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寶的生成

作者：梁文道


我們不妨來一番假設，假如法國政府公開譴責藏獨，假如巴黎市長宣佈不再歡迎達賴喇嘛到訪，假如圓明園獸首的持有者原來一直是某個反藏獨組織的幕後資助人，那麼，中國人還要不要抗議佳士得？還想不想取回大家口中的那兩具“國寶”呢？


提出這個問題，不是為了挑釁，而是想要指出當前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不如很多人以為的那麼情緒化；相反的，它很理智，而且很“顧全大局”。否則我們就很難理解為什麼俄軍擊沉中國貨船一事幾乎在同時發生，但大家卻把最大的矛頭指向法國了。莫非那兩具獸首竟比幾條國民的性命更值得大家憤慨，更能激起大家的怒火？


如果國人真的覺得國寶重要，海外流失文物必須返鄉，我們就該把它和一時的狂熱分割開來，把它和短期的國際戰略分割開來，把握任何時機任何場合提出自己的訴求，而且不管訴求的對像是誰，和中國又有什麼關係，總之就是不厭其煩地年年講月月講。可惜的是，我從未見過追討海外流失文物曾經成為重要的外交議題。


可是，“國寶”真的和民族主義沒有一點關係嗎？再想深一層，便知實情恰恰相反，“國寶”這個概念根本就是現代民族主義的產物。為什麼我們能夠把原屬皇傢俬藏的珍寶“公有化”，上升到“國寶”的地位呢？那是因為現代民族國家構造出了一個跨越時空，把歷代先人與無數大眾聯結起來的群體。因此，世界各國方能在共和政體成立之後，紛紛充公昔日宮庭，將它們變成國家的博物館，把裏頭的東西變成國家的珍藏。你必須預設一個理性上抽象感性上實在的民族集體，才能說那些東西是人民所造，本該屬於人民。


國家博物館幾乎是所有現代民族國家的必備要素，它和其他一眾國寶既是國家的發明，也是打造國民身份認同的利器。我們在文物裏頭看見歷史，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的成品中歸納出一種連續的歷史，一個延綿不斷的民族。我們在珍寶裏頭髮現驕傲，將不同背景不同地區的巧構視作先人的智慧，一種與今天的我不無關係的智慧。任何國家博物館都是界定國民身份和尊嚴的空間。


發現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一直是個備受爭議的人物。大部分人都覺得他以廉價交易古代經卷給斯坦因是財迷心竅，出賣國寶；也有人認為那是當時地方政府的責任，不理他多次提出調查的籲請，才逼得他走上這條迂迴的存寶之路。其實無論是王道士，還是那時的地方政府，恐怕根本都還沒有現代的“國寶”概念。因為民族國家是個新事物，意義與制度俱在構造之中，未及普及未及成形；你叫他們怎麼去捍衛一個他們不知道的東西呢？


先有寶貝，才有國家，再有國寶。由於“國寶”總是被指認被發明和被構造出來的一種歷史產物，所以它的內涵和外延也是不穩定的。民族國家的建立是個未完成的計劃，所以它也跟著一起變。國家的政策與國民的意識有可能使得一件原來的朽木變成國寶，也有可能讓一件原來的奇珍化為廢料。在這個意義上講，十年前我們連聽都沒聽過的圓明園獸首竟然成了頭號國寶，也就不是一件可怪的事了。畢竟，它的價值不在它自身，而在我們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