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2009-12-31

萧瀚:“刘晓波”随想

"刘晓波"随想

萧瀚

1.刘晓波当然是无罪的,这不需要他自辩,也不需要别人来为他辩护,不管他是不是要颠覆中共政权,他都是无罪的。一个没有合法性的政府本来就应该被颠覆,我们需要讨论的只是应该用何种方法来颠覆,而不是该不该被颠覆。

2.世界上所有民享、民有、民治之政府,都是在法治框架内因正常的任期届满或因执政失措而被颠覆,谁要是认为自己是可以永世存在的政府,本来就该被颠覆。

3.我虽然不参与签名,但我认为《零八宪章》就是要颠覆没有合法性的政府,而且这一点就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应当成立有合法性的政府。只是我们倡导尽可能地非暴力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让这个苦难的民族再次陷入血海深仇的杀戮性灾难中。

4.我曾著文批评过《零八宪章》,但这不意味着我会支持一个没有合法性的政权(这在那篇文中都已讲过),这是两码事。正如需要讨论任何政治性问题,《零八宪章》也是需要讨论的。

5.即使是要和平地颠覆这个政权,我还是认为任何为这个制度修修补补的工作都是值得做的,只要它是有利于保障具体人权的。因为人权就是当下人的当下的人权,不是围观者的人权,不是未来人的人权。

6我反对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现政权去成立新政权,在公民社会如此幼弱的前提下,暴力革命只能换来新的灾难。但是,在某些极端暴政情形下,人民出于正当防卫自然发生的暴力推翻,我并不反对,只是我更在乎之后该怎么做。

7.刘晓波只是在行使他的言论自由,这没有错,但这样的行使言论自由,其目的是在和平地颠覆现政权,这没什么需要避讳的,我自己的言论,有修补现制度的,也有就是颠覆性的,如果这样有罪,我愿与刘晓波同罪,只是因为我是懦夫,没敢去警察局自首。

8.这个政权自1949年建政以来,对人民犯下过滔天罪行,这不是用什么错误之类的词汇能够搪塞的,审判―认罪―赦免,这三部曲是我最期望看到的未来中国景象之一,当然更重要的是我更想看到未来和平宪政下的联邦共和的中国。

9.无论中共政权会怎样继续作恶,我依然坚持,在讨论未来宪政民主联邦共和的中国时,永远不能忘记一定要给这个政权掌握过公权力、对人民犯下过罪行的人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10.正如台湾的和平转型――虽然大陆会比它难一百倍。以正义为基础的各方大和解是未来必经之路,共产党曾经制造了无数敌人,现在还在不断制造,但我以为,未来中国的政治,一个最重要的信念就是:我们追求的是没有敌人的政治!

11.共产党不是人民的敌人,即使他们自己要把自己变成人民的敌人,应当憎恨罪恶,但要善待共产党人。永远不可遗忘的是,政治是一项仁�的事业。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无法从事政治事业,也无法进行政治活动。

12.未来中国的美好政治,应当是由千千万万具有公民精神的公民,以公开的正义信念、公开的正义行动来实践,无须地下工作,无须阴谋策划,所需要的只是公开的正义的仁善的、承担后果的良知言行。

13.在此过程中,无需急功近利,无需心急如焚,无需"知其不可而为之",唯需"知其当为而为之"――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日进一寸。正义的目的,必须以正义的手段达到,否则宁可不要,拒绝一切不道德的手段,唯此,方有可能脱离数千年邪恶与暴力循环的"鬼打墙"传统。

2009年12月30日於追�堂

芦笛:刘晓波的悲剧

刘晓波被判刑前一天,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刘晓波次日就要审判了,他估计会判得很重,盖中央指望以此杀一儆百,吓阻国内异议人士,否则他们就有可能组党。他估计,中共在重判刘晓波之后,关押上一段时间之后,便会把他放逐出来,使得他在"海外民运化粪池"里自动融化,彻底失去影响力。

这位朋友消息灵通,很有洞察力,他的话我不能不信。次日特地上网,果然不出他所料,刘晓波给判了11年,顿时只觉说不出的悲伤和沮丧,这些天来什么心思都没有,觉得中国真是个被上帝诅咒过的国家,永远在那既定轨道上运行,一点改弦易辙的指望都没有。

后来就看到了判决书,佩服到五体投地。我过去总认为无论中共做出什么事来,我都不会惊讶,不料拜读了那伟大的历史文献,这才发现自己过去严重低估了我党脸皮厚度――竟然连这种不要脸的弱智玩意,他们都有本事在全世界面前亮出来!

据说,刘晓波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全部证据是两条,一是《零八宪章》,二是刘在境外网站上发表的六篇文章。这种白痴玩意都有本事拿出来现世,令人不能不佩服我党果然是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没有脸皮一说。

如果说《零八宪章》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那么,这就是个涉及到一万人以上的集团犯罪。就算刘晓波是集团军司令,那起码也得把所有的从犯都抓起来,作为一个叛国大案来审讯,以查明各人的犯罪性质与程度并作相应判决吧?只审判刘晓波,余人不问,岂非玩法轻纵了那一万多名叛国罪犯?这就是党国的法律尊严?

那在境外网站发表文章的"罪证"更是令人笑掉大牙。我做梦也没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竟然能管到境外去!文章既然发表在境外网站,那么,它是否犯法,当然只能由网站所在国判定,岂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机关悍然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强行代替其他国家操刀执法?"境外犯罪境内审",党国政府发明的这新时代的"治外法权",是不是也太特别了些?这一套,就连当年的英法帝国主义者也没干过吧?莫非今日中国真是成了独霸世界的超级大国,可以任意侵犯别国的司法主权?

尤可笑者,判决书还承认,刘晓波那些文章是从2005年以来开始发表的。那就是说,这叛国犯罪行为持续了三年之久。那为什么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要包庇他持续犯罪,既不立即制止,甚至也不加以警告,而要无所事事,坐视他猖狂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达三年之久?包庇犯罪,本身就是犯罪,可见公安局乃至公安部才是包庇纵容刘晓波犯罪的幕后黑手,才应该被抓到被告席上去。

还不止此。如所周知,我党动用大批民脂民膏搞所谓"金盾工程",把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严丝合缝地密封起来,连电子都没法穿透那网上柏林墙。刘晓波的文章发表在海外,国内网民根本就看不见,那还有什么"煽动"一说?那几篇文章的总点击率最低为57,最高748。阅读者只会是海外华人,并非中国公民,就算是中国公民,就那么几个人,还都在海外,怎么个颠覆中国政府法?连这都算犯罪,那在梦里批评共党也是犯罪了。我党是不是还该投入重金,研发"梦幻监测工程",好把每个公民梦中的反动言行都及时记录下来,必要时用作法庭审判依据?

如果向境外网站投稿算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那我党为何还要提供经费,让居住在境内的前"民运"垃圾胡安宁在境外开办网站,四处剽窃批评我党的文章,在该网站大量刊登并提上导读呢?那罪行是不是比向境外网站投稿更严重万倍?

当然,胡安宁这次大概是接到指示,除了刊登判决书之外,便是登出《北京日报》在六四后不久发表的所谓刘晓波的反革命言论,还特地把日期抹掉,企图让读者以为那是刘最近的言论,使得我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更像回事些,却不敢转载声援刘晓波的只言片语。不容否认,胡确实为我党正面宣传此案作了密切配合。但他在此之前犯下的严重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行,总不能因此就一笔勾销吧?

总而言之,我党这次出的丑,堪称新时代《笑林广记》之最。无耻和弱智都是我党的行事常规,在一般情况下绝不会使我惊奇,但这次中共居然脸皮厚到如此地步,敢把这白痴判决书公诸于世,却不能不令我倍感绝望。这涵义连盲人都能看出来:如今我党是有恃无恐,再不把文明世界放在眼里了。

刘晓波判刑如此之重,堪比魏京生。但魏京生好歹还有个什么
"出卖国家机密情报"的借口,而且政府始终没敢把那判决书亮出来。那还是在铁血强人邓小平当国之时。如今胡锦涛不过是个积极分子出身,刘晓波的言行中根本就抓不到什么把柄,但胡就是不但敢重判刘晓波,还居然敢把那白痴判决书公诸于世。他敢这么做,当然不是因为其魄力堪比老邓,而是国力今非昔比,中国已非昔日之吴下阿蒙了。过去中国必须仰赖西方的金钱和技术,因此行事不能不有所顾忌,如今据说中国成了救世主,西方正翘首盼望中国广撒金子,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既然如此,党国政府还有什么可忌讳的?

这就是第一个令人绝望之处――再也没有管束那个无法无天的流氓政府的国际压力了。

第二个令人绝望之处,乃是中共通过此举,向全世界明确无误地宣布了他们绝不会允许体制内的反对派出现。判决书说得明明白白:"反对=颠覆=犯罪"。中国人只能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当奴才,要么做响马。谁若想向刘晓波那样走出第三条路来,坚持做体制内的反对派,谁就是罪犯,就要遭到"人民民主专政"铁拳的无情痛击。

这才是最令人悲哀之处。我在旧作中反复说过,中国人只会走极端,不是当奴才,就是作响马。不是逆来顺受,俯首帖耳,听任暴君宰割,就是扯旗造反,试图推翻暴君,却从来不知道,无论是当奴才,还是做响马,社会都不会因此前进一毫微米,反而只会倒退。要想建立一个常态社会,就必须在政府之外有个"忠诚的反对派"(也就是体制内的反对派)。没有这种拮抗机制,则社会只会一天天烂下去,不知伊于胡底。

这就是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就连传统社会的君王都知道这浅显道理,为此特地设置御史台,构成古典的体制内反对机制。尽管那设计的作用与效果非常有限,但毕竟还是说明古人有点起码的政治智慧。

中共却连传统帝王都不如,专门提拔奖励无耻拍马的佞臣,专门整肃直言敢谏之士,就连刘宾雁那种拥护共党领导、相信社会主义的现代御史都容不得,要把他放逐出国,连死后都不许埋骨乡梓。中共更把阿谀奉承统治者当成中国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谁若是敢批评我党,不管动机如何,统统都是犯了叛国罪,都要以大牢伺候。通过刘晓波案,我党已经把这基本国策再次说得清清楚楚了。

这是何等可怕的前景!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毫无起码约束,为所欲为,只许人民规规矩矩,不许人民乱说乱动,若要乱说乱动,坚决镇压。这种毫无刹车的国家会开到什么样的深渊里去,恐怕就连白吃也能想得出来吧?

本区网友正在争论这道义与功利的问题,却没看到这两者根本就不是对立的。所谓道义,说到底就是全民的功利所在。我反对的,乃是如伪民运良心家们那样,把道义从功利中剥离出来,使之变成一种超越于功利存在的绝对实体,当成一种政治斗争武器,并不是认为可以只讲个人的功利,不顾全民的功利(亦即道义)。脱离了全民功利考虑的言行就无所谓道义,而民运良心家们的绝活,正是要求人民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去为他们主观制定的"道义原则"作牺牲。但不能因为有这些骗子良心家们的存在,就否定出自全民功利考虑的正义行为。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刘晓波坚持在国内当体制内的反对派,试图首次在中国走出响马与奴才之外的第三条路来,当然是功利上的极大失策,但从全民的角度来看则代表着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现在中共悍然再次宣布此路不通,中国公民若不是奴才,就只能是敌人。在取消自我完善的一切可能之后,这种烂污社会还有什么痊愈希望,还有什么长治久安的可能?于是医治社会病态的唯一希望,便是大家集体做响马,再来一次翻烧饼,再使社会来一次大倒退。功利家们为何就看不到这彰明较著的恶果呢?

这就是刘晓波的悲剧所在:在人山人海的奴才与响马大军中,他代表道道地地的"一小撮"特立独行之士,势必遭到朝野的两面夹击,其遭遇正如当年俄国十月革命前的立宪民主党人与进步党人一般,因为试图在体制内推进民主改革,最后是既得罪沙皇,又被激进革命乱党蛊惑下的愚民最终无情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的确,在一个愚昧的国家,刘晓波这么干,只能两面不讨好。《零八宪章》固然是我党的眼中钉,但它同时也被海外响马们痛加抨击。以《大纪元》为喉舌的法轮功宗教政治党人,以及何清涟乃至高寒那群形形色色的草寇,一直在辱骂《零八宪章》,污蔑刘晓波是共特。

因此,说到底,刘晓波的悲剧,其实是民族的悲剧。它响亮地宣布了"改良主义行不通",而这是朝廷与草寇联合作出的英明决定。中国的事,从来就是糟在这两大势力手上,不是毁于朝廷,就是毁于草寇。晚清是朝廷要改良,草寇不许改良,八六年、八九年也这样。但六四以后则是朝廷坚决不许改良,草寇则历来不许改良,倒也没什么立场变化。

正因为此,刘晓波被重判反而是草寇们的盛大节日。要知道这一点,只需在Google里打入"刘晓波革命"的字样,立刻就能看到草寇们的鸦鸣雀噪:

"重判刘晓波是民主革命的反面动员令"

"和解破裂,革命将起――中共重判刘晓波博士将引发时局动荡"

"刘晓波和08宪章:幻想的破灭……这一次,《08宪章》和刘晓波的最大意义,正在于宣告《08宪章》和刘晓波余杰们那种鼓吹和解合作、反对革命的政策和路线的又一次大破灭。"

"'11年',是《零八宪章》的悲哀,是刘晓波们的失败。刘晓波们应清醒了!"

看着这些意淫昏话,我不禁要觉得疑惑:刘晓波为这种愚民牺牲,是不是也太不值得了些?革命?革甚鸟命!时局动荡?动甚鸟荡!诸位的屁股还让海风吹着呢,哪来的金钱去造反?有谁会听你们的?如今大陆知识分子全是利欲熏心的奴才,人家忙着搂钱还来不及呢,顾得上管这些不相干的事?而没他们的组织领导,工农大众不过是一堆肉而已。

这就是第三个绝望之处:改良之路走不通,革命之路更走不通。在旧中国,人民好歹还有当奴才或作响马两种选择,如今却只剩下了当奴才一种。而这必将使得我党更加有恃无恐,毫无顾忌,于是政权就只会一天天烂下去,一直烂到党内内讧大规模爆发,将中国再度投入血海而后快。

最后想说的是,胡紧套看来是铁了心了。从我党的私利来看,老邓的确没有选错人,积极分子历来比高干子弟更左更可怕。在他手上,我党绝不会放松控制,只会王小二过年,一年紧似一年,而这确实能保证政权稳定。我在旧作中反复指出过,统治者是否具有足够的镇压意志,对政权是否垮台常常起到决定性作用。如果1991
年苏联"八一九政变"的发动者们有胡锦涛的镇压意志,叶利钦就只会乖乖授首,而苏东帝国也就不会土崩瓦解。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民运领袖有谁想把此事闹大,建议他们这就前往中国,陪刘晓波一道坐牢。据我模糊记忆,民运领袖中颇有人在《零八宪章》上签名的。既然国内都有人去投案愿和刘晓波一道坐牢,那签过名的民运领袖们就更该如此了。若是只敢作隔岸煽火的"远距离革命家",那最好从此把"道义"二字收起来。

另外,冯正虎的斗争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党不会让步的,他们有恃无恐,根本就不要脸了。这也算"人至痞而无敌"吧。

呜呼!

2009-12-30

柴静:不可能的改善

不可能的改善
从 柴�

我和卢安克坐在草地上,七八个小孩子滚在他怀里,常不常地打来打去。

我本能地拉住那孩子的手"不要这样"

"为什么不要这样?"

我就差说"阿姨不喜欢这样了",绷住这句话,我试图劝他们"他会疼,会难受"

"他才不会"他们嘎嘎地笑,那个被打的小孩也乐。

卢安克坐在小孩当中,不作声,微笑地看着我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后来问他"我会忍不住想制止他们,甚至想要去说他们,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可是你不这么做?"

"我知道他们身上以前发生的事情,还有他们不同的特点,都可以理解。"

"但是理解够吗?"

"如果已经理解,然后再去给他们说一句话,跟反感的一句话是不一样的。"

我哑口无言。

我采访姐弟俩。

弟弟卖力地劈柴,大家都觉得这镜头很动人,过一会儿火暗下来了,摄像机拍不清楚了,就停下来,说再添点柴。再过了一会儿,我让弟弟带我去他的菜地看看,他拒绝了。

"为什么呢?"我有点意外。

"你自己去",他看都不看我。

我纳闷了一晚上。

卢安克第二天说给我听"那时候正烧火,你说你冷了,他很认真的,他一定要把那个木柴劈开来给你取暖,后来他发现,你是有目的的,你想采访有一个好的气氛,有做事情的镜头,有火的光,有等等的这样的目的,他发现的时候,他就觉得你没有百分之百地把自己交给他,他就不愿意接受你,而你要他带你去菜地看,他不愿意。"

我当时连害躁的感觉都顾不上有,只觉得头脑里有一个硬东西轰一下碎了。

"目的是好的,但是是空的。"他说。

"空的?

"空的,做不了的,如果是有了目的,故意去做什么了,没有用的,没有效果,那是假的。

"你是说这样影响不到别人?"我下意识地喃喃自语。

"这个很奇怪,我以前也没想过,想影响别人,反而影响不到。因为他们会感觉到这是为了影响他们,他们才不接受了。"

孩子在火边俯耳跟他说悄悄话。

"你肯定在说怎么考验我们"我猜。

卢安克对他笑"不行,他们城里人会不喜欢"。

我隐约听见一点"是要拉我们去玩泥巴?"

他转头问我"你喜欢土吗?"

"当然了"。我认为我喜欢,在我对我自己的想象里,我还认为自己喜欢在下着大雨的时候滚在野外的泥巴里呢。

采访结束之后,是傍晚六点多,天已经擦黑了,山里很冷。

卢安克忽然站住了,温和地问我"我们现在去,你去吗?"

"现在?"我愣住了。

我没想到我自己头脑中的第一反应是"我只带了一条牛仔裤"。

就这一个念头,一切已经逝去。

我根本不敢再回答我想去,那是做作。如果硬要去,弄得满身泥,甚至雀跃欢呼……只会是个丑陋的场面。

"当时发生什么了?"

"我记不起来了"

"那个时候你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沉静地看着我,他在采访中有很多次说这两句话了。

一开始,我看着他,脑子里几乎有个嗡嗡的尖叫的声音"这个采访失败了,马上就要失败了"

之前曾经有同行,几乎是以命相胁地采访了他,但完全没有办法编成片子,就是因为媒体的常规经验,在他面前是行不通的。他不是要为难谁,他只回答真问题-----真正因为未知和交谈而生发的问题,而不是你已经在他书里看过的,想好编辑方案的,预知他会怎么回答,预知领导会在哪个地方点头,观众会在哪个地方掉眼泪的问题。

我放弃了。

我不带指望地坐在那儿,手里的提纲已经揉成了一团,这些年采访各种人物,熟极而流的职业经验,几乎土崩瓦解。

然后我发现我在跟他讲那个我小学的时候,近视后因为恐惧而把视力表背会的故事,是鬼使神差说出来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会说这个,我甚至早就忘了这个事,但我现在把它说出来了,而且说了这么长一段。我以前约束过自己,绝不在电视采访时带入个人感受----这是我的禁忌。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着黑色惊叹号的禁忌也一起在尖叫中粉碎了。

我看节目的时候,发现我自己讲的时候目光向下,很羞涩,就象我八岁的时候一样。

然后我才知道,他说他不记得了,是真的不记得了。

"以前我的思考都在头脑里发生,我想到了,但我做不到。现在我不思考了,只感受,反而做到了我之前想做而做不到的,因为思考变成了生活,变成了行为。"

看他的博客,会清晰地看到他这个变化的过程。

他之前写过《与孩子的天性合作》,写下他的研究和经验。几十万字,现在他已经不再记得写过什么,他也不认为会有什么可借鉴的模式。他说他不再思考,也不再写了,只是感受。我当时看的时候担心他坠入虚无,直到采访时,才知道我头脑中的桩子插得何等之深。

"你认为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自己作为老师,带着一种想像,想像学生该怎么样,总是把他们的样子跟觉得该怎么样比较,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碍。这样我没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这个想像就好象一面隔墙在学生和我的之间,所以我不要这个想像"

"但是即使是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一个很好的老师也会说,比如说我想要一个有创造力的,有想象力的,什么样的学生,他也会有他的一个标准,难道你没有吗?

"那学生做不到,他会不会放弃呢,会不会怪这个学生?"

"可能会失望。"

"我以前考虑过很多方法,最后放弃了,方法都没有用,唯一有用的是老师的心态,老师心态最受影响的就是那种学生该怎么样的想像,他总是想着这个,他没办法进入适合学生的心态,没办法真正去看学生是怎么样子的,如果很开放地看得到,没有什么想像,很自然地就会有反应,适合学生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学生很喜欢,很容易接受。"

所以他才说,他没有任何可写的了,他曾经在博客里以巨大的篇幅批评和反对过标准化教育,反对整齐划一的校园,反对"让人的心死去"的教育理念,他跟现实世界里的问题较着劲,现在他说他放弃了要改变什么的想法。我刚一听的时候也一惊。

他说"如果想改变中国的现状,然后带着这个目的做我做的事情,那我不用做了。幸好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想改变,我没有这个压力。"

我愣了好一会儿,才接着往下问"如果不是为了改变,那我们做什么?"

"当然会发生改变,改变自会发生,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责任,也不是压在我的肩膀上的。"

"改变也不是目的?"

"它压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他说"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已发生"。

有人跟我形容过听他说话的感觉-----你以为是禅悟式的玄妙,其实背后是严整的逻辑体系,是一步步推导认识的结果。

"你原来也有过那种着急的要改变的状态,怎么就变了,就不那样了?

"慢慢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理解了就觉得当然是这样了。

"你对现实完全没有愤怒?

"没有。"

"你知道还会有一种危险是,当我们彻底地理解了现实的合理性,很多人就放弃了。"这是我的困惑。

"那可能还是因为想到自己要改变,所以没办法了,碰到障碍了,就放弃了。我也改变不了,但也不用改变,它还是会变。"

"那我们做什么呢?"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勇敢一点。"

"你想要爱情吗?"我问他。

他四十一岁了,他在广西的农村从青年变成了成年人,他没有家,没有房子,没有孩子,光着脚穿着球鞋,因为那里买不到一双45码的袜子。

"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没经历过。"

我当时的反应,是心里一惊,一紧。

但他接下去说"我在电视上看过,觉得很奇怪。"

"奇怪?"

"电视上看那种爱情故事,根据什么感情产生的,我不知道。怎么说?一个人属于我?我想像不出来这种感受。"

他说过,他能够留在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他的父母从来不认为孩子属于自己。

我说"可是我就连在你身边这些小男孩的身上,都能看到他们对人本能的一种喜爱或者接近,这好像是天性吧?

"他们属于我,跟爱情的那种属于我不一样的。一种是能放开的,一种是放不开的。

"能放开什么呀?"我还是没听白。

"学生走了,他们很容易就放开了,没有什么依赖的。但我看电视剧上那种爱情是放不开的,对方想走很痛苦的。"

"你不向往这种依赖和占有?"

"不。"

在节目后的留言里,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绪,卢安克给人的,不是感动,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是让你呆坐在夜里,想"我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今天中午在江苏靖江,饭桌上,大家说到他,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也很触动,但他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

"为什么?"

他没回答,只是重复了一遍"这样的人绝不能多"

"为什么?"

他看上去有点茫然,喃喃自语"会引起很多的矛盾……他在颠覆。"

这奇怪的话,我是理解的,他指的是越了解卢安克,越会引起人内心的冲突,会让人们对这个社会很多固若金汤的常识和价值观产生疑问。

我问过卢安克"你会引起人们的疑问,他们会对原来这个标准,可能不加思考,现在会想这个对还是错,可是很多时候提出问题是危险的?

"如果怕自由,那就危险,自由是一种站不稳的状态。

"从哪儿去找到这种能不害怕的力量?"

"我觉得如果只有物质,那只有害怕,如果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情,就不用害怕了。"

他在片子中下过一个定义,"脑子里没有障碍才是自由"

我采访的孩子里有一个最皮的。

我跟任何别的学生说话,他都会跳进来问"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

等打算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已经跳走了,或者把别人压在身子底下开始动手了,我采访他的时候,他急得不得了,前摇后晃。

他只有呆在卢安克怀里的时候,才能那么一呆十几分钟,象只小熊一样不动。即使是别人挑衅他,他也能呆住不还手。

"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卢安克说,但我从来没见过他跟孩子去讲这些道理。

"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他说"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

他陪着这些孩子长大,现在他们就要离开这所学校了。这些小孩子,一人一句写下他们的歌词组成一首歌,"我孤独站在,这冰冷的窗外……""好汉不需要面子……"大家在钢琴上乱弹个旋律,然后卢安克记下来,他说,创造本来就是乱来。

这个最皮的孩子忽然说"要不要听我的?"

他说出的歌词让我大吃一惊,我捉住他胳膊,"你再说一遍"

他说"我们都不完美/但我愿意为你作出/不可能的改善"

我问"你为谁写的?"

