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植荣编按:我常接受记者采访，一次，一美女记者竟当我的面大骂"我X他妈"。我问她怎么了，她说，上海大火不让采访，本地大火不让报道，大学爆炸消息封锁，媒体纯粹成了笑脸陪嫖客的婊子。看了记者赵何娟对钱云会的忏悔，我理解了那位美女记者的骂，不骂就得当婊子！
这些天，我的眼光基本都在乐清钱云会上，我没有参与报道，没有参与调查，也没有参与公民调查团，但我的言行都没有离开他，不得不承认，这不仅是因为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严重事态的关注，更是因为自己的歉意，以及对自己曾经无能的深深忏悔，这种悔恨这些天一直缠绕着我，暴躁地跟随着我，我不敢跟身边人提起我的无能，甚至也一再产生放弃做记者的念头。
当我第一时间看到钱云会惨死的照片、他村庄的名字、他的简单介绍，我惊愕地想起了曾经收到过的那个举报线索，是的，寨桥村，钱云会，那个类似的我仍有印象的天涯帖子的内容。我已经记不起那个时间，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事太小了而且复杂，我们必然难以介入。因为就在此前一个类似的其他地方举报选题被毙了，不是别的，主要是因为不够重大，征地规模影响范围也小。
回想那时应该在他出狱之后。或许主要是因为我都没有去研究，去了解那些曾经已经发生的群体事件，去了解钱云会作为一个怎样的民选村长代表村民，这些当时也许也能是好的角度可供同事参考，但是不管怎样，我先自我阉割了这个线索。
更可悲的是，由于自己工作邮件太多，每天电话记录太多，可能由于定期清理，当我最近回头去找那条线索时，都已经无从找起，足见我当时是多么地不够重视这件事情。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举报线索之前应该也有其他同行收到，但是我们都同时选择了沉默。原因只有一个，太小了。一个富饶的浙江并不算富饶的小城的穷困小村子，一个不起眼的村长，为了那么一小块地，一块他们看来似天大，我们看来却见怪不怪的征地纠纷。
我想起了位于四川的另外一个李叔叔，这几个月，我一度非常害怕接到他的电话，因为每次电话一来就是抱怨为何已经60岁，没有工作能力的他和妻子连政府保障安置房都住不了，让我帮忙呼吁，因为在汶川地震时他在灾区一个坍塌的小学门口，拿到了我的名片。我听完他完整的叙述后，明白了这其中复杂的历史，以及他曾经自己也做的糊涂事，我每次只能安抚他激烈的情绪，然后不忍让他失望地答复他我们再商量下。
但自己很像那些已经"油滑"的老记者一样，根本就没有真的觉得他这是多大点事，别提商量，我根本都从未跟编辑部提过，因为我知道，我们的人手配置、有限的新闻资源配置根本都不可能通过他这个小芝麻选题，我也知道，过去很多类似的选题都因为自己的精力限制，媒体的有限资源配置，无疾而终。尽管对那些求助者个人来说，这却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这也是现实。如钱云会的事放在过去，也可能只是那些最容易被忽略的选题之一一样。
我不敢去假设，如果媒体早就介入了，悲剧还会不会发生，因为我必须坦诚，媒体的作用远没有他们想的那么万能，媒体人从没谈得上有什么话语权，不过是这个社会的一个靶子，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对下焦，不需要的时候拿出来骂骂。
上海大火报道做完之后，一个朋友对我说，继续报道吧，我们需要财新这样勇敢的媒体让我们看到真相。我说，我们会尽力的，报道不了，我就写博客，在七七之前，我的博客只为大火而设。然而这个承诺，至今没有兑现，原因很多，更多的是媒体的无奈，以及我个人的消极与懦弱。媒体的无奈我不想多言，我个人的无能却是显而易见，即便是博客，我逐渐发现我没有什么可写，我能把名单一一公布吗，我能一一劝服已经无法达成一致的遇难者家属群体吗，我能要求上海更高级别的领导为此负责吗，我能找到一个个小公司靠什么搞定强政府的证据吗，我能看着有的人为了自利有的人为了投机而还去统一叫好吗……其实，这些都不过是我的借口，我还为自己找借口说，我请病假了，长长的休假，精力顾不过来。
新闻是残酷的，历史也是残酷的，新闻的残酷在于健忘，时效过了，热度过了，价值就减了，因为人们也淡忘了；新闻的残酷也在于功利，轰动性、典型性、重大性等等因素之最后，也许才能是个性与人性。历史的残酷则是对个人再大的事，放在历史长河中都真的只是沧海一粟，渺小得让人心痛。后人看来，最多不过是在看一段精彩的故事，一段看起来跟自己并没有多大关系的故事。
老公说，我表面乐观，骨子里是悲观主义者，我认同了，也许这也是记者这个职业的残酷，当你习惯了各种黑暗，你还必须要在白天让世间洒满阳光，让生活继续。
鞠躬致敬，给钱云会这样，坚持六年用双手撑起自己身体，直到死去的汉子；深深忏悔，为我这样，见惯了、漠视了的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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