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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春天，在四川德阳的一家小旅馆中，我遇到了一位赵先生，他的箱子很破，衣服很旧，一脸愁苦的表情。刚攀谈几句，他就问我认不认识当官的，能不能帮他搞到工程。我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在一家国营公司担任低级法律事务专员，从来没接触过什么工程。赵先生大概是走投无路了，所以才会求助于我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陌生人。他说的工程就是当时的城市道路建设，在中国，这种工程极少有真正的招投标，大多通过关系和贿赂取得，然后层层分包下去。赵先生是这长长的利益链条的最后一环——真正的建设者。按他的说法，什么样的工程都可以接，再高的价格都可以承受，反正价格越高，他用的材料就越便宜，最后总能赚到钱。为了鼓舞我的热情，他开出了一个天价：只要能帮他搞到工程，他就给我每公里10万元的回扣。我没这个能力，也不太相信他的大方，甚至把他当成了骗子。后来渐渐明白，这种事十分平常，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国规则"。赵先生也不是骗子，只是一个没关系、没门路的小承包商，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既受着腐败的损害，同时又热切地盼望加入腐败。交谈结束的时候，赵先生用一句话概括他的发现：在中国，没有一条路是清白的，都吃了回扣。
走在这宽广而污浊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肮脏之物。在当下中国，腐败不仅是不言而喻的制度，它甚至成了法律和信仰。它无所不在，你不去找它，它就会来找你；你躲到天边，它就会追到天边。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行业都能看见这只肮脏的手：记者写稿要收车马费，教授参加论文答辩要收指导费，医生做手术要收红包，连爱心捐款、寺庙的香火钱都有人贪污。几乎没有人可以清白脱身，再正直的人也必须学会邪恶地生存。有位检察官朋友曾这样描述他的困境：领导在里面抱个小姐，我抱不抱？不抱，还想不想混了？
1997年秋天，我所在的公司发生了一起携款潜逃案，我和我的上司陪两位警察去江西景德镇调查，按照中国惯例，他们的一切花销都由我的公司承担。一天晚饭后，一位警察提议去夜总会消遣一会儿，这是文雅的说法，实质就是嫖娼。我的上司答应得不够爽快，那位警察大为愤怒，他喃喃不绝地咒骂了几十分钟，在酒店的床上跳来跳去，大声指责我的上司"不够意思"，他说："我为难你了吗？我跟你要钱了吗？看你那小气样儿！"我和我的上司无言以对，但在心里，我们能够理解这位警察的委屈，相信大多数中国人也能够理解，那就是中国警民合作的规则：如果警察肯帮我做事，我就有责任满足他的一切要求，尽量让他开心。"收额外的钱，做该做的事"已经不能叫作腐败，而是理所应当。那位伤心的警察连钱都没要，只不过想去夜总会"消遣一会儿"，按情理说，已是过份的清廉。
如果腐败不可避免，人们就会强迫自己去习惯它、适应它，甚至为它辩护。20年前，当我听说有官员贪污几千万，就会感觉极度震惊，心里想：怎么可以这样？10年前，听说有人贪污几亿，我依然震惊：怎么可以这样？但现在，即使面对更庞大的数字、更离奇的情节，我都不会感到一丝一毫的惊讶。从震惊到习惯到麻木，这就是大多数中国人对腐败的态度。人们只痛恨过度的腐败，却把适度的腐败视为天经地义之事，如果有哪个官员很少收钱，甚至不收钱，那就会被当成是"青天大老爷"。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中国人对腐败的容忍程度：2010年，广西有位烟草专卖局长因收受钱物近80万元被捕，事发之后，中国年轻的意见领袖韩寒在网上发起调查，有近21万人参与投票，其中超过96%的人认为这位局长"是个好干部，应该继续留任"。
2001年，我在广州的一家公司任职，新年前的某一天，有两位工商局的官员上门拜访，一是感谢我们一年来的支持，二是征询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我的老板是一位聪明人，知道其中规则，吩咐我准备了两个信封，一个2000元，送给那位科长；另一个1000元，送给科长的随从。我们陪两位官员喝了茶，谈了些工作上的事，相见甚欢。把他们送走之后，我的老板告诉我，这样的事她已经做过很多次，在她看来，这3000元不能算行贿，只能算"一点心意"，用个中国式的术语，那叫"正常的人际交往"。
2003年，我开始申请我人生的第一本护照，按照程序，我先要向居委会申请一份证明，证明我既不是法轮功学员，也没有参加1989年的学生运动，否则就没有资格申请护照。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午后，我在一间低矮简陋的办公室前等了两个小时，终于见到了那位公务繁忙的居委会主任，他姓黄，大概是中国级别最低的官员，可依然像大多数中国官员一样严肃且难以接近。他问我：你怎么证明自己没练过法轮功？怎么证明自己没参加过学潮？我跟他解释：1989年我只有14岁，根本不可能参加学运，我也从来没接触过法轮功，而且，一个人很难证明自己没做过什么，只能由别人来证明他做过什么。黄主任不为所动，坚持要我先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不能证明，那我就是个可疑分子，不配拥有护照。还有一个理由是，万一我出国后做了什么不利于国家的事，他要跟着负责任，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帮我出具证明。谈到最后，我屈服了，按照中国规则给他买了一条中华烟，大约值400多元。黄主任收下这条烟，开始不那么坚持他的原则了，用5分钟的时间写完了证明，并且郑重其事地盖上了代表权威与责任的大印。我对他说谢谢，他回答：不客气，应该的。但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应该"到底指什么，应该为我开证明，还是应该收我的贿赂？