"他"他指向卢安克。

http://luanke.jiaoyu.org/卢安克博客

http://space.tv.cctv.com/video/VIDE1261927120929889《面对面》节目

冉云飞:2009年度中国十大博客

2008年我曾写过我心目中的十大博客,发出来还有一些人和机构引用。这说明我的看法虽然免不了主观,和有自己的选择标准,但也有一定的客观性。我评选博客的标准可以简化为如下几点:一:是否有公信力,是否有人望;二:是否言之成理,有理性的辅助,有事实的支撑;三:是否坚持长期言说,写博文是否较有延续性和持久性;四:是否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客观性。当然,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关系,我还不能对博客的访问量、博客篇数、发帖频密度等方面做细致的调查,但将尽量秉持如上标准,来选择心目中的十大博客。各位自然可以自评自己心目中的十大博客,在多元化的评选和不同的声音中,让真正的博客写作和公民言说浮出水面。我不说我的评选是完全客观,遗珠之憾在所不免,难迎大家围观批评。文后附上2008年我评选的十大博客,请各位参看。

我在写此文时发了个推,时间两小时,参与者有十七位,得五票以上的分别有韩寒、艾未未、连岳、和菜头、王小峰、李承鹏,可以从中看看推友们的评选眼光。我也得五票以上,那是因为我是调查者本人,容易入选,不具备中立性。

一:艾未未的博客(http://www.bullogger.com/blogs/aiww/。)从关注杨佳案开始,老艾向公共领域发声,直到去年和今年做艰苦的地震死难学生调查,再到向中央及四川各政府机关发出要求公开有关地震信息的信函,其工作既扎实又猛锐。他的调查小组所拍的《老妈蹄花》、《花脸巴儿》、《老妈蹄花》堪称这个时代的真实记录。如我最近一篇写他的标题所言,艾未未是个有种的人。

二:老虎庙的博客(http://www.my1510.cn/author.php?24hour。)老虎庙的博客是我认为的十大博客里面最平民视角的博客,他总是从生活中的小事做起,似乎不知疲倦,帮助东南西北许多人。从天安门流民到各地访民;从宁夏、内蒙因环境等问题而产生的灾民到因言论而深陷牢狱的福建网民,都得到他很多帮助。他的博客主要以事实为主,持续更新,图文兼具,其新闻视频已达400部,是这个转型社会不可多得的记录。

三:韩寒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twocold。)韩寒持续以他幽默、风趣、讥刺的笔触抨击当下现实。他是少有的没有被中国教育毒化的青年,是少有的能凭常识和直觉,而不是靠读书和阅历来洞穿当局谎言迷雾的人。可以说,他对中国社会的判断和时弊的批评,相当清醒,同时也是少有的物质和精神不分裂者。

四:翟明磊博客(http://www.bullogger.com/blogs/1bao/。)从办《民间》开始,到现在一个人的《壹报》,他一直中正平和地走在公民建设的道路上。从他对罗伯特议事规则的研读,到对新兴传媒如博客的采访研究,从他对不能冯正虎回归的声援,到他对地震预测一系列的采访,都展示了他不屈的勇气与担当。

五:醉钢琴的博客(http://www.drunkpiano-liuyu.net/。)她温和理性,注重细节的评论;她对东西方文化冲击的感受,以及对民主自由不偏不倚的理性言说,对一个怨气颇深、互不信任、受愚很久的国度的民众有良好的启迪作用,使她赢得不少的读者。她在《南方周末》、《新周刊》所开的专栏,以及所出书籍《民主的细节》,都值得向读者们推荐。

六:连岳的博客(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ianyue/。)连岳文章以短小著称,里面藏着王小波式的机智。他常能逆向思维,换位思考,故能洞悉人性之弱点,有一个体谅宽容之心。他体谅宽容并不纵容,有自己一惯的言说方式,可以寻绎出他思考的路径与脉络。他对公共事件屡有言说,并不作惊耸之论,却颇能获得读者的赞许。近来他对推特的着力推广,可以看出这一"新媒体"传播力量及优势的肯定。

七:杨恒均的博客(http://yanghengjun.blog.hexun.com/。)杨恒均依旧和2008年一样,持续耐心地做着"民主小贩"的工作,其写作之勤勉令人敬佩。他从细节、生活中来言说民主自由的方式,能给受蔽很久、不太擅长抽象思维的读者以启迪。我并不对他所有观点都认可,但我认可他对这个社会持续发声的"义工"心态。

八:邵建的博客(http://shaojian.vip.bokee.com/。)邵建的博客是少数讲真话,且能在墙内存活的博客。他是胡适研究专家,且是胡适自由主义的研究者和践行者。他的评论常能在传统传媒发表――他在《南方都市报》所开的专栏常能赢得读者的欢迎――可以展示他言说的理性、数据的支撑,以及对社会渐进改良的良好愿望。

九:芦笛的博客(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udiblog/。)海外写作的华人朋友不少,但能持续写,且专门为博客而写作的人似乎不多,卢笛是其中的一个。虽然远离国内,但卢笛具有健康的历史感和敏锐的现实情怀,且贯以理性言说,使得他的一些观点能见常人之未见。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一定在某些能给你带来启迪。

十:科学松鼠会(http://www.bullogger.com/blogs/songshuhui/。)中国的教育文理割裂,诚然有许多人不知人文精神为何物,实际也把科学精神给搞死。搞死的方式之一,就是让你学科学的时候非常难受,让你入上刀山,不知科学的乐趣和真知之所在。科学松鼠会的写作者们能将有趣好玩、求知求真结合起来,
附:2008年度中国十大博客。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9/01/200901031847.shtml

2009年12月30日10:17分于成都

2009-12-30旅行保险在线购买

今儿接到友邦的广告,说是可以在线购买旅行保险了。真是不错。

先前买的都是美亚,还只能亲自前往柜台购买,实在有够麻烦。

好,以后都改去友邦买了。围观地址如下:

https://ebiz.aia.com.cn/estore/

2009-12-28

2009十大恶法恶制度排行榜

2009十大恶法恶制度排行榜(推荐版) / 萧瀚
作者:萧瀚


萧瀚按:

恶法,就是违背基本的天理和良心,违背基本文明准则、宪政法治精神,以法律形式出现,奴役人的自由和尊严,剥夺人的基本权利的规范性文件。当代中国恶法林立,难以尽述,我只根据自己有限的学识,按己意而推荐,排序以侵犯人权的恶劣程度、所涉范围广泛程度以及修订或废除的紧迫性为标准,欢迎批评以及提出更合理的提议。

立法是动态的过程,为此,本排行榜仅为今年有效,明年则有2010版。由于修法速度缓慢,为此,如果明年的版本与今年大同小异,甚至五年后的版本亦与今年相差无几,请朋友们不要感到奇怪,在中国推进法治进程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如甘地所言:"善是以蜗牛的速度前进的。"

1. 第十名:《宪法》(同时颁发恶法终身成就奖)

直接邪恶指数:☆☆

影响范围指数:☆☆☆☆☆

修订紧迫指数:☆☆☆☆☆

从规范性角度讲,这是中国一切恶法的总来源,但由于其直接邪恶程度较低,故名列第十,不过同时应当颁发恶法终身成就奖。

2. 第九名:《集会游行示威法》

直接邪恶指数:☆☆☆

影响范围指数:☆☆☆☆☆

修订紧迫指数:☆☆☆☆☆

这部法律从现有的条文看,以其本意而言,没有其他问题,就是名称搞错了,应该改为《取缔集会游行示威法》,如果修订的话,改个名称就行了――不过那样的话,弄不好会登入榜首。

鉴于其各项指数,名列第九。

3. 第八名:户籍制度

直接邪恶指数:☆☆☆

影响范围指数:☆☆☆☆☆

改革紧迫指数:☆☆☆☆☆

各地的户籍制度虽然一直在朝着较为人道的方向改善,但离承认迁徙自由这样的基本人权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这一制度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例如居住权问题、教育权问题等。

鉴于其侵犯基本人权的邪恶性质,名列第八。

4. 第七名:土地制度

直接邪恶指数:☆☆☆

影响范围指数:☆☆☆☆☆

改革紧迫指数:☆☆☆☆☆

以《宪法》和《土地管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组成的中国土地公有制,是当前私有财产无法得到保护的主要源头之一。土地公有制已经成为无限权官僚制及其官员本身掠夺人民的主要原因,再不改革,它所引发的社会不安定可能导致严重灾难。

鉴于其对人民私权中最重要的土地权利的肆意侵犯,名列第七。

5. 第六名:劳动教养制度

直接邪恶指数:☆☆☆☆☆

影响范围指数:☆☆☆☆☆

废除紧迫指数:☆☆☆☆☆☆

以1982年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为主要依据,辅以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形成的一整套劳动教养制度,是当代最邪恶的恶制度之一。其基本特征是未经正当程序的审判,就可以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最长可拘押三年之久。这一制度用邪恶的事实证明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

鉴于其对人身自由肆无忌惮地侵犯,名列恶法第六。

6.第五名:城管制度

直接邪恶指数:☆☆☆☆

影响范围指数:☆☆☆☆☆

废除紧迫指数:☆☆☆☆☆

以散见于各种规章中、自说自话的霸道条文为依据,随意侵犯公民――尤其是侵犯挣扎于生活贫困线上的底层民众基本生存权。它使得千千万万缺乏基本保障的居民连自食其力的权利都不断受到侵害,这也是人民最痛恨的制度之一,是个一点人味儿都没有的制度。

鉴于其对经济底层人民的冷漠与残忍,尤其所涉范围过于广大,名列恶制度第五。

7. 第四名:《刑法》

直接邪恶指数:☆☆☆☆

影响范围指数:☆☆☆☆☆

修订紧迫指数:☆☆☆☆

这部法律规定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多达70个,仅凭这一条,就可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刚刚被判死刑的吴英,罪名是非法集资罪,且不说民间集资是不是应该属于犯罪,即使是犯罪,也不应该判死刑吧,金钱比人命重要吗?没有这部恶法的规定,刑诉法再坏,至少还不至于因这个罪名而判死刑。

鉴于这部法律的血腥精神,名列第四,虽然有点委屈,但总体上还算过得去的名次。

8. 探花:计划生育制度

直接邪恶指数:☆☆☆☆☆

影响范围指数:☆☆☆☆☆

废除紧迫指数:☆☆☆☆☆

生育权是基本人权之一,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随便剥夺。控制人口应该依靠教育以及社会福利以及公正的司法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配合下自然达成,而不是靠杀人。

鉴于其血腥的邪恶程度、影响范围程度和废除的紧迫程度,名列探花尚嫌委屈。

9. 榜眼: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为代表的万恶的拆迁制度

直接邪恶指数:☆☆☆☆☆

影响范围指数:☆☆☆☆

废除紧迫指数:☆☆☆☆☆

这部法律是近期大众热议痛斥的法律之一,它是大量城市居民被强行征地的程序法,是许多人因之而自杀的罪魁祸首,这部法律必须废除,同时不仅仅是城市,一切保护和支持拆迁制度的法律法规也都是恶法,例如《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等。

鉴于其在人民最基本的财产所有权方面犯下的罪行,其公然血腥的邪恶本性,名列榜眼可谓实至名归。

10. 状元:《刑事诉讼法》

直接邪恶指数:☆☆☆☆☆

影响范围指数:☆☆☆☆☆

修订紧迫指数:☆☆☆☆☆

看一国保障人权的程度,一个简单方法就是看其刑诉法。中国的刑诉法是一部赋予控方(包括警察和检察官)取证特权、几乎彻底剥夺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同等诉讼权利的法律,国际人权法领域达成的底线程序规范如沉默权、控方侦讯律师在场权等一概没有,它完全不能保证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这样的法律若不是恶法,天下就没有恶法了。虽曾经修订,但都只是枝叶的修订,缺乏本质性的改变,主要是源于公安部的阻挠,因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修订就是对警察权和检察权的限制。

鉴于本法最日常化地侵犯人权,故排在恶法榜的榜首是理所当然的。

由于当代中国恶法林立,举世罕见,许多恶法或者制度并非不恶(例如言论管制、选举制度、全面的司法制度等),但名额有限,改革紧迫性各异,只能暂时排名十位。

2009年12月21日於追�堂

2009-12-27

和菜头:卓越的担当

卓越的担当
从 槽边往事 作者:和菜头


总有这样的朋友,他们过段时间就会换一张手机卡,大多数情况下新卡计费更为低廉。然后,他们会群发短信通知亲朋更新通讯录,而我总是会回答他们:用不起手机,那他妈就别用。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人在商业社会里个人信用的体现。每次拿起电话,拨通号码,就能立即找到你,这是一种信用。证明你首先还活着,其次你能够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一部电话,最后,你把自己和一个固定号码牢固绑定起来,而不是随时变来变去,麻烦我一次次修改,说明我可以指望和你建立长期稳定的人际联系。

我觉得我值得别人信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这种信用。现在,我到了北京工作和生活,但是任何老友可以随时拨通我的昆明手机---那个号码依然在工作,就像这十一年来每天的情形一样。你拨打那个号码,一定是我接起手机,我就在电话那一端,永远不变。当你需要找到我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当年我给你号码的时候,这就形成了一个契约,我承诺只要记得我的号码,你可以通过这个号码找到我。直到今天,情况也依然如此,而且我也不打算做任何的改变,虽然我因此要每月支付一笔额外的费用。

相比之下,卓越网要比我做得差劲。12月23日,卓越网把价值上千元的几种图书标价为25元,结果引发网友抢购。我想,大概很难指责网友心怀恶意,或者自私自利。因为这种情况并非绝无仅有,太多超市里有这种年终促销,我也见过太多仅售1元的手机和超大屏幕电视。无论是谁发现了这种标价,在圣诞节前,在岁末年终,都会理解为这是一种促销手段。为什么不去下单呢?

但是卓越立即纠正说,这是一个IT部门的错误,它们并没有打算按照这样的价格销售图书,因为这样可能使得它们蒙受巨大的损失。所以,他们不可能按照这个价格把书卖给客户。同时,卓越请出了它们的法务人员,从法律的角度解释卓越并没有撕毁合同,因为在订购页面里有一行小注,以卓越发出电子发货单为合同成立的标志。我想,卓越在法律层面上是对的。它们的做法和保险公司所做的没有什么两样,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自己的利益。即便上到法庭,卓越也稳操胜算,法律就是法律,条款就是条款。白纸上落了黑字,无论那字有多小。

托造物主的福,我们既是理性的经济人,也是感性的动物。法律规定任何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但是,法律无法规定信用,也无法强制我们内心的感觉。是的,法律上对证据的严苛要求使得陪审团宣布O.J.辛普森一级谋杀罪不成立,但是让辛普森成为自己的朋友,或者让他成为座上宾,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在法律程序上,缺乏钉死他的证据链条,所以只能宣判他无罪。但是,没有什么人觉得他当真清白无辜,只不过他很幸运而已。同样,孙维同学已经逃离了法律追溯的时效,一切证据都因为时光流逝而消亡。但是,因为铊中毒而无法生活自理的朱令同学就在那里,她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谁是凶手。

卓越在法律上可能没有任何责任,但是它的做法让人非常反感。谁把那些价值数千元人民币的书籍标上25元的价格标签?如果如同卓越所说,这是个错误,那么,谁应该为这个错误负责?没有任何一个消费者可以变更这个价格标签,一切都是卓越公司做的。对于消费者来说,没有人在意这是卓越的IT部门还是销售部门的错误,这都是卓越自己的问题。既然给出了这样的价格,而且没有及时修订,导致消费者花费了时间精力下单。现在只是告诉消费者订单取消,最多给你们25
块的优惠券,人们会怎么想这家公司?

有能力开公司,有能力犯错,但是没有能力弥补自己的错误,躲在条款背后,这就是卓越的回答。如果我的记忆力没有错,卓越应该是排在当当之后的电子商务卖场。如果在这一次风波之中,卓越能够体现它的担当,忍痛按照错误的定价执行合同,那么,我想它们会得到一次非常强效的公关宣传。也许按照中国人的心理,大家会嘲笑卓越的愚蠢。但是,没有人会嘲笑卓越诚实的品格。相比之下,中国人更愿意和诚实的蠢货做生意,而且,如果这个蠢货能够一直那么诚实,人们会把这种品格内化在品牌之内,进而尊重它。这大概是卓越能够击败当当的一个好点,不过,卓越拙劣地用法律放弃了这一机会。用实际行动告诉人们:我们会犯错,但是我们会用法律保护自己,你们别想占一分钱的便宜!在纠正错误和公司利益上,我们更在意后一件事。这就是卓越的担当。

那么,我的评价倒也简单:开不起网店的话,那他妈就别开。

2009-12-26

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

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2009-11-20

冉云飞:在祖国流亡

冉按:这是应孟浪兄之请,为《自由写作》网刊"'冷战'终结二十周年纪念专辑"而写的专文,今日已载该刊(http://www.penchinese.com/。)。病中作文,时间仓促且力不从心,有一些错谬,今日再做了一些修订。现贴到敝博,敬请各位朋友围观批评。2009年11月20日8:19分成都

11月9日,当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正因大雾困在广州机场而不能返成都。此次是到广东北部连州小城,去参加一个非常小众的中文网志年会。网志年会自然是很有收益的,尤其是借机与新老朋友会面喝酒,聊天玩笑,实在是我们过于粗糙的人生难得的放松。而年会的举办地点选在连州地下河的入口真是别有新意,暗合柏拉图《理想国》里第七章里著名的"洞穴之喻"。

拜中国官方花纳税人巨款构筑的网络防火长城之赐,他们成功地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关进了柏拉图的地穴式洞穴里。住在洞穴里面的都是囚徒,被绑住了手脚,缚住了头颈,不能动弹。他们背对着燃烧的火炬,看着穴壁,但中间还有一堵挡阻火炬的墙。在火炬处的人拿着假人或假兽,他们发出声音、做出动作,囚徒们便会把在穴壁上看到的影子当成是真实的情景来看待。倘使有一个囚徒解除了桎梏,不仅可以看到火炬的人影,而且可以走出洞穴得见阳光,见着真实的景象,说给一干不能动弹的囚徒听。囚徒们的反应当然是把自己看到影子视作真实,而将那个相对自由的、在阳光下见着真实事物的囚徒所说的景象,视作梦幻和撒谎。如此就形成了事实与影子的哲学困境和人生冲突。这个哲学段子与当今的现实中国,何其吻合,仿佛是千年前对苦难中国的神秘预言。

苦涩中略感欣慰的是,这些来参加网志年会的虽是小众,亦是囚徒,却经过自己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自己的桎梏,比较切实地了解当下不自由的中国。我们来开这样的会不仅使擅长砌墙的官方如临大敌----我来参会时,就在机场被留置半小时,检查、询问,后经早已知情的属地警方给机场公安解释,始得脱身
----就是一些参与者的内在恐惧,也让其拒斥说出其所知的真实。即便没有物理意义上的防火墙之阻挡,要解除中国几十年来因恐惧而铸就的心墙,那实在是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柏林墙存在二十八年,便在众多合力因素下倒塌了,象征着民主社会和共产极权国家互相冲突的意识形态冷战的公开始束。但公开的结束,并不表明极权国家对民众的迫害会由此收手。事实上,极权国家是建墙者,而民主国家是拆墙者,建墙者用大铁幕来统治自己的民众,以便实现自己不当利益的最大化,使得自己的罪恶不受审判而逍遥于世。

冷战时期,极权国家和民主自由国家难免互相防范。自由国家并不担心自己民众的自由流动,极权国家却是非常害怕自己民众大规模逃亡,因此墙的象征性和实用性、外延与内涵都在极权国家得到了极大的扩张。极权国家特别夸耀自己是如何的好,但一个不容忽视的清晰图景便是:人口流动基本上只是单方面的由极权国家逃往民主自由国家,这已经清楚地展示了两种制度下民众生存的天渊之别。

由极权国家逃往自由国家的人数有多少,也许没有确数。其中因此而丧命或致残者,因此被抓回去而被捕或者弄进劳改营的,更是难以计数。从东柏林逃往西柏林,201名东德公民被抢杀;深圳逃往香港的死难者,我至今没有看到一个准确的数字;苏联驱逐著名人士如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捷克有米兰.昆德拉的流亡法国;而罗马尼亚则有今年获诺贝尔奖的穆勒流亡到德国,等等,可谓指不胜屈。

冷战与流亡有相当深厚的关联。因为不堪专制的迫害,人民用自己的脚投票。凡在专制制度的高压下潜逃的民众,都是对自由的感受敏锐于他人的民众,至少算得上是身体和心灵上对自由民主渴望得比较深的先驱者。这些先驱者的流亡,虽然都是被迫的,却也有相当大的不同。一些人较为主动且没有危险,另一些人则棘荆密布,随时都可能被送进监狱。如二十年前八九事件中的"黄雀行动",虽然多数成功,却也有不少的人被抓捕入狱。对于中国来说,一九四九年是民众和精英的大逃亡,而八九则单是精英的大逃亡,许多著名的人物成了不折不扣的流亡者,成了有国不能归,有家不能回,有亲不能侍,有朋不能聚的"空心人"。虽然,这些人在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和自由精神的追随上,无比强大,但被迫流亡给他们内心和情感造成的伤害,实在不堪细说。

当我读到《晚年周恩来》一书,看到高文谦先生在母亲病危时,申请回国探视被拒,凡是人子无不痛惜伤悼。王若望先生自然有归乡回国之思,他的精神视野里只有中国,但当国家依旧不自由时,他只好客死他乡。刘宾雁先生曾给高层写信表达回国的愿望,因为被拒而只好入葬异乡,但当你看到他自撰的墓志铭----躺在这里的这个中国人,说了他该话的话,做了他该做的事----时,那种死虽有憾却无虚度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早年参加共产党,晚年反对共产党;早年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晚年被共产党政府列入'黑名单'"的郭罗基在流亡中,得闻母亲去世,申请回国奔丧,领事馆要他"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是"悔过书"、"保证书",因此他只有在异乡暗自垂泪。众所周知,人性是软化政治对抗的最佳共识,但官方似乎不一条道走到黑就绝不收场。事实上,如此违背人性的做法,实在是个令人愤怒的双输结局。

年年都有流亡者希望能够行使他们自由回国的权利,却屡屡被拒之门外,这种痛怆,身历者的每寸身体、每滴血液都能感知。但更离谱的是,并非上黑名单的人,而且并非政治流亡者,也不能自由回国。如作家小乔从瑞典返港入关,准备回国被拒,而维权律师冯正虎八次回国被拒,至今仍在成田机场备受折磨。我们不禁要问,一个不念惜民众的政府他的道义与合法性何在?自己的合法公民为何不能正常回国?

有人说,墙的功能有两种,一种是防止外人进来,另一种则是防止自己人出去。前者有可能是自己的城堡,后者则是监狱。但现在看来,有一种墙不能让你出去,可谓广义上的监狱;同样是这堵墙,还挡住你回家回国的路。换言之,你只有要么做人质(进现实意义上的监狱则是犯人),要么做流亡者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没有做堂堂正正公民的第三种选择。

极权统治所铸就的铁幕大墙下,所有人都是被强权绑架的人质。你要么欢天喜地地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热爱并欢呼绑架者对你的劫持,你要做出反抗,那么只有被关进监狱。要是你的反抗不足以判刑关进监狱,那么就有劳教的方式来羞辱和惩罚你,你走出整个国家高墙、自由出国的机会就等于无。如果你曾经有反抗极权的纪录,极权者便会永远把你"不良"的历史记录在案,让你永远无法越过国家的高墙、自由出国,如作家廖亦武曾九次申请出国均被拒。最近一次他通过友谊关,想到越南,被有关方面说你是上了黑名单的人,再次含恨而返。

当鸟儿被剪掉翅膀,当你的脚被废的时候,你的第一直觉是什么?如果你准确地说,丧失了物理自由。那是因为不能行走到那些你十分向往,却又未知的远方。其实我们的悲惨,何只是不能自由出国、不能自由回国?即便你的确生活在一个本来应是自己土地的国家,却没有自由丈量的权利,没有迁徙的自由。你到外地,还要办暂住证,于是有人不免质问:作为中国人,我为何暂住在中国?你的身份证和户口不仅是你作为人质的密码,尽在官方的掌控之中,更有可能是证明你作为贱民身份的标志,如此公然的城乡歧视,竟然在中国流行六十年而至今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因此,当我为了在病中完成这篇文字,重读一本1958年1月成都市公安局印行的,六十四开小册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附宣传讲话稿)的时候,内心的伤痛,依旧难以平复。

由于官民利益的冲突,由于极权与热爱自由的人之差别,已使许多中国人虽然身在中国,却已然开始了内心的流亡。内心的流亡者们对官方的制度和利益分配不认可,于是采取不合作、疏离乃至反抗的态度,当然会造成不少真正意义上的囚犯。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流亡和犯人在一个国家里完成了身份的转换与合流。由于长期恐惧和高压统治,使得许多民众虽有内在疏离,但并无起来合法争取自己权利之举。这就像许多写作者头脑里有个中宣传部,思想上有个新闻出版总署,内心里有个广电总局,言论上有个自我检察官一样,由于官方人为的墙筑得太牢太高,由此带来的恐惧,造成了挥之难去的心墙。拆掉一堵物理意义上的墙,以实现人之自由行走,固然意义重大,但要拆掉盘踞人们内在的心墙,确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我们许多人漫长的努力。

2004年郑义先生主编了一册《不死的流亡者》,来敬献给不屈的流亡者刘宾雁先生。其中我的朋友廖亦武所写的《醉鬼的流亡》一文令我感慨系之,正合丹麦大批评家勃兰兑斯的断言:"流亡文学是一种表现出深刻不安的文学"。我持别喜欢他文章结尾的诗句,让我敬录如下,以作为永远也说不完的流亡话题的一个小结:

请问流亡者,你为什以归来?

情敌已老,看门狗目光呆滞

你疲惫的琴声对谁倾诉?

是什么东西使你充满怜悯?

请问周游世界的过客

是谁的爪子将你一点点掏空?

2009年11月10至13日,病痛中断续作于成都。20日再做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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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18

冉云飞:中国是个“钓鱼”大国

冉按:长达一个星期,盛况空前的重感冒,开始谢幕。但它仿佛很受欢迎似的,在作别时又被欢迎了回来,再作一番表演,因此这次感冒算是特别难缠。是谁在欢迎它呢,难道是失控到近乎不管的甲流大环境吗?真不敢想像是这样的现实在热烈欢迎它的滞留。既如此,那就继续安心养疴吧,刊一篇前不久写的文章,以飨众位读者。说钓鱼的文章不少,自认为还有点新意,恭请各位围观批评。2009年11月18日8:34分于成都

最近上海政府因钓鱼执法,造成的人身伤害、社会困扰、道德陷阱等违法背德的行为,颇受海内外媒体的关注,亦遭致民众的强烈批评和质疑。事实上一个政府用黑社会手段置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甚至诱使民众犯罪,早为陈独秀等先贤大加批评。上海地方政府的"钓鱼"做法并非他们的独创,更非无本之木、无缘之水,而是其来有自,虽然这丝毫不能减轻他们应负之罪责。但探讨这种"钓鱼"式诱民犯罪的历史和渊源,对于我们认知钓鱼式执法的罪恶是很大的帮助。

上海钓鱼事件已将钓鱼执法的利益追逐展露无遗。出租车、公交车营运的垄断,使得此一领域根本没有充分的竞争,从而给该行业的管理者和承运公司造就了大量的寻租空间。也就是说,乘客、出租车司机乃至黑车司机,共同给官商勾结带来了丰厚的利益。饶是如此,官方也不愿意放开出租、公交等领域,让其充分竞争,令民众和整个社会因此获益。因为方便了民众,靠官商勾结贪利的那些人便无油水可捞,让他们千方百计地维护钓鱼执法所带来的不当利益。这里面既有编外人员增加带来的财政支出困境,也有官商勾结给各部门和官员们所照示的自利前景。介于历史因袭和现实利益的共同作用,可以毫不隐晦地说,在制度没有改进的情况下,"钓鱼执法"是不可能得到真正遏止的。

一:文化上的"钓鱼"传统

中国人为何崇尚阴谋,至今仍然迷醉在三十六计、长短经、勾距之术中难以自拔,且还自鸣得意呢?那是因为我们认同阴谋背后坑蒙拐骗、巧取豪夺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曾经在前现代社会亦即丛林社会,发挥着重要的实际作用。资源的有限性、信息的遮蔽性、竞争的残酷性,使得整个社会,无论从政府机构、官员到民众,都以欺骗相尚,崇尚阴谋,把掌控和垄断信息视为要务。而这种做法,在如今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政府没有诚信、阴阳谋通玩,民众自然也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民互不信任,民众亦难以诚相待,典型地反证了中国离真正现代文明的社会还很遥远。

价值内核不讲究诚信,只把诚信当成约束他人的原则,在别人讲诚信后去占便宜,这就是许多自命聪明的国人之常态。庄子说,焉知曾、史非桀、纣之嚆矢也。王朔说:他们教育我们做好人,是为了方便他们做坏人!没有法律制度做保障,道德就会变成一种不折不扣的表演,诚信有时甚至变成一种玩阴谋的伪装,披上坑蒙拐骗的外衣。在一个充满阴谋的国家,人人都在谈道德,乃至道德至上,占领道德制高点成了政府、政客以及一些掌握话语权的常用手段。当道德成为一种表演,虚伪和玩阴谋便成为一种必然的生活常态。

信息不对称是人类社会永远都存在的,但我们的制度和文化鼓励大家去利用信息不对称占便宜,大家不仅安之若素,且自以为得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样的文化内核与专制制度屏蔽真相,愚弄民众,互为表里,人为地制造信息不对称。阴谋勾距之术的泛滥,使得公权力不遗余力地制造信息不对称,增加扯皮成本,从而使得社会经济总量和生活质量低下。换言之,人为地制造信息不对称,以此玩阴谋所造成的经济成本是极其高昂的,我认为这是与"李约瑟难题"同样深刻地制约中国社会几千年发展的一个重要症结之所在。

告之别人以不实信息,乐观他人栽进泥坑,以阴谋作为玩弄欺骗的手段,这就是一种浸淫已久的"钓鱼"传统。不妨直说,我是不喜好中国的阴谋传统的,阴谋乃至"钓鱼"除了在特定场合,如军事、间谍等方面可以没有道德负担地利用外,不应该运用到社会制度的基本运营和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这对大家都是一种挥之难去的伤害。

二:人治上的"钓鱼"常态

一个专制极权十分漫长的国家,无论从制度文化,还是日常规范中,都体现出强烈的人治传统。一出君权神授(皇帝乃上天之子)、万民臣服的古老把戏,神形俱备,代代相传。背后既有武力的高压,又有无尽的愚弄,同时还有对真相等信息的强大封锁。为了自身利益和探索真相,在一个以屏蔽真相为要务,视真相为禁脔的制度下,其危险是不言而喻的,有时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说真话,进谏言,得建立在个人心胸大度,有雅量的言论管道传统上,其不确定性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便有不少不识时务的人被"钓"。御史之类的言官自不必说有可能身首异处,就是贵为宰相,因言事而被惩处的也不在少数。像魏征那样说了很多忤逆触须的话,还能存活下来的,可谓百不得一。魏征算是侥幸得很,即便如此,他也受到过唐太宗"会须杀死田舍翁"的诅咒。如果不是有几分幸运的话,死无葬身之地也许就是他的归宿。

