残忍。
后来想起她，我仍然不忍简单地视之为一个流行作家，她只是以自身微弱的力量为我们演示了一番有限的自由，起码告诉了红尘中人也可以这么猛烈地活、猛烈地死。我不知道当年翻烂了一本《撒哈拉的故事》的少年们，当中是否有百分之一的人选择了上路，是否有万分之一的人选择了写作。但《橄榄树》依旧不时在夜深为他们重新播放一次，那女子飘扬的披肩也依然在热风中飘扬。
那个夏天的午后，离开王洛宾纪念馆，出口处有一个男人在摆卖自己的著作：王洛宾传，他是王洛宾的儿子。我们翻了一下书，写得平平，不好意思地冲他报以歉意的微笑，他也一笑。我们向着葡萄谷外走去，在密林中回头，看见他站到了门外，远远地看着我们。我想1990年的时候他应该就和现在的我一般大，他是王洛宾的儿子，也许还见过来新疆找王洛宾的三毛，他选择了留在深谷中这个白房子里，守着一屋子的传奇。
（写于2010年12月中下旬，时代周报刊登的是洁本，此为半洁本，足本刊台湾联合文学）
Steven 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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