这些都是久远而且微小的往事，不足以代表中国的腐败现状。从那之后，我听过、见过许多更肮脏、更恐怖的事：一个村长可以贪污几亿，一位省长可以贪污几十亿，一个女人仅凭出卖肉体就可以当上高官，一个律师会向法官献上未开苞的处女……但正如前文所讲，我不会再感觉震惊，这是肮脏的河流，如果在其中生活太久，就会把肮脏当成生活本身。
在我很天真的时候，曾以为中国的高层是真心反腐，只是他们的下属执行不力。后来，当我看到贪官的家产越来越惊人，看到各级官员都反对申报财产，看到媒体报道贪腐案件时的种种限制，我终于明白，这个国家没有人真心反腐。这个政权需要腐败，甚至鼓励腐败，腐败就是它天然的润滑剂，一日无腐败，则一日不得运转。它相信"水至清则无鱼"的古老格言，却不明白，有一种水本是喝的，不可以拿来养鱼。
2009年夏天，重庆市公安局通过朋友向我发出邀请，说我对中国司法腐败的描写"淋漓尽致"，希望我能去重庆再写一本，我揣测其用意，大概是想宣传他们"打黑"的重要意义，反腐败的坚定决心。但我还是拒绝了，因为我已经明白：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做保障，腐败将不可避免，"反腐败"的口号叫得再响，也只不过是戏台上的表演。
权力的腐败曾是全人类的难题，但在今天，大多数国家已经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当我们研究中国的腐败原因，需要诚实回答两个问题：中国的权力在哪里？在北京。谁来监督？北京来监督。这就是腐败的根本原因，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言：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作者: 慕容雪村，民主中国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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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祝家是老婆当家。
女儿摔跤，脸摔出了血，老祝把女儿抱起来杵在那儿，"咋办？咋办？咋办？"，老婆抄过来抱起就跑，现跑还现教他该做什么，"快点，把包拿着，赶紧下楼到医院去，"他就跟着她空手跑下楼，又被再喊他回来拿趟钱。
他去打工干活，是想挣到两百块钱买件女儿最喜欢的小红大衣，但干了四十天就回来了，因为给家里打电话，老婆接电话，女儿就在旁边说，"爸爸，我要跟爸爸说话"，拿过电话，她一下就哭了，呜咽得说不出话，老祝也憋不住了，说，"好了，好了"，挂了。
他站在工地上的公用电话边上，哭了一阵子。
他没跟老婆说，她不爱他哭，会有点发气："他一个男子汉的，动不动就哭，动不动就哭，有什么意思嘛。"
5月12日下午，他俩正吵嘴，老婆躺在床上说，我把你一脚飞掉。
地震就发生了。
床是几根旧木条搭的，一摇塌了一边，成了个斜板，他拿铺盖把老婆一卷一盖，灰土俱下，他用一只手遮着她的头，说，不要怕，不要怕。
她说起来觉得亲，又觉得他憨"他心里想，手在上面就能把我保护到，觉得手能挡住预制板哦？"
2
老祝用一根钢条把堵着的桌椅木板一点点锯断，挖出一个洞，把障碍物传出去，再把身子一点一点地往里探，20多个小时里，他没喝一口水，救出了四个孩子，直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半，他才找到了女儿。女儿上二年级，被压在学校倒塌楼房的底层，喊了一声，孩子答应了，"她说爸爸，我在这儿"旁边还有一个，"他们两个在里面摆龙门阵，他们还在摆。"
横在面前一根大梁，没法再靠近了，早上九点过后，专业救援人员劝说家长离开废墟，统一施救，他说孩子喊"你要坚强一些，马上爸爸就来救你"。
他学孩子的回话，很响亮，还带着笑音，"她说，好。"，但她没扛到被救出来的时候。
女娃爱笑，在电视里看到一个得白血病的小女孩儿，为了帮助她，女儿上街卖报纸，买个十来份，五角钱一份拿来，她就卖一元钱。才读二年级，她个子又小，妈妈还是害怕她被人家抱着跑了，就远远跟着她屁股后面走。
妈妈说，"有一个婆婆肯定是农村里面的，背着背篓，她说的是，'娃娃，婆婆不认识字'，她就冲婆婆笑了一下，这个婆婆就说，'妹妹，来来来，婆婆还是买一份'，看到她这么丁点儿小，就买了一份。"，地震之前，攒了52块钱。
他想起她说"好"的时候这个笑，就难受得发狂，觉得骗了孩子。有时候半夜坐起来，在墙上纸上乱写乱划。老婆保留了一张纸，写着"爸爸从来就不打你，只是同你争电视看，你看动画片，我看打仗的，爸爸没有给你买好衣服，没有给你买好书包，也没有给你买皮鞋，爸爸没有给你买头花……" 他老惦记着那件小红大衣，觉得要是当初买了，遗憾就少一些。
他们找了一位记者，把52块钱捐出去了，写了孩子的名字。
3
两个人想再要个孩子，但女人已经快40岁了，人工试管婴儿已经很困难，每次打针都吐，"取卵泡的时候，我血压突然升高，就脑壳晕得很，简直路都走不动"
