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2012-10-11

笑蜀 | 平民视角里的平权台湾

笑蜀 | 平民视角里的平权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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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视角里的平权台湾

笑蜀

 

 

今天的主题是"平民视角的平权台湾"。平民视角是指我的视角,普通人的视角,以这样的眼光打量,台湾是什么样的?我认为最重要的定位是——平权的台湾。

 

一个平权的台湾其实是一个普通人的台湾。台湾属于普通人,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政治资源都最大限度向普通人倾斜,这就叫平权。我眼中的台湾就是这样的平权台湾,即平民的台湾,普通人的台湾。

    

平权首先是人权上的平权。没有人权上的平等,其它一切平等都无所依托,这是台湾最重要的特点。我们过去老是讲它的民主,它的法治,它的社会保障,这都没有问题。但在我个人眼里,还有一个最根本、最高的特点,就是人权上的平等。

 

怎样对待异端和反叛者是人权的试金石

 

    我在台湾游历的第一个景点,是台北市的马场町纪念公园,它对我冲击很大。马场町是1950年代,也就是台湾白色恐怖最厉害时的一个主要刑场。大陆知道马场町的人可能不多,但若提到电视连续剧《潜伏》主角余则成的原型、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在台湾最重要的女间谍朱枫,包括同样是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第四兵站陈宝仓中将,大家就不陌生了,他们都是在马场町被枪毙的。在马场町被枪毙的绝大多数人犯,都属于不折不扣的中共地下党员或左翼人士,尤其是不折不扣的中共谍报人员。也就是说马场町在台湾的意义,类似耶路撒冷的哭墙之于犹太人的意义,马场町是台湾左翼的一块圣地。台湾的制度架构用大陆的定义是"资本主义",在这样的社会中,左翼或者共产主义的理想当然是异端的乃至反叛的。在白色恐怖时期、冷战时期,更属于一种敌对的思潮和力量。

    

    但今天的台湾是怎么对待异端乃至反叛的思潮和力量呢?马场町算一个例子。说到这里我把话扯远一点。我在台湾访问时跟台湾一批学者喝茶,我身边有一个也从大陆去的自由派作家,思想很新锐、很先锋。我们一起谈到二二八,谈到国民党怎么给二二八死难者平反、赔偿。那个作家想不通,他说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不杀他们杀谁?杀他们有什么错?为什么要道歉、平反?当时的台湾朋友听到非常惊讶,没想到他会有这样的言论。当然这个作家也很惊讶:今天的台湾怎么会对台湾反政府的共产党这样的宽容、包容。两岸的知识阶层、主流阶层对人权理解的巨大差异,这是一个小例子。

    

    马场町公园现在叫做"马场町纪念公园",是政府出钱修建的,每年秋季都会举行非常隆重的悼念活动。对过去的异端和反叛者,对他们的亡灵给予了最高的尊重和礼遇。马场町公园有一块石碑,碑文称当年被枪杀的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为"当年追求社会公正的热血志士"。这是他们对共产主义者、对异端和反叛者的定位,不只是通常意义上的和解,而且是最大限度的肯定和包容。台湾社会不可能想象台湾会接受共产主义,但台湾社会对共产主义理念给予最大限度的平等待遇,这就是人权上的平等,这就叫平权。什么叫包容?主要是看你对异端的态度,而台湾的马场町公园是最经典的例子,大家去台湾旅游可去那儿感受一下。

    

所谓现代文明,我认为最根本的含义是尊重,对异端最大限度的尊重是尊重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这一点今天的台湾已经做到,他们已经走过这个阶段, 已经告别了不同理念之间互不相容、你死我活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已经跨入了现代文明。跟欧美那些国家,在文明程度上没有多大落差。我们经常讲美国的南北战争,胜利一方对过去敌对的一方,对以李将军为代表的南军将士怎样尊重、怎样善待,没有清算,没有报复,而是充分保障他们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当年美国做到了,现在的台湾也做到了。

 

人权教育从娃娃抓起

 

    台湾人权上的平权,其次表现为官民关系,用连战的一句话来概括,就叫做"人民最大"

    

    (图片1)这是我在立法院门口跟警察的合影。这反映警察跟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他不担心游客会抢他的枪。

 