人治是专制制度的常态与核心,皇帝是万能的,不会犯错的。即便犯了错,承认错也是为了证明其皇恩浩荡,而不是对错误背后所蕴含的运营机制有什么反省与纠正。如此一来,皇帝就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大部分皇帝都装出清明听得进不同意见的样子,同时还设御史之类的言官,来展现其容纳不同意见的雅量,幸运的人总是少数,吃罪乃至丢掉性命的人总是多数。

五七年反右的阴谋与阳谋之争,至今未有定论,但说五七年反右是毛泽东著名的一个"钓鱼运动",绝不是信口雌黄。毛泽东在得鼎之前,当然要装出礼贤下士的样子,得鼎后霸气十足,生杀予夺大权尽在手中,惨死其治下的怨鬼冤魂何其多也。像梁漱溟这样曾经被他待为上宾的人,毛泽东也恨得牙痒痒,多有羞辱,只差毙命而已。经过几年的思想改造、肉体消灭,一九五七年本已没有多少反对的声音。但他用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雅量"式话语,让那些早已被高压恐吓得不敢说话的人,也放弃了警觉,因此大提意见,从而深陷阴谋之中而万劫不复。其实提不提意见,官方要整治你已是既定的方针,"莫须有"于他来讲都是多此一举,于是有些人哪怕是临时出差或者上厕所缺席,也无所逃于天地间地"荣膺"右派大帽,田壮壮拍摄的《蓝风筝》就很形象地揭橥了此点。

古语谓,伴君如伴虎,就是说你不应且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你不能比主子更聪明,当然也不能太蠢,要有很高深的猜谜功夫,就像如今许多官员善体上峰心意,仰其鼻息一样。我们常说为人凶猛而心计毒辣的领袖是"雄猜之主",你要活下来必须要有极高的射覆功夫,但再高妙,很多时候也只是谈言微中,所以被雄猜之主"钓鱼"而丢命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常承诺某事"不秋后算账",十有八九是靠不住的;凡是他们说某事多少年不变的时候,你只要运用逻辑一思考,那就表明它十有八九都会变的,因为这些看上去像样子的承诺,其实就是他们最常用的"钓鱼"方式罢了。

三:制度上的"钓鱼"设计

经常有人对民主自由的制度说三道四,可谓良有以也。民主自由的制度,就是保证人们对包括这一制度在内的任何人事都有说三道四,而不受诬枉之惩罚的权利的。英谚有云:与其说民主是最好的制度,不如说它是最不坏的制度。因为在制度运营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民主自由的制度其最大的好处,在于它有真正的制衡和纠错机制。

民主自由制度是人类在自我管理过程逐步演化、摸索出来的一套比较适合自己的制度运营机制,这制度犯错相对较少,而纠正相对比较容易。再简单地说,民主自由的制度,就是向大自然学习的结果――是一种仿生学意义上的制度演化。因为生物相生相克,有其自己演化出来的一条生物链,没有任何一个物种可以例外。兽王老虎有克星,总统也应该有制约,这就是人类向大自然学习的结果。如果总统没有制约,任其胡来,其权力欲望和害人之心必然膨胀到无约可制。当他不按规矩出牌,但手中却拥有军队掌握强权的时候,对于那些反对者,他当然可以毫不客气地镇压。但镇压可以压制一时,却不能让人心悦诚服。于是采取告密、盯梢、构陷、钓鱼等管理方式,来实行特务和恐怖统治,使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把恐惧当成自己的日常状态,因而放弃自己的利益与尊严。

四九年后的制度设计,从表面上看全是仿西式做法,从"人民共和国"到宪法写上保障言论出版自由,颇能障西方人的眼目,行欺国人之实。宪法从来没有否认过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官方为了不让你游行示威,便专门制定一部"游行示威法"来对公民的权利进行违宪限制。宪法从来没有否认过言论自由,但当你批评政府,主张自己合法权利的时候,官方便会用"颠覆国家政权"来将投进大牢之中。要言之,"人民共和国"的美名和宪法的装饰性,成了愚弄民众、惩治民众的"钓鱼"利器。这种制度上的"钓鱼"设计,名实不副、名实相违的情形,遍布我们整个权利领域,从而使你处于进退维谷的陷阱之中。你如果不去维权,政府说我们有法律,请你依法维权;你如果真去维权,法院便会违法枉判,甚至会说你"颠覆国家政权"。不维权,直接失去利益;去维权,便会被"钓鱼",或许会失去更多的利益,以至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就是许多民众普遍忍气吞声的原因。

进而言之,一种制度、一个政权,没有真正有效的制衡机制,便会不可避免地批量生产鲸吞民众利益的钓鱼陷阱。说得更直白一点,垄断独裁的专制制度天生就是由各种"钓鱼"机制组成的,在这样的制度下,民众作为鱼肉的命运不会改变,差别只在刀俎怎样制裁你,施舍给你多少空间。有了文化上的"钓鱼"传统、人治上的"钓鱼"常态、制度上的"钓鱼"设计,诞生像上海这样明火执仗、野蛮横行的"钓鱼"逐利政府,实在是水到渠成的事。

2009年11月1至4日凌晨,时断时续而作。

2009-11-05

冉云飞:何时是恐惧的尽头:一场未能进行的演讲

何时是恐惧的尽头:一场未能进行的演讲

冉云飞 @ 2009-11-4 6:45

冉按:这是应朋友之请,将我未能前往港大参加学术会议的一个小演讲,专门写出来,供给他们杂志的文章。其实我做交谈或者演讲,从来不写提纲,更不用说在演讲之前弄成专文,以昭慎重。我佩服那些做事一丝不苟,演讲前要弄成专文的人,但我认为这样丧失了演讲的即兴色彩,会使得现场好像成为一种录音效果,不够好玩。这是我网络、博客、传播等方面关系的小思考,请大家指正。2009年11月4日6:40分于成都


我从小生活在大武陵山区,读陶渊明《桃花源记》时,想这样的地形在我们周围比比皆是,天坑、溶洞、暗河、钟乳石等卡斯特地貌所具有的诸种形状,应有尽有。果然我家乡重庆酉阳和湖南常德等地,都因这争这个子虚乌有的"桃花源"发祥地面红耳赤,两地用尽各种手段肉搏,以决雌雄。其中的商业勾当,远胜寻古觅今、探幽索微的科学劲头。我对"桃花源"的归属并不感兴趣,我要分享的是我曾经探溶洞、趟暗河、攀天坑的经验,仿佛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里所谓"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与远,而之所罕至,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次我们一帮半大小孩带着照明用的亮槁,钻进一个岔道极多且非常幽深的暗洞,蝙蝠飞舞,不见有底,胆小者促返,胆大者依旧要继续前行。直到后来连胆大者也感到无望,无奈只好往回走,返程中竟然迷路,于是大家互相抱怨,有的甚至一句话都不说。绝望和恐惧正在蔓延,其心理折磨像被毒蛇猛咬过后,全身一点点开始麻木,呼吸困难,感觉灭顶之灾就在眼前。

时间慢慢过去,仍然无法找到出口,大家依旧不说话,空气很沉闷,有人开始小声哭泣。哭泣在漆黑的夜里和无助这"催化剂"的作用下,其无力感传递开来,使得大家更为恐惧。于是我和另一位胆子比较最(读zui二声,野的意思)的孩子就说,哭!哭!哭有个求用(四川粗话,就是没什么用)啊。走还是要走,但隔一阵即让一个人发出吼声,大家轮流吼。闷声不出气,会让来寻找我们的家人也没办法找到。的确如此,因为声音比小小火光传得远而快。过了不久,数支寻孩子的队伍中,其中的一支就发现了疲惫而饥饿的我们,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瘫软地哭开了,享受获救而又劫后重生的幸福。

不错,我是想用自己小时历劫的一点人生经验,来向大家说明我为什么要长期写博客,且每日一博。如果我们不持续发声,我们不葆有自救的信心,那么营救者也不知你在什么地方,不能使多股力量有效地组合起来,那么在黑暗的深渊里我们会遭遇灭顶之灾。每个人都发声,哪怕微弱,弱小者也能得到互相鼓励。暗夜里的一点烛光,我们把它点起来,就可以照亮更多的人,使得大家减少一点恐惧。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就像衣衫单薄的人,在大冬天挨着互相取暖,减少寒冬的威力。如果所有人都不发声,万马齐喑,将会让那习惯制造信息孤岛,搞人为遮掩和消灭真相者,剥夺起你的利益来更容易得逞。我每日一博只不过为了持续地向外界喊话,说这个深渊里有人,大家救救我。或者深渊里马上有人回应说,"我也在这里",更多的人也慢慢回应说,我也在。原来一起在深渊里,还愿意与我共同发声的朋友还不少,因此自救或他救之策渐渐成形,并付诸缓慢的行动,但这一切在得建立在信息自由流动、观点多元、方法多样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实现。

信息的自由发布和传播为何如此重要?那是因为只有信息的自由流布和传播,才能给大家理智判断的基础,活在真实中才能使人有更加理智的思考,而不为官方的欺骗所左右。有信息的自由流播才有可能在思想上结社,互相驱除各自因弱小而产生的天然恐惧感。那些曾经互不知晓的力量,才有机会融合起来,共同发力。极权者为何要阻挠信息的自由流通呢?不只是便于他们搞信息垄断垄,好实行愚民统治,减少巧取豪夺他人利益时的反抗压力与成本。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处在信息孤岛中,每个人都被关在被阻隔了的信息黑屋子里,没法在信息上互通有无,使个体的反抗不能得到他人的应和,显得势单力薄,不能形成共同利益诉求,便容易像被切割的原子个体,受尽屈辱,却只有自生自灭。换言之,个体被紧蒙双眼,作为像被麻布口袋单独运送的土豆,大家朦胧地略有所知,但却永远无法将自己被盘剥而造成的伤痛,形成共同的利益诉求,对压制和剥夺你的人或者机构造成强大的压力。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用博客来加入信息自由流播人群的一个原因。

是的,六十年来,我们遇到了不少的迫害,看到了许多如地狱般的灾难,我们感到沮丧和不公。不记得是哪位老人曾告诉我,我为什么要如猪狗般活下来,就是为了做一个见证人,我认为这样的心智高贵且令人感动。遗憾的是,这样的心智在中国并不多。我们有很多灾难,不少灾难可谓惨绝人寰,本该有最为发达的见证文学,却至今没有诞生过像经历过犹太大屠杀后而不懈见证过去苦难的作家威塞尔,自然无法创作出像《夜》这样不朽的见证文学。历经苦难不能缄默,否则会变成一种继续奴役,而要变成一种争取自由不可缺少的精神资源,在更高层面上看,苦难就变成了自由的助产士,变成了民主之嚆矢。

你不敢当司马迁,怕去掉大势,因为那很痛,那样便不能受性福生活,但你可以给司马迁留下史料啊,让那些焚书坑儒的人在历史的真实里无处藏身。苦难如不被记住,那便是奴役,因为这样的苦难不能使将来的人减少乃至免于苦难。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吃一堑长一智。但我们吃了很多堑,栽了很多跟斗,却越来越愚蠢,那就是因为我们许多人受了苦而喝了孟婆汤。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总结灾难的过去,避免此种灾难再度发生。正如学者徐贲所言:"走出历史灾难的阴影,实现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不是'不记'前嫌。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要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人以什么理由来记》P1)

人类有许多种恐惧,对于没有宗教情感的人而言,死亡是一直萦绕而不散的终极恐惧。但由于这恐惧大约要经过几十年后才到来,当人年轻的时候,对死亡视而不见。若是突降灾难暴亡,你因无法预知,更无时间去感受,所以不曾承受恐惧带给你的心理袭击和反复折磨。这种折磨越是漫长,对你造成的伤害越是不亚于肉体的物理伤害乃至生命的消亡。我们常常形容那些被恐惧折磨得生不如死的人,没有尊严没有人格,甚至连基本温饱都没有保障,这样的人是否可谓活死人?请诸位睁睛观察一下你的周围,这样的活死人有多少?活死人如此之多,就是因为有组织的恐吓,带给人们巨大的心理压力。

恐惧在我们生活的四周埋藏,随时都可能蹦出来收拾我们,这是一种现实描述,并非夸大其辞。我们要怎样才能去掉恐惧,我们要怎样才能把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取下来,这当然需要一个漫长的努力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长,我本人也没有个时间表,这就像我们小时候走夜路,感觉到黑暗无边,经过黑暗的隧道时不知何处是尽头一样。

有很多人喜欢问我,你做这一切有什么用?你批评了这么多年,这个社会有改变吗?我不能夸大自己的作用,但若说一点用处也没有,那又不符事实。我服膺人生是个过程的说法,而不是急功近利、成王败寇的信徒,所以请你不拿类同于毒药的、昧着良心也要追求所谓成功的方式来衡量我,我根本不服这包药。人都有七情六欲,是人都有局限,但重要的是,你在按照自己的理念,做人做事坚持有底线地活着。

我完全同意储安平说国民党的自由是多和少的问题,而共产党的自由有和无的问题。有很多人怀念四九年前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这我完全能够理解。但这一切都不是国民党的慈善行为,而是因为有那时有诸多制约力量所致。如有武装力量的共产党、在野的青年党等反对党,有私人传媒和出版社(包括知识分子的议政和言论自由)、有私立和教会大学等形成的大学教育自由。国民党独裁无胆,很多时候不是他不想,而是他确实没有那个能力,这当然不是为了给那有能的独裁辩护。

四九年后的言论、出版自由可以说是惨遭摧毁,知识分子也被阉割得一塌糊涂。我们现在不能像民国时候那样比较自由地办报纸、出版社、同仁杂志,也不能你关一家报馆,我们明天便去申请注册一个而重开。但我至少可以在你屏蔽乃至关掉我的博客后,立马就又开一个。就某种程度而言,由于互联网的存在,像四九年前的传媒那样开而便关,关而复开的事,用个人之力完全可以办到。牛博网的经营人罗永浩被记者王小峰调侃为"北京开关厂厂长"就是这个道理。我也只不过是将四九年前那些办报纸,关了再办的精神,移植到博客写作上来罢了。你胡适先生可以集朋友之力办《独立评论》,我可以每天写一篇,一个月三十篇,也相当于办了一个小型杂志。至于说读者,每天少说几千,一月下来不会少的。事实上,由于建立博客相对容易,加上微博客如推特等的诞生,其发布信息、批评社会不公的力量大为增长。有我这样想法的人虽然不多,但也在持续增长中,陈婉莹、钱钢主编,翟明磊著的《中国猛博》就已然证实了此点。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过于肝筋火旺,乐观得甚于无由头的诗,我就免说了吧。但风起于青苹之末的乐观,我还是有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天下景从的臆想是不当有的,但脚踏实地,日拱一卒,不期速成,功不唐捐的理念,我们不应放弃。我的博客上有句介绍性的话,叫做"日拱一卒,不期速成",这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得自于一位微笑的反对者、我终身都会感激的胡适先生,让我们像他一样把自由当作自己的生命和日常生活的理念来坚守。果能如此,起死人肉白骨,要求太高,但身心再生也许是可以做到的。

人活着就得忍受一些恐惧,但从政治生活和自由空间来看,我们有权利要求政府为我们创造一个免受恐惧的环境,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不能在有组织的人造恐惧中、在制度的威逼下生活,我们要为去掉如此威胁我们身心自由的恐惧而努力。

2009年10月18日一稿,19日二稿于成都

2009-10-26

韩寒: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作者:韩寒


今日,上海倒钩一案终于出了初步的结果,政府网站东方网的标题是:上海:坚决依法整治非法营运 坚决禁止不正当取证行为。

我们不仅仅要学会做除法,还要学会解读政府的官话。

虽然官话里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废话,但还有百分之一的屁话,这百分之一决定了政府经过考虑以后的方向,里面往往蕴含了很多的讯息。无论从商从政都要有良好的解读能力。

从顺序上来说,政府是不甘心的,因为政府强调了要坚决依法整治非法运营,表明了他们咽不下这口气,但是这次的确是栽了,后面那一句坚决禁止不正当取证行为是表示,老子暂时认栽。

但是,政府会两次栽到同一条河里吗?很遗憾,答案是会的。因为正常人都不大会。但是政府经常同样一条河里要掉好多次,只是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姿势掉进去。当然,永远淹不死那就是他的本事了。

我认为,这次的事件中,闵行是占了便宜的,因为舆论的导向最后都指向了浦东新区。说不定闵行出事那会儿,浦东正笑闵行呢,哪知古有孙中山断发明志,今有孙中界断指明智。上海倒钩茂盛的地方时闵行和南汇,这次南汇并入了浦东,所以浦东也算是继承发扬了原南汇的光荣传统。文章写到这里,提醒大家,无论是从倒钩数量和次数来说,闵行很可能是老大,勿忘闵行。

但是这样影响恶劣的事情,为什么市政府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比较纵容呢,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一再破坏政府的公信力呢?原因之一是一看自己,靠,原来本来就没什么公信力了,也就算了。原因之二,那就是钱。据报道,在闵行倒钩见报以后,闵行区马上刊登了一个来自运管局的工作报告,报告称,在过去两年里,通过这样的方法,罚款了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了上级的指标。

按照我们的理解,这是很白痴的一件事情,千夫所指的时候还要留人把柄,顶风作案,好比你已经杀了一个人,突然你跳出来说,这两年我其实杀了二十个。但是官员是很蠢的,他们之所以这么写,是在提醒他们的上级,我有功啊。从黑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就比较容易,就是大哥说,教训一下这帮人,小弟一出马,弄死一帮,出事了。小弟立马说,爷,你要保我啊,是你让我干的啊,你看,我都超额完成了,你让我教训一下,我不光教训了,还弄死了二十个。

老大一挠头,说,你这个白痴,让你教训一下就好,你弄死人家干嘛呢?

小弟说,爷,这不弄死,怎么扬你的威风呢?

老大说,事情弄这么大,我暂时也保不住你,你出去避避风头吧。

小弟说,爷,你一定得帮我啊,我还帮你多收了5000多万呢。

老大,算了算了别说了……

这样大家就好理解各种关系了,是的,那5000多万赃款是让闵行运管洋洋得意政绩,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不是简单的老大出面说一句我的小弟这次没做好这么简单的事情,因为这个不是犯错,这是犯罪。还有专家为倒钩辩护说,美国警察也警察倒钩,他们假装吸毒的去倒钩毒贩子。我们且不说这个比喻有多么愚蠢,但我们做的事情也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干的就是假装吸毒的去倒钩普通人,一看不是就往他手里塞一包毒品,然后立马把人家当贩毒的抓起来。

倒钩事件里,政府部门涉嫌到非常多的犯罪行为,包括抢劫罪,诈骗罪,诬陷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和组织黑社会罪,而不是执法不当的行为,我认为上海市政府的这个处理态度是在转变事情的性质,引导舆论和公众这只是一起执法不当而已。另外,我提醒一下广大的真正的黑车司机,你们最近要小心了,大家都是在这个生存起来很艰难的城市里混口饭吃,但是按照政府的一贯手腕,倒钩一案过去以后,将进行集中的黑车整治活动,将有更加严密的取证手段和处罚,再加上出租车刚刚涨价,你们可能要不幸,所以要做好准备。

这件事情的合理处理方式,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才合理:

1, 政府改变出租行业的管理方法,降低入行门槛,减免对出租车司机的压迫。

2, 让广大黑车司机成为正规出租车司机。

3, 对运管局进行全面的停业整顿。

4, 追查5000万抢劫款的用处(虽然这钱对于政府来讲很不起眼)将5000万的抢劫款全部退还到个人,哪怕里面有4000万是真正的黑车处罚,一个健全的美好的城市其实是不存在非法运营这四个字的。

5, 对于第一次非法运营的人不做处罚,只做记录,到第二次才实行处罚,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甄别失误,如果是好人,就等于告诉他,以后别让人搭车了。

6, 对闵行区政府主要领导进行处罚和撤职。对相关人员论罪处罚。

7, 副市长(包括)以上级别相关领导引咎辞职。

以上七条其实是在任何一个法制国家里最常见的处理方法,你可以经常看见其他国家地区的领导因为屁大的事情就引咎辞职,但我国的领导哪怕出了天大的事情都还巍然不动,最多就道歉一下完事,原因其实很简单,你忍心法办经常和你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朋友吗?你忍心法办和你在一张床上嫖娼的兄弟吗?

所以,解决问题的根本中的根本就是,严禁公务员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此事如果没有彻底解决的方法,我建议全上海的驾驶员在世博会期间在车上贴上中文英文日文法文大标语告示国外友人: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啊,写下这句话的原上海市市长陈毅肯定也想不明白一个世纪后的上海,明明是你伸的手,为什么被捉的却是我呢?

最后,随文免费附送陈毅的作品

《七古・手莫伸》: 陈毅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觉,其实想伸不敢伸,人民咫尺手自缩。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第二想到党培养,无党岂能有所作?第三想到衣食住,若无人民岂能活?第四想到虽有功,岂无过失应惭怍。吁嗟乎,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

2009-10-24

冉云飞:一位人大代表的双重悲剧

一位人大代表的双重悲剧
从 冉云飞独立博客 作者:ranyunfei

冉按:时在周末,且在编一个随笔集子,所以就将最近给陈奎德兄主政的《纵览中国》写的一篇文章发上来,以飨各位,顺此祝大家周末愉快!2009年10月24日7:23分于成都

中国古典戏曲与西方话剧有很多区别,其中最大的不同之点,便是程式化、公式化、模式化,其套路和类型作用相当明显。如扬鞭一打,转几圈就飞度了关山;几个龙套表演就展现了千军万马,起到了对剧情、人物的烘托和装饰性效果。在这里我不想谈东西方戏剧(曲)的高下,我只是想藉此来说明中国现实政治,对中国古典戏曲装饰性效果的袭用,所造成的民众权利的空洞化和名实不副的架空恶果。

从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宪法",从"人大"到"政协",其政治运行架构,从外表上看完全是模仿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制,但"宪法"也好,"共和"
也罢,都只是对专制大厦的外部装修,而"人大"和"政协"无非是外部装修的"花边"。外部装修得像模像样,甚至可谓豪华,但内里头怎么样,有六十年生活经历的普通民众最有发言权,高达几千万非正常死亡的民众更是活祭和见证。许多美好的言辞和实用的法律,就像保障言论自由的宪法一样,都只有装饰性效果,你想要保护自己的权利,要在里面避风躲雨,那是没门的。宪法作为母法规定你享有言论自由,但政府可以用一个子法"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样的恶法,用"儿子"来违抗乃至强奸"母亲",因为你批评政府诸多不当,便给你定罪。

作为装饰专制大厦的花边----人大代表,大部分就是去论证专制的合理性和领导讲话的重要性的。人大代表除非像许志永、姚立法那样竞选上来的----在下曾当过五年的不是竞选上来的成都市人大代表,自以为是合格的,以后再写这段经历----否则大部分代表只是来当花瓶的,起橡皮图章的作用。现在的人大代表大部分是各阶层实权人物的名额配送,而非真正的民意代表,那些一看就违拗民意的政策之所以能够推行下来,就是拜人大代表的橡皮图章所起的"合法化"作用之赐。有人大代表因得罪某些实权人物而遭罪,但很听话的人大代表也未必就有好果子吃,其原因在于专制制度运营起来,其咬人兼自噬的作用,所形成的互害社会的特征非常明显。别说这位海淀区的人大代表温慧玲被政府欺骗拆迁,就是刘少奇和彭德怀这样曾经位高权重的人也死无葬身之地。

就像刘少奇最先提出毛泽东思想、喊过无数的"毛主席万岁",还是在政治斗争中被收拾了一样,温慧玲肯定同意了不少于民意并不有利的政策,同时也认为政府是值得相信的,但还是被她相信的政府给欺骗了。她曾动员周围的民众支持奥运会场馆建设而快速拆迁,在她看来政府不是商家,是值得信赖的。她告诉大家她是人大代表,请大家要信她和政府,但现实的教训来得相当猛烈。若不是一位更高一级的人大代表沈先生还算正直,肯拚命帮她的忙的话,恐怕她也要成为访民一族。目前由于媒体的报道、更高一层政府的介入,人大代表温慧玲等十一户的被骗拆迁可能会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但这个案的解决,更加凸显制度的不良,如她不是人大代表,这个事情会怎样呢?一位政府官员公开说,没有想到这十一户被骗拆迁的人里面居然有人大代表,若没有的话,哪会有今天的问题呢?这位政府官员大抵有点人算不如天算的后悔。

人大代表号召民众相信政府,彰显了人大代表非民选的橡皮图章性质。如若你对选民负责,那么政府就是拿来质疑、批评的,监督政府是你的天职。当然如果你的代表资格是政府施舍恩赐的,同时因代表资格还有一定的特权保护作用,自然你就会把替政府说话当作自己的"天职"。同时由于"伟光正"几十年的宣传和麻醉,让你觉得政府的确是拿来相信的。但政府机构及官员没有天然的善,权力没有真正的监督必然出现大规模的腐败,这已经被几千年的历史所证明。所以相信政府除了是骗人的鬼话外,对于民众来讲,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好处。事实上许多调查显示,在众多职业中,官员是最不靠谱最没有诚信的,非常左的官方杂志《求是》旗下的《小康》杂志已然证明了官员还不及妓女有诚信。那么由官员所组成的各级政府,何能让民众不经思考、不经监督、不经质疑地相信呢?但可悲的是,像温慧玲这样"相信政府"的人大代表和民众还有很多,许多人对涉及自身权利的政治常识黯昧不知,不难想见重建中国政治生态还有多么漫长的路要走。

延伸阅读

一:南方周末:官员伪造图纸骗民拆迁----被人大代表踢爆的内幕。http://www.infzm.com/content/35908

二:中国诚信民调结果 宁信妓女不信官员;宁听农民不听专家。http://www.afinance.cn/new/xwpl/200908/219053.html

2009年10月22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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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6

没有自由,何来国庆?