他坐在床沿上看着她，他说："把我整惨了嘛，她一晕我心里也虚嘛，怕弄翻嘛，全身都是乌青的，那个腰、前额，又给她按摩，这儿按摩那儿按摩，我眉毛眼睛都皱一起了。"
"造孽哦"他喃喃说-----要掉眼泪，怕老婆不痛快，没有。
亲戚来看她，坐在外屋，老祝闷头抽烟，说"每天抽一次血人都要受不了"
亲戚安慰他，"不要东想西想"
他说："她一喊我就知道糟了，又难受了，你们哪有我这种心情，你们只有同情"。
他不同意老婆去做试管了，说去抱一个，不生了。
女人还是要试，一周年的时候，她在学校的遗址烧纸，嘴里轻轻说："该回来喽"
八十公里的路，坐火车来去，为了省钱，常常是她一个人去，实在难受了，老祝才陪着，从医院到车站，火车要开了，铁轮子开始缓慢转动，把月台震动了，老祝急得连搀带扶，后来把身子往下一伏，把她的两只胳膊往肩膀上一甩，"背着她在跑，火车就要开了，火车不会等人了。"
4
他们第一次试管失败后，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有一对高姓夫妇，一起住院，对方提前得到了消息，说怀上了。当天就可以出院。
老祝送了一包烟，老高很高兴：'好，'龙凤呈祥'，双胞胎"
老高坐的车开了，他还弯着腰跟着车不断招手，走了几个小碎步，车加足烟开走了了，一只夹烟的手从车窗伸出摆了一下。
回病房的路上，他买份报纸，说晚上消磨时间。
进了病房坐在老婆床对面，啪，把收音机打开了，躲着镜头，只看到他侧脸腮帮子咬紧的线条，老婆躺在床上，说"你哭啥子哭，奇怪的"
他不吭声，老婆又说："人家走人家的，你才笑人的"
收音机里放着女声喜洋洋的民歌合唱。他弯过背，擦摸着自己头，从额头抹下来，想控制身体的颤抖。又转过脸，小孩子一样的神色，对老婆说"我们也去查一下子撒，没得就回去球"
老婆骇笑：'我真是服了你了，你真是笑死人了……人家为什么要在这里陪着你？"
他把桌上一瓶糖饮料打开盖递过来："说得清清楚楚的，一起"
"拿开拿开"老婆挥手轰他，恼得把头转过去，不看他。
他讪讪地把饮料拿到眼前看了一下"打过广告的，安逸。"
"懒得跟你说"她气得直瞪他。一看她把脸转回来，他立刻又把饮料递了上去，她火大地拧过脸"还男子汉"
他还有点抽噎着，喝了一口，又伸直胳膊递过来"有茶味道。"。
几天之后，他们去取检查结果，女人递着笑问："我失败了吧？"护士说是。拿过结果，走到外屋递给男人，男人干笑了两声，女人问"……你笑啥子笑？"
她不知道自己脸上也是同样的表情。
回到家，她把女儿的衣物撒在江里，任水飘了，雪青的浪，一卷就没了。只留了一件自己织的小绒线衣，是娃娃以前最喜欢穿的，短得盖不住里头的衬衣了，也还穿着。
江边石桥上，半天过一个人，谁也不问，谁家都是这样。桥边老人，垫着蓝布围裙，拿只小斧头，低头钉东西，叮叮铛铛，传得很远。
5
老婆跟女伴气鼓鼓地说"祝老三要跟我离婚"
"啊，他敢？"女伴回身把他叫进来。老祝不承认。
三人一起吃饭，老婆脸上带着几分讥诮，说："要不你去找个女人生一个，我来养-----这不是你那天睡在床上说的吗？"
他逗她"算了，你这后妈，哪天发火把孩子摔了，娃娃受气"
三人说起，孩子所在班级中，有三对夫妇，地震后没有要孩子，也就分开了。女人脸上有恼恨的神色，说"男人啊……真是。"
又叹口气，"以后老了，就像我们两个一样，大眼瞪小眼，说着说着就没有说的了，就你把我盯着，我把你盯着，很尴尬了，有一个娃娃，至少吵的时候你可以混混时间，这样混着也恼火。"
"说实话，从你心里面担心过你们俩之间么？"我问。
她话很硬劲"担心什么？要在一起就在一起，不在一起捆都捆不到一起，是不是？感情出现问题了是没法在一起的，那闹起来有什么意思，是不是嘛。"
老祝侧过脸看着她，带点怜悯的温柔，"那是开玩笑的，真正开玩笑的，那天我们两个吵嘴，地震一来，大难临头，吵嘴马上烟消云散，马上哄着她。"女人也笑了。
6
打算就这么按日子的惯性往下过了，女人却自然怀孕了。
前一天两个人因为卸石头的事吵了架，不说话了。她早上买了试纸，拿丈夫的小酒杯试了试，看见两道杠，有点不相信，跟姐姐说：'是不是跟酒化学反应了？",对方搡她一把，笑。
给老祝发了个短信，老祝的反应是"地震的吵嘴，把我女子吵没了，这次吵嘴，可能是要把她吵回来了，冥冥之中这是，硬是！。"
第二天晚上他摆了一桌大酒招待人，喝多了，说"我造原子弹成功了……"
亲戚们笑他，他又说一句："我满心感激我女儿愿意回来"
7
她早几个月知道了性别，不敢跟丈夫说，也抱着个幻想----万一医生看错了？心事很沉，"听说有些女人生完在手术台上当时就哭了，生反了的，大哭，就在手术台上，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的娃娃永远失去了"
生的时候，老祝一直在产房外抽烟，听到哭声拉着护士。"我说是儿吗女？她说你猜，我想到要糟，我说是女儿吗？她说女儿你把这个送给我，"他的心情就象上次看检查结果的时候一样，"盼了这么久，结果又没有，表面上又不能表露出来，要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内心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他说，"算了，算了。"
女人在手术台上第一个问题是，"像谁？"
旁边拍摄的导演跑过去看，"像你"
孩子哭了，导演又跑过去了，回来说"哭的时候像祝哥。"
她笑出了声。
护士把哭的娃娃抱过来，往她脸上一挨，就不哭了。
她说到这儿，把怀里七个月的娃娃搂过来，又在脸上挨一下，老祝坐边上惘惘地看着，
我笑："儿子不也是你的儿子吗？"
他说："这种现实我只能慢慢接受，现在接受了。"
老婆转头，很温和对他说："你不能说，要不然他长大了知道，他不喜欢你。"
他倒笑了："什么不喜欢嘛，那是摆龙门阵。"
8