(图片2)我去嘉义本来要拜访一个NGO组织,看到对面的广告牌上,写着两个人的大名,一个是我熟悉的蔡英文,一个是我不熟悉的李俊邑,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去处。陪同的台湾朋友说,李俊邑是立法委员,这是他在嘉义的选民服务处。我马上决定改变行程,先进去参观参观。


 

 门口的工作人员都微微鞠躬迎候,满脸堆笑,真把我当选民了。办公桌上堆的都是群众来信,但不是上访和投诉,而是请帖,都是嘉义市民邀请他们出席形形色色的红白喜事。但凡收到请帖,立委都要尽量去,不去也得送礼。国家会给他一笔经费,但这笔经费有限,只能在大的场合派上用场,小的场合都是立委自己掏,无法报销。

 

参观后,当地朋友请我吃晚饭。走不到500米,看到街边很多花圈,都是红色的,代表喜事。原来是当地一个新庙开张,亲朋好友都得送花圈庆贺。而且不能只送一个,必须送双。当地所有官员、所有议员都得送。庙有多大?就一个小庙,但也要照顾到,不能有丝毫疏忽。

   

    这次参观之后,我有一个感慨:我对当官本来没有兴趣,在威权时代当官扭曲自己的人格,在民主时代当官也不情愿,因为太累,那不是当官,是当孙子。去台湾之前我还有个假想:不当官,当个议员总可以吧?但台湾之行后,这个想法也打消了,我没想到当个议员也那么累,李俊邑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嘉义选出来的,办公室一个在嘉义,一个在台北,必须每天早上坐高铁一个多两个小时去台北上班,当天赶回嘉义;但回嘉义不是直接回家休息,而是到选民服务处接着上班,处理当天嘉义选民给他的各种信件,选民有任何求助,都必须回应。甚至如果选民去了花莲和台东,刚巧碰到旅游旺季买不到回程车票,他也得想办法帮着买,实际上当议员也是当孙子,而这在经济上没什么回报。大的花费由国库报销,但很多小花费报不了。这是第二个亲历。

    

    (照片3)这是我在新港的马祖庙参观时拍的。旁边是一个派出所,随便我怎么拍照,警察给我搬凳子,跟我端茶倒水,跟我合影。这是第三个亲历。

 


(照片4)这是第四个亲历:我去不久,碰到一个台湾朋友入籍台北,马上就收到市长郝龙斌寄来的大礼包:一封郝龙斌签名的欢迎函、一张贺卡、一张市民意见调查表。还有一套瓷器。


 

这些都体现政府跟人民之间的平权,政府对人民的体贴。当然这方面台湾也有一个过程,并非一开始就这样。如果倒退到20年前、15年前,当时的警察跟人民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也很强势、很霸道。但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之后,首先对台北官场进行了一番改造,比如开放参观,官员的办公桌放矮,等等。后来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之后,对整个台湾的官场进行了改造。国民党只能萧规曹随,不可能反着来。政府跟人民的关系就走到了今天这个样子。

 

这些是台湾人权上的平权、政治上的平权的大致情况。但当然都是得来不易,经过了几十年的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

    

   我在台湾两个月的考察,主要可以概括为"人权之旅""转型之旅"。即主要考察台湾人权进步的历程。时间有限,只重点看了几个景区,它们已经全部辟成博物馆或人权文化园区。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景美人权文化园区,一个是绿岛人权文化园区。现在台湾当局正计划这两个园区整合起来,最后升级成为"国家人权博物馆"

    

    人权博物馆这个庞大的计划代表了台湾的另一面。台湾有个口号,这个口号最近通过微博、互联网传递到中国大陆——据说是马英九提出的"人权立国"。这才代表着台湾制度最根本的特色。但它其实并非马英九首创,而是陈水扁上任就已确定的根本方针。人权立国首先要通过教育实现,首先需要庞大的人权教育系统来支撑,没有人权教育也就无所谓人权立国。这次台湾之行给我最重要的另一个印象就是:人权教育普及而持久。那些人权博物馆、人权文化园区每周都有非常之多的人权教育活动,这种活动不只针对普通市民,更深入到台湾的整个教育系统中,包括台湾的中学、小学教育。台湾的中学生经常去考察那些人权文化园区,然后写相关的论文。人权教育在他们那儿真正做到了从娃娃抓起。

    

台湾争取民主、人权的进程也充满血和泪

 