没有自由,何来国庆?
从 冉云飞独立博客 作者:ranyunfei

冉按:这是月初为张伟国兄主政的《动向》十月号,所写的谈国庆专辑的专稿,今发敝博,欢迎大家批评。2009年10月16日7:53分于成都

这个六十周年的国庆对于我来说,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在十月三日中秋节那天,我被成都市公安局国保警察从机场登机口强行带回来,软禁到书院街派出所,做了近九个小时的审讯笔录,签看了"犯罪嫌疑人权利和义务告知书",更签了"以上记录我看过,属实"的笔录证词,摁了不少的手印。警方谓我的博客文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并采了13篇并52页的文章作为样本----其目的之一是阻止我到港大参加10月4至7日正常的学术交流活动。我当然不认可这个罪名,并认为颠覆国家政权罪本身违宪且是恶法。我对警察说:"我并不认为我说的都正确,但我说话的权利不能被剥夺。一个正常的世界,需要尊重你的反对者。"后被释放出来,在接受外媒采访时我说:拒绝我到港自然不公平,但我并没有怨恨。有许多人对我这样"懦弱"的态度不解,认为这只是一个低调自保的姿态,以免遭进一步打压的权宜之计。一直保持这样的态度非常困难,但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因为这是我内心坚持的理念。

在这样一个官方对民意压制得比较厉害的国家,有许多底层的人活得很憋屈、不顺心,利益被盘剥,乃至无法生活。要做到没有戾气没有怨恨,在没有宗教信仰的淘洗之下,在没有强权者率先释放善意的情况下,其可能性微乎其微。仇恨的火种正在中国的土地上蔓延,这是我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尽管我理解那些怨气无处撒,仇恨无处发的人,但我还是希望官方首先要从制度建设上来化解各方的矛盾。我认为官方应该深刻反省这六十年来一切过失、错误、罪恶,给自己的民众道歉乃至认错。可惜的是官方在六十年国庆上没有丝毫这样的表现,这是十分令人深感遗憾的。许多中国人包括世界上关心中国的一些外国人,都期盼共产党借着六十周年庆的时候,能够释放应有的善意。但官方六十年来,一党独大,权力没有任何有效的制衡,已经傲慢到不知妥协为何物,也不知释放善为何事。放低身段,让人们感到一些政府将要做良好改变的善意,成了他们僵硬的身躯难以完成的温柔动作。

我有幸在官方建政六十周年前后读了两本与"国庆"有关的书,一为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二为野夫的《江上的母亲》。龙应台从国民党作为国共内战战败者的角度,从微渺隐忍的个体视野,从细部切入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痛创。多少年过去了,那些身不由己卷入战争之海,早已够得上是我们爷爷奶奶辈的死难者,我们许多人无论从内在反思还是从公开场合,何曾想到过他们是我们苦难的同胞?尤其是大陆官方依然美化国共内战中靠杀戮所得的"胜利",来作为他们的"建国大业",使大陆与台湾的情感隔阂不仅没有化解的余地,而且随着时间的延宕,政治理念也像台湾海峡一样难以填平。而野夫《江上的母亲》则可看作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大陆版,其笔触文雅野道、抑扬复沓、文白膝交、深有内力。野夫从家族和个人的角度,记述了这六十年来大陆民众的悲苦生活、沧海桑田,被侮辱和损害的幺叔,被革命欺骗的大伯,怀才不遇的同学李如波,整个家族被害自已却无法伸出援助之手的父亲,父死不得见和母亲不知所踪的作者自己等,无不是充满苦难的血泪文字。二书合观,一幅二十世纪中国民众的悲苦图便跃然纸上。

国庆应该从尊重人性开始,没有个人便没有国家,而不是相反。所以对那位坚持训练,被母亲欺骗没能与垂死父亲见一面的士兵王震,不应该受到传媒的表扬和人们的摹仿。这种价值基础的颠倒,违背人性来迁就党性,最终会变成彻底的奴役。一个国家是否值得爱,那是民众在利益权衡、情感聚合、族群文化认同上的一种自由选择,而不是遵循大言玄玄的爱国教条。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如果非要庆祝国庆不可,那我们是否切实地问过,我们要而且能庆祝什么?难道我们庆祝自己成功成为奴才了么?庆祝我们的孩子变成了结石宝宝和大头娃娃,成为让领导先走的牺牲者,成为豆腐渣校舍倒塌后废墟瓦砾下的冤魂?未必我们中国人的斯德歌尔摩综合症已到了无药可医的地步?政府愚民,愚民拥政;越拥越愚,越愚越拥,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恶性循环,似乎大有子子孙孙无穷尽的趋势。因此我认为没有自由的国庆,就像经滕彪首创,后由两位网友合力修订补充后的一副对联一样:党庆、军庆、官庆,妄称国庆;国安、公安、保安,何来民安?横批:独秀安庆。

2009年10月初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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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5

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

作者:韩寒

昨天,我们得知上海更换5000块路牌总共耗费两亿元人民币,这个数据是根据上海《新闻晚报》的报道得来。可以想到,相关部门和找到了《新闻晚报》说,你看,你们的报道,给党和政府的工作带来了麻烦,你们必须亡羊补牢,于是,《新闻晚报》今天刊登了文章进行了解释:这5000块指路牌只是一小部分,其实只占有所有更换量的五分之一。也就是总体要更换25000块各种路牌。所以,就用2亿除以5000来计算出40000一张路牌,"太过于草率"。

在《南方都市报》上,公路管理处说,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

那好吧,首先,这5000也是你们说的不是我意淫出来的,就算你说错了吧,是你把2留给了自己。那就更换25000块路牌。25000块路牌是个什么概念呢,25000就是250了100次,是一个大数字。据悉,上海的高速公路总里程是600公里左右,这25000块牌子中,假设有1000块做了高速公路附近公路引路牌的更换,那么还有24000块是用在了高速公路上,于是,我们再做一下除法(学会做除法很重要),我们发现,上海的高速公路每公里需要更换的路牌是40块,也就是说,你在上海的高速公路上开车,每开25米,你就能看到一块牌子,假设你的速度是12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你每秒钟行进了
33.333333333米,这代表着,你在上海的高速公路上开车,两秒钟内你差不多能看见三块路牌或指示牌。

太狠了,如果我开的足够快,上海市公路管理处在路牌上画点图,我就能看动画片了。

假设我们公路公里不止600公里,用在高速上的各种牌子也没有那么多快,两边都朝相关部门的有利方向放宽尺度,那我们一秒种也能看见一块牌子,晚上这些牌子还都反正光,一分钟你看六十张牌,请问上海的驾驶员们,你们开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有过这么梦幻到晕菜的时刻吗?

所以,我认为,相关部门的解释未免太过于草率了,你撒谎好歹也要撒在人体工程学以内啊,你这是换路牌,你当贴瓷砖啊。

我们再退一步,假设他的确大大小小是改动了25000块牌子,连相关部门领导自己家的门牌都改了,花费两亿,那每块牌子的平均价格也达到了8000元。8000块一块牌子,这个工程我很愿意承包。

所以,这两亿里有没有猫腻,其实很简单,公路管理处把账目公开了就行了嘛,包括你把这个工程承包给谁了,那事情就好说了嘛。你心中无鬼,我们又过于草率,那为何不给自己一个清白呢?

当然,相关部门的说辞永远是很多的,他会说,我们给司机印发了免费的地图,印了一亿份,这钱就花完了。这下就死结了因为你无法查证了。因为出版社和印刷厂隐瞒印数是我们国家文化产业的一个特色。

最大问题正是反映出我们国家爱折腾的特点,中国的道路交通中,我听到的最多抱怨就是路况差,乱收费,道路管理混乱,设计不合理,施工质量差等等,很少听到有人反应说路牌不规范。比如上海的高速公路,其实大家已经很熟悉,原先的A4,是莘奉金高速,就是从莘庄到奉贤到金山的高速公路,一目了然,现在变成了沈海高速,就是沈阳到海口的高速,公路管理处的专家解释说,这样"方便驾驶员认准编号,一路到底"。

你们觉得驾驶员同志都是有毛病的吗?你没事上高速公路就一路到底?是为了方便那些本来开到松江的同志开到松花江吗?这样的理由是非常可笑的,你索性就说,国家在下很大的一盘棋,观棋不语。那就可以了。但是,换一下高速公路路网的路牌,这个国家就花费了几十亿上百亿,那这个国家花钱是不是也太草率了?我们的教育,福利,扶贫为何又要常常哭穷呢?以前换下来的那些路牌怎么处理呢?万一又要换一次呢?换路牌是眼前的燃眉之急迫切需要解决吗?

另外,原本我家门口有一条国道,叫G320,本来G就是国道的标志,现在高速公路也是G打头了,那如何从地图上区分国道和高速呢?

再另外,相关部门说,他们用两年的时间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广泛征询意见,我周围的朋友很多开车,包括所有的汽车论坛上,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是被征询意见的。我认为,征询了老婆情人二奶的意见不能算是广泛征询意见。相信这只是相关部门自己决定以后的随口一说,就像那100个250一样,都是他们的惯性谎言。

其实,我认为,高速公路的标示用中文也挺好,高1高2高3,国道就叫大1大2大3,省道就叫初1初2初3,终点都是天安门,广场上竖一个大路牌,毕业。然后索性多花点钱,把所有的路牌都换成电子大屏幕,可谓一劳永逸,从国库的角度来说,其实是节省的,你不光可以按照心情随时更换路牌路名,也可以经常进行一些政策的宣传,放一些领导的头像或者通缉犯的头像,总之,电子大屏幕是很方便操作的,也正符合我们政府随性洒脱的决策风格。

2009-10-13

G8高速公路

G8高速公路

作者:韩寒

为了和国际接轨,在几年前和国际接轨过一次的上海又改高速公路名称了。在几年前的几年前,大家都知道沪杭高速,也许是某个领导出国考察了一次,觉得纯中文不洋气,也许某个外国人投诉他们看不懂,也许是某个大领导御驾亲征从杭州去上海的路上一时心血来潮,以他的座驾A8御赐了一个路名,总之,这条高速公路以后就叫A8了,但是的决心很大,非常的彻底,大大的路牌只剩下A1,A2,A3,A4,A5,A6,A7,A8,一直到A30,连哪里到哪里都没有人知道,整个上海就是一个奥迪的展厅。

就像一个人突然上前踹你一脚你可能记不住他的名字,但是如果它天天踹你你就记住了他一样,经过了多年的强记,愚民们刚刚记住,但是还是习惯要加上后缀,A8沪杭高速,A9沪青平高速,A20外环线……

事情按理来说已经过去了,但是,北京突然执行了每周一个尾数限行,中国的交通部门就像教育部门一样,最喜欢考验大家的记忆力。我认为,这是一种政策的平衡,也就是说,北京人民每天要换算自己的车能不能出门,经常脑子抽经,上海人民没有道理不受这个苦,但因为上海人民已经缴纳了牌照保护费,也不能不让人家上路,所以,新招出来了,在脑力上折磨你,原来的A8,A5都改成了G2,G啥来着,而且连后缀也索性改了,比如原来的A9沪青平变成了G50沪瑜高速,A30更是变成了G1501,A4莘奉金高速变成了G15沈海高速。

这个世界突然都变了,以前去我家,是A8转A5转A30,现在是G2转G15转G1501,你很难相信自己还是生活在昨天的那颗星球上……好比看国庆庆典的时候,我们好不容易看图说话认清楚了谁是谁,但是中秋庆典,突然宣布中央领导人名字全部都换了,但是人还是同一个,大家一时当然难以接受。

说实话,现在的标示也没有太不合理的地方,也号称是国家规范了,但问题不是合理不合理,比如我们的电话号码也很合理,但定期系统强制给你自动换一次号码,那就是不合理,哪怕是给你换了一个不带4的号码。因为这么一来,早先的那一次换路名算什么呢。如果说上一次是市政府行为,这一次是中央行为,那麻烦领导们以后还是要沟通好,因为我们既不能和市政府沟通,也不能和中央沟通,但是市政府和中央是可以经常勾结的――不好意思――沟通的。

以上这些其实都不重要,也就是杀死一点脑细胞,多走几次冤枉路,但是从新闻晚报上,我们注意到,这次路牌的更换行动需要花费2亿元人民币,总计更换
5000块路牌。两亿当然是个大数字,市政府认为,两亿不过是阿拉两套好一点的房子的价格。两亿在我们眼里是钱,在仆人眼里基本就不是钱。这点钱,多倒钩倒钩,不就有了嘛。闵行不就光荣宣称,整治黑车短时间就整治出5000万的罚款嘛,加大整治力度不就有了嘛。

但是这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除一下,也就说,每块路牌的费用是4万。

一块铁皮四万块,耳熟吗?是的,和你车上的那一块的价格是一样的。这说明了多年了,上海的车主其实是冤枉了上海市政府,你以为这是敲诈吗?不是的,这四万其实是原材料的费用。要不他们自己给自己的铁皮怎么也得收自己这么多钱呢?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中央拨款,让上海报价,上海说,我们这里的铁皮,无论大小,均价四万。除非你都把高速公路改成C15,C2什么的,C打头的牌照阿拉不收钱的。

经过了这次2亿的改造,我建议我们的世博会口号改成――最贵的地皮,最贵的铁皮。

2009-10-12

请大家转贴:浦东曹路地区居民要求消除臭气的请愿书

浦东曹路地区居民要求消除臭气的�愿�。

http://shbbs.soufun.com/1210041696~-1~2676/84374566_84374566.htm

事��十�人的健康,甚至波及更多,�竟是空�污染,�到哪就污染到哪。

此事也已�上了冉匪的新���周刊。


冉氏新闻评论周刊(130)
从 冉云�独立博客 作者:ranyunfei

一:官员集体开博现象调查:"空壳博客"引起网友不满。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10-06/1898668.shtml。官员家人移民、资金外逃做裸官,被赠很多套房子空着转谋生利,都是常见的事,何况乎一个微不足道的"空壳博客"么?这也值得大惊小怪?其实许多官员开博客,只不过把他们在别的领域里擅长做秀的本领,在博客里小小的来展示了一番而已。即便官员真想表达意见,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他们真的敢说真话么?何况任何官员都受制于上层制约,并且为前途着想,没有谁愿意轻易在博客上表态处理问题,因为权力不来自民选而是来自更高一层权力的任命,这样的任命机制,其实只能造就木偶和腐败双重组合的官员。至于说要对官员多爱护少拍砖,这完全是记者拍马屁和奴才气质的惯性发作使然。能当官的都是成年人,当官你连接受民众批评的能力和心理准备都没有,你还当什么官?

二:教育部称中国高校科研能力世界第5遭质疑。http://news.sina.com.cn/c/2009-10-12/025316419762s.shtml。如果说教育部闹出的各种笑话与丑闻,能位列世界前五,我倒是相信的。至于说科研能力,对亩产上万斤的"科学论证"没有道过歉,文理割裂,学科学的人缺少人文素养,有的甚至写篇论文都不通,再加上抄袭等各种腐败成风,你还能指望科研居世界第五?那真是太小瞧人们的智商了。畸形的评职称体系,以及紧箍咒丛生的高校评估,你还能指望高校老师有什么创造力吗?他们思想不自由,研究的层层申报完全变成人际关系的大比拚,利益收买达到了一种空前的地步,他们还有什么值得指望的科研能力?

三:安徽定远公安局刑讯逼供 香烟插鼻狂熏六旬老人。http://news.ifeng.com/society/1/200910/1006_343_1377300.shtml。以后宣传酷刑,就再也不要说渣滓洞、白公馆了,看了这几年来警察刑讯逼供的手段,那些曾经的刑讯逼供,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反正造假惯了(渣滓洞、白公馆就有研究者指出其造假的成份),你可以把近几年警察刑讯逼供的新奇招数,拿出来硬套在那些"烈士"身上,以显示"烈士"的勇敢与国民党的缺乏人性。这就像你可以制造刘文学来煽动阶级斗争,制造水牢来栽赃刘文彩,可以制造宜宾白毛女来迎合意识形态需要一样,没有什么困难的,官方很多部门在这方面的配合可谓轻车熟路,一点也不困难。至于北京海淀区看守所一嫌犯绝食49天后死亡,http://news.qq.com/a/20091012/000319.htm,有无刑讯逼供的事情发生,看看死者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同时问一下嫌疑人为何绝食?便不难找到答案。

四:受阅士兵被隐瞒父亲死讯续:已返乡得知真相。http://news.sina.com.cn/s/2009-10-05/020118779305.shtml。不存在个人,不爱惜个人,没有个人尊严的国家,这个国家是由什么组成的?国家只是一个抽象的空壳么?我认为除非极为酷烈的战争年代,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个人实在无法抽身回家看望亲人并为其治丧,可以理解外,其他任何所谓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非人的。搞一个根本没有现场观众(那些在现场的人是拖儿,不是民众自发),其主要目的在向国民示威的阅兵式,就真的重要到要让个人在生离死别时,放弃尽人子之责吗?王震及其家人要放弃其与父亲垂危会面,那是他们的自由,但不值得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来宣传,这种把党性置于人性之上的非人做法,更不应该受到表彰。

五:小心!你可能正被窃听!http://gcontent.nddaily.com/5/22/522a9ae9a99880d3/Blog/c32/e2ffb4.html。看过"窃听风暴"这一电影的人,你会知道专制国家的秘密警察是如何威胁民众基本安全,如何损害民众基本权利包括隐私权的。看过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也就知道
"老大哥在看着你"意味着什么,那就是监视无所不在。告密、线人、卧底、跟踪用来对付民众,于今也还是政府的常用手段。政府常用此手段,导致民间窃听成风,窃听器的买卖屡禁不止,政府与民众不信任,以及民众乃至家庭之间的互不信任,造就了一个空前的"窃听世界"。

六:山西原平农学院招生骗局调查:千余学生退学。http://news.sina.com.cn/c/sd/2009-10-12/041418808516.shtml。教育部的自我表扬,是所有中央部委中最没谱的。他们自我表扬之撒谎,其能力直追"遮羞布"。像这样的损害学生的灾难频频发生,其根基在于教育腐败、官商勾结无处不在,这也就是教育产业化在没有真正法律管理下的必然结果。许多商人买通教育界的官员,套取红头文件,然后虚假地提高文凭和师资力量,骗取一些家长和学生的血汗钱,进一步加剧诸种社会矛盾。真要说危害社会安全和稳定,那我认为这种官商勾结所导致的大规模的群体事件才是主因。青春是不可复制的东西,一旦学生丧失学习的好时期,那么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七:浦东曹路地区居民要求消除臭气的请愿书。http://shbbs.soufun.com/1210041696~-1~2676/84374566_84374566.htm。上海现在紧锣密鼓地办理世博会,一切为世博会让路的僵硬思路,打乱民众日常生活节奏的做法,就像对奥运会和国庆时期北京的拙劣模仿一样,不愧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桩影响许多居民的环境污染问题,通过各种渠道和新闻报道,反映了五年以上,有关部门如环保局也答应解决,但最终总是不了了之,民众的愤怒可想而知。五年来,民众的生命和居住环境受到极大的伤害,民众只好用签请愿书的名义以争取自己的权利,这实在是当地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的必然结果。

2009年10月12日9:10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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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09

王力雄在“真理之光”授奖仪式上的致谢词

王力雄在"真理之光"授奖仪式上的致谢词


尊敬的达赖喇嘛,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感谢ICT将真理之光奖授予我们这个群体。

在这荣幸的时刻,我更为挂念参与起草"处理西藏局势十二点意见"的刘晓波先生,此时他正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关在中国的监狱。

我要在这里补充,公布的签名者有308人,因为当时负责接收签名的志愿者受警方威胁,被迫停止工作,签名邮箱也遭黑客攻击,导致未统计的签名被毁,以及后续签名无法收到,虽然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再知道那些名字,但是今天的授奖无疑也应包括他们。

308位签名人中大部分是中国大陆人,也有海外华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大部分是汉人,也有其他民族人士;有很多知识分子,也有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这个来自各方的群体,如果用一个共同特征概括,那就是民间。

这个群体绝非中国警方或大汉族主义者们宣称的,是反对中国的。相反,我们热爱中国。但是爱中国不等于爱政府,敢于对政府提出批评,才是对中国真好。而一个不接受批评的政府,一定有害于中国。

这个群体也不像有些评论所说,是站在藏人一边。我们的表态并非出于选择阵营,而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如同在黑夜怒海中航行,不追求灯塔之光是不可思议那样。"真理之光"奖的名字,正是传达了这种含义。

专制权力的虚假宣传和信息封锁,使得多数中国民众对西藏真相难以了解,也对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无法知晓。这是西藏问题长期无法解决的主要障碍。消除这种障碍,应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因为最大的知识不是别的,正是真相。

西藏的反抗尚未平息,新疆的动荡又震动中国。乌鲁木齐维汉冲突之暴烈,凸显了最令人担忧的一面――民族矛盾在中国已经变成种族对立。这是专制造成的恶果,然而却可能在民主转型时全面爆发。因为专制有镇压,民主却使镇压失效。

这强烈地提醒我们――解决民族问题不能仅靠官方变化,也不能以为静待民主到来一切自然解决。如果不能提前消弭民族仇恨,实现人民和平,即使政府更换,即使民主降临,民间敌对仍在,内战和屠杀一样可能。

专制造成的民族仇恨,反过来成为专制者拒绝民主的理由,而且得到受大汉族主义蛊惑的国民支持。这种绑架者与人质共生死的逻辑,是中国走向民主的一个难解之结。

超越这种困境,必须从推动民族间的民间对话开始。只有各族人民化解仇恨,实现团结,才能驳倒专制者以民族冲突而拒绝中国民主的理由。

这里说的民间需要具备足够的人群规模,有充分的随机性与覆盖面,还得以民主的机制运转、表达和获得合法性。这可以算是一个罕见的吊诡――为了防止民主来临时呈现专制恶果,首先要在专制之下形成民主的群体和沟通。这虽然是对勇气与智慧的巨大挑战,我们却只有挺身迎接,因为除此没有他途。

面对专制权力的封杀,民间的民族沟通要凭借互联网等新型技术,要发现前所未有的民主形式,还要创建更高超的组织机制……对此我们正在着手,难度很大,要做的工作很多。幸运的是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正义事业可以从整个世界寻求支持。我们今天齐聚一堂,正是这一精彩时代的写照。

感谢达赖喇嘛,您始终不懈地与中国人民寻求共识,争取汉藏民族双赢的未来;感谢在座的诸位,为你们以往已经给予的支持,也为你们在未来即将给予的支持。

谢谢。

王力雄

2009年10月7日,华盛顿


*****************************

附:"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关于处理西藏局势的十二点意见 "联署签名书

1.当前中国官方媒体的单方面宣传方式,具有煽动民族仇恨和加剧局势紧张的效果,对维护国家统一的长远目标非常有害,我们呼吁停止这种宣传。

2.我们支持达赖喇嘛的和平呼吁,希望遵循善意、和平与非暴力的原则妥善处理民族争端;我们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行为,强烈敦促中国政府停止暴力镇压,呼吁藏族民众也不进行暴力活动。

3.中国政府宣称"有足够证据证明这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事件,我们希望政府出示证据,并建议政府邀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证据和事件过程、伤亡人数等进行独立调查,以改变国际社会的相反看法和不信任心态;

4. 我们认为类似西藏地区中共领导人所说"达赖是一只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那类文革语言无助于事态的平息,也不利于中国政府的形象。我们认为致力于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政府,应该展示出符合现代文明的执政风貌。

5. 我们注意到,拉萨发生暴力行为的当天(3月14日),西藏自治区负责人就宣布"有足够证据证明这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这说明西藏当局早知道暴乱即将发生,然而却没有有效阻止事态发生和扩大,这其中是否存在渎职,应该进行严肃的调查处置。

6. 如果最终不能证明此次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而是一场被激起的"民变",则应该追究激起民变并且捏造虚假情报蒙骗中央和国民的责任者,认真反省教训,总结经验,避免今后重蹈覆辙。

7. 我们强烈要求不对藏族民众搞人人过关和秋后算账,对被逮捕者的审判必须遵循公开、公正、透明的司法程序,以达到各方面心服口服的效果。

8. 我们敦促中国政府允许有公信力的国内外媒体进入藏区进行独立的采访报道。我们认为,目前的这种新闻封锁,无法取信于国民和国际社会,也有损中国政府的诚信。如果政府掌握真相,就不怕百般挑剔。只有采取开放姿态,才能扭转目前国际社会对我国政府的不信任。

9. 我们呼吁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人保持冷静和宽容,进行深入的思考。激烈的民族主义姿态只能招致国际社会的反感,有损于中国的国际形象。

10. 1980年代的西藏动荡局限于拉萨,这次却扩大到藏区各地,这种情况的恶化反应出对藏工作存在严重失误,有关部门必须痛加反省,从根本上改变失败的民族政策。

11. 为了避免今后发生类似事件,政府必须遵守中国宪法中明列的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让藏族民众充分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希望,让各民族国民自由地表达对政府民族政策的批评和建议。

12. 我们认为,必须消除民族仇恨,实现民族和解,而不是继续扩大民族之间的分裂。一个国家避免领土分裂,首先在于避免民族之间的分裂。故而,我们呼吁国家领导人直接与达赖喇嘛对话。我们希望汉藏人民消除误解,开展交流,实现团结,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民间组织和宗教人士,都应该为此做出努力。

2008年3月22日

(首批)签名人:

王力雄(北京 作家)
刘晓波(北京 自由撰稿人)
张祖桦(北京 宪政学者)
沙叶新(上海 作家 回族)
于浩成(北京 法学家)
丁子霖(北京 教授)
蒋培坤(北京 教授)
余 杰(北京 作家)
孙文广(山东 教授)
冉云飞(四川 编辑 土家族)
浦志强(北京 律师)
滕 彪(北京 律师 学者)
廖亦武(四川 作家)
江棋生(北京 学者)
张先玲(北京 工程师)
徐 珏(北京 研究员)
李 骏(甘肃 摄影师)
高 瑜(北京 记者)
王德邦(北京 自由撰稿人)
赵达功(深圳 自由撰稿人)
蒋�文(上海 作家)
刘 毅(甘肃 画家)
许 晖(北京 作家)
王天成(北京 学者)
温克坚(杭州 自由职业)
李 海(北京 自由撰稿人)
田永德(内蒙古 民间维权人士)
昝爱宗(杭州 记者)
刘逸明(湖北 自由撰稿人)
刘荻 (北京 自由职业)

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407

2009-10-08

冉云飛:此事常存万古疑:六十年来知识分子为何遭罪?

冉按:这是为香港《明报》六十年来知识分子的专版所写的专文,昨天他们已刊发出来,今转载于敝博。此文自认为还有点新意,请大家批评指正。2009年10月8日8:20分于成都


一:爱国与平等致祸

我常在想,四九年下半年国共分治已呈定势的时候,有多少人对共产党的认识是清醒的?是不是痛恨国民党,就必须倒向共产党,而别无选择?储安平这样清醒的自由主义者,为何最终会留在大陆?除了情感因素外,他留在大陆的内在逻辑何在?虽然有些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但对我来说,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作为纠集武装力量的在野党,共产党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上刊发的那些大喊特喊"美国民主万岁"的言论,如此过火的表演,你就算不知道抢救运动和王实味事件,不知道共产党一贯内外有别----延安时期对内严惩对外大喊民主,如今对内高压对外塑造开明国际形象----但任何过火的表演,哪怕他吹捧民主,都值得你警惕和反省。为何他们如此起劲地喊那种逻辑上不靠谱的话----美国民主万岁,民主与万岁如此吊诡的搭配,相信的人依然如此之多呢?因为靠二杆子(枪杆子、笔杆子)起家的共产党,有着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其它任何党都不曾拥有的公开秘密:蛊惑人心的宣传。而这盅惑的内容,除了表面所喊之民主自由制度的吸引力外,爱国与平等则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向心力和粘合剂,因为这里面背负着很深的情感和道德寄托。

近读戴晴的《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一书,一如既往地证实了我一直所说的二十世纪上半叶许多自由主义者的共同软肋:过分的民族主义理想和计划经济的平等追求,在他们身上根深蒂固。章伯钧、罗隆基等自由主义者不说了,他们后来选择共产党,并不完全出于自由主义的信念,有自己党派和个人私利在里面。但他们与张东荪、储安平等自由主义者大致拥有相同的内在情感与道德历程,他们许多人在政治哲学和个人权利上是自由主义者,但在涉及经济与自由的关系、个人自由和国家关系时,却是十足的计划经济拥护者和某种意义上的国家主义者。政治上追求自由与经济上的国家计划;个人权利的保护与对国家利益的过分推崇,使得自由主义者的选择处于一种非驴非马的二尾子状态,这样的制度抉择,注定了六十年来知识分子普遍悲苦的命运。自由主义者对自由的认识与秉持,尚且处于如此纠结分裂的状态中,何况那些本来就对专制制度和独裁政府没有彻骨之认识,甚而衷心拥抱的一般知识分子呢?