四十平米的房子，他在家里拿木头，搭了一个阁楼，女儿的照片，唱过的卡拉OK音响，都放在上面。"像我们以前那个吃酒碗，拿点喜糖给她摆在那里。一边摆一个娃娃守着，陪着她耍。"
晚上老婆儿子睡下面，他在阁楼上打个铺盖，陪着女儿。"这是人之常情，也不是怨恨哪个，只能说想她，想去想来觉得还是自己，还是怪我，还是怪我。我有一个念头…就情不自禁把她的照片拿来贴着我的脸。"
女人什么都知道，两个人上街，她抱着娃，正对着脸，一会儿亲一下。有一对母女从他们身边挤过去了，老祝怔怔地看着小女孩的背影，女人扫了一眼，什么也不说。
采访时，娃娃小，有时哭闹，妈妈喂奶拍打都没用，就得爹出面，捉住两条穿棉裤的小腿搓揉，嘴里逗着他，"按摩按摩按摩"。小娃娃咯咯笑。
小娃娃最爱上阁楼，一说上楼耍就高兴，父亲在楼上一手揽着他，一手拿着姐姐照片，教他说话"姐姐……这是姐姐"。
他还是见什么要用嘴拱一拱的年纪，整个小脸全扑相框上，亲得全是口水。
老祝心里是个安慰"他喜欢姐姐"
又叹了一声"她不来了，把他派来了，代表她。"
9
采访的当天，娃娃刚满七个月，他妈43了，跟我说：'不要太晚要孩子，太累，磨得人恼火，睡觉要抱着睡，一直抱着睡，放下去他一会儿就醒了"她瞄着他，母子脸都红通通的，又笑起来了，"但是磨嘛，他总慢慢要长大嘛，你总有一个盼头，有一个希望嘛，"
老祝说，像我们这么大的人，人家抱的是孙儿，我们现在抱的是幺儿："等他20岁我都60多岁了，他读书读得出来读不出来，我说不定都等不到了。读不出来就喊他学厨师，这个职业以后也饿不了了。"
为了这个孩子，他们要使命挣钱，向二姐借三千块钱开的包子铺，不到两个月，地震来了。现在这个铺子也还没盖起来。
女儿去世得到了八万四的补偿，一分钱也没有动，做试管手术要花路费，都没敢动。向亲戚借了一千块，还了很长时间。老祝穿的还是4年前抗震救灾时人捐的衣服，女人身上这件是向妹妹借的。"那个是我们娃娃的命换来的钱，这是供弟弟的钱，转到他身上，动了他，我们再老了，拿什么钱来供他弟弟。"
老祝从老婆手里接过儿子，抱在胸前看着，说"他这个人来之不易"，娃娃在他膝盖上屈着腿往起蹦，他说："反正你要珍惜，绝对不能以后到社会上去流浪，去混，起码要跟他说清楚你要好好做人，读书读得读不得都没有什么。"
女人歪过头，拉住儿子的小手，摇一摇 "像有些丁点小就到社会上去混，好怄人，反正健健康康的长大就对，什么都不要求。"
夫妇俩给儿子取了名字，叫祝叶安澜，祝叶是两人的姓，"安澜，是希望他一生不管碰到什么波澜，也会安抚下来"。
10
娃娃什么都要吃，我的笔，我的耳机线，全都抓住往嘴里放。他妈从衣服里头掏出个小锁片，他就叼住，吃半天。
我捧着锁片看看，又轻又薄，象是铝的，只是镀了一层金颜色。
他妈说，是"亲家"送的。
跟女儿同一个学校的家长，都互相叫亲家，没有生娃的家，也互相这么叫，"都是幺儿幺女，都是这样的，管他的，我没有，这儿总还有一个幺儿幺女在这里，就是这样子。"娃脚上鞋，身上衣服，都是亲家给的。大家都没什么钱，旧的衣服换着穿。
她说地震后当时对亲情都很淡了，靠着这一个班的家长互相支撑，才活下来"觉得亲戚你再怎么安慰，没有我们这个切身体会，什么原因呢？你看我们四川人说的是，火落到你这个脚背上你才知道痛，那个痛的滋味你才很清楚。你看到人家落在火上，知道人家痛，但是你不知道这个痛的滋味是什么？我们这个家长就很清楚自己的痛在哪里，就很清楚，同命运的人，我们就是这样子想的。"
地震后的这些家庭，生下的孩子年岁相差不大。
老祝说："到时候每年清明就该他去了，去山上，跟他们同学一起去。"
女人说："现在这些亲家的娃娃又是同学了，又该他们约着去看哥哥姐姐了，就这样子，看他们以后怎么对待他们哥哥姐姐，看他们怎么想，他应该要知道他是怎么才来的，不是因为他的哥哥姐姐出了事，不可能有他们，哥哥姐姐拿命换来了你们的生命诞生，是不是嘛，就这样子。"
祝叶安澜，是5月20号的生日，很快就满一周岁了。一年一年，风吹一阵，雨落几场，等草木从裂缝里长出来，盖满了群山，就长大了。
(本期编导陈琛，主编范铭，我很喜欢他们这期解说词的写作，平易而近自然。前期纪实拍摄：席伟，采访拍摄：邹庚涛，孟亮。导视刘东啸，特别致谢纪录片《活着》导演范俭。也感谢教给我怎么把视频自动播放解除的朋友们。）
1
"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高秉涵说。
十多万人在金门的海滩上等船，来了两艘，每艘最多一艘能装一万人。他13岁，拖着一根棍子，瘸着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这是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离开山东老家逃难6个月了，他妈妈说，跟着人流走，要活下去。
天亮的时候登陆艇靠岸，人像海水一样往上冲，刚开始没有一个能进去，全都卡在门口，"挤不进去就往下踩呀，就这么踩着人上满了"
他肩膀一沉，身后有个兵拿枪托往下拼命压小孩子的肩膀，准备踩着他上船，一个军官一枪把士兵从他肩上打下来，救了他，"我上了船两只脚都没有鞋子了，鞋子老早就掉了，踩的都是人，都没有走路，是被推上去了。你不走都不行。"
船要关门，门还卡着很多人，关的时候，有的人从颈部一下切掉了，有的人是切断一条腿，比起那个场面，孩子更害怕的是声音-----船刚刚离开岸，没有上船的人喊的声音，"那就是鬼叫一样，大声叫。听不清楚，都在叫。"
有些没上船的兵，拿着枪就对着船上的人打，机枪打过来，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都是血。一个炮弹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如果是大炮弹，船就会沉了。
他躲在船舱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是这样到台湾来了。"