    除了这两个人权文化园区外,还有几个重要的景点。最早的景点是二二八纪念馆。台湾的政治改革通常从80年代讲起,这是不准确的。我从我的台湾之旅得出的结论是:应该从二二八讲起。我原来认为二二八无非是台湾版的突尼斯革命:由小贩引发暴动,由暴动发展成席卷整个国家的革命,进而改变整个国家的政权、政治制度。区别只在一个成功了,一个没有成功。但我去台湾之后发现,二二八不仅仅是官民平反,揭竿而起,这只是二二八前期。二二八中期,从暴乱迅速转向政治变革。当时社会的主要诉求,比如民众自治机关叫处置委员会,他们提出的全部要求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怎么改?最重要的内容是自治,主要体现在处置委员会提出的"32条"大纲中,政治方面的第一条是制定自治法,把自治法作为全省最高的政治规范。同时要求开放政权,本地人参政,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到台湾后,整个政权、整个财权基本上被外省人垄断。本来台湾精英刚开始对祖国抱以最高期待,因为他们对日本人的殖民统治是不满的。日本的殖民统治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客观说,台湾整个现代化的基础,比如教育、交通、文化、医学等是在日本统治时期打下的;但另一方面,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确实有相当程度的排他性,以致台湾精英只能从两个方面找出口:一是医学,二是律师。别的方面都没有出口,为什么?都被日本人垄断。台湾精英在日本殖民时期是二等公民。正因为这样,他们对祖国抱有最高期待和美好的想象,认为一旦回归祖国,台湾精英全面参政的时代就到来了,所以当时台湾精英参政热情非常高。比如1946年台湾省参议会选举,30个参议员席位,参与竞选的台湾精英有1100多人,反映当时台湾精英参与政治的热情是多么的高涨。但回答他们的却是冷冰冰的现实。国民党到台湾后政权并不开放,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18个重要的部会机关中,只有一个副处长是台湾人,其他全部是外省人。很多公营事业,甚至台湾精英想做一个小小的主管都不可能。这种排斥程度比日治时期更厉害。这是他们想不到的第一点。

    

    相关的第二点,是个人的上升通道突然大面积中断。因为国民党到台湾后立即强制推行国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立即废除日语。但台湾精英在日本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下,尤其是1930年代日本推行"皇民化教育"后,他们的基本语言已经是日语,不是国语,一下把日语全部废除,台湾精英几乎一夜之间沦为文盲;沦为文盲后,一是个人的上升通道被打断,社会精英的流动性没有了;二是精神上的巨大羞辱。这是二二八之前的状况。

    

所以二二八事件中的民众要求,除了要求自治,就是要求开放政权。但这些诉求被扭曲,根本没有办法传递到国民党中枢机构。怎么被扭曲的?主要是有两大集团:一是陈仪代表的江浙财团。江浙财团把台湾当做他们的殖民地,当然不可能允许他们自治,陈仪后来被枪杀我认为罪有应得,他对二二八负有直接责任,他是当时江浙财团在台湾的最高代表。二是国民党的情治机构尤其是军统。军统把整个二二八歪曲为夺权、叛乱、造反、阴谋,向蒋介石传递了各种各样的虚假情报,比如说台湾有12万日本军人不甘心失败杀回台湾,才有二二八暴乱等等。情治机关扭曲了整个事件的真相,给最高决策者很大的误导。

 

    (图片5)二二八事件事实上一直在情治机关掌控之下。处置委员会下面有一个机构,叫忠义服务队,是民众自己的保安机构,一种强制力量;忠义服务队的总队长许德辉就是军统特务。二二八事件中,要求攻打圆山,要求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最激进的头目,往往是军统的卧底。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总清算时,最激进的头目恰恰容易全身而退,受到中统、军统的庇护,其身份不言自明。二二八事件的整个进程被他们暗中控制,这是当时二二八结局惨烈的主要原因,民众政治改革的正当要求得不到善意回应,因为真相全被扭曲。


    

    惨烈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死亡人数之众。这点现在有争议,我到台湾时争议刚刚爆发,台湾前"行政院"院长、也是国民党老军头的郝伯村,刚在《中国时报》发表一篇文章,很多人说"二二八"死亡成千上万,他说那是耸人听闻,实际死亡不过200-300人。这马上引起舆论强烈反弹,被很多人骂,因为很多死亡在当时没法统计,仅仅根据官方统计数字推断死亡人数当然是不科学的。