十九以纪以降的帝国扩张与殖民侵略,使得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成为现代民族反抗运动最核心锐利的武器。民族主义的喷张和国家观念的强旺,对一个国家摆脱另一个国家的奴役当然是有作用的,但这往往就会成为培植法西斯纳粹、共产主义等国家至上主义的温床,这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伤害是无论怎么估算都不过分的。而自1929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后的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计划经济的浪潮席卷了一些国家,世界上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向左转,在中国这个威权盛行的国家自不例外。计划经济在许多人看来是通往平等的道路,因为他们相信一个善意而万能的政府,能完美地解决社会不公,只有少数智者如哈耶克看出这是一条不归的"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在二战方殷时出来,中国固然有胡适、潘光旦等人提到,但都是从政治学和自由主义理念上来肯定,很少有人从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和市场经济的角度来加以肯定,相反倒是拉斯基这种偏向计划经济和福利传统的理念得到了储安平等人的推崇----许多中国自由主义者都是拉斯基的学生,这也是耐人寻味的学理和思想路径----这明显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者知识结构的困窘。

没有好的制度建设与选择,爱国可以爱出个纳粹,平等可以通往奴役。不幸的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大陆中国人就被这两件冠冕堂皇的"武器"给暗算而造成致命内伤,许多人深受其苦而不自知。讲爱国、谈平等必须要有非常理性乃至苛刻的限制条件,否则必是致祸之胎。

二:不爱国和不平等成为原罪

要罗列六十年来大陆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诸种惩罚和奴役,虽也不易,但如果将重要事件和个案结合起来,应该大致能清理出一个知识分子受难的脉络地图。但你不能说明为什么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民众都要遭受这么大的苦难,而且至今不绝。专制制度当然反智,毛泽东对不好愚弄的知识分子自然深有戒心,但你不能简单地用他早年在北大相对失败的经历,来八卦他后来的罪恶之所出。心理学的解释,不能罄尽他与他的同僚为何进行如此残暴统治的深层根由。

所有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及随之而来的苦难,都与不爱国与不平等成为他们两道永不能释然的紧箍咒有关。你拥有知识,在有反智倾向的专制政府看来,本来就拥有毋庸质疑的原罪,何况你还因此有不爱国和不平等的标签缠绕于身?你真不爱国么?不是的,那是因为你学于西方,读了许多专制政府不喜欢的东西。即便你不学于西方,深受传统文化侵淫的你,也不可能对于一个政党有肉麻的喜爱,这就是使你背负上不爱国罪名的深层根由。因为党天下和党对国的捆绑挟持,不爱党便是不爱国。其实你是个地道的民族主义者,对国家的强盛念兹在兹,但因为你不懂得向党组织靠拢、交心,并且检举揭发他人,所以对你的思想整肃似乎永无穷期。即便你侥幸合格,那不爱国的罪名会像幽灵附体,随时因官方的需要,预着重回你身。不向党交心,对党批评了几句,你就可能成为不爱国的帝国主义走狗,这样的悲剧,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并不少见。你越是爱国越被官方以不爱国的名义整肃,张东荪特务事件就是此中典型案例。

不平等是因为你的出生,成分论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注定了你必然悲苦的命运。来本人之平等的实现,主要是在制度设计上的起点和过程的平等,而非结果的平等。但因为你的家境好,你出身于比较富裕殷实的家庭----资本家、地主、富农等----就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原罪,这便是你遭罪和改造的因由。政府计划经济的全盘控制,所带给大家的虚幻平等,其实从来都不曾实现过,只不过是用巧妙的手段把财富攫取了而让你不自知。正如曾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德热拉斯所说:"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是以取消阶级作为口号,但最后却造就成一个掌握空前绝对权力的新阶级,其他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他们视工农为最好的阶级成分,以满足工农的意识形态身份幻觉,在翻身作主的麻醉和愚弄中欢欣鼓舞;并把知识分子作为其重点打击对象,整肃和改造了知识分子,他们所造成的一个掌握空前绝对权力的新阶级,就再也没有人对他们"说不"了,一个由高压加谎言所控制的"和谐社会"便由此横空出世。

有人会说,你太危言耸听了吧,爱国居然会有问题?讲平等也会出毛病?这两件东西都是特别容易被没有约束的权力利用的"武器",在没得天下之前,这两件利器成为共产党号召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得天下后,便用此来整肃一切异己。爱国本无什么不妥,这是人因自身利益得到保护和实现的族群归属与认同感而产生的一种情感,不必夸大这样的情感,更无号召的必要。一旦一个国家成天在进行无所不在的爱国教育----如教材里很荒谬称屈原为爱国诗人,那么杜甫、李白是不是?难道他们都是不爱国诗人么?如果他们都是,那你前面加这个前缀是什么意思?那岂止是语句上的赘词,分明是思想的奴役----那这种爱国教育是爱党的变种与愚弄,你没有族群利益归属感却被逼迫你必须爱它的"爱国主义"因此便在中国大地上大行其道。至于说计划经济所带来的罪恶,其为一党私利的攫取机器,已是人所共知,昭然若揭之事,无劳多言。

2009年9月27至28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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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05

陆铿回忆与忏悔录(节选二)大特务头子沈醉谈杀人

陆铿回忆与忏悔录(节选二)大特务头子沈醉谈杀人
大特务头子沈醉谈杀人

● 新诗御制竞相传,日向君王诵百遍,堪笑杜鹃空泣血,衰颜何事博人怜。
──沈醉在昆明监狱讽刺思想改造诗

沈醉十八岁就参加军统,是戴笠一手培养的大特务。五十年代起,经共产党战犯管理所改造十余年特赦,一九八一年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
在他出版的《我这三十年》回忆录中,写昆明监狱生活一段时,提到当时唯一能够与之畅所欲言、说心里话的人,只有同狱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陆铿。」

其实,我和沈醉是一九四九年九月才经好友丁中江介绍在昆明认识的。由于我们共同具有喜交朋友的性格,可以说是「臭味相投」,所以很快就谈得很深。比如,到了一九四九年九月,国民党已经败象毕露,蒋介石眼看大陆不保,决定向台湾撤退时,我们在昆明谈起为什么国民党在大陆的江山仅仅三年内战就被送掉。我认为主要是蒋介石的格局、心胸、识见都不够大,到已经以全国领袖自居了,军队还分正统和杂牌。在中共处于劣势,希望参加联合政府时竟拒绝和解,执著于武力解决,错估了形势,违背了民心。而沈醉则强调要不是戴笠在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就撞机丧生,使蒋介石失去了耳目,国民党不会垮得这么快。

当时,我批评他夸大了戴笠的作用,但中共建政以后,暴露的资讯和材料证明,国共内战共军之所以能转败为胜,确实得力于共产党员已普遍打入国民党心脏。国军作战方案中共中央往往比国军部队长先看到。负责作战计划的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竟是长期潜伏在国府军中高层的共产党员,这不是开玩笑?从这个角度看,沈醉的看法,也可说不无道理。

沈醉是读过旧书的特务

沈醉号沧海,据他说这个号还是他母亲取的,意在勉励他做人要心胸宽广,见事要豁达通明。幼承母教,读书不少,受益甚多。他连诗的平仄都是母亲教的。当在昆明监狱面临生死抉择时,还做了一首念母诗:
终宵坐立听更残,今日方知一死难。险讯频传心欲裂,危害不信胆能寒。夜焚积稿诗同劫,晓看遗书血未乾。含泪临窗遥拜母,长怜老幼倍难安。
就在一九五○年底中共决定在全国展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前夕,沈醉以战犯之身被送往重庆与云南区提到的其他战犯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等集中管训。临行前,公安当局叫昆明监狱的被服厂专门给他制作了一个黑布头套,在眼部留两个洞以便保持视线行走。偏巧,就在他戴着头套和脚镣离开监狱时,我被从监房里叫出来提讯,碰个正着。他见到我时故意将头部对着我,把脚上的镣弄得特别响,而且把两只手加大摆动的幅度,我马上就看出了这不是沈醉吗?我也情不自禁地跟他点点头,只差没有说再见。押解我从审讯室回监房的警卫问:你为什么向他点头?我急中生智,乾脆把问题说穿:「他吃我家送来的饭好几个月,他要走了,点点头也是很自然的。」再问:「你知道他是什么人?」答:「沈醉。」警卫一听「呵!」了一声。接着以温和地声调说:「知道了就算了,回到号子里千万不要讲。」我了解,我把问题说穿,反而变成主动,因为如果追究我的错误,押解的警卫先有错误:为什么会让陆铿碰上?监狱里也是条条道路通监房的。狭路相逢,咎不在我。

为沈醉而组织起来吃饭

一九五○年春末夏初,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政治保卫处处长阎村,突然提我问话:「陆铿,你认不认识沈醉?」「当然认识,而且说来还是朋友。」「那好极了!我和你商量一件事,我们刚接管不久,一切还没有上轨道,尤其是伙食供应。你们都是家里送饭,每人每家每天送两顿。我想把柏天民(陆军中将,云南省保安副司令)、唐宇纵(陆军中将,原第七军军长,昆明铁路局局长)、罗春波(云南绥靖公署中将政工处长)和你组织起来。四家人轮流送饭,每家每两天送一顿,每一顿要送够五个人吃的。沈醉参加你们一起吃,吃白食;他在解放前跟你们四人都认识,你不会不同意吧!」

「组织起来!」这四个字给我印象很深。共产党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组织起来」,打败国民党也是靠「组织起来」。我答覆阎村说:「这个安排很好。问题是柏、唐、罗三位是不是同意?」阎说:「都同意了。」我问:「那天开始?」他答:「明天。你今天就写好一个条子。告诉你家里,从明天起,你们四家轮流送饭,次序是陆、柏、唐、罗。每两天轮一次,分上下午,每次送的要够五个人吃。沈醉跟你们吃,就不必提了。今天下午送饭来时,就把条子带出去。」

组织起来的吃饭地点,按阎村指定在沈醉住的中排单间里,记得我家里是用一个大竹蔑编的提篮,内置三菜一汤,外带一样咸菜送了进来。沈醉摆好碗筷,致词,用:「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的成语表达对我们四人和四人家属的感谢。并主动承担洗碗的责任。他还风趣地给「组织起来」的五人会餐取了一个名字叫「将王餐」。根据是他们四人皆是将官,我做记者,有「无冕之王」称请故名,这也反映了沈醉的幽默与才气。最令人难忘的,他讲自己奉命杀人的故事,作为饭后的甜点(dessert)。
沈醉多次说:「我才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在我手下死的人,各种各样都有。」沈醉一九三二年入军统,先后担任过情报、行动、训练、总务以及独当一面的站长,官至少将。杀人最多的时候是一九三三、三四年的上海。杀的名人包括史量才、杨杏佛、唐有壬。

当时,蒋介石、汪精卫在南京搞权力斗争,汪出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唐有壬被任为外次,汪倚为心腹,权重一时。唐的女友湖南才女黄碧云(蕴之),博通古今,兼工诗词,乃被金屋藏娇于上海。南京政要每周赴沪度周末,已成惯例,碧云上海法租界居处遂成汪系人马聚会中心,饮酒、打牌、唱戏、跳舞,乃至议政,随心所欲。

一九三四年沈奉军统杀唐命令。照他在五人共餐时对我们讲的:「很简单,不费吹灰之力即进入黄的住所,将唐一枪毙命。」

无巧不成书。一九四五年我和毛树清、乐恕人在巴黎任战地记者时,得识黄碧云女士,已经是「徐娘半老」了。原来,她是中央社记者黄印文的姑姑。唐有壬死后,汪精卫给了她一笔钱,让她到海外散散心,一散就散居巴黎十二年。提起唐公子仍默默含情。

沈醉讲起杀杨杏佛和史量才,则比讲杀唐有壬具体得多。他说,蒋介石之所以要杀杨铨、杏佛先生,不单是他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更重要的是他和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的亲密关系。而杨当时的正式职务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四日,杨带着儿子小佛登车驶出住处时,就被沈醉和他的同事,四支手枪同时射击,杨因爱子心切,用身子袒护小佛,结果自己和司机中弹而亡,小佛仅腿部受伤。宋庆龄为此公开谴责了卑鄙的政治暗杀。沈醉后来在戴笠的指使下,还设计了一套对宋庆龄制造汽车车祸让她弄得不死不活的计画,蒋介石迫于舆论的压力,最后取消了这个计画。

至于蒋介石要杀上海《申报》、也是当时中国最权威报纸的老板史量才,主要是史坚持言论自由,不时批评国府施政之不当,社会上并有其同情共产党的传说。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史量才、史咏赓父子以及咏赓的朋友邓祖询乘私家汽车沿京杭国道自杭州返上海,特务们就选定海宁县博爱镇附近的国道上,横停一部车,伪装损坏待修而阻拦;及史车开至,首先对准轮胎开枪,先将坐在车前被误会为保镳的邓祖询击毙。史氏父子弃车奔逃。结果父被射死,子得幸免于难。

血案发生后,举国震动。蒋介石、汪精卫还悬赏缉凶。但很多人都估计到是出于蒋的授意。直到八十年代初才由沈醉正式证实。只是后来沈写《军统内幕》,关于杨、史被暗杀经过,和沈在狱中饭后和我们四人聊天时所述有出入。沈当时以谈经历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讲他如何奉命杀人,事后还得到奖励,如杀史量才全组就得了一万元银元奖金。但到八十年代,距离五人漫谈三十多年之后,则写成他「对这两件血案是间接参加的人」。只是在叙述杀凶手时,说是六人,却只列出五个名字,那个没有列名的,可能就是沈醉自己了。

原来口说是直接行动,后来书面写成间接参加,这一矛盾怎么解释,这里不存在畏罪、卸罪的问题,因为命令出自蒋介石。以我对沈醉的了解,可能是五○年初一时兴起,夸夸其谈,口沫横飞,毫无遮拦;到经过三十多年「改造」:心灵上多少产生自责,文字上打了一点折扣,也是思想门争激荡的一种反应。

沈醉才情横溢是特务异数

沈醉是个才子型的人,诗书皆通。加之,大半生做高级特务,见多识广,性格比较开朗,分析判断事物,也比较敏锐。比如,中共在监里大量利用军统特务担任管理员和服务员,沈醉就开玩笑说:「这叫以毒攻毒。」而且判断说,用犯人管犯人,事半功倍。特别是像军统这些人,以共产党的话来说,「手沾满人民的鲜血」,自认必死无疑。为了求活,他们对共产党交给的任务,一定完成得非常好。因此,他向我们四个打招呼,在送饭篮子交出时,千万不要夹带任何纸条在任何自认为万无一失的地方,如果被负责传递的服务员搜查出来,将会遭到很大麻烦。果然,沈醉对我们的警告发出下久,监狱当局就宣布一个国民党官员,在其家中送饭菜盒子的底部用饭粒粘住小纸条,与家人秘密通信被查出,严重违犯监视,给予戴镣处分。

沈醉的判断力也是值得佩服的。比如在他和孙渡、马??、汤尧、曹天戈、徐远举、周养浩等押送重庆前,他就判断,这几个人一定会转移,虽然转到何处不知,但绝不可能长留昆明。我们一同吃饭的三中将问他们三个的下落呢?他说:「你们会在昆明。」果然,到一九五一年开展大镇压运动、简称「镇反」时,三中将第一批在昆明枪决毙命。

沈醉访港与台特务斗法

一九八○年底,沈醉带着他的小女儿美娟来到了香港。到后第二天,我陪他到裕华国货公司买了一套国产西装,稍微打扮一下。我当时的经济情况还不容许找裁缝替他量身定做,好在他对于物质的东西看得很淡,此来主要是看看已办了离婚手续而另外与一位军队出身的商人唐如山先生结了婚的原配夫人粟燕萍女士。一九五○年在昆明监狱时我就听说中共三野的粟裕副司令员,曾以沈醉叔丈人的身份,派了一位姓黄的高级干部来向沈醉详细而具体地交代了中共的政策,而沈醉后来的表现,也确实未负叔丈人的期望。难能可贵的是沈沧海见到粟燕萍和唐如山时,不仅彼此互相谅解,而且十分亲热。沈认粟为妹、唐为弟,并建议称他本人为:「三哥」,圆满地完成了「第二次握手」的一幕。

比较紧张的一幕,是国民党对沈醉的争取回归。那时,蒋经国还没有死,国民党在香港地下活动还很频繁,他们见沈醉到港,根据他和军统极深的渊源,认为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好不容易到了香港,必然会抓住机会,飞向台湾。于是怂恿沈醉留在台湾的女儿,带了五万港币到港欢迎父亲「弃暗归明」。当把五万港币呈上时,说明是在台的孩子集体孝敬父亲,聊表心意。沈醉最初拒收,表示他生活简单,不需要钱,后经女儿苦苦哀求,才勉强收下。不料过了一天,竟提出请父亲写张收条以便返台出示给其他兄妹,露出了破绽,反映国民党特务之愚蠢低能。最后的结果,自然是沈醉将儿女的孝敬原封交还,轻轻说了一句:怎么经过几十年的失败,还没有一点进步?

后来,国民党只好请出香港何东爵士之子曾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的何世礼将军与沈联系,何乃派一女秘书与沈接洽。何到底棋高一着,表示,一切尊重沈的决定,愿意留港可提供住所,如有意赴台,当提供交通工具。同时约好设宴欢迎。正在此时,亲共的《新晚报》刊出有关沈醉报导,沈醉表示意向甚明,探亲会友完毕即返北京。何只好取消前约。整个过程,他全部告诉了我。正如沈在回忆录中表明的与我的关系:「我们无话不谈,而且相互保密」。我当时的态度是,不替沈出主意,由沈本人确定方向后,再与他共同分析利弊,以期有助其应付突发事件。留港期间空闲时即应我邀约为即将于一九八一年六月创刊之《百姓》半月刊撰写《战犯管理所见闻》。

国民党特务对付沈醉的最后一招是摸清沈醉居港生活的规律,于清晨多数港人尚在梦乡时,利用沈醉晨间散步,采取集体包抄、突然袭击方式,劝沈赴台与子女团聚。沈乃沙场老将,自然应付裕如。但感觉麻烦日增,于是在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九日携爱女美娟匆匆离港。《新晚报》当晚报导是这样写的:

「尽管来到了这个东西方向的十字路口上,他并不旁徨。说要回去,就回去了。说要在春节前回去,果然在春节前回去了。」

提前返京出任政协委员

在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等均以战犯改造之身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后一年,中共再度提名沈醉与另外几名「战犯」出任同样职务,名单在形式上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提意见时,不料竟有人提出「沈醉此人双手沾满人民鲜血」,表示反对。此次香港行,在中共看来「沈醉经过了具体的考验」,终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全国政协的一次常会上通过了沈醉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

同年圣诞,沈醉自北京寄我新年贺卡时,特别告诉了他的这一喜讯。我知道沧海喜诗好词,遂在覆卡上把唐孟郊《登科后》诗易一字覆他:
春风得意马蹄疾,何(原为一)日看尽长安花?

一九八五年,我应约到北京访胡耀邦,专门抽时间去看望老友。沈沧海热烈欢迎之余,还送我一千元人民币零花,用他的话是「以报解衣推食之义」。理由之一,他的稿费多得用不完,请老朋友分用一点。

一九八九年,他在北戴河游泳不慎摔伤成骨折。来信说:「《百姓》收不到,也看不到你的《新闻信》了」。附寄<骨折住院有感>诗二首:


一失足成股骨折,病床滋味少人知。
教训深深长受益,耄年学步不为迟。


雄关险道惯邀游,失足偏偏是坦途。
且喜从今知慎步,祸能转福最难求。

从这两首诗,使我感到原本生龙活虎的沈沧海竞也有了暮气。

进入九十年代,知道沧海得了癌症,一直记挂着他,也通过两封信。一九九六年三月底收到了北京于三月廿日寄出的讣告,知道他于三月十八日逝世了,终年八十二岁。

不管怎样,沈醉是一位当代历史的见证者,可以说无愧平生。

狱中性饥饿与色胆包天

●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论语子罕>
● 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

监狱里的性饥饿,已到了恐怖的程度,不是亲历者,不能体会。白居易有诗:「壮者不可耐,饥火烧其肠。」这是指的缺乏食物。监狱里的犯人对此感受特别深切。而性饥饿,尤甚于烧肠之痛,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

男女界限严格难得一见

云南省二监,因为是模范监,各方面都要做出模范成绩。在男女犯隔离方面,也是做得很认真的。首先,男女犯分别管理,平日根本见不到面。只有全狱的活动如监狱长或政委上大课,才同时集合在大操场上,这时,男女也才能引颈了望对方。但因管教人员一旁监视,稍不小心即被呵斥:「看什么?」搞不好,吃不完兜着走,当晚还得作重点检查,接受批判。
其次,所有负责女犯管教工作的队长、指导员、干事,都是女干部。有时也有男性队长兼领女犯管教工作,但他的助手肯定是女的。他本人为了避嫌,也很少到女犯劳动场所,更不要说女犯住处了。

其次,由于同属被服厂,为了照应不可避免的生产片料分配、工序衔接、物质交流、技术交流,多半指定年纪较大、案情单纯、而且经过考验的男女犯进行公务接触,但都有干部从旁监视,不得逾越各项规定。

在这种严格的管理下,男女犯近距离如一两公尺内相看,那都是非常难得的。什么叫做「相看两不厌」,只在狱中一瞬间。

刑满留队接触机会增多

一般来说,彼此都当犯人期间,男女接触的机会微乎其微,微到几乎类似中六合彩。但刑满留队做所谓「生产员」以后,机会就比较多了。因为你本人已属半公民性质,不论在法律上、政治上都做了结论。干部在心理上要负的责任也相应减轻,加上一般每周可以回家或外出一次,见到异性也不会那样丧魂失魄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男性生产员,一旦出现在女犯中间,你会感到无数的眼光向你射来。如果你再找机会跟对方说上一两句话,你可以发现,对方所流露的喜悦,简直无法形容。如果碰巧传递一小件东西,比如一个线□【析世鉴:□字,左为「??」部,右为「它」字。】,一把尺子,两只手碰触那怕只是几□米部位,你都会感到对方的手在发抖,甚至有一股热流传出。而眼睛里放射的语言,比李清照的词还要幽美,还要缠绵,还要引起丰富的联想。

春节大检查性饥饿暴露

到了每逢春节大检查,所有犯人都要分监、分舍把自己的行李物件钜细靡遗地全部抱到大操场,摊开来由干部检查。我在释放前两年的春节,从两个意识形态比较开放的干部口中,竟听到了不可想像的情况。

这次的大检查先从女犯队开始,她们来下及作任何事先准备,因为是突击,所以竟发现了一些想像不到的阳具,有的还沾着血迹。有橡皮的,有软木的,更多的是布套塞进棉花的,还有一个铝皮的,真是匪夷所思。这些女犯从那里弄来这些东西?其中一位干部说得妙,这证明人是万物之灵,可以由无变有。特别是女人,更是灵上加灵。下过,这里面又包含了多少恐怖、多少残酷。

就在这次大检查的阴霾尚未散尽的时候,突然大厨房的伙食总管犯人李凤翘被点名检查了。原来,他利用干部对他的信任,掌握两千多人的吃饭事务,在一个负责烹调回教伙食犯人马培忠的同情下,和有时轮班到大伙房取回教伙食的女犯马竹英勾搭上了。

月黑风高夜男女犯偷情

李凤翘人高马大,马竹英青春年华,乾柴烈火,一点就燃。他们两个真是色胆包天,事先约好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由李凤翘在深夜一时,趁马竹英在女犯宿舍轮值守夜之机,翻墙进入,由马竹英架梯相迎,成其好事。
事发后,负责厨房管教工作的干事李文达,除了向狱部检讨自己的失职外,特别组织一个检查小组叫李凤翘交代问题。俗话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虽监狱亦不例外。因此,犯人中很快便流传了「李马相会」的故事。甚至说,因为值夜班都是两人一组,李凤翘与马竹英的幽会第一、二次在另一女犯的怜悯下,放了他们两马。好事不过三,在「第三次接触」时,另外一个女犯就提出要分一杯羹了。只是李凤翘不中用,那种极为紧张的偷情,对他来说,一个已应付不了,岂可枪挑两巾帼?只好哀哀告饶,请求「宽大释放」。

事情究竟是怎么暴露的?原来,马竹英的肚子大了。怀孕三个月后,终被检举揭发出来。

老干部承担小生命降生

幸而,负责女犯管教工作的指导员严素清是一位老干部,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承担了责任。除了自己向公安厅劳改局写了检讨报告之外,还提出建议,由狱方另在监狱附近的林家院乡下为马竹英租屋一间,一切费用监狱负责,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严素清的论点是:这是一个错误的情况下劳改工作出现的错误,但新的生命没有错。后来听说生出来是一个男婴,交由公家的育婴组织去扶养。这孩子如果健康成长,现在也该大学毕业了。

女干部偷情献身留队

犯人固然有性饥饿的问题,干部中同样有。一位湖南籍的女干事,就不惜献身给留队人员伙食团的管理员董家彦。这件事直到「文革」到临,在留队人员中开展政治运动才揭发、交代出来。这个夜莺的丈夫死得也奇特,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以木工车间主任之尊,在一个没有月光的黑夜,跑到监狱苹果园偷摘苹果,不慎失足跌落粪水池中淹死。

我常常被朋友问起,国民党的牢和共产党的牢哪个牢比较好坐?我的答覆是:从管理制度看,共产党的牢要好坐一些,因为它基本上按制度办事,不像国民党的牢有黑金之手渗入。但共产党的牢剥夺人知的权利,实行新闻封锁,大搞思想控制,更不要说像柏杨在台湾绿岛可以著书立说了。而且一般坐的时间太长,人们要活着出来很不容易。特别是遇着一些满脑子充满极左思想的干部,有时候会产生生不如死的念头。追根溯源,问题出在党性压倒人性的列宁主义上。而列宁主义不仅是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也是邓小平的指导思想,如今还是中南海当局的指导思想。中国人什么时候摆脱了列宁主义的幽灵,中国这个民族也才能得救!

大杀人时差一点就被送上刑场

●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
● 死是等闲生也得,拟将何事奈吾何。──唐元稠<放言五首>

以中共的提法所谓「解放」,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北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起,中国大陆就解放了。自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一年二月,这一年零四个月时间,主要进行了政治布局、军事扫荡和经济整顿,从三个方面希图找到稳定政权之路。

到了一九五一年二月,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在二月廿一日正式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一共廿一条。由于一九○五年袁世凯当政时日本提出了廿一条,给中国人民的刺激太深,人们看到共产党提的镇反廿一条,自然产生一种连锁反应──怎么又是廿一条?