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
2
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绍唐，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生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派，后任东昌府知府。
高秉涵母亲叫宋书玉，与丈夫在山东荷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发展乡村教育。1948年，内战激烈，一个家庭就此分崩，高秉涵父亲是学校校长，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大姐正在高喊口号，毛泽东给她颁奖，她是模范女青年"。
母亲担心十三岁的儿子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二十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后，让他离开家，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
母亲送他到东关外上车，马车上是木板，两个车轮是汽车胎，一二十个同学，都坐在自己行李包袱上。上了车天就亮了，母亲怕他记不住，拧了一下儿子的耳朵，"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的部队走，他们回来你才能回来，如果你早回来，就跟你父亲一样了，知道了么？"
五月石榴刚熟，外婆摘了一颗，塞在他手里，大石榴已经熟得裂开了口，小孩子看着鲜红晶亮的榴籽，忍不住低头吃了一把，这一口的功夫，同学推他：'你妈喊你"
他一扭头，车已经拐过弯，他妈再也看不到了。
77岁的高秉涵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吃石榴"
3
他把裤脚卷起来，小腿上全是黑色的伤疤，他一生不能穿短裤，没有进泳池。
知道是陈年的疤痕了，但我还是不敢来回摸，只把手轻盖在上面，上面没有肉，只是一块一块黑色的皮。
他微笑"都被虫子吃完了"。
六十年前，南京学校解散，学生们一哄而散，他无处可去，不敢返家，跟着人流走，走了六个省，2000多里路，稻田里也全是人，汽车，骡马，伤兵，难民……军队扎营做饭时，他扯一个芭蕉叶，窝一点粥喝，前面排着两个士兵，刚盛的热粥，突然有人喊"共匪来了"，第一个士兵荒促转身，一缸热粥全泼上他腿上，第二个士兵磕在他身上，手里的粥又泼了上去。没人顾得上，他自己也只能跟着逃。
天气很冷，深山里面慢慢就落下了他一个人，部队都走过去了，难民都走过去了，他一个人走，下着小雨，山上猴子野猪叫，他拿着个木棍，披着个蓑衣，都是棕叶做的，腿已经肿得爬满蛆虫了，没有鞋子，拿破布在脚上裹，雨越下越大，伸拳不见五指的晚上，有一个土地庙，他就到里面摸摸，一踢有人在睡觉，他就往边上一躺就睡了。
第二天，天还不太亮，山老鼠在他身上在跑。他醒了以后，看到山老鼠在吃躺在他旁边的人的耳朵，那是一个人的尸体。
他再往前走，遇到一个兵，背着个红十字的包，高山边是悬崖，弯弯的路上有水流，"他拉着我，说小朋友过来，拉着我腿就冲，我把你虫子冲掉，冲完以后，他就给我用救急包把我包住。我就仔细看他的帽子，是个星星是共产党"
一个礼拜后，伤口流的脓，加上人的温度，救急包都变成打石膏的盔甲了，硬壳揭不开，他又遇到一个帽子上有太阳的士兵，用刺刀给他挑开，里面都腐烂了。
我问他，这一路上你想起你妈么？
他说，不想，只想活着。我活着，就是为了她。
4
他跟着两百多万人迁徙到了台湾，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岛涌进这么多人，无可安置，没人顾上他的死活，他睡在火车站的凳子上，一瘸一拐地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抢吃的，群狗欺负小孩，他要趁一只狗落单时，才能把它从西瓜皮边上赶走。
他说：'那时候没有将来呀。我怎么活，今天怎么活，明天怎么活都不知道呀。"他看着我："你能不能体会我那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明天了。"
我只能无力地说"我能听明白，可是我体会不到……"
他摇摇头，这次是自言自语"没有明天了。"
他能够生存，是他妈在包袱里放进去的初中新生录取证明。
那是一张棉纸，他递给我让我摸，稀软绵薄，居然没有破损，逃难中他把所有的家当都丢了，有一次扒上了军车，车上的军官让士兵把他扔下去，士兵说，现在是石子路，扔下去小孩子就死了。等到过河的时候，两个人把他推了下去，他掉下水，全身都湿透了，但这张棉纸居然后来一直完整无缺，他怎么也记不起来，想不明白。
靠着这张纸，高秉涵在铁路局当小贩的时候，才有机会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
我问："您刚到台湾生活那么孤独的时候，逢年过节怎么过？"
"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一个人。大声哭，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我平常不掉泪，掉泪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泪，我就大声叫。"
"叫什么？"
"叫娘，大声喊娘，娘，我想你"