    

    二是台湾精英的夭亡。台湾精英在"二二八"事件中基本被干掉。省参议会死伤过半,比如国大代表、省参议会议员、议长、副议长,包括嘉义市的议长副议长、基隆市的议长和副议长,领袖级人物大多被枪毙。除了议员,死亡最多的人群是律师,然后是医生、法官、媒体人。很多精英被枪杀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比如煽动暴乱,不是的。恰恰是因为他们是整个事件中比较温和的一群人。"二二八"有不同路线,最极端、最激进的是谢雪红代表的中共地下党,主张武装斗争,暴力推翻国民党政府;再一个是以省参议会的议员、律师、媒体人、大学教授为主体的温和、渐进、中间的力量。第二种力量主张协商、对话,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决,但后来杀得最多的恰恰是他们,而且被杀的直接原因就是调停。比如台湾最著名的画家、整个台湾美术界的鼻祖陈澄波,他同时也是嘉义市的议员,嘉义是"二二八"的重要现场,杀的非常惨烈,他们想跟军队沟通,看能否说服军队温和一点,几个省参议员、市参议员包括陈澄波等8人去谈判,结果都被军队杀掉。所以我的另一个结论是,当极端狂潮席卷而来时,没有温和的、中道的空间,这时候任何温和、中道的努力都是徒劳,一切都应该在极端大潮来临之前做最大限度的努力,一旦来临,就什么都完蛋了。台湾一代精英的夭亡给我的教训就是这样的教训,并不是因为他们极端、暴力,没有,他们都是理性、平和、中正的,但这恰恰是他们被杀的原因,因为这个时候只要不跟政府站在一边,都是政府的敌人。另外,我个人怀疑对精英的屠杀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因为只有这样,外来的力量才可以站稳。

    

    之所以花如此多的篇幅讲"二二八",主要因为它是整个台湾政治改革的一个起点。二二八之后台湾转入清乡镇压,1949年5月19日台湾全岛戒严,进入白色恐怖时期。就有了马场町公园枪杀现场,就有了景美看守所,这是整个白色恐怖时期。

    

    整个白色恐怖时期在我看来有三个最重要的地标:一个是前面说的马场町公园,一个是景美看守所,一个是绿岛山庄。知道景美人权公园的大陆读者不多,但如果说到施明德,说到美丽岛,说到吕秀莲、陈菊、李敖、柏杨等诸如此类的名字,大陆读者则会非常熟悉,而他们都是成千上万景美囚徒中的一部分。他们的案子,比如说美丽岛案,比如江南案,都是在景美军法处的军事法庭和第一法庭审理的,最轰动的当然是1980年2月20日开幕的美丽岛大审,它是台湾人权进程的重要转折点。原来台湾的所有政治案件都是暗箱操作,所有政治犯都不受普通法律的审判,都是以平民之身受军事审判,军事审判对统治者来说最大的好处是不受任何法律制约,想怎么操作就怎么做。整个台湾的政治犯的命运全部取决于一个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蒋介石,所有案件都经过他,量刑轻重、大小都归他决定。所有的侦查程序、所有的审判程序都是演戏,所谓的证据都是打出来的。美丽岛大审根本改变了那样的情况。因为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尤其是国际舆论压力,蒋经国顶不住了,所以同意整个审判全部公开,同时允许媒体旁听,给了台湾反对派千载难逢的机会。

    

    景美基本上是两个机关的所在地,一个是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戒严时期都是军事统治,军事统治的主要机关、执行机关是警总。警总之下有军法处,专门审政治犯;另一个重要机关是台湾军情局的军法处。他们主要有三个职能:一是军事审判;二是羁押,因为很多政治犯并不是一抓进来就审判,一般关一年以上才开审,这一年多时间基本上是羁押时间;三是移送功能,审判后犯人分两部分,一部分移送其它监狱,另一部分是代监执行,即军法处经监狱授权,犯人不移送,就在景美服刑。

 

    犯人在景美服刑做什么?主要是生产,里面有很多监狱工厂,有洗衣厂、缝衣厂、手工艺厂。

    