对我个人来说,廿一也是一个敏感的数字,一九四九年自东京经香港回昆明,一下飞机就被捕坐牢,正是十二月廿一日。现在,中共不仅制定了廿一条,而且选在廿一日公布,天下的事就有这么巧,你越有忌讳,忌讳的东西就越冲着你来。

准备杀人监狱加强管理

监狱里为迎接全国大镇反,采取了逐步收紧的措施,当然有些措施囚犯看不到,看得到的是,首先把原来按「以毒攻毒」原则起用军统特务担任监舍的管理员、服务员,一律收监。整个监房全部由解放军管理,规定囚犯有任何事包括解大小便,要请求开监房的门,都要喊「报告大军」,由值班的军士开门、关门。

其次是取消家属送饭,一律吃牢饭。沈醉和我及三中将戏称的「将王餐」也同时取消。五人各归各号,并规定我们,自当日起,即使互相遇见,也不准打招呼。原来准许囚犯晚饭后可以到操场散步、甚至打篮球,也统统取消。

原来,一大早、甚至天刚亮就有囚犯纷纷跑到大操场一端的大厕所解便,不分排道、监房,先到先蹲;镇反开始后,也规定要一个排道、一个排道地集体解大便,限制每次四十人蹲四十个茅坑,只准五分钟就要「完成任务」,一听哨子响,就得揩揩屁股、拉起裤子,让第二批人去解。

这听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荒唐事。但实践证明,人适应环境的能力,真是无穷大,可以创造奇迹,向一切不可能挑战。

最初一两天,还听到有人向管理的军士请求宽限一两分钟,因为时间实在不够用。几天之后,但见每四十人排队一批批地走向茅坑,背对背分两边蹲下,不要一两分钟就听到霹雳啪啦一阵粪便入坑声,不能不佩服「人为万物之灵」。

强迫学习镇压自己条款

「镇反」运动开展前,规定每晚学习监规纪律两小时,而镇反运动展开后,则改为全天学习。除了上午十时、下午五时两餐饭之外,就是围着镇反条例廿一条谈认识、谈体会。已经谈得无话可说了,还得深入再深入。
中共自认为革命政党,把所有反对它的个人和团体一律视为反革命,根本不承认有政治犯。在他们看来,承认政治犯是资产阶级的假民主,而对无产阶级说来,「镇压反革命是人民民主国家所必须对人民负责完成的根本政治任务」(见一九五一年二月廿二日北京《人民日报》社论)。而且用毛泽东的话来强调:「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因此,在镇反条例中,从第三条起,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直到第十五条,都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有的只是提法改变一下,定为处无期徒刑或死刑。最轻也要处三年或五年徒刑。

不仅条例突出从重,而且在第十七条中规定「犯本条例之罪者,得剥夺其政治权利,并得没收其财产之全部或一部。」

学习镇反条例的同时,还要学习中共中央讨论书记彭真有关镇反的报告。最莫名其妙的是彭真引用所谓责备共产党宽大无边的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其实这是一句反讽,彭真却把它作为镇反的舆论依据,结果就是杀人越多越好。

在安排所有囚徒学习镇反条例廿一条后,监狱当局毫不隐瞒地向被囚者表示:现在全国开展镇反,这也是对你们的一种考验。你们最好放规炬一点。并抓紧时间,交代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争取减轻或免予处刑。

最残忍的,可能也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就是被杀者在被杀前要根据官方公布的条例,一一「对号入座」,说明自己该死,有的还加上一句「非杀不足以平民愤」。毫无反抗意图,而是引颈就戮。这反映无产阶级专政它就能凭恐怖造成这种完全违背人性的局面。

五一年大镇反,昆明是三月三日开始的,人称「三三镇反」,当时为了教育群??,实际上是吓唬群??要规规矩矩接受无产阶级专政,除零星枪毙人外,每周六或周日举行一次镇反游街示??。把要杀的人,五花大绑,背后挥上一纸糊的标子,上写反革命分子,由军警押解,平均两人押一人,站在敞蓬大卡车上,车队最前一辆车高悬毛泽东语录:「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还由军乐队引导,沿途吹杀人军号。

当时,昆明监狱尚在市内钱局街,第二年才迁往西郊,因此,在押的人在监房内都能清晰地听到:「哒,哒哒底!……哒哒底哒哒!哒哒,……哒底哒,底哒哒哒,哒哒哒!」的号声,不约而同地说:「杀人号响了!」
从三月三日起,光是从钱局街监狱拉出去枪毙的人,每周三十六个,几乎成了规律。而三月三日第一批枪毙的,原来和沈醉及我五人一块吃饭的国民党三中将柏天民、唐宇纵、罗春波都无一幸免。通常是枪毙人的早晨才张贴出布告。群??围观后,如发现自己的亲人在布告上,就要准备到黄土坡刑场收尸。有些家属和街上的小孩还跟着敞蓬大卡车跑。这些具体情况是我释放回家以后才得知的。

待决之囚表现从容镇定

镇反期间,特别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待决之囚表现的从容、镇定,毫无张惶失措的样子。只是在监方加强管理,如解便排队并严禁互相交谈的规定宣布后,我发现了一种情况,即大多数人都穿上了各人自己的新衣。

原来,监方对在押者穿衣并无明确规定,什么衣服准穿,什么衣服不准穿,从未提及。而发的囚衣,只是每人每年一套单衣裤,每两年一件棉衣,如此而已。平日大家都是补钉盖补钉地穿。镇反风暴到来时,忽然之间,各人都把初入监时带进的衣服不约而同地穿出来了。中山装、西装、夹克、大衣、毛衣、甚至罗斯福呢的军装,都一一出现。这意味着,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迟早是要被枪决的,还爱惜什么衣服,反正都要充公的。
「心有灵犀一点通」,本来是李商隐写男女之情的名句。牢狱生活告诉我,真能体现这句诗的神髓的,只有彼此都是待决之囚才反映得特别深刻。

人的眼睛会讲话,也是在镇反高潮时发现的。当头一天听到杀人号吹过,第二天在操场排队等候解便时,但见人们互相用眼睛打招呼、说再见。有的是一睁一闭,流露一种凄凉之情;表示说:来生再见!有的眼露微笑,表示好好保重,不要难过。有的则怒目圆睁,反映胸中充满愤恨。也有的邪着眼露出鄙视的眼神,表示没有什么了不起。曾任中央社总社编辑部主任、昆明《中央日报》社长的钱沧硕先生穿了一件蓝布大褂,曾任中央社昆明分社主任及云南省新闻处长的潘仲鲁先生穿了中山装不约而同地向我打招呼,沧老特别把眼镜取下来,微微点首,藉示道别,从此未得再见,潘仲鲁兄两眼紧闭,还用手托着下巴。出狱后得知,钱、潘两位是三月中旬同日受难的。

当时,枪毙人都是凌晨四点多五点,由值岗的卫兵走进监舍的排道对准每个门洞喊「某某号收行李」。大约十五分廿分钟开门,让你自己背着行李出来,在岗位上集合,然后押上卡车到指定地点听候宣判;宣判后游街示??再枪毙。因此,有的人睡不着就竖起耳朵听,只要听到喊「某某号收行李」,就知道又「走」了一个。

杀四○九却错喊四○六

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我在睡梦中突然听到喊「406」!一翻身爬起来,就向门洞张望,因为监房是不关灯的,所以模糊看到一个戴军帽的头对着我下命令:「406收行李!」

「五雷轰顶」是旧小说里的字眼。我当即感觉好像轰的一声炸雷从天而降,似乎一股特大的气流当顶压了下来,一下震昏了。接着,产生了一个意识:难道就这样完了吗?自己给自己的答案是不行!不能这样死掉。于是鼓起勇气,高声大叫:「报告大军!」

很快地,一个军士来到监房,冲着门洞问:「叫什么?」我说:「我是406,报告大军,恐怕是弄错了?」他说:「错什么,叫你收行李,你就收行李。」我大声说:「我还没有结案呢!」意思就是案都没有结,怎么就要上刑场?

我一面收行李,一面想到老婆、孩子,不禁悲从中来。

所有同房的人全都醒了,有的还乾脆坐起来,看我卷铺盖,但一点声音都没有。真正做到了死寂。

大概过了十分多钟,听到排道里又有脚步声了,脚步声中止在我的监房门外,原来叫我收行李的那个军士,重新发出了命令:「406,铺盖打开继续睡觉。409,收行李。」说罢,就离开了。

但见409一骨碌爬了起来,他的愤怒不是对着监狱执勤军士,而是对着我,用手指着我说:「你,你,你,……。」

我向他表示:「我知道我还没有结案,我只是说,恐怕是弄错了。我绝没有意攀扯你呀!」

这时,405号开腔了!「409,你也可以报告呀!」过去被称为沈胖子的原空军第五路副司令沈延世为了打破僵局,提出了他的建议。

于是,409大声喊:「报告大军!」岗位上回应很快,原来给他下命令收行李的军士又来到门洞外,409说:「报告大军!我也是搞错了。」对方很乾脆:「没错,你不是叫沈焕章吗?快收拾你的行李。」话还未讲完,但见沈焕章一下就瘫在床上,泪如泉涌。整个房里再度出现一片死寂。

还是409打破了沈默。他坐起身来跟我说:「老陆!黄泉路是不好走的。我连袜子都没有一双。你的袜子能不能给我一双?」

我连说:「当然,当然。」一面选一双长筒袜递给他。

沈焕章穿好袜子,背着行李准备走出监房之前,最后的话是:「我只有一桩心事拜托同房的各位,今后不论哪位有机会到台湾,请设法告诉我太太,我是什么时候走的。」

原来,沈焕章随国府机关撤退,事先把太太、儿子送到了台湾。他原定十二月十日自昆明飞海南岛转飞台湾,那知倒楣偏偏遇到卢汉十二月九日宣布「起义」。从此变成了阶下囚,并冤枉送了性命。本来,监规规定是不准互谈案情的。到了镇反运动开展后,大家巧妙地藉「联系实际」暴露了案情。沈焕章是青海人,研究藏传佛教,认识了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大师,曾护送班禅入藏,任顾问兼无线电总台台长。被捕前最后的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第二处处长,就因这个身份被划为特务。审讯人员所持的理由是,所有军事部门的G2都是搞情报的,为什么独有沈焕章例外。因而指他坚持反动立场拒不认罪。事实是当时的西昌行辕主任贺国光认为,西昌地处藏族地区,为了表示重视民族团结,第一处按例主管人事、总务,第二处就管民族事务。而把主管情报改为第三处。谁会想到这一番对藏族的好意,竟使沈焕章蒙下白之冤而送命。

新新闻联系上了沈太太

我一九七八年自昆明经北京到了香港,一九八○年访问台湾,和老友蒋纬国将军重逢吃第一餐饭时,就拜托他代寻沈焕章夫人的下落,纬国说,沈太太的姓名都不知道,相隔数十年,要想找到她,只有靠上帝了。不过,他愿意尽力而为。当时,受命临时监视我的安全局沈处长在座,也表示愿意尽力。

一九八二年我因一篇<建议蒋经国先生不要连任总统>上了台湾的黑名单。一九九○年走下黑名单,再度多次来台。一九九二年八月,应邀到《新新闻》和编辑部的编辑记者漫谈新闻生涯,谈到了406与409的错号,陈柔缙小姐于该刊二八三期作了报导。万万没有想到,这篇报导被沈焕章太太的朋友看到了,并转给了在基隆市立医院养病的沈太大。沈太太在这个医院当护士数十年,已退休,因瘫痪而住院。她的儿子也不幸得了精神病。她得知四十年无音信的先生的下落后很激动,写信表示希望和我见见面。我由陈小姐开车到基隆会见了躺在病床上的饱经忧患、一生苦难、年逾古稀的老太太,向她详细讲述了沈先生遇害的经过。她当时表示,对丈夫的冤死虽然很难过,但知道了下落,那怕是坏的下落,也比没有下落好。无论如何心可以放下了。

翌年,得悉沈太太病逝基隆的消息,我唯一的祈祷就是她能和睽违四十多年的沈先生在天堂见面,像他们这样善良的人,是应当进天堂的。

奉命译美国牧师自白书

回头再谈一下,当我被命令收行李上刑场时,凭什么说:「我的案还没有结呢?」这是有根据的。

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共镇反条例公布后,头脑特别敏锐的关押在监狱的人马上就断言:「共产党要杀人了。」有的还说:「要大杀特杀。」

曾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热河省主席、陆军上将孙渡,当时也关在昆明监狱。他告诉我,年轻时曾读过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镇压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第一件要做的事。

孙渡这话说了不久,他因在战犯之列,被移送重庆集中,后来与沈醉、马??等转送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

就在孙、沈、马等移走不久,云南省公安厅负责审讯工作的一位科长(后升任处长)胡殿斌找我单独谈了一次话。

他说:「镇反条例你们已经开始学了。有的犯人反应说共产党要杀人了。是要杀人。但不会杀你,因为你的案子还没有结,你的案子案情太复杂,需要到国外去调查。你来自东京,起码要到东京去调查。根据我们现在的情况,还不可能派人到日本去。过去,刘部长已经告诉过你,连派人到香港去调查,暂时都有困难,因此希望你坦白交代。你咬定回云南是接家眷,和我们掌握的材料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等,我们和你都不能急。也就是说,短期内对你还不能作出结论。现在,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我们有一个外籍犯人,他叫莫瑞斯,是美国牧师,作恶很多,我们让他写了一个坦白书,一时找不到人翻译,就由你来翻吧!」

我当即表示,我的英文程度差,如果翻译不准确,会影响案情的处理,是不是另找高手。胡当即说,就是你了,有困难我们给你一本字典。另外派两个犯人做你的助手,查查字典,抄抄写写,三人集体行动。原来是为了互相监督,我当时只能幽默地想,共产党也懂「三人行,必有吾师焉」。
所幸派来的原来是彼此已有接触的「窗友」(铁窗之友也)。一个是空军上校徐应鹏,一个是陆军少校董坤维。坤维是云大前身东陆大学创校校长董泽、雨苍先生的长公子、云南都督唐继尧的外甥。军校毕业后,在军队工作一段就弃武就文,在昆明一家美术社搞设计,也被天翻地覆的大风暴卷进了监兽。

监狱交下翻译的莫瑞斯的《自白书》(Morris,My Confession),写了厚厚一本,可惜他的名字已忘,只记得姓氏,是美国奥克拉荷马(Oklahoma)人。他先被派到云南丽江一带传教,深入纳西族人社会,除传播基督教义外,在帮助发展纳西族文化、特别是对纳西语文拼音化作了一些贡献。在医疗卫生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

他的问题,据他自己交代,主要是男女问题。在一九五○年监狱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时,就发动一个名叫鲁殿光的女大学生,在犯人大会上揭发了被莫瑞斯诱奸的经过,而且绘声绘影。莫瑞斯在《自白书》里也坦陈了这件事,并交代了和一位马县长的两个太太发生了男女关系的经过。马县长是国民党的官,共产党接管大陆后被捕劳改,两个太太生活无着,依靠教会,并替教会工作,结果为莫瑞斯所乘。莫瑞斯作为一个牧师,起码是背叛了耶稣基督,违犯了十诫。他大概在镇反高潮过后,就释放回美国了。

八十年代初,我有一次由美西飞美东中途在奥克拉荷马小停,还一度泛起打听莫瑞斯下落的念头。

空军英雄的受难

●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元《合同文字》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曹雪芹

一九五○年的春天,监狱里忽然来了中国空军的四条汉子。其中三个都钉了脚锢,沈延世,是杭州笕桥航空官校第一期毕业的,被捕前任空军第五路副司令,他戴的镣最粗,总有十多公斤重;张俊位和徐应鹏分别是航空官校二期和四期毕业,分任空军第五路司令部补给处中校处长和作战处上校处长。徐应鹏在抗日战争中「八一四」与日本空军空战中立功,后来在一次空战中全身被烧伤,跳伞得救,是一位空军英雄。他和张俊位戴的镰比沈延世要细一些。另一个是空军机械学校出身的王秉立,被捕前任空军昆明航空总库库长。

由于他们身穿的空军军官制服比较讲究,气宇也比较轩昂,再加上三副铁练在脚上,走起路来铛铛锵锵,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按监狱规定是不准谈各自的案情的,而我因为与空军有段特殊的渊源:妻子杨惜珍曾在空军医院任牙科医生,我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也认识,特别是与蒋老先生的专机驾驶长兼空运大队长衣复恩是好友,对空军有一种特殊感情。加上新闻记者职业本能的反应,很快就和他们有了沟通,了解到他们的情况。

原来,沈延世是在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决定投向共产党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的当晚就与其他六名国民党要员李弥、余程万、李楚藩、沈醉、童鹤年、石补天,一齐在卢汉客厅中被捕的。共产党接管云南政权后,把他送到共产党处理国民党被俘官兵的一个组织「解放大队」去审查。徐应鹏也和他同在一处,他们知道今后的日子不会好过,而且家眷都已去到台湾,因此非常盼望能与家人团聚。当时尚未被捕仍在昆明机场为卢汉工作的张俊位、王秉立去探望他们时,四人便商量逃走。后来由张俊位联系上一个神秘客,而这个神秘客是一个军校出身的鸦片烟商,也要逃出昆明,他得悉住在江川的保安团长王耀云决定率部叛变,脱离中共的控制,便与王约好带着这四位空军一起冲到边境,然后由这四位空军出面与在台湾的国民党空军总部取得无线电联系,要求台湾作空中支援,然后把这支队伍拉到越南去,向已抵越南的国民党黄杰部靠拢,听候蒋委员长的调遣。
这个计划按当时大陆混乱的情况是可行的。沈延世等四人于一九五○年五月廿八日按双方约好的时间,坐马车由昆明市到了市郊的大板桥与神秘客会合,那知神秘客抽鸦片烟误了事,竟晚到两小时,不要说两小时了,两分钟对于要逃跑的人都是够受的,总算盼星星盼月亮把这神秘客大烟鬼盼到了。四人搭上的旅行车经晋宁向江川方向奔去。那知车行不到两小时,车子就出了故障,怎么办?除了走路没有选择。对于几位空军来说,因为曾受军事训练,问题不大。但对一个大烟鬼来说,问题可大了。他由两个人架住向前奔,等到赶到与叛变的保安团约定的江川县城,部队早已等得不耐烦先一日开拔了。因为王耀云这一团是按计划在一夜之间把共产党派出的军代表统统杀掉起事的,必须争分夺秒地向边境挺进。为等候这四位空军推迟了半日出发,空等了几个小时,仍不见人影,只好拖着队伍狂奔。失掉与叛乱部队的联系后,四空军和神秘客决定追赶,不料追到玉溪时,神秘客的鸦片烟瘾又发了,他们一夥人住进一个马店里去歇脚,不料被人密报,当他们前进到峨山时,投宿的马店被共产党部队包围,空军英雄变成了狗熊被捕了。原来,中共占领大陆初期,打着「解放」的旗号比较得人心,加之,老百姓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一心归向共产党,因此,到处是义务情报员。从此,在监狱和劳改队里渡过了二十六年的岁月。廿六年!

一九五○年夏我们所在的昆明监狱第一次遇着杀人。

原来的国民党昆明市卫生局局长到一九四八年出任云南省参议会副议长的杨青田,在中共建政后出任省人民法院院长,他是中国人所说的「大革命时代」的共产党员,后来在「白色恐怖」大杀共产党时脱离了共产党,在「云南王」龙云的宽容政策下,得以保全性命,终于做了国民党的官。但当国民党败象毕露时,他又在云南地方形成的反蒋政治气氛下,成为进步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其是在省参议会以维护普通老百姓的利益相标榜,处处设法抵制蒋介石的徵兵徵粮政策,而继龙云出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卢汉,为了保持云南的所谓「边陲的特殊性」也乐得对亲共势力做顺水人情,因此杨青田等的活动一直持续到卢汉在昆明易帜。

中共接管云南后,杨就被任为省人民法院院长。到了中共决定对全省的骚乱和金融市场的黑市予以严重打击后,杨就被派为「高级刽子手」的角色,由他召集全体在押犯人讲话,明确宣布「为巩固革命秩序」,「依法判处朱文高和吴云□死刑立即执行」【析世鉴:□字,上为「广」部,下为「娄」;下文「吴云□」,均同此。】。

朱文高是昆明老福源金店的老板,他因有一个弟弟朱志高在龙云下面做警卫营长而比一般金商有名。中共入城初期,金融极为混乱,他便进行黄金和银元投机成为黑市的要角。吴云□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一个活跃的鸦片烟商,与国民党军政界都有来往。

犯人的心态本来是变态的,加上昆明市没有摆脱农业社会的痕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地交错着,好像竹篱笆一样,因此,当吴云□被杀后,犯人中很快流传着他的年轻的姓张的太太长得如何漂亮,交际舞跳得如何好的传说,把议论重心放到女人上,结论是中国的老一套观念:自古红颜多薄命。

可是,四个空军的心态,却与其他人不同,沈延世因为身体比较胖,大家喊他沈胖子,生性乐观,笑口常开,平日表现得满不在乎的样子,有时候走路时还故意把他戴的脚镣有节奏地弄出「音乐声」来。吴云□枪毙以后,他突然变得沉默了,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我暗地向他打听,他才说出被枪毙的吴云□就是帮助他们外逃未能成功的神秘客。而今吴云□既已枪毙了,他耽心下一批要杀的就会轮到他们四个空军了。如果按中共的政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他(沈延世)是最初提出外逃的,可以算是首恶,因此死期恐已不远。

我基于一种同情,也是记者的职业病作怪,便主动向沈延世作了一次「新闻分析」。

我列举四条理由说明四空军不会杀:第一,根据法院院长杨青田向我们宣布的朱吴的罪状及中共的杀人布告,所以要杀朱、吴,主要是「巩固革命秩序,打击金融投机」;而你们的逃跑目的在回台湾与家人团聚,即使说还想投奔国民党,也是未遂犯,他们没有理由杀你们。第二,吴云□的罪状中,只提到他煽动王耀云部叛乱,并未涉及帮助你们逃跑。第三,中共刚刚建政而各地叛乱??起,金融市场混乱,为了杀鸡儆猴,必要拿人开刀做典型,你们已关在监狱成了瓮中之鳖,把你们杀了,起不到任何典型教育作用,因为原来的空军除了少数的机械士,在昆明地区已经逃光了。第四,如果要杀你们,一定事先把你们分别隔离起来,不会跟大伙放在一起。朱、吴被杀前都被停止跟大家一起生活学习,而你们现在却和大家一样。所以不会太严重。

沈胖子对我的「新闻分析」表示满意,果然,在一九五一年的大镇压之后他们就被宣布判刑了,沈判十二年有期徒刑,张俊位判七年,徐应鹏六年,王秉立两年。在决定把他们送劳改队强迫劳动以前,解除了沈、张、徐三人的脚镣。沈幽默地跟我说他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中国成语「如释重负」之妙。他初脱脚镣竟有身轻如燕、飘飘如仙之感,走起路来脚打飘,大概《水浒传》中神行太保戴宗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戴着脚练穿裤子是一大坚肉,这是刑事犯人积多年经验总结出来的,中共接管后才传授给政治犯。办法是:

先套上一只裤脚,其余部分塞进镣与腿间隙内全部穿过,拉出后再全部寒一进另一镣与腿间隙内,拉出后再套脚,然后拉上,全部裤子就穿上了。
三个空军军官足足戴了两年镣,直到五一年大镇压过后判刑,才取下镣转到劳改队。从此和我音讯断绝。

一九五四年我获释回家,到处打听沈、徐的下落,五五年采知徐应鹏在昆明市郊的班庄村石场敲(搅拌水泥用的)石子,我和妻子特别买好一些日用品去看他。

他和别的犯人一起,风雨无阻地坐在露天的石场上,把石块用铁锤敲成直径一公分左右大的石子,名曰「公分石」。按规定定额每天敲好的公分石要有半公尺见方的一堆,也就是每个人每两天要敲出长宽高各一公尺的一堆石子来。劳动强度之大,简直不可想像。手裂腿破都很少完成定额。差不多天微亮就出工,要太阳落山后才收工,尤其在刮风下雨时,淋着雨敲石子简直苦不堪言。我们夫妇去看徐应鹏时,按劳改队规定,非直系亲属不能谈话,经一再要求,准许我们到他劳动的工地去看一眼,但不准打招呼。我们看到徐应鹏穿着一件补了又补的美军呢质衬衫,一条蓝布的劳改犯人的单裤,腿部缠着一些旧白布条,双腿分开,两腿中间放着一块有面盆大的石块,他正埋着头把有如人的拳头般的石头敲成碎石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把岁月敲碎,把生命敲碎。我们走过他面前仅仅两公尺远,他竟没有抬起头来望我们一眼。说明他是把全副精力贯注在碎石上。我们却注意到他苍白的脸和极度疲劳的表情,以及一副勉强撑住的骨头架子,不忍卒睹。一位抗日战争中的空军英雄竟落到如此的惨境!上帝,你在哪里?

他在班庄石场因劳动强度太大,营养又奇差,实在拖不下去,患了重病,体温总在40C左右,陷入昏迷状态。幸有一个劳改医生基于同情治好了他的病。后来我与应鹏重逢,问他怎么过来的?他说这与中国人的生命哲学有关,碰巧昆明西山有一副传诵人口的对联:

高山仰止已无路,曲径通幽别有天。

这副对联给了他启发与鼓励,虽然抬头看已无路可走,但只要发挥韧力活下去,总会发现别有天地的。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廿五日,正是圣诞节的日子,上帝显示了他的大能,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宣布凡是大陆在押的文官县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的国民党人员,全部释放,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

徐应鹏和我同时在这一天参加了中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省检察院召开的「释放转业大会」。会后叫每一个被释放的人填写志愿书,填明恢复公民权后愿意做什么。有的填做小学教师,有的填做中学教员,有的填做图书馆员,有的填做公园管理员,有的填做工人,有的填回到农村务农,也有填家人团聚的。

徐应鹏来跟我商量,他是非常希望与在台湾的妻儿团聚,又怕共产党说话不算话,万一填了到台湾与家人团聚,不获批准,今后政治运动来了,安上一个通过长期改造仍然怀有二心、企图归向国民党与人民为敌到底的罪名,岂不惨了?!因此,他经过认真考虑决定要慎重对待这件事,准备选择一条比较平稳的路,即回到江苏句容老家跟侄儿去务农,将来有机会再图与妻儿团聚。

我告诉应鹏,这个决定万万要不得。根据大跃进以来中国农村的情况,年轻力壮的人都不见得有一口饱饭吃,你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指望挣工分是无法养活自己的。如果指望你的侄儿,他还有自己的妻子儿女,自顾不暇,将来,你会弄到走投无路,说不定会因自己做出的这个错误决定而自杀的。至于申请回台湾与家人团聚,虽然冒险,但这个险值得冒。因为这是中共公开申明的政策,他们不好意思自食其言,而且这是一个对台湾统战的手法,中共并非有爱于国民党在大陆上的这批文武官员,但他们要做样子给现在台湾的国民党官员看,所以信守诺言即按政策规定办事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就你本人说,既然有了这个机会而放弃,将终生懊悔。退一万步说,即使因要求家人团聚今后被批斗也是值得的,因为至少无愧于心。总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应鹏经我一番分析,他终于把回句容务农的决定取消,回转头来考虑我的建议了。就在他考虑申请回台的夜晚,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半夜里见我起床到后门外去小便(我们睡在一间大房子里)他也跟了出来。我问他考虑好了没有?他摇摇头,这时,明月如镜,大地一片银白色,映着我们两个黑影,我非常严肃地跟他说:「应鹏,我送你一句话──过了此山无鸟叫。你好好躺在床上想想吧!」

第二天清晨,大夥都起床,在洗脸漱口的时候,应鹏告诉我:「大声,我想通了!今天就填表申请回台湾。」

不久,他的申请得到批准,在云南全省一千多释放的人中引起轰动。而他本人几乎是在申请批准的同日,接获他的女儿徐南屏从美国德克萨斯州阿灵顿市写来的信,告知他的妻子张乐民已到了美国,希望他也能到美国团聚。他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共有关部门,也很快得到同意。先赴北京再转香港。临行前他特到我家辞行,表示对我们的友谊终生不忘。

也就在徐应鹏与家人团聚的喜剧上演的同时,发生了沈延世抱恨终天的悲剧。沈比徐年长资深,生活阅历比较丰富,考虑问题比较复杂,更加上他在小龙潭煤矿劳改时遇到了一次「诈监」,在一个深夜,所有监房的犯人,同时惊叫起来,似乎要一起冲出监房的样子。有如旧时军营里的「诈营」(台湾叫闹营),也就是睡在一个军营的士兵半夜三更同时惊起,冲出营房,到操场怪叫,遇有富有带兵经验的军官,高声叫一声「立正!向右看齐。」就可促使大家肃静下来,恢复理智,然后依照命令回营睡觉。
小龙潭煤矿劳改犯的「诈监」,弄得管理人员非常狼狈,他们惊惶失措之余,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待这一事件,由于沈延世身为国军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为全煤矿几千劳改犯中官阶最高者。加之他平常为人比较随和,犯人之间相处,表现比较轻松,有时还讲一两句笑话,于是,共产党干部以阶级分析方法,便认定「诈监」事件为沈策动,且曾将他解往云南开远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判处死刑。后经上级法院调查了解,确系一种莫名其妙的群体自发的下意识反应,才不了了之。

但是,这一下,不仅是沈胖子被折磨得变成了沈瘦子,而且吓破了胆。因此,在劳改后期,处处小心谨慎。

当沈延世听到煤矿政委向在押的国民党高中级人员宣布一律释放转业,愿意去台湾的可以去台湾时,他第一个反应是:此中莫非有诈?根据以往劳改二十六年的经验,不敢相信共产党会容许像他这样的人有自由选择。甚至认为很可能是再一次的一如五七年「反右」、「引蛇出洞」的阳谋。因此,他来个将计就计,在小龙潭煤矿举行的释放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宽大处理,让他恢复公民权,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他表示,受了共产党这么多年的教育,已认识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光明前途。他愿留在大陆,贡献自己的余生。云云。

沈延世的这一表态,得到共产党干部的大会表扬,于是抓住他作为典型,向大家宣布这是在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和党的劳改政策的教育感召下,真正改造好了的表现。

就在沈延世得到表扬后的一个星期,他获知徐应鹏申请到台湾与家人团聚已得批准的消息,在极为震动之余,槌胸顿足,大骂自己该死!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只好破釜沉舟地孤注一掷,向共产党干部坦陈过去表态愿意留在大陆,是假的,是不相信政策的表现。实际上他的心是在台湾,连作梦也梦见台湾。他所以隐瞒真意,编造假话,主要是错误地吸取了过去的教训,特别是「诈监」那次吓破了胆。请求人民政府体谅他全家在台湾已盼望团聚二十多年,准援徐应鹏例,批准他去台湾与家人团聚。

结果,不但没有批准,而且,在大会上被批判了一通。共产党的干部指出,像沈延世这样的假改造,不老实,是反动本质的表现。证明他是国民党的孤臣孽子。证明毛主席的教导的正确,也就是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沈延世必须留在国内继续改造。根据政策,遣送他回浙江绍兴原籍,希望他能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

老沈抵达杭州后,写信到昆明给我,说这是他一生遭到的最大的打击,比五一年在昆监被宣判为有期徒刑十一年的打击还要大。他之所以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除了历次政治运动已经使他变成「惊弓之鸟」外,再就是缺乏一个可以说知心话互相商量的朋友。而徐应鸥因有我就近商量,得以如愿以偿。

根据他的情况,少年时期就离开了绍兴农村,而且,自从离开就没有回去过,如今这么大的年纪,要他回农村去自食其力,无异死路一条。他考虑到他的问题是云南方面处理的,现在唯一的盼望就是云南能够通知浙江,请浙江方面从统战角度考虑,准他留在杭州,像曹天戈(最后一任国军第八军军长,曾关押于昆明监狱)一样,在浙江省政协作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他知道我已回到云南政协,请我就近代他反映一下他的困难。

就在这封信发出不久,曹天戈以「同窗之友」的情分给我来了信,告知沈延世以心脏病突发而。我了解他是急死的。他的死,使我对命运有了更深一层的感叹。命运之捉弄人,有时实在太残酷了。

张俊位和徐应鹏一样,填的志愿是回台湾和家人团聚,中共批准经香港转台湾。但在他之前申请回台的十个战犯,都遭到碰壁,台湾当局拒绝入境,导致一位叫张铁石的在香港富都酒店自杀。原来,张的儿子在华航工作多年,为其父申请入境,有关方面已经同意,张乃对中共方面不告而别,由九龙的兰芬酒店转到与台湾关系深厚的徐亨开的富都酒店,准备入台。那知台湾方面因无人敢在批文上签字,造成谁也不愿负责。而香港方面的居留期已到,张铁石又不能回头跟其他仍和中共方面保持联系的释放战犯一起到香港移民局去办延长居留签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有自杀。自杀后,香港舆论大哗,台湾方面由于感受压力,才派张的儿子到香港认尸,且举行记者会;形成与大陆方面争夺一具尸体,落得「活人不要、要死人」的批评。

张俊位本人,幸亏他的女婿也是蒋家孝字辈的,在总统府工作,通过走后门算是得准回到了台湾。但因劳改期中身心受到摧残,而到港后申请入台,迟迟不获批准,心急如焚,坐卧不宁,他跟我说,比坐牢还难受。实在不能理解,一生为党国拚命,只是偶然的事件,卢汉叛了国民党,自己落到共产党手里,长期坐牢,好不容易从监狱里出来,要求回台湾与家人团聚,台湾当局居然不准,怎么能使人不生气?他毫不含糊地说,他的病主要是气出来的。后来,依靠女婿和女儿的努力,得进台湾,临行在香港和我握别时,他非常伤心地表示:「看来,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我祝福他和家人团聚后逐步恢复健康。事实上,回台不久就辞别人世了。

徐应鹏在经港赴美时,向台湾申请过境台北探望一下儿孙,台湾当局不但不批准,相反地还延缓了应鹏大儿子一家人赴美的时间一年多。应鹏夫人张乐民幽默地说,大概是要给我们一点惩罚。应陇本人脾气极好,从不动怒,为此也忍不住骂一声:「毫无人性!」

政治这玩意儿,究竟有多少人性,本来就很难说。

更悲惨的是,所有要求从大陆回台湾的人,到达金门以后,全被国民党方面集中在外岛施行秘密的管训,勒令「交代问题」。共产党是规定任何一个政治犯,他们称为「反革命犯」,都要从八岁起作详尽的书面交代。而被释放返台的国民党官员则被国民党当局勒令交代被囚禁的全过程,而且要经过无数次的名为谈话、实为审讯的拷问。其实,两边都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国民党、共产党都是依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所以,我称他们为「难兄难弟」。这一套专政的把戏,说「一丘之貉」也好,说「难兄难弟」也好,总之,中国人同时经历了「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的考验,也许正是上帝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惩罚!