他一直说普通话，只有说这句时，还是浓重的山东口音。
5
他审的第一个案子是金门逃兵案，一个姓郑的士兵在值岗时冒险抱一只轮胎穿越金门海峡想游回厦门的家，第二天一早终于登了岸，举起双手对走过来的持枪者说："不要杀我，我是回来看我妈的"，他不知道他游了一夜，海水回流，自己又被冲回了金门。
这个逃兵当年并不是军人，他是厦门渔民，出门给半身不遂的母亲抓药时被强抓入伍的，仅在1950年，舟山撤退的四天，为了补充兵力，国民党军队从舟山一地带走一万三千人，岱山两万多人口中，带走四千人。明知危险，这个被强征入伍的渔民还是要逃亡，因为他驻岗的地方，天气晴好时能看到自家村庄的屋顶。
按照当时台湾《陸海空軍刑法》第九十七條，他被判处死刑。
我问高秉涵："你给这个人下死亡裁决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内心问过自己，假如换作你是他那个位置，你会怎么样？"
他想都没有想，"我比他还逃得快，还逃得早。"
姓郑的士兵对他讲，希望能够早一点枪毙，"他说早一点枪毙，他说他的灵魂可以去看他妈了"
临刑前，这名逃兵把十几年前买的药交给了高秉涵，希望有一天他能带给自己的母亲，如果不能，就把药装进瓶子里，写上"郑贺氏"漂去海上，也许能够漂到家乡。这些药片已经几乎已成粉末，高秉翰拿着药回到家中，忍不住痛哭流涕。"我变成是一个……我是杀死一个回家探母想妈妈的人的刽子手。"
临刑前，有一个细节，高秉涵从没跟任何人讲过，因为每次想起，都内心刺痛难忍
"临枪毙以前我叫士兵给他准备了肉，准备一盘菜，准备一大瓶高粱酒，我说很快你就要走了，你吃一点吧，他说我吃不下，我就拍拍他的头，我说把这个酒喝下去。他看看我，咕咚咕咚就喝了，喝了以后马上要枪毙了，叫我离开。我说等一下"
他说到这儿，难过得说不出话，用手扶着头。
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几秒就要枪毙他了，我怕酒还没有发挥作用，我希望他不要太痛苦，因为高粱酒很浓，喝下去以后几分钟大概就醉了。我就用"等一下"三个字使他减少痛苦。"
说到"等一下"，他捂着脸，下颔无声地抖动。平静下来之后，他说两岸开放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厦门，想能找到这个逃兵的母亲，替这个逃兵行孝。但那位母亲和那所房子，早已不在。
6
1979年，高秉涵去国外开会，有大陆代表与会，他写了家信，想请他们转交又又不敢"当时要求我们六不，不接触，不交流，不拍照……而且一起出去的人要你监视我，我监视你"，日后这封信还是委托同学，经由英国，到美国，终于寄到：山东菏泽，西北35里路，小高庄，宋书玉。信中写："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这个毅力，还要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他的信到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一年了。弟弟说："自从你离开家以后，我们家里几乎没有笑声。除夕晚上这一餐，妈妈几乎没吃过饭。都是泪流满面，在妈妈旁边，餐桌上放一个碗放一个筷子，留给你，'春生，不管你活着没活着，过年了，你就陪妈妈再吃一餐吧。'"
妈妈去世后，在她枕头底下有两件东西，一个是他幼年的小照片，一个是为他做过的小棉袄。
当年给高秉涵做这件小棉袄时，母亲常哼唱的旋律，高秉涵唱给我听"冷风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儿需寒衣。 "
"你怎么老记得这几句呢？"我问。
"我需要寒衣，我需要妈妈，寒衣就是代表妈妈是不是？冷雨、冷风代表大时代洪流冲击，冲击着。我需要温暖，需要妈妈。
这个快八十岁的老人，说"妈妈"时，是娃娃才有的声调。
7
没有了母亲，高秉涵能够寄托的只有故土，他说：'原来蒋介石总说要反攻大陆，后来看着看着没有希望了"，他觉得永远也回不去了，就在台湾结婚生子，结婚的条件是找一个"铁饭碗"，我不明其意，他说："那个时候怕有战争，我随时会死，要找一个有工作的女人，可以独自把孩子带大"。
他写了15本日记留给后代，记述他童年印象中的万事万物：白马尿、小茅草，羊角蜜、白兔最喜欢吃的花、隔壁二狗爷家的黑狗，门口槐树上的喜鹊，童年最好的伙伴粪叉子----之所以叫粪叉子，因为他最爱偷吃桑椹，一脸的蜜汁，风一刮一脸土就糊上了，总有苍蝇围着乌黑的嘴转，被奶奶打得鸡飞狗跳……
日记被同乡们翻得都快散了，后来毁于洪水。去往台湾的老乡里，很多没有受教育，没有工作技能，也没有娶妻生子，有几位开了"北方馒头店"或是"河南牛肉面"，靠一点乡土滋味，就这么生存。
80年代初，曾有一位已经移民阿根廷的菏泽老乡回乡探亲,路经台湾，带了一些家乡的泥土和小吃来，三公斤的土，分给一百多个荷泽老乡，只能一家一调羹，高秉涵怕小偷"不识货"把"宝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来锁到保险箱里，另一半分七次冲水喝下。"水是从我嘴里面进去了，但是水一刹那之间又从我眼里出来了。掉的泪呀何止七壶呀。元朝有一个作曲家，说是断肠人在天涯。只有真正流浪在外，无归期的人才会断肠。"
28年了，在他家冰箱里，还放着那包山东的芝麻糖，和一包袋装的胡辣汤。他舍不得吃，孩子不愿意吃，都已经硬结成块了。
8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故乡，在村口，他一个人呆了半个小时，走不进去，"我怕，怕进去。那种心情，用文字没办法形容，近乡情更怯，老祖宗真是伟大，那真是形容到家了。"
村口一个老人就问，先生你找谁呀，他说"我找高春生"，
那是他的小名。