    (图片6)很多人在监狱工厂被培养成工艺大师,田志敏就是其中一个。他进监狱之前没任何技能,入狱后学了一门手艺。政治犯出狱,一般都找不到工作,一是用人单位不敢接收,二是接收了警察会找上门恐吓。田志敏出狱后也找不到工作,就去了难友翁廷倩创办的一家工艺品商店,找到一个饭碗。不仅找到饭碗,还找到了爱人,他跟翁姓老板的妹妹廖桂珍爱上了,很快结了婚。之后开了自己的工艺品商店,作品远销日本、菲律宾等国。


    

(图片7)景美看守所医务室。这里有一段传奇故事。当时台湾有很多政治犯,但蒋介石政府根本不承认,在国际上说台湾从来没有政治犯。国际社会对台湾人权状况关注很强烈,但一点辙没有。后来有一个重大突破。突破雷区的是景美看守所的犯人医生陈中统。陈毕业于日本冈山大学医学院,回国看望老父亲,然后结婚,没想到结婚的第16天就被抓了。看守所让他做监狱医生。当医生本来就比普通犯人自由,而他确实医术高明,看守所长官经常让他出去给自己的太太、孩子看病,所以他的自由空间更大。


中间有则趣闻。台湾有个著名的政治犯叫崔小萍,一次到医务室看病,一边打吊针一边跟陈中统聊天。崔问陈有没有孩子。陈说没有。为什么没有?陈说我结婚时间那么短就被抓,怎么可能有?崔说未必吧,时间短也可能有的。陈说:我的技术没那么高明。可后来他却有了两个小孩。服刑期间怎么会有孩子?主要原因是他经常外出给看守所长官的家属看病,就利用这时间跟夫人幽会,所以他服刑期间一点没耽误。后来李敖还写文章开他的玩笑,说"陈中统的精子翻越了监狱的高墙。"

从以上对话可以看出,陈中统是个非常老实、非常质朴的人,但他并非没有心机,而是大智若愚。所以才干出惊天动地的事:因为医生的特殊身份,他可以接触各种各样的患者,知道很多有名有姓的政治犯,因什么事而进来,什么罪名,判多久等等,都一一记录在案。然后把400多人的政治犯名单寄到海外。美国、日本、欧洲的媒体都做了报道,炸弹一下子爆炸,搞得蒋介石政府非常难堪。整个国际政治救援就此展开。

 

    (图片8)这是一段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他们被捕之前就恋爱了,双方都觉得自己很危险,不愿牵连对方,决定分手。但结果还是双双被捕,女生丁窈窕被判死刑,男生郭振纯被判无期徒刑。女生在自己被枪决之前,偷偷将诀别遗书和一缕自己的头发装在烟盒里,托人转交给爱人留作纪念。


 

台湾争取民主、人权的进程也是血和泪、苦难、冤案堆砌起来的。后来台湾当局做了道歉和补偿

 

    景美园区还有一个景点,就是汪希茗被抓关在景美,条件非常好,除了铁门像监狱外,里面简直是一个小别墅,有会客室、书房、高级卫生间、散步的小院。

    

景美而外,最重要的人权景点是绿岛。

 

(图片9)这是绿岛人权纪念碑,与大海只有一步之遥,上面都是受难者的名单,柏杨题字:"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他们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这个碑不是指向天空,而是通向地下,我认为是象征一个幽暗的时代,走出去就是阳光,就是大海,就是今天,昨天跟今天如此之近,一步之遥。

    


    绿岛以前是所谓新生训导处,有点像大陆的劳教,不是正式服刑。1972年泰源监狱发生暴动,然后就在绿岛新建了一个全封闭性质的重刑监狱,叫绿岛山庄。现在山庄的主体建筑已经变成展览馆。当时很多作家关在绿岛山庄,比如吕秀莲、李敖、柏杨等。

(图片10)这是绿岛山庄的监室,也就是李敖他们当年坐的监室,小池子是卫生间,一个房间关1020人,共用一个卫生间,这个卫生间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国民党跟苏联的很多政治词汇是相通的,比如"同志""革命""思想改造"等。他们的洗脑教育也非常重要,政治犯尤其是绿岛的政治犯是工作一天、学习一天,工作是用石头修建囚禁自己的监狱。学习就是所谓的思想改造,全部接受反共教育,还有正儿八经的考试,如果考试不过关会加重刑期。

 

