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2010-10-03

延安是谁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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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0-10-2 通过 牛博山寨头条 作者:信力建

我们一般爱说延安是"革命圣地",事实上——正如我在《延安打仗不要钱?》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延安也种鸦片什么的,也不那么革命。不过,要说延安是毛泽东的"圣地",那倒名至实归,因为延安的确是毛泽东最后奠定自己党和军队领导人的地方。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真正党和军队的"最后决定权"的?一般以为是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官方的说法是: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然而,事实上,遵义会议及以后陆续发生的中共核心层人事变动,只是使毛泽东在中共最高决策和指挥系统提一次获得了发言权和决定权,离执掌党和军队的"最后决定权"距离还很远)——当时毛泽东只是进入了中央常委,红军指挥权仍归周恩来。至于党的最高权力,则属于总书记张闻天。毛泽东真正成为中共说一不二的老大,是在1945年中共整风运动后的七大。换言之,如果中国历史上真有延安一族的话,那么在个"族落"的最大受益者就是毛泽东。

过去认为,"延安整风"是一场所谓"思想解放运动"。然而,事实上它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蒙昧主义,它所培养一种个人崇拜与盲目服从的精神。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看,由于马克思、恩格斯都反对盲目服从,主张独立思考,提倡批判精神,所以当时延安的《整风文献》根本不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整风"学习中从不强调学习马、恩著作,而是以斯大林的《联共党史》为中心学习材料。延安"马列学院"的马列主义教研室在1940年前后就改变了讲授内容,不再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而是以讲《联共党史》为主,马、恩著作只不过作为参考资料而已。延安的学校也大多从1940年起把马列主义课程改为《联共党史》课程了。马克思曾经对他的女儿说过,他最喜爱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 而"延安整风"学习所强调的却是铁的纪律和绝对服从,尤其是反对"自由主义"和查禁小广播。毛泽东说,"马、恩、列、斯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联共党史》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等,这种把经典理论视为只能信守不能怀疑的看法,显然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在从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来看,"延安整风"远离"五四"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追求,继承和发展了红军时期轻视书本知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传统,在党内只要集中和纪律,反对马克思主义坚持的思想自由。按照中共领导层当时的看法,知识多了,思想就会变得复杂,不如工农干部那样思想简单,容易领导和指挥。这也是后来干脆说"书读得愈多愈蠢"、 "知识愈多愈反动"的根子。
  
  总之,从"延安整风"学习的文件内容和当时的实际作法以及事后的发展来看,这次"整风"其实就是要把延安以及党内的一切党员干部培养成崇拜领袖的驯服工具。恰如李维汉所说:"整风的主要收获是教育了两代人,两层干部[33](指红军到达陕北前的老干部和此后参加革命的新干部)。"事实也确实如此。经过"延安整风",中共党内的个人崇拜体制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稳固地建立起来了。新老干部中,不说全部,起码绝大多数人都变成了崇拜毛泽东和"听毛主席的话" 的驯服工具。这从一件小事中就可看得出来:"延安整风"前我们在生活会上批评某人有自高自大的毛病时,往往说他以"老子天下第五自居",意思是马、恩、列、斯下来就数他了;但"延安整风"后就改成了"老子天下第六",即斯大林下面还有个毛泽东。

毛泽东所以在这场运动中受益,是因为这场"整风运动"的直接后果就是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授予毛泽东独断专行的权力。