"哎呀，高春生他死了好多年了，几十年死到外地了"
这时他才认出，说话的人是他童年的玩伴，他问"粪叉子"还在吗，过一会远远看着有人柱着拐棍一点一顿来了，喊"春生哥"，他搂住已经鬓发皆白的童年玩伴，说"粪叉子，我不嫌你臭"，两个老人笑泪交加。
家里的房子都不在了，亲人也都已经离开了村庄。他看到老树犹在，拉了一把树上的榆钱，晶绿的铜钱一样，只有口中这一点新鲜的苦涩滋味没变。这个十三岁离家，年过花甲的老人，最终站在母亲的墓前，大哭一场。
我问："她当年希望你活下来，后来你已经可以生存了，我觉得母亲对你的希望是什么？
"我想她当年一个大家庭的女儿，去农村教书，是希望让黑暗的地方有一点光，那她对我的希望也是一样。我认为不要恨，因为这个大时代不是让我痛哭流涕吗，让我遍体鳞伤吗。那我竟然是已经活下来了，我已经冲上岸来了，我这一生我要发一点光呀，我要使这个死的人减少一点痛苦，不能恨呀。"
他是同乡会会长，当了律师，年纪最小，老友一个个逝去，死前说"如果反攻大陆成功"，他能把自己骨灰归乡，从1992年开始，他把这些故人的骨灰从花莲公墓一个个接回，有的时遇到大台风下不了山，他抱着骨灰在公墓四面漏风的亭子里蹲一夜"没事，真有鬼，他会帮我打"，第二天被直升机救回。
骨灰罐是大理石的，一个七八斤重，他只有四十四公斤体重，一年带两只，放在拉杆箱里，上飞机运回大陆。安检的人员以为他运的是毒品，要他开箱检验，他次次都要解释。
骨灰四五十坛，日渐无法安置，他就放在办公室，放不下，就带回家，家人有顾忌，他把骨灰搬去地下室，母亲的遗物也放在那里，他放张小床和书桌，住在那里，写字画画，陪着他们，有时候跟他们说说话。梦里见到，醒了，再闭上眼，想再回到梦里去----那里是最相亲的人。
9
送回大陆的骨灰，很多已经没有亲人，他找到村子的大槐树或者玉米田，一边撒跟他们说话：'我把你交在这儿啦，落了土，你安心吧"
边上村里人说，这老头，神经兮兮。
我问："这点念想就那么重要吗？"
"在我们来说，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因为我们流浪过，曾长夜痛哭过。所以我们人生跟一般人感觉不太一样，也是心灵的一个归依吧"
他为长孙女取名佑轩，庇佑母亲之意，小孙女取名佑荷，如果还有小孙女出生，想叫佑华，我问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要有家国的情怀，他说"就等于一个小狗，来了一个新的，里面有电器设备冷气，很漂亮一个狗窝，你放心，到晚上那个狗他要去他原来的狗窝。为什么？他闻闻味道，那个不是他的味道。"
他说"家国，就是一个人的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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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节目从始到终，有无数的事情，让我常想起高先生的话："不要问值得不值得，价值观的事是没有办法讨论的，只是直觉。我母亲的老花眼镜已经快风化了，值得吗？那是我的宝"。
这个片子的结尾，他把母亲用过的蓝绿镶金的胸针，滴玉小耳环，已经粉化的眼镜，用来捣蒜的小钵子，都装在小盒子里，留在身边，他用手轻轻触着胸针上面的青锈，怕蹭掉。
地下室的侧墙上，母亲穿过的湖蓝色绸衣，一直挂在墙上，衣襟胸口处有当年留下的一粒斑点，他连洗都不舍得，怕丢掉一根丝。
他说：'我是每天，每天都到地下室用头顶顶我母亲那个衣服，这样等于在她怀里一样，因为我现在已经快80岁的人了，还是像小孩儿一样。"
老范把罗大佑的乡愁四韵放在这里，一声叹息后唱出：'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愁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很多事不用问值不值得，只用问，它对你来说，是不是有如珍宝。
（《归去来兮》，主编范铭，编导郭小龙，策划余阿水 导视天舒）
帮助维权人士陈光诚逃离软禁的珍珠(何培蓉)说，陈光诚从东师古村居所完全是一个人跑出去的，没有网上传说的得到良心未泯的看守相助。珍珠还透露当时她在接应陈光诚的过程中出奇地顺利。
正在北京朝阳医院治疗的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星期五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曾呼吁媒体和公众多多关注营救他的珍珠(何培蓉)等人的安全。今天(星期六)美国之音记者打通了珍珠女士的手机。珍珠在4月27日发布陈光诚逃离山东的重大消息之后不久就被南京警方拘捕。
两 天前才恢复自由的珍珠表示，她为陈光诚所做的事情是她应该做的，将继续支持陈光诚并为他们一家祝福。她对自己被拘留期间网友和舆论对自己的关注表示感谢， 并表示将支持陈光诚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判断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她还披露，已经跟另一位参与营救陈光诚的志愿者、在北京的学者郭玉闪通了电话，说他也已经恢复自由。
珍珠指出，陈光诚逃离东师古村居所时完全是一个人跑出去的，没有网上传说的得到良心未泯的看守相助。珍珠还透露当时她在接应陈光诚的过程中出奇地顺利，甚至在遭遇汽车爆胎、走错路和找不到人等"乌龙"之后仍能很成功地解救脚骨受伤的陈光诚。在奇迹般地救出被长期非法囚禁的陈光诚之后，珍珠表示希望尽快恢复以往的宁静生活，让大家忘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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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力"机器化"