绿岛政治犯与绿岛居民互动很多,还互动出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是悲情故事。政治犯在岛内经常户外活动,比如巡回演出,原住民看病,给原住民的孩子补课等等。这跟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差不多。一个叫曾国英的政治犯和本地姑娘苏素霞,就因为经常一起巡回演出,日久生情,爱上了。但这给曾国英招来弥天大祸,一个姓刘的政战官也在追求苏素霞,听说曾苏之恋,大怒,把满腔怒火发泄到曾国英身上,把曾关进海边的碉堡里面,碉堡空间极其狭窄,不能躺不能站不能坐,一天只送三个面包。一连关了好几天。苏素霞听说后很着急,为了救出曾国英,只好答应了刘姓政战官的求婚。但等到曾国英回到原单位后,她却在婚礼当天自杀殉情。

    

    (图片11)绿岛还有一个重要去处,即十三中队公墓。政治犯和看守他们的官兵如果死在绿岛,就葬到这里。很多官兵是从大陆去的,死后联系不上家属,所以没有后人扫墓。我去现场时,很多墓碑基本被野草淹没。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犯和看守他们的官兵是同一个命运,都被社会完全抛弃。这是绿岛的一个特殊景观。绿岛给我的印象是非常阳光、明媚、青春,但十三中队墓地是另一种气质,阴森恐怖。


 

    这几个景点所浓缩的历史,我认为能够概括性地代表台湾的民主进程、人权进程,这是充满着血和泪的进程。蒋经国1987年宣布解除戒严,当然需要蒋经国的远见卓识,需要决断,但更重要的,是这三十多年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要求人权的民间压力倒逼促成的,没有这样的前提,不可能有蒋经国启动变革。

    

    我游历的最后一个台湾人权景点,是高雄的美丽岛站,这儿有个人权学堂,我刚才讲台湾对人权教育高度重视,这就是一个例子。台湾还有所谓"国家级"的人权咨询委员会,地方各级政府也都有自己的人权委员会,这是高雄市的人权委员会。

 

高雄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首先是因为美丽岛事件在这儿发生。其次,人权学堂所在的高雄地铁站,则是全世界最美的地铁站,排名第一。

 

经济低迷收入下降为什么并未影响社会稳定?

    

    平权台湾的另一个特点,是经济平权。考察台湾两个月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台湾太特殊,台湾太幸运,所以台湾转型最成功。众所周知,台湾民主已经走向规范,走向成熟,但最重要的不在这儿,我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台湾今天的民主多么成功,而是它的转型多么成功,它的转型成功世上少有,最值得华人社会骄傲。为什么转型最成功?最重要的评价标准是转型成本的大与小。在蒋经国决定解严后,经过李登辉、陈水扁到今天的20多年,台湾转型震荡很小,因而代价很小,虽然有过陈水扁时代的一点震荡,但相对其它国家的血与火和巨大的经济成本、生命成本,这点震荡之微不足道,世界范围都没多少可比的。利比亚、叙利亚、埃及等第四波的国家,都不能比。能够比的,我认为只有东欧几个国家,比如捷克、波兰、匈牙利。在这意义上可以说,台湾转型的成功是世界先进水平,是台湾最可骄傲的。

    

    台湾转型最成功,在于其特殊和幸运,这特殊和幸运大半因为经济平权。经济平权是什么意思?主要是均富。台湾的均富不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是基本兑现。一方面完成了经济腾飞,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另一方面,没有以贫富悬殊为代价,而是均富和经济腾飞同步,经济腾飞的进程也是整个社会均富的进程。因为均富,台湾基本上消灭了底层、穷人,也就消灭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消灭了痞子革命的可能。财富的均衡培养了台湾的一个重要元素:社会理性。也有矛盾和冲突,但这种矛盾和冲突双方都能控制在临界点以内。网友中年格瓦拉回忆他当年做社会运动尤其街头运动,做到什么程度?第一不能太常规太平静,因为那就没有媒体素材。需要冲突,但冲突必须是有限的、可控的,比如最多把政府门上的牌子摘下来,最多打破两扇玻璃。以一个限度为底线:不流血、不死人。我听说台湾有个重要的社会运动领袖,能做到队伍需要什么时候拉出就拉出,需要拉出多少人就多少人,需要拉到什么地点就什么地点。这其实不是哪个领袖的本事,而是基于群众的理性。我曾问台湾的钱永祥老师,听说百万红衫军时,红衫军内部有个提议:冲进总统府;是不是有这回事?他的回答是有过这提议,但从来没有成为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对待,也就一两个人说说而已。我问:为什么它不能成为议题?钱老师的解释是:你知道红衫军是什么样的队伍吗?哪怕最普通的群众,哪怕上街游行,看到红灯都会马上停下来。人们有最基本的政治理性和社会理性,而这是从均富当中来的,消灭了底层即穷人阶层,因此台湾整个的社会运动是有产阶级、中产阶级的社会运动,具备基本理性。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能收放有度。