◆ ◆ ◆ 【以上内容完】 ◆ ◆ ◆

以上《红牢余生记》,标题为【析世鉴】制作组所拟,是以《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台北: 时报文化;1997年初版)上刊同名各章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网际网路首发【析世鉴】。

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

风雨苍黄五十年
作者:李慎之


一样是雄壮威武的阅兵,一样是欢呼万岁的群众,一样是高歌酣舞的文工团员,一样是声震大地的礼炮,一样是五彩缤纷的焰火……。一切都那幺相似,唯一的差别是五十年前我是在观礼台上亲眼目睹,而五十年后我已只能从电视机的屏幕上感受盛况。我已经是年近大耄的老人而且身有废疾,虽说还能站能走,但是要走那幺长的路,站那幺长的时间去观礼,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最大的不同是心情,是脑子里的思想,跟五十年前比,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

一九四九年我是二十六岁,临时受命去迎接据说是斯大林亲自派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那是当时唯一的外国来的贺客)。在天津迎到了贵宾,住了一夜,十月一日上午才乘专车到北京,在前门车站迎接的居然有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这样一些中国最高级的领导人。到贵宾下榻的北京饭店三加完欢迎的宴会以后,我本来应该回机关了,不料已经戒严,只得随代表团到天安门观礼。代表团的团长好象是上城楼了。其馀的人就由我们陪着在临时搭的西观礼台就坐。这样就从三点钟一直呆到十点钟。虽然几乎长达一整天,却是并无丝毫倦意,整整七个小时都是在极端兴奋中度过的。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阅兵式,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礼花,这样几十万热情的人群。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声音,甚至他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名单中若干委员的名字的声音。我不断回忆从延安走到北京一路的经历,回忆自小从启蒙到觉悟到三加革命的一切。我竭力想把当年的种种感受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也想起不久前政协会议通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铭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而热泪盈眶。想到毛主席十一天以前在政协开幕辞里讲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惊叹他说话总是那幺简洁,那幺有力,那幺响亮。但是,想来想去竟是 “万感填胸艰一字”,只能自己脑子里不断重复“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文字所能表达的”这样一句话。这种感情,到九点多钟广场上从匈牙利三加国际青年联欢节回来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带领着北京各大学学生涌向金水桥,向天安门城楼上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达到顶点。

我曾经长期感到不能理解“毛主席万岁”这样的囗号,但是这个时候我似乎理解了,接受了,我自己也想跟着喊了。

我自以为决然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感情结果还是有人表达出来了,他就是胡风。“十一”以后大约一个多月,《人民日报》就连续几期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他歌颂人民共和国的长诗,虽然我已完全记不得它的内容,但是却清楚地记得它的题目:《时间开始了》,甚至记得这五个字的毛笔字的模样。

时间开始了!我怎幺就想不出这样的文字来呢?时间开始了!我完全了解胡风的思想和心理。决不止胡风和我两个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门广场的每一个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从此彻底告别过去,告别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旧社会,告别落后、贫穷愚昧……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路,新民主主义的路,而后面还有更神圣的事业呢,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以后还要建设毛主席说的“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世界上只有苏联现在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有苏联作样板,我们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一定可以不久就赶上苏联,与它并驾齐驱,然后再把全世界,--甚幺美国、欧洲、印度、非洲……都带上由社会主义而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去。

时间开始了!我历来是不怎幺赞赏胡风的才气的,但是这一句话是神来之笔,怎幺偏偏是他能想得出这样的绝妙好词来!

我绝对想象不到,而且可以肯定胡风也绝对想象不到的是,不到六年以后,他竟被毛主席御笔钦点为“国民党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子,从此锒铛入狱,沉冤莫白者垂四分之一世纪。一直到一九八八年,也就是胡风去世三年之后,这个案子才得到最后的昭雪平反。

我当时绝对想象不到的还有,八年以后,从来没有成份问题,也与历史问题无缘,而且一贯被评为“模范”的我自己,竟被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右派分子”,照毛主席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反革命”,称右派分子不过稍示客气而已。

“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居然应验到了我身上!然而这还仅仅是开始。除了一九四九年的开国大典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九年的国庆。十年大庆,二十年大庆,我都在劳改中。三十年大庆,我记得没有举行。一九八九年的“十一”是四十周年大庆,那时距“六四”不过四个月,五月十九日下的戒严令还没有解除。北京的外国人几乎走光了。旅馆的空房率在百分?坐K九十以上。国庆那天白天是不敢有甚幺活动了,晚上则我以犯严重错误之身还有幸应邀三加在天安门举行的联欢晚会。凡出席的人都先要到机关集中,然后再坐小巴去会场,一路上要穿过许多大街小巷。我已久不出门,那天晚上才发现北京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灯火黯然,而且行人绝迹。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小堆六七个人坐着打扑克。人家告诉我,这都是“公安”的便衣。只有进入劳动人民文化宫转到天安门广场,才可能看到耀眼的灯光和盛装的男男女女。在观礼台上倒是见到了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大家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只是默默地观赏烟火,广场上的歌舞实际上是看不清的。四十年来,真是风狂雨暴、苍黄反复,不知有几个人曾经预见到。

现在是又十年过去了。国家似乎又繁荣了。就为准备这次国庆,据说就花掉了起码是上千亿的钱,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华。希特勒死了,斯大林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的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想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但是它国小民穷,因此这两天报上登的外国反应大概是可信的,那就是“国庆盛典、世界第一”。

观看庆典的群众肯定是高兴的,这样的大场面,人生那得几回逢?就是练队练了几个月,到正日子还要从凌晨站起一直站到中午的学生也一定是高兴的。小孩子、青年人最可贵的就是永远不败的兴头,不管多苦、多累、等得多久,多单调,只要一踏上天安门,就是一辈子的幸福了。

庆典的标语和彩车所展示的,电视上与报纸上所宣扬的,这五十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整个历史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

许多最重要的情都被掩盖了,埋藏了。五十年前,为了向天下宣告新中国建立后的大政方针。毛泽东写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很重要的一段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最初读到的时候,心头不免一震。但是马上就想,这不过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宏大气魄表达马列主义的一条原理而已。一直到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我才看到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后若干年,再回想在西柏坡的时候,听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敢于胜利”,“要打到北平去,打扫龙庭坐天下”;又再过若干年,听到毛主席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才憬悟到,其中有一个贯通的东西,有一个规律,那就是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角H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H腐败”。而那是我在开国的时候不但理解不了,而且想象不到的。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宣告不能“施仁政”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几乎没有间歇过。这些,按马列主义理论来讲,还算是针对阶级敌人的,但是一九五五年四月的潘汉年案和五月的胡风案(还未提至今没见人说得清楚的同年二月的高饶案)就已经反到自己的营垒里来了。偏偏就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发生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的事件,随之发生了柏林事件、波兹南事件,冲激波扩大,在下半年又发生了波兰、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觉得大势不好,又运筹帷幄,定计设局,“引蛇出洞”,在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公开宣布“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下半年就发动反右派运动,无端端地打从人民内部“挖”出了五十五万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右派分子。然后,乘反右胜利的东风又在一九五八年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运动,三年之内饿死了几千万人,为大炼钢铁而剃光了不知多少个山头,中间又为给大跃进鼓劲而在一九五九年发动了“反右倾运动”,反到了开国元勋、建军元帅张闻天、彭德怀这样的人头上。以后又因为伤害的人实在太多,经济实在太困难,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出来为毛打圆场,弥补一下错误,搞了一个三年调整时期,元气才稍有恢复。偏偏毛又怕把柄被人抓住而反戈一击,从一九六六年开始了大革一切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时间长达十年,当时八亿人囗中受牵累而遭殃者竟上了亿。斗争的矛头越来越转向内部,从刘少奇直到林彪,最后,刀锋甚至直逼现在已被某些人讥为“愚忠”的周恩来的头上,只是因为周毛先后谢世,斗争才没有来得及展开。

因此到一九七六年为止,共和国几近三十年的历史都可以说是腥风血雨的历史。毛主席一生的转折点就是胜利、建国,而是作为新中国的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从一九四零年开始就宣传了十年的“新民主主义”从来就没有实行过,毛主席后来说社会主义从建国就开始了。当然物质建设总是有进步的,几千年前埃及的法老还造了金字塔,秦始皇还筑了万里长城呢,何况人类的技术发展已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也已经搞了一百多年。

由一九七九年开始的邓小平时代靠着前三十年在毛泽东的高压统治下积聚起来的反弹力总算把这种高压冲开了一个缺囗,冤假错案平反了,经济活跃了,生活提高了,私人言论也确实自由了许多……。但是每一个有公民权利觉悟的人,只能认为体制实质上并没有变化,意识形态并没有变化,还是毛的体制,还是毛的意识形态。中国人在被“解放”几十年以后不但历史上传统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

邓小平冲破毛独裁而确立开放改革的路线确实立下了历史性的功绩,然而他在十年前调动部队镇压学生却是无可饶恕的罪行,我还清楚地记得“六四”刚过,四十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老朋友的(日本)井上靖发来电报说:“镇压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称为人民政府的;开枪射杀赤手空拳的学生的军队是不能称为人民军队的。”

遍及世界的谴责者还不能理解中国人民更深沉的痛苦:“六四”的坦克不但射杀了弄不清有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同时还压杀了刚刚开始破土而出的中国人民觉悟的嫩芽。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此几乎销声匿迹了。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表示过要改革政治体制的意图,也提出过一些很好的意见。但是“六四”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就完全停摆了。当局虽然有时也还说几句政治改革的话,如要实行“法治”之类,但是既然领导一切的党可以高踞在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独立,这样的话也就无非是空话而已。这就是为甚幺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后,经济改革虽然大大红火了一阵又归于蹭蹬不进的原因,更是民气消沉、人心萎靡的原因。

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三十年的极权专制,本来是中国脱胎换骨,弃旧图新的最重要的契机,也是权力者重建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或曰正当性)的唯一基础,可是在“六四”以后,竟然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十年来当然也出版了不少有关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的书,然而大多成了遗闻秩事,缺乏理解的深度,谈不上全民的反省,更谈不上全民的启蒙。

难道是中国无人吗?不见得。这主要是领导上禁止人们知道,禁止人们思考造成的。当局一不开放档案,二不许进行研究。它的代价是全民失去记忆,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在我们这一代是昨天的事,在今天的青年已懵然不晓,视为天方夜谭。掩盖历史,伪造历史,随着这次五十周年的大庆的到来而登峰造极。五十年间民族的大耻辱,大灾难统统不见了。这些大耻辱、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明明是毛泽东,但是一切罪过却都轻轻地推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直认不讳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几十年间月月讲,天天读的都是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指示,现在要把他一床锦被遮过,遮得了吗?别忘了: “莫为无人轻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

积重难返,二十年前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有何等困难?然而在这方面出过大力,立过大功,而且按照中国宪法曾担任过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胡耀邦、赵紫阳,连名字都在五十年的历史上不见了,甚至也当过两年“英明领导”的华国锋也不见了。历史剩下的只有谎言,然而,据说我们一切的一切都要遵从的原则是“实事求是”。

我们的导师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是一天也不能离开理论的研究的。”而我们居然生活在谎言中。没有理论的指导,我们又怎幺能进行改革呢?

日本对中国发动了那幺残酷的战争,犯了那幺大的罪,然而拒不忤悔,还要赖帐,装得没事人一样,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人的谴责。照说中国人对自己折腾自己的错误应该更加自知忏悔了,却并不。难道东亚民族都没有忏悔的传统和品格吗?

这次国庆还有一个极度夸饰之处,就是各种宣传机器都开足马力夸张中国的国力,甚至夸张中国的国际影响。《尚书》上说:“满招损,谦受益。”在中国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以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本来已经得到满足,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若不防止极端民族主义而放任它发展,实实在在是十分危险的。

今年不但是“十一”五十周年,也是“六四”十周年。为当局计,其实大可乘这个日子大赦天下,并且抚恤受难者,这样不但可以收拾全国人心,给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建立新的基础,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使中国的改革有更好的外部条件。然而他们竟视若无睹,轻轻放过。另外,就在今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法轮功聚众与打砸美国使馆两件事已足以证明党和政府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天之示警,亦已至矣”,然而我们的领导人却置国计民生于不顾,是事与愿违。

今年还是“五四”的八十周年,然而?坐郊|"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囗号,还有“个性解放”的目标并没有达到。今年上半年发生的“法轮功事件”既说明了科学精神在中国还远未养成,也说明了民主也没有在中国出现。处理法轮功的手段用的完全是毛主义的老一套。我完全不信法轮功的那一套,但是我坚决反对对法轮功的镇压。我知道同我想法一样的人是很多的。然而在各种各样的舆论工具中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民主和法治在中国是怎幺一回事了。

不论现实多幺令人沮丧,我还是抱着十年前由千家驹老人提出的“和平演变(或曰和平进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简单,不是和平演变,那就只有暴力演变或者暴力革命了。我这样的人已经三加过一次革命而且尝到胜利的滋味了。但是五十年的经历使我不得不认同三千年前伯夷、叔齐的话:“以暴易暴,未知其可”。全人类的历史都证明了人类的进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战争或革命很少能带来真正的进步。

因此,世人称赞的邓小平的“渐进主义”,我是赞成的。甚至在他进行“六四”镇压,我在明确表示反对因而获罪之后,也还常常在心里为他辩解。他毕竟是老经验,也许有他的理由,“以中国人囗之众,素质之低,问题之多……万一乱起来,怎幺办呢?”

但是,渐进的要义是要进不要停。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船到中流,在水中打转转是可怕的。

邓小平的遗训是“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确确实实需要稳定,但是,套毛泽东的一句话:以坚持改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停滞倒退求稳定,则稳定亡。

从“六四”到现在已经十年过去了。江泽民入承大宝,正位核心也已经整整十年了。虽然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无尺寸之功,但是仅仅因为“人会老”o条自然规律,他的龙庭已经坐稳了,中国已经没有可以向他挑战的力量了。如果他是一个“明白人”,现在是他可以以大手笔为中国,为历史,也为他自己建功立业的时候了。

既然邓小平能以三七开的评价对毛泽东明扬实批,给中国人大大出了一囗冤气,理顺了相当一部分政治经济关系,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开了一个好头。为甚幺你不能学他的榜样,在邓小平因为历史局限而不得不止步的地方重新起步呢?

既然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可以完全违反他自定的四项基本原则而说“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使中国经济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为甚幺你不能说“资本主义可以搞议会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议会民主”,给中国的政治改革打开一个新局面呢?

“六四”已经过去十年,邓小平也已死了两年。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不实行民主,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

我注意到江泽民现在也喜欢引用孙中山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问题在于要看清甚幺是世界潮流;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邓小平已经走出了决定性的两步,再走一两步,改革的大业应该可以基本完成了。以后的路当然还长,但是那是又一代人的任务了,是全新的任务了。

不要害怕会失掉甚幺。人民从来不会固守僵死的教条而只珍视切身的大利。只有大胆地改下去,你才能保住自己,而且保住邓小平、毛泽东和共产党。

有一个中国人自己立下的榜样,蒋经国就是在国民党□断政权六十年之后开放报禁与党禁的。十年过去了,国民党垮了吗?没有。当然,国民党要千秋万代是不可能的,变化是辩证法的铁则,对于一个革命政党来说,能完成和平交班,向宪政政府交班,就是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结局了。毛泽东早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已经预告了共产党的灭亡。在全世界现代化的浪潮冲激下,中国要开放报禁、党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能够吃准火候,抓住时机,顺乎大势,与时推移,就是中国传统中所说的“圣之时者也”。

毛泽东的名言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纪了,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着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会不会像五十年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

傅国涌:六十年,装修时代梦将尽

六十年,装修时代梦将尽

傅国涌



在鲜花、笑脸和举国媒体的众口一词中,盛典正大张旗鼓地展开。60年,一个甲子,多少的生生死死、荣荣辱辱,多少民族的苦难,多少次的浩劫都消失得干干净净,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60年来,这片大陆开满了灿烂的鲜花,男男女女都生活在蜜罐之中,绝对权力充满了荣耀的光环,一切都因着它的恩赐,一切都是它的创造,它无所不能、笼罩全地,它主宰万物苍生,生杀予夺,并用一切大话、谎话、极尽好听之能事的好话装饰起来,铺天盖地,日日夜夜地重复,谎言重复一万遍,于是就自以为成了绝对真理,至少在愚昧者眼中看为真理。

60年,一个王朝的60年庆典越来越近了,举世罕匹的阅兵式,用狭隘民族主义点燃起来的那种热情,都将铺开。王朝将骄傲地展示自己60年来的成功,60年来的辉煌,60年来的无往不胜,60年来的一贯正确、继续正确。在绝对权力的手里,历史真的像一团柔软的面粉,可以随意拿捏。60年来,这个王朝犯下的罪孽,这个王朝经历的曲折,那些血雨腥风,人民所遭遇的一切不幸,都被鲜花遮蔽起来,都被油彩涂抹了。其实,作为一个依靠暴力建立起来的王朝,早已走过了高歌猛进、从骨子里认定自己真理在握、代表着历史正确方向的时代,只剩下了装修,利益驱动之下的装修冲动。今日的权力集团可以称为史上最强大的装修公司,具有超级的装修能力,什么都能装修,也把装修当作了最高的政治追求。简而言之,这几乎就是一个可以用装修命名的时代,历史被精心地装修,现实正一天天地经历着装修,政治生活中满是装修,私人生活也处处在装修,人的本性经过装修,常常变得面目全非,连自己也不认识了。古老的大陆在修装中悄无声息地沦陷,我禁不住产生一个问号:装修,装修,在装修中生,也将在装修中死吗?

盛典,就是要通过展示自己的高、大、全,来展示自己的无限风光,在向大众显示统治的威严和不可挑战同时,向外部世界显摆武力、国力和人多势众,极权主义的心理总是要通过这样的盛典才能安定自己的心,让自己相信自己的强大,相信自己的稳定,相信自己永远不会垮下。总之,就是要不断以这样的仪式来自我确认,证明权力的在手。这样的盛典说到底只是一个装修工程,或者是一次小小的自慰,面朝世界的又一次意淫罢了。

60年,很长,也很短。对于任何个体生命来说,60年几乎就是接近一生了,60年,一个不遵从文明规则的统治集团可以犯下多少罪行,可以奴役多少生灵,可以糟蹋多少山河,可以毁坏多少文明,可以将一个庞大的民族翻几次烙饼。在漫长的编年史中,60年有时只能算一个零头,60年确乎太短暂了,如果没有足以引为安慰的制度建设,没有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带来真实的幸福,没有值得在未来夸耀的创造,在文明的尺度之下,60年完全可能只是一支插曲,一个过渡时代而已。历史之所以令人敬畏,就是它归根结底不是掌握至高权力的人任意书写的,一个腐败堕落的时代即使装修得多么漂亮,在历史中也只能是一堆粪土,它将被一层层揭穿,让后人看见其中的糜烂和平庸。历史的审判也许来得太晚了,在一个资讯如此现代化的时代,在一个民族再也不可能关起门来自我陶醉的时代,用不着等待历史事后的审判,就在权力致力于装修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写下自己对这个时代的真实感受,洞穿一切鲜花、谎话和大话,在可诅咒的地方击穿这个可诅咒的时代。

60年来,不断地有人这样做了,他们留下的声音就是最有力的见证,也是提交给历史法庭的最重要的证词。这些声音证明了一个民族的生命并不依附于王朝的生命,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乃是因为有这样的人,他们不屈从于骄横的权杖,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耳朵听,用自己的脑袋思考,他们在鲜花中看见骷髅,在盛世中看见朽坏,在不可一世的宏大盛典中看见衰微和凄凉。更重要的是他们总在为这个民族寻出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即便在黑暗中也要袒露内心真实的亮光。



1959年,红色王朝10周年,世人看到的是有盛大的阅兵式,许多宏大建筑的献礼,遍地的饥馑,饿死人的人祸却在暗地里悄悄蔓延。这一年,一位曾真诚相信共产党的许诺、与共产党携手打天下的民主党派要人在香港出版《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他叫周鲸文,曾是东北大学校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常委、副秘书长、东北总支部主委,他是1948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电召北上共商国是的8个人之一,其他7人分别是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陈其尤、郭沫若、茅盾,可见他那时在民主党派中的影响力。那次唯他一人没有应召,直到1949年3月才随民盟总部北上。他出席开国盛典,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在京8年,他的亲身经历使他做出了出走香港的决定,并写下这本书“向历史作证”。此书一经出版,就受到欢迎,半年内重版,而且出了日文版和英文版,受到海内外的重视。

周鲸文这本38万字的回忆录,将红色王朝第一个10年的真实内幕首次呈现在世界面前。他目睹了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司法改革、贯彻婚姻法、反胡风、肃清反革命……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每个运动几乎都浸透着血和泪,特别是他参加的司法改革运动,更使他看清共产党的本质。独占经济制度造成的铺张浪费和生产上的低效,特权阶级的奢侈腐化的生活服务,以及带给国人的灾难,都令他惊心。“人民公社”把善良的农民剥夺地一无所有,这是有史以来登峰造极的一幕。统一思想、指鹿为马和焚书坑儒带给文化上的浩劫,实际上没有等到“文革”,在第一个10年就已经展开。作为民盟的重要负责人,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有直接接触,对于他们如何利用统一战线的法宝,花言巧语骗取民主党派上船,与他们共建所谓“联合政府”这一幕看得尤其清楚。

就在1949年政协会议期间,在少数人聚谈,说到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问题时,江山在望、毫无悬念的毛泽东说:“在选票上每个人有自由选举权,在选票上圈定什么人都可以,不过他抹了不想选的人名以后,最好别写西门大官人。”在场的人因此纷纷夸冒幽默。就在这次会上讨论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其实所谓讨论,无非是在文字上的“之乎者也”之间,文本的内容都是不许删动的。会上代表发言,也都是先拟好,然后交大会主席团看过批准。共产党称这之为“新式民主”,特点是“背后协商”,具有特别的优越性。政协会议开过之后,毛泽东被拥上大位,那么多民主党派似乎太多了,他想取消一些,剩下民盟、民革、民建三个,计划将救国会、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和九三学社取消,合并到民盟,将致公党合并到民革。“后来毛泽东一想,这样合并于他一损,外边一定说他过河拆桥,拉完磨杀驴,因之他说:‘既然开销差不多,为何不多挂几个招牌,看来也火热。’”与那些转眼烟云的口号、文件不同,这些细节将永远活在历史的深处。从那时起,怀抱一脑子民主梦参加“联合政府”的周鲸文开始渐渐清醒,在未来的年月里,他进一步看清楚:“党是光荣、利禄、权力集于一身的,是一切私人利益的源泉;于是在红色政权下的人们,有相当数量的人像进党,而且是入了党。作了党员就一登龙门声价十倍,便处处有利可图,有权可施,有气可吐。”他于是选择逃离“虎口”,并把自己知道的这些写出来。



1979年,以“敢言”闻名的记者陆铿,应胡菊人之约,为《明报月刊》的“中共建政三十年专辑”写下一篇万言长文《三十年大梦将醒乎》。此文被称为 “三十年来反共最恶毒的一篇文章”,一经刊出,即引起轰动,台湾方面认为是了解大陆最有说服力之作,军方及时印发给军官阅读,美国国务院都来打听作者是谁。当时,陆铿初到香港,家人都还留在大陆,心有余悸,不敢用真名,署名“陈棘荪”。即使化名,他还是担心因此遭打击报复。结果传来消息,此文被邓小平看到,金口玉言说:“态度是好的,观点是错的。”陆铿回忆录回首生平,对这一幕记忆犹深。

文章说,三十年的岁月,两个字就可以概括:“血”和“泪”。“为什么共产党还不垮台呢?这是因为当前大陆上还没有一个成气候的政治力量,更不用说可与中共抗衡的政党了。……另外一点,不可忽视的,在大陆还有不少人对邓小平存着一定的希望。”陆铿对于镇压民主墙运动深感失望,“北京民主墙这把火,是大陆这个弥漫着冷漠、麻木、不信任的社会主义沙漠中难得找到的一小块绿洲。……是中华民族的尊严与自信尚未被毛泽东毁灭的一点象征。……这难道不正是邓大人所应该珍视的吗?”他毫不讳言地指出邓的局限:“邓小平虽然早年在法国留过学,吸收了一些民主自由思想,但他到底还是共产党人,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一套东西,渗透了他的灵魂。对于毛泽东的胡搞一气,他是反对的,但对于共产党的一套,他还要坚持。”邓在1989年的抉择可以为他的判断做一个最有力的注脚。

陆铿以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不仅对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特别是“走后门”现象,和只求保官位、为自身牟利的庞大干部集团,做了深入和清晰的分析,而且看穿了中国问题的本质,“其实最主要的矛盾还是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变革和中共坚持四个原则的矛盾。即民主和专制或曰独裁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将支配今后大陆的形势。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是中共领导层。随着中共领导层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灵活运用,矛盾将时而尖锐,时而缓和。”这一判断,时隔三十年仍不失现实意义。