重庆模式正热时，很多人都认为薄熙来会在中共十八大"入常"（当上政治局常委）。我倾向不会，但不确定。我是把薄能否入常当做一个验证：能入，说明中共尚未完全"机器化"，还有破局的可能；薄入不了，则说明中共已经完成"机器化"，也就不要指望它还能有政治改革。
我非常明白，薄若真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入常主管政法，我们的处境会更糟。但如果他入常，可能会带来变化，而破局需要变化，破局也需要中共尚未完成"机器化"。
王立军的出现改变了进程。薄的下台似乎成了偶发事件所致。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已无法验证。不过，我仍然倾向在王立军事件前，中共内部已形成隐而未发的倒薄之势。如果不是这样，仅王立军不会使其下台，哪怕其妻真有命案，也可在权力黑箱中摆平。王立军只是一个引爆点，把本可能温水煮青蛙的倒薄，变成了一场喧闹大戏。
我用"机器化"表达这种意思：非"机器化"的权力是由领袖主导，按领袖的意志运转；而"机器化"的权力不再有真正意义的领袖。权力集团的每个成员都是机器零件，按照刚性结构相互配合与制约。最高权力只是一个位置，由谁填充不重要，但同样不能违背机器规则，更不能破坏机器自身。
这是今日中共与毛时代的一个本质不同。毛可以扭转权力方向，改变权力规则，甚至可以将权力机器打碎重建。而倍受文革之害的官僚集团，在毛之后决心不允许文革再现，邓小平推动的"党的建设"、"发扬党内民主"，目的也是防止再出现可以凌驾于党、伤害官僚集团的毛泽东。
而薄熙来，恰好扮演了重庆的毛泽东
2.薄的僭越
不管薄是出于理想，还是野心，他在重庆走了一条有其自身特色的路。他要消除以往单纯经济改革的弊病，不惜触动已形成的利益格局。为此他首先要得到合法性。而他要消除的弊病和触动的格局正是经济改革的产物，已经占领经济改革的制高点，这使得他只能从政治领域寻求合法性。
中共的经济改革全盘否定了毛，但是为了维护政权合法性，政治上却一直抽象地尊崇毛，而毛的思想恰是直指当今弊病，这给薄利用毛留下了空间，也给薄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护身符。薄搞"唱红"是为了展示这种合法性，同时是利用集体记忆对民众的动员，虽然被外界视为闹剧，对薄却是十分必要。
薄的"打黑"则是为了克服权势集团的抗拒。他空降重庆，人地两生，从何下手才能打破掌握地方权势和资源的地头蛇联盟呢？¬既然权势集团几乎人人违法，法治就是"合法伤害权"，想打谁打谁，也就成为打破抗拒的最好工具。不过，完全按法律程序也不行，权势集团有权又有钱，可以把法律玩弄于股掌。薄必须甩开法律的束缚，把"打黑"变成"黑打"。李庄案就是一种宣告：老子不跟你们玩法律！
"黑打"靠谁？一个和当地没有利益牵连的酷吏——王立军就是这种角色。还需要暴力机器的效忠。薄通过让重庆数万警察全部重新竞争上岗，以得到这种效忠。
历史上酷吏可以权倾一时，然而树敌太多，太过跋扈，几乎都无好下场，主子也会在达到目的后将其抛弃。聪明的酷吏需要保护自己，王立军在为薄当鹰犬时没有忘记这一点，并在最终关头铤而走险。他太知道黑箱之黑（亲手制造无数），因此进了有阳光的美国领馆。
薄随即被装进黑箱，遭到同样黑打。黑打并非他的发明，也非他首先使用。
薄唱红打黑，为的是排除阻力，在重庆实践自己的路线，为党找到出路，用以换取常委之位，再推广到整个中国。这中间到底是哪一步不被机器化的权力所容，必置他于死地呢？
3.卡里斯玛与平庸机器
薄在刚被免职时，豪迈地宣称经历了文革的他不怕小人，那时他肯定没想到自己会被扔进搅拌着贪污、谋杀、奸情乃至间谍的龌龊粪坑。对他而言，即使倒台也只有路线斗争才与其高贵身份相配。然而除了温家宝最初暗示过路线分歧，后面的定调一概只有刑事犯罪。
这就是目的：不能让高贵者高贵！就是要让所谓的太子卑污化！机器化的权力最不能容忍卡里斯玛式人物（以个人魅力和威望获得大众追随与效忠的领袖），那是最不稳定的结构，可以被领袖任意改变，官僚安全也最无保障。中共要防范文革重演，首先就要防范卡里斯玛再现。
温家宝曾暗示薄退回文革，其实薄的重庆模式和文革并不沾边，可以让人联想文革的主要是他的卡里斯玛，包括"唱红"的群众运动，尤其是"打黑" 伤害权势集团，踩到了权力机器的底线。今日中共接受的老大是辨不出面目的"Who's Hu" 、"Who's Xi"。"不折腾"的平庸是官僚集团最爱。如果重庆的卡里斯玛不铲除，终有一天会变成中国的卡里斯玛。如果靠折腾可以入常，将有层出不穷的小卡里斯玛纷纷效法，党将再无宁日。正是设身处地考虑中共机器的这种逻辑，我才认为即使没有王立军，薄熙来也不能在十八大入常。
对于权力机器，王立军的价值在于把事件刑事化，有利于对薄熙来卡里斯玛的去魅，摧垮其道德形象。路线斗争是不会公开提的。一是中共的路线斗争几乎总是好人挨整，早已不被民众相信；二是今日中共的意识形态挂羊头卖狗肉，进行路线论战只能自取其辱，反而会进一步提升薄熙来的卡里斯玛。
薄熙来事件是对党内僭越者的杀一儆百，会促使中共进一步机器化。对这一点，国内外很多人都没看清——中共并没有因为这个事件产生分裂和混乱，而是从此更加一统、有序和稳定，也就是更为彻底地机器化。
陽光時務 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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