    

    经济平权的另一个内容,是消费平权。这是大陆、香港和美国都缺乏的。消费平权意味着这个社会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已不需要多高的价钱,因而不需要多高的收入,只要有一份基本收入,有一个正式的工作,都可以享受到。比如,大陆顶级演出我很少去,其中一个原因是收入不高,消费不起,最多一年去两三次。但在台湾,我到国家音乐厅看演出,15排以前的座位票价折合人民币一百多块钱,台湾故宫的门票折合人民币才不到三十块钱。所以台湾的精神消费,普通人都能支付,富人能享受的,普通人也能享受。

    

物质上更是这样。比如我在台湾高铁吃份盒饭,折合人民币不到20块钱,质量很好。我在台湾两个月期间,基本上都是在街头小摊吃饭,每餐消费平均下来不超过20块钱。再一个是行,台湾比较贵的交通是高铁,除此而外,台湾无论是大巴还是普通的火车都非常便宜,低于大陆的平均价格。我算了一下,如果在物价相对最高的台北生活,包括房租在内,一个月收入35000台币,折合人民币7000块钱可以活得很好,没有压力。而且台湾7000块钱跟大陆7000块钱的含金量不一样,不仅是因为物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保障指数。大陆7000块钱一个月,一家老小的支出,孩子的读书、老人养老、自己的开销,全在这当中开支,什么都只能靠自己。但台湾不一样,你这7000块钱一般只是日常消费,其它该有的社会保障都有,最重要的保障是健保,台湾的健保水平是世界级的,比美国、香港、欧洲很多国家做得好。我的一个朋友生大病住院动手术,全部花费8万多台币,最后自费是5000多台币,折合人民币1000多块钱,其它都由健保承担。所以台湾月入7000块钱,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很扎实的7000多块钱。

正因为如此,尽管台湾经济不景气,民众的实际收入下降,但并没有什么大的动荡,整个社会非常平静,平静的承受了经济低迷、实际收入下降,而且不是一年,是连续十多年。台湾一个大学生现在的收入还不如十四、五年前,但显然台湾今天的物价水平远远超过十四、五年前。为什么经济低迷收入下降并未影响社会稳定?原因我想有这几点:

第一,有社会公平支撑。我收入下降,但整个社会都在下降,想得通。第二,有社会保障支撑,所以日常花费不高,不需要很多钱也能保证基本的生活品质。第三,有藏富于民支撑。台湾是小政府有限政府,政府没法与民争利,整个经济腾飞就是一个藏富于民的过程,因此台湾多数人都有比较丰厚的积蓄,经济低迷时期、收入下降时期可以靠积蓄来抵销一部分损失。

台湾的一个特点,是人们的心态都很从容、平和,原因就在这里。从这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平权、消费平权是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缓冲带,能极大降低社会的风险指数,支撑社会理性。

    

对台湾的第三个感受也是最大感受,是人文台湾。这首先体现为对人的关心和尊重,尤其对普通人的关心和尊重。这是发自内心的,我在台湾的两个月中有太多体验。其次体现为人际交往中的谦卑。我在大陆碰到无数有教主气派的人,但在台湾没见一个,而我在台湾遇到了很多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他们都很低调,都夹着尾巴做人。在台湾,哪个精英敢放肆,马上会成为众矢之的,他们要放肆只能跑到大陆放肆,在台湾是绝不敢的。这也是平权台湾的一个侧面,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很多大陆人去台湾观光,觉得台湾没什么了不起,看不到这一点,看不到台湾的人好,而我认为,人才是我们最应该追求的。我在大陆写过不少文章,也做了一点事,总的目标就这个目标,即追求一个人好的社会,追求一个人和人友善相待的社会。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至少30年50年的距离。

           ——(本文为作者在腾讯燕山大讲堂讲话原文,根据记录整理。原载《炎黄春秋》杂志今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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