1999年10月1日,76岁的李慎之写下他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以及对历史的一点卑微的祈求,就是实行民主。他希望掌权者主动推行政治改革,学习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在市场经济之外引入议会民主,他认为条件已经“烂熟”,也是中国最理想的前途。

此时,红色王朝已经褪色,如果说50年前周鲸文出版《风暴十年》时,那还是一个鲜红欲滴的时代,到30年前陆铿写下《三十年大梦将醒乎》时,红色依然但已渐渐干枯,等到10年前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一纸风行,红色已变成了灰色,王朝所标榜的“主义”已是挂羊头、卖狗肉,实用主义成为时代最高亢的主旋律。

一本书,两篇文章,穿越10年、30年、50年这三次盛典,一次次击穿了盛典的华美、堂皇和雄壮,击穿了权力用意识形态谎言和刺刀精心装饰起来的层层彩雾,击穿了皇帝的那件新衣。所以,一经问世,无不洛阳纸贵,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们说出了许多国人心中想说的话,因为没有言论自由,多数人缺乏表达的机会和勇气,而他们正好将这些郁积在人心深处的话公诸了传媒。

历经多少年的风雨剥蚀,这些文字仍冷冰冰地挺立在那里,散发着青铜的幽光,一次次将一个自以为是的王朝、将那些以为拥有权力就拥有一切的人,赤裸裸地钉在历史的墙壁上。每一个读者、每一次的阅读,都是它们的复活,每一次的追念、回想,都是对王朝的一次鞭挞。这是文字的力量,更是人心的力量。这是现实的审判,这也是历史的审判。

60年来,从周鲸文到陆铿到李慎之,我们可以发现,王朝10年盛典时,将真面目揭开,呼吁中国人重新举起民主旗帜的是一个民主党派人士。30年盛典时,直面现实、说出真话的是一个出身于国民党《中央日报》、在共产党监狱里熬炼过的新闻记者。他们本来就是追求民主、自由的,有这样的认知,做出这样的见证并不奇怪。等到50年盛典时,站出来的却是一生追随共产党,在这个集团里成长起来、曾居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位的李慎之,他的文章之所以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经历,他的体验,他在这个体制内部看清了历史的脉络,哪怕他对周恩来、邓小平这些掌权者怀有好感,他的真话却更有份量,更具杀伤力和感召力。

还有一点不能不注意的就是时间的变化,1959年周鲸文的书在香港出版,在海外流传,大陆的读者很难看到,完全被挡在了外面,没有在本土产生应有的影响。1979年,大陆改革开放之初,陆铿的文章在香港发表,也很难传进大陆,在最值得看到的读者那里引发巨大的共鸣。等到1999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借助神奇的互联网,方便的复印手段,李慎之的文章到处流传,许多老人为之泪下,许多年轻人为此激动。掌权者虽然懊恼,却也没有对他怎么样。毕竟是灰色的时代了,一个体制内的反省者,可以凭良心说真话,而且也不会因此招来莫测之祸。这是1979年、更是1959年所不能想象的。

离开李慎之老人在北京的一盏孤灯之下写下《风雨苍黄五十年》之日,又是整10个年头了,李慎之已在6年前告别人世,带着未尽的心愿。他没有看到这个灰色王朝的落幕,没有看到他经过无数千回百转的人生忧患,在绞肉机里绞过,终于想明白的民主价值在中国初步确立,他没有等到这一天。

值得欣慰的是,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它最终是否给这个古老国家带来命运的转机,还不能下结论,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华民族自我解放的进程中,互联网是目前可以依赖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平台,王朝早已察觉互联网是把双刃剑,所以才建立了庞大的网警,建立了试图将中国互联网变为局域网的 “金盾工程”,试图以网络防火墙将自由的信息隔离在墙外。

令人忧虑的是,在李慎之身后,掌握权力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进一步急剧膨胀,腐败已经渗入骨髓,在现行体制下无药可救了,贫富分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既得利益集团除了捍卫既得利益的决心之外什么也无暇顾及了。面对此起彼伏不满的声音,胡萝卜、大棒齐飞,利益收买和秘密警察、镇压机器并用,通往政治改革的窄门紧紧关闭,社会的繁华表象之下处处隐藏着危机,社会的正气一天天消解。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了这个庞大的国家,让它无法转身,只能坐等末日的来临。除了做些修修补补的装修工作,灰色王朝已经力不从心。或许有人把三十年来的经济成长归功于这个王朝,即使不计算既得利益集团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心态支配下,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毁坏,那也只是王朝为社会松绑带来的自然结果,本质上还是获得经济机会的民众自身的创造。

我不知道王朝的尽头在哪里,不知道这个王朝轰然倒塌的时日,但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天总要到来,早晚而已。我只知道,人比王朝更宝贵,每个有血肉的生命都比一个王朝的生命更宝贵,王朝的这一页注定要翻过去,王朝的时代必然让位于人的时代,以选票而不是子弹来定胜负,人权高于党权,这是普世文明的法则,中国也不可能例外,拖只能拖一时,不可能拖永久。我相信,一个已进入装修时代的王朝,它的梦将要做尽。盛典的表演就让它去表演吧,戏总要落幕的,没有一场戏可以永远地演下去,没有一个演员会永远站在舞台上,总有曲终人散时,就像梦总要醒的,倒计时已经开始。

2009-10-04

国际各国媒体评论中共建政六十年“庆典”

国际各国媒体评论中共建政六十年“庆典”

诸哥 @ 2009-10-3 20:42 引用通告 分类: 新闻纵览


  《汉和防务评论》发现,北京“十一”阅兵式展示的武器,很多武器装备几乎都是俄罗斯同类武器的仿制品,包括飞越上空的各式战机,“俨然像70年代至90年代莫斯科红场阅兵式的北京版”。图为北京十一阅兵现场。(AFP)

  国际媒体评论中共建政60年“庆典”

  10月1日,中共隆重举办建政60周年阅兵庆典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国际社会当天纷纷发表评论:

  纽约时报:阅兵炫武力 缺乏核心价值观

  美国最大的报纸《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中国自豪的一日但意识形态缺失》的文章,报导和点评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阅兵式和庆祝活动。

  纽约时报报导说: 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星期四为自己举办了一个规模巨大的精心编排生日派对。不过,纽约时报指出,繁荣只是一种状态,而并非价值。

  纽约时报援引北京人民大学教授张明(音)的话说:“中国已经没有意识形态了。政府没有任何思想。人民也有没有思想。政府之所以在台上,是因为他们可以说:‘我可以让你们每一天生活得更美好。我可以给你们稳定。让我掌握权力。’ 不错,只要他们能够使人们生活得更好,那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有一天他们无法做到那样,中国会发生什么呢?”

  纽约时报指出,官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革命斗争理论,尽管还在大学的课堂里讲授,但除了极小部份坚定的信徒之外,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只是党的空洞乏味的宣传而已。

  华盛顿邮报的关于“国庆”的特别报导是这样结束的:一名警察用话筒向聚集在现场几公里外的一群北京市民大喊:“回家去。马上离开。回家看电视!”

  基督教箴言报: 60周年阅兵 老掉牙庆“新时代”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导称,中共政权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60周年阅兵仪式上,希望传递的讯息之一就是“改变”。整个仪式的表面安排都希望呈现这个“改变”的形像。但实质上,这个盛大阅兵恰巧反映出了中国没有改变的方面。

  文章称:游行还以花车代表工业力量,尤其是当“模范工人”进场时。而数千学生手举彩色方块在头顶,拼写出变化的标语,这些标语与五十年前的相仿,如“听党的话”、“社会主义好”、“爱人民”等等。

  评论称,这些旧式的标语,甚至不如1984年那次的游行所展示的标语有些另类而大胆,因为其时正开始推行自由市场改革,有的花车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周四的阅兵对外国人来说显得有些“向回走”,奇怪地,现场直播中中共的某些成时就没有对外国人播放。

  当“民主”花车经过时,人民大会堂的模型放置其中,这时中央电视台的英语评述中断了,而国语评述仍然继续,谈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式民主正欣欣向荣”,“法令正被有效执行”等。

  汉和防务评论:缺乏原创

  《汉和防务评论》注意到,北京“十一”阅兵式展示的武器,很多属于仿制品,很多武器装备几乎都是俄罗斯同类武器的仿制品,包括飞越上空的各式战机,“俨然像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莫斯科红场阅兵式的北京版”。

  此外,汉和还注意到同时出现的还有美军悍马越野车的仿制品。

  泰晤士报:战争中的城市

  英国《泰晤士报》报导说,国庆的北京就像战争中的城市,全副武装的军人和特种警察四处巡逻。9月 30日日落时分,街道上已经清理的空无一人,天安门广场附近只剩一对对荷枪实弹的士兵,扛着带刺刀的冲锋枪,背靠背站立,处于警备状态。身着黑衣的特种警察带着攻击犬和装甲车守候在王府井。整个游行路线的沿途街区空无一人。

  这个60周年活动,正如奥运会,对普通民众而言,被认为是官方制作的一个电视节目。居民已被警方告知必须囤积食品,因为活动期间他们不准离开自家的住 宅,不准接待客人。住在高层楼房的不准打开窗户,不准走近阳台。

  英国BBC:“女民兵方队涉嫌造假”

  英国BBC报道说,在接受检阅的徒步方队中,最吸引眼球的则是身穿红色裙子的女民兵方队。有观察人士指出女民兵方队涉嫌造假。有些参加检阅的女民兵根本没有放过一枪,也没有甩过一颗手榴弹,其中有人是奥运期间的模特和礼仪小姐。官方的中央电视台称她们成功地完成了“从猫步到正步的转换”。也有专家对女民兵的红色服装表示异议,认为这种颜色打仗时容易暴露目标,导致不必要的伤亡。

  日本《产经新闻》:“不会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警戒感”

  日本《产经新闻》社论指出,中国虽经济成长但国内问题和矛盾堆积如山,贫富悬殊和官员腐败造成民众不满,西藏和新疆的暴动接二连三,胡锦涛政权在9月中旬的中共第17届四中全会对民众不信任党虽表示危机感,但未能提出有效的对策。

  社论还指出,中共强调坚持一党独裁,并加强控制,这种作法将无法恢复民众对共产党的信赖,也不会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警戒感。

  法国《世界报》:“中共官方在多事季节呼吁十一前人民保持团结,不是偶然的。”

  法国《世界报》发表文章指出, 尽管遭遇世界性经济危机,国内亦有社会动乱隐患,但是中共当局依然依照十年一大庆的做法,而在10月1日隆重举行庆典, 但采取了非常严厉的保安措施。

  这片记者魏菲利普的文章说:“中共当局为当天的庆典颁布前所未有的严厉小心措施,只有精心甄选的观众可以前往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欣赏游行,人们建议北京人最好留在家里从电视上观看国庆游行,政府机构严格规定9种行为将受到严厉制裁,包括强行越过警方路障,私自燃放焰火,从事贩卖徽章...一些北京人爱好的放鸽子也被禁止,阅兵期间北京实行空中管制,北京机场停飞一切航班为阅兵航空表演让路。”

  世界报又说:“尽管戒备森严,北京还是发生了几起安全事件,由此还增加了对安全的紧张。10多天前,两个喝醉的人就在世界上安全检查最为严厉的天安门广场旁边一个商业闹市刺伤两名安全保卫人员,在人群中造成恐慌。当局随后禁止超市和商店出售水果刀和菜刀。几天后,另一个人用刀轻度刺伤了一名法国游客,但受伤者还是被短时间送往医院。”

  世界报结论说:“中共官方在多事季节呼吁“十一”前人民保持团结,不是偶然的。”

  德国《世界报》:做法照抄苏联

  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前夕,中共中央规定了五十条口号。德国《世界报》告诉读者,这一做法原来照抄苏联,从1949年延续至今,只不过口号内容有了变化:

  世界报的文章指出:“一句拼凑起来拗口难懂的口号列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教父,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党的前首脑江泽民以及胡锦涛。这些上层建筑的理论杂乱无章,其继承人采用了集思广益的'头脑风暴法'呕心沥血想出了这五十条原则式口号。”

  文章又说:“十年前,北京的党至少还让人民呼喊'政治体制改革'的口号。今天,人民只能祝愿在所谓'伟大的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人大、多党协商体制和'社会主义法制'万岁。回顾1979年,那时的26条口号看来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激进。当时有两条口号:'法律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压制批评可耻'。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和谐政府再也不愿提及这样的说法了。”

  《法兰克福汇报》:在中国,历史成了一个问题

  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前夕,名为《辉煌六十年》的展览在北京展览馆开幕。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驻北京记者前往参观后,认为这个展览“缺少自我批评的声音”:

  文章写道:“对历史问题的讨论最多只能秘密进行,对令人不快的事件仍然闭口不谈。相反,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掌权的共产党把这六十年表现为持续向上的历史。位居首位的是所谓的爱国主义和国家统一,而不是诚实地正视历史。”

  文章继续写道:“许多历史事件仍然是禁忌话题。展览会入口处的展示板上标出了精心挑选的1949年以来的大事,中国的历史看起来就像是共产党一次又一次党代会的历史。1956至1966年统称为'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对此期间残酷迫害所谓的右派份子一事讳莫如深,五十年代末期的饥荒也没有提及,只有无法否认的文化革命暴行作为'严重的灾难'受到谴责。”

  文章又说“1989年的学生运动及受到镇压一事也被隐瞒起来。一切试图' 重新评估'这一事件的努力都遭到打击,因为重新评估会动摇现行政策和体制。批判式的反思没有立足之地,由于不正视历史,今天中国的日历中增加了许多历史性的'麻烦'日子。所以,某个这样的日子到来之前,国家政权通常就会变得十分神经过敏,现在'十一'之前就是这样。在中国,历史成了一个问题。”

  路透社:“执政者对稳定现状并不自信”

  路透社10月1日发自北京的专稿指出,一个如此盛大的阅兵庆典却没有观众,自称强大而亲民的政府,却对任何可能质疑当局的事件草木皆兵,“十一”前充斥北京的紧张气氛,“稳定压倒一切”卷土重来,中国上下全面防御的架势显示执政者对稳定现状并不自信。

  法新社:“中共看到执政地位受到威胁”

  法新社注意到,在中国“十一”庆祝建政60周年之际,经济腾飞的中国,仍面临诸多挑战。乡村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高龄化,数十年来一味追逐效益,忽略生态平衡的后遗症等,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呈规模扩大、对抗明显增强的趋势;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大规模暴力冲突与示威,在当地汉维两族心中划下深深的伤痕。再加上中共信仰约束失效,执政60年后,中共看到执政地位受到威胁。

来源: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09/1002/article_14588.html

2009-10-01

冉云飛:為六十年來的冤魂默哀

为六十年来的冤魂默哀
十月 1, 2009

一:二十世纪上半叶日寇凌侵,俄帝欺骗和逼迫,给吾国带来深重的灾难。但对这两个国家,六十年来中国有何较好的研究吗?真是愧对那些无辜的惨死者。日寇武力相侵,俄帝则培养自己利益的代理人,二者合力使得中共坐大,一党而发国难财,这方面的著述可参看谢幼田的《中共壮大之谜》、陈永发《红太阳底下的罂粟花》。

二:我们应该记住同胞之间的杀戮——国共内战,而官方谓之“解放战争”实属洗脑——造成的数百万人死亡的人间惨剧,这种家国之痛我们应该永远记取。建议大家阅读龙应台先生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里面曲尽六十年来中国包括港台及许多海外华人的内伤。

三:六十年了,多少冤魂沉没,多少家庭隐痛巨伤,让我们记住这些无辜的死难者,看看黄河清先生的《1949年后遭中共整肃杀戮者名单表略——国殇祭》。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z_special/2009/10 /200910010252.shtml。

四:让我们向历次政治运动——思想改造、清匪反霸、三反五反、批胡运动、胡风集团、工商改造、反右运动、社教运动、大跃进、大炼钢铁、民歌运动、三年大饥荒、四清运动、文革、八三年严打、八九屠城、法轮功迫害等——的受难者及其家庭表示我们的悲悯与哀悼。

五:一些著名的运动,现在已有些学者有不错的研究专著,虽然还有许多缺失,但荜路蓝缕之功不可湮没。反右的有丁抒;文革的宋永毅、王友琴;六四的有吴仁华、丁子霖等;三年大饥荒的有杨继绳、贝克;个案的则有如戴晴新著《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等。

六:要了解近现代历史的整体真相,建议朋友们阅读如下书籍。徐中约《中国近代史》、刘青峰、金观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多卷本(此书我尚未读到,但其中有高华这样的学者参与撰述,应该有可观之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周化佑《“文革”造反派真相》等。

七:寻求真相,彰显正义;追求自由,推进民主,才是我们哀悼几千万同胞非正常死亡的动力。我们应该持之以恒地要求官方就这样的灾难道歉、忏悔、赔偿,以弥合整个社会及民族的巨创和伤痛。给死者以安宁,给生者以安慰。累累白骨、无数冤魂上的庆祝,是一种张狂、颟顸,会给整个国家和民众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

2009年10月1日8:59分于成都

2009-09-30

還有多少個周年可以慶祝?



臨近六十,斧頭幫的GFW幾近瘋狂,翻了半天墻,俺才得以呼吸到一點“自由”的空氣。
也罷,大家就瞧著,看看它到底還能慶祝多少個周年。

2009-09-16

譚作人老師,您女兒請您回家吃飯



譚作人老師的情況,俺想俺在這里就不必贅述了,不清楚的朋友“股溝”一下就知道了。

對于這樣的一個人,一個大寫的人,一個比我們多數人都高尚、正義、有良知和勇敢的人,斧頭幫要抓捕要判罪,恨不得要消滅其,實在是讓人覺得這個貴國第一大幫氣數已盡。

2009-09-12

许志永:谁是中国的敌人


许志永的BLOG 作者:许志永


(对不起,我认可新浪删除昨天发的文章《苍天在上——公盟要被处罚142万元》,因为这篇文章里充斥我内心的骄傲,经过反省,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面对每一个同胞,内心都不应当有仇恨,也不应当有道德优越感。我会认真修改。)



回望历史

谁是中国的敌人?这曾经是一个让人恐惧不安的话题。历史教科书曾经说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敌人,那个被毛泽东冷嘲热讽的司徒雷登就是美帝国主义丑陋的形象。直到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司徒雷登竟然深爱中国,“是一个中国人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上街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41年被日军关进集中营直到二战结束才重获自由。他临死的遗愿是埋葬于出生的故土——中国杭州。

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年代,在辽阔的太平洋和亚洲战场,中美两国并肩作战。如果没有美国,我们很难想像仅凭中国的力量能够打败日本,也很难想象中国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然而这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几年之后全变了。这就是二十世纪两个大国之间从朋友到敌人的故事,因为个别统治者的好恶,最好的盟友转瞬间成了敌人,即是抛弃所有道义原则纯粹从国家利益考虑,这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吗?

有些记忆是历史的伤痛。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圆明园,这些概念常常和一个民族的仇恨连在一起。漫长的历史上,国与国之间没有道德更没有法律,为了掠夺资源,为了扩张土地,甚至仅仅为了统治者钟爱的一个女人,人类社会曾经充满仇恨与战火。

幸运的是,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地球村里的人们有了基本的道德共识和秩序——为了扩张领土和掠夺财富的战争是非法的,萨达姆不得不撤出科威特,甚至统治者对其国内民众的迫害也是非法的,国际法院把一些种族灭绝的独裁者绳之以法,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潮流已经席卷这个蔚蓝色的星球。

必须树立敌人才能巩固内部团结的理论是野蛮时代的政治理论。人类总会分你我,但没有必要区分敌我。那种依靠制造一个敌人产生的恐惧来维护国内的团结是专制主义的逻辑。人类不需要敌人,人类可以在美好信念中在幸福和欢欣的感动中得到团结。

当希特勒疯狂屠杀犹太人声称为雅利安人争取生存空间的时候,卓别林表演的《大独裁者》表达一个美好的梦想——这个星球上的资源足以养活所有的人,人类不需要相互残杀,国与国之间应该互利共赢,人类可以通过贸易、交流、互相帮助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正如法国和德国一样,世世代代的仇恨都可以成为过去,中国没有必要与美国为敌,没有必要与英国、法国为敌,甚至没有必要与日本、俄罗斯为敌,中国可以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贸易互补共同繁荣促进人类的福祉,共同抵御经济危机和甲型流感,共同探索外层空间和人类的未来。

中国是一个大国,只要国家内部公平正义和谐统一,今天恐怕再也没有人会愚蠢地设想武力占领这片土地。至于历史上的领土争端,也只有在真相和正义基础上谈判解决,战争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好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各种利益纷争仍在,他们可能会是中国的竞争对手,可能会批评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可能会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采取愚蠢的贸易壁垒政策,但是,他们不是中国的敌人。

不同的声音

“敌对势力”对于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概念,今天,这个概念在公众领域已经不流行了,但是,在一些内部文件中还常常见到。一个组织或个人一旦被列为“敌对势力”,法律就消失了。

2004年秋天在纽约我碰到了一个女孩,当时她正在网上与台独支持者激烈辩论,如果不了解她独特的身份,你一定会以为她是一个大陆来的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她的父母出生在山东,十几岁的时候辗转到台湾,后来两人到瑞士求学、相识、结婚,生下了这个女孩。虽然在瑞士出生、长大,但她却对中国充满深情,这位能流利地讲四国语言的女孩简直就是中国传统的化身,她能背诵大量的古诗词,她在自己的英文简历中开头第一句话说,当然,我是一个中国人。

她说她很想回到自己的祖国——中国大陆看看,可是她不能,因为她属于那个1999年突然诞生的“敌对组织”。二十世纪的中国,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阶级敌人,直到今天,一些人眼里还有很多很多“敌对组织”,他们广布在城市、乡村、网络还有世界各地。

也许有人难以理解那些吃饱了没事干的人——比如耶鲁大学法学院那个叫“达尔富尔24小时”的学生组织对中国政府在非洲的行为的批评,难以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权团体总是找中国的麻烦,可是如果你认真了解就会发现,这个文明的世界上的的确确有很多很多人他们怀着纯真的信仰,那么执着于遥远的素不相识的人的权利和尊严,他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他们的批评会让人愤怒,但他们不是中国的敌人。

那些为了正义而呐喊抗争的公民他们会让很多官员头痛,他们可能执着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可能为了内心的正义铤而走险,可能在网络上无奈地唱着“躲猫猫”或者“草泥马”之歌,他们可能对我们民族的历史怀有自己的信念,他们甚至可能对执政党怀有偏见,但他们不是中国的敌人。

那些按照法律犯了罪的人可能为千夫所指,可能永远难以赎回自己的罪过,但是,他们心中也会有爱,他们也会爱自己的国家,一个真正自信的社会不会把他们当成敌人,而是把他们当成病人,不是当成仇恨的对象,而是当成救赎的对象。如果我们相信自己国家有公正的法律和正义的审判,那么他们不过是承担了他们应当的法律责任,他们不是被压迫阶级,他们不是中国的敌人。

那些发表独立见解或批评执政党的“右派”,那些反对伟大领袖或者对某种主义有自己看法的“反革命”,那些父辈辛劳积攒很多财富的“资产阶级”,那些家庭出身不革命的“黑五类”,那些二十世纪历史上千千万万为了内心正义受尽苦难的同胞,他们不是中国的敌人。


心灵的阴影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这里有悠久的文化、辽阔的土地和勤劳善良的人民,二十世纪这个民族经历过深重的苦难、希望的欢欣和未来的迷茫。这个世界上确实可能有人对中国充满敌意,他们恨中国,他们希望中国陷入分裂、动荡甚至毁灭,他们试图杀死我们的同胞、姐妹和孩子,如果真的有人产生这样无缘无故的恨,请相信这样的人不会多,也并不可怕,他们不应当被列为中国的敌人,而应当是法律制裁和心灵救赎的对象。

中国最可怕的敌人其实是一个幽灵,一个控制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同胞之间相互敌意、相互厮杀、相互内耗的幽灵。这个幽灵混杂着历史的伤痕、千年的苦毒、帝王将相兄弟相残的刀光剑影和王朝更替动荡杀戮的森森白骨。

它让一个世世代代祥和的村庄在恐怖气氛中分成派别相互厮杀,让数十万知识分子痛苦地扼杀良心苟活于世,让整个社会陷于愚昧的疯狂。它一遍一遍扫荡这个民族最坚定的良知正义之士,直到道德和人性被彻底摧残以至于我们的下一代也在仇恨中成长,让我们整个社会充满陌生和恐惧。

它驱使我们的公仆陷入无节制的贪欲、堕落和内心的不安,甚至充当流氓恶棍,监禁、殴打那些寻求正义的无权无势的人们。它驱使我们的法官放弃良心,放弃正义,放弃底线,在不公正的判决书上签上自己廉价的名字,让房子被拆迁土地被征用的无权无势者找不到说理的地方。让那些官员们习惯于说谎,让他们丧失公信力,让一个个男人到了40岁以后脸上写满可悲的城府甚至阴险。

它让我们的社会分裂,城市和乡村,穷人和富人,权势者和无权者。就连偏远山村里一个月50块钱的社会保障也属于权势者,而不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穷人。

它让我们的社会道德沦落,让一批人监视另一批人,让我们人与人之间充满猜疑和敌意,让我们彼此远离诚信,远离温情,让我们的社会充斥谎言,躲猫猫,周老虎,做噩梦,一个接一个的概念不断出现,让我们人与人之间充满愤怒和抱怨。

是的,我们这个民族心灵深处有一个敌人,它让我们每一个人戴上厚厚的面具,让我们的同胞相互隔膜,相互猜疑,相互仇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个人能够如此伤害我们,这个敌人不是任何别人,也不是任何国家,而是我们民族心灵深处“敌人”的概念,是这个恐惧的幽灵。

我们生活在这个幽灵的掌控之下,生活在历史的阴霾之中,麻木、冷漠、恐惧、猜疑弥漫我们的社会和每一个人的心灵。没有人能够拯救我们,除了我们自己。

爱的救赎

把我们民族从“敌人”的阴霾下拯救出来,打破同胞之间心灵的藩篱,让每一个人内心充满阳光和温暖,是我们圣洁的梦想。

仇恨与敌意是相互的。一个恶劣的制度环境中,人性恶的一面充分激发,相互仇恨厮杀,一个正义的制度环境中,人性善的一面充分张扬,人与人之间相互友爱。我们理解那些内心怀有仇恨的人们,因为每一个人内心都可能产生仇恨,但是,我们相信,不可能用仇恨消灭仇恨,不可能用暴力消灭我们内心的敌人——只要我们心中还有“敌人”,我们就被它掌控。我们唯有通过爱消灭敌人,消灭仇恨,建立这尘世间自由幸福的乐土。


我们首先要拯救自己。越是在一个充满邪恶的不正义的社会里,我们越是要警惕心灵的眼睛被蒙蔽。当我们为正义和尊严抗争的时候不能走向仇恨——仇恨的道路只会通往灾难通往我们理想的相反方向。我们只能选择理性、法治、非暴力,任何黑暗的地方我们内心都必须充满温暖的阳光。

在内心深处告别“敌人”这个幽灵,生活在真实之中,相信人性美好的一面。微笑着告诉那个怀着警惕的目光四处搜寻敌人的人,告诉他最大的敌人其实在他心中。微笑着告诉那个黑监狱的看守,告诉他如果他遭遇了不公正我们也会帮他。微笑着告诉那位监视别人的人,告诉他不要向自己的孩子隐瞒这一天的工作。同胞们,你我之间不是敌人,那个让我们同胞之间相互隔膜相互敌意相互仇恨的幽灵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去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吧,当敌意和仇恨失去最后的目标绝望地死去这个民族才能得到拯救。

相信这救赎的年代,这个民族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如此充满希望。黑暗已在黎明的亮光中寻找栖身之所,恶者已在人性的光辉中局促不安。相信上帝已经给了我们强大的力量,这力量足以让恐惧、仇恨、苦难和死亡渺小到微不足道,这力量大爱无疆。

同胞们,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没有敌人的国度,让恐惧和仇恨的阴霾从我们心灵深处永远消逝,我们不需要外部的敌人,更不需要内部的敌人。请相信这个文明的时代,请相信这个民族的未来,我们没有敌人。


许志永

2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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