首先,是从思想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对全党全军的指导作用。中共"七大"是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的。所谓"团结",是指"七大"期间党内已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全体代表都"团结"在领袖毛泽东的周围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所谓"胜利",则是指毛泽东的理论和政策已"战胜"过去的一切不同意见,树立起绝对的权威,从此将保证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这种提法(适用于后来党的每次大会)本身就有问题,而且隐含着明显的个人崇拜之意。这从大会安排、特别是代表们的发言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经过3年多的"整风"和开了近1年的"六届七中全会"之后,党内高层的思想认识已完全统一,所有政治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才召开了"七大"。大会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和具体操持,会议的任务只是在组织上和党章里把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确定下来。因此,会议的发言内容(都是事先写好并经过审定的)主要就是对毛泽东的歌颂,此外则是许多人的检讨。这些歌颂和检讨大部分有极大的夸张和作假,不少说法已超出尊敬爱戴的范围,明显地是宣扬个人崇拜以至于带有奉承讨好之意。而毛泽东对这些却欣然接受,让大家把一切好事都挂在他的帐上。   
最典型的例子是张闻天在"七大"上的讲话,张闻天提到毛泽东时说:"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这种说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上都是根本讲不通的。在这次大会上,任弼时提出,毛泽东是"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这完全是中共自封的说法。事实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之外从来就没有哪个东方民族承认过这一点。又如,周恩来的发言说,"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领导了我们经过中国革命3个历史时期……"此话完全违背了史实,因为在周恩来讲的这3个时期里,多数时间毛泽东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就在"延安整风"之前,周恩来本人就未接受毛的领导,为此周后来反复检讨过。朱德也在会上说:"我党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得到毛泽东同志这个伟大舵手的指挥,终究越过了各种艰难险阻而前进了。""24年的历史证明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是完全正确的。]"这都是明显的夸大之词。难道毛泽东领导打"AB团"、指挥西路军、发动群众性的"肃反" "抢救"运动也是"完全正确的"?甚至彭德怀都在"七大"发言中用了不少个人崇拜的语言。他说:"从党的全部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舵手,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就是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就是因为这种自觉不自觉的吹捧,使得所谓毛泽东思想成为战无不胜的精神法宝,也自然使得毛泽东本人成为中共理所当然的伟大领袖。

其次,是在人事安排上,毛泽东大权独揽。原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因为在"整风"运动中帮助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整风"后在1943年3月的中央机构调整中一跃而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党内第二把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说:"毛主席的关怀,不仅说明对少奇同志的深厚情谊,更说明对少奇同志寄予厚望,要委以重任。"换言之,中央高层的人事安排其实成了毛泽东个人说了算。当时,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就是奉毛泽东之命取代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去主管中宣部工作的;而政治局委员、原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却只能在并非中央委员的贺龙底下任个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和王稼祥则于1944年分别被安排担任各管几个人的"政治材料室"主任和"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张闻天倒还全身心投入地干了一年多,写出了若干研究报告。王稼祥也许因身体不好或思想不通,据说一直未到任。同为政治局委员的周恩来、彭德怀,回到延安参加"整风",主要是清算他们的历史旧账,让他们检查,这两人从未在 "整风"中担任任何重要职务。总之,从"延安整风"开始,党内路线、政策的正确与否只能以对毛泽东的态度划线排队,紧跟毛的就是正确的,与毛意见不同就算犯了错误。"延安整风"刚结束时,包括刘少奇等书记处成员在内,凡有不同意见,倒还允许提出来,但如果毛不同意,即使多数人有不同意见,也只好放弃。但建国以后的一切重大事件特别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表明,整个中央委员会都变成了毛的驯服工具。毛泽东的权威实际上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封建皇帝。
 
  此外,"延安整风"还做出授予毛泽东有独断专行特权的安排。1943年3月,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党中央在关于调整中央领导机构的决定中规定,作为主席的毛泽东有最后决定之权。虽然说大政方针由政治局讨论,这里所说的"最后决定权"只涉及日常工作,实际上此后大事不都是毛泽东乾纲独断吗?刘少奇这一旨在制造个人崇拜的建议不但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而且也直接违反不久前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为党的领袖在党内的独断专行披上了组织制度上合法的外衣,从而使全党服从于一人,正式开创了个人崇拜的党内领导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无论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之间已不再平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纪律也自然失效。如果在某一问题上多数政治局委员和毛泽东有不同意见,总是多数人放弃自己的意见,跟着毛泽东走。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当毛泽东对大家有所不满时,就带着党章和宪法来参加会,说是要维护他的发言权,把大家训了一顿,竟没有一个人敢于顶撞;而当刘少奇在"文革"时也拿着宪法、声称他是国家主席,以此对抗"造反派"的批斗,却丝毫未起作用,他终于作了个人崇拜体制下的殉道者。陈云曾经设问:"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他认为,即便如此仍然是毛占据绝对控制地位。他解释说:"反'冒进'不是一次实践吗?中央同志全都参加了,毛来了个反'反冒进',结果搞得鸦雀无声了。"

总而言之,是在延安,毛泽东完成了他由中共领导人之一到中共唯一领导人的转化,这一转化不仅对他个人命运起到决定性作用,也对中国命运起到举足轻重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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