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 马
一
与自然界一样，人类社会为了延续生命，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保护幼弱、扶植子嗣的方法。例如，江浙一带为了驱邪避鬼把孩子放到某寺院“寄名”，即人不到寺院里去，只是名字挂靠在某寺院的和尚名下；北方一些地区因为孩子多病，瞧不起医生，就把孩子名义上寄养在一个会法术，懂医道的长者膝下，名曰“保锁”。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们当然不再用这些迷信的方法来延年益寿，而是通过立法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例如，美国法律规定，12岁以下的小孩必须时时有人照看，以免发生不应有的意外。如果家长没有时间，就得把孩子放到各种托儿所代为照管。孩子一旦离开学校，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就自动生效。如果有人发现，一个 12岁以下的小孩脖子上挂一串钥匙，一个人打开房门，再也不出来，就会有人报警。不经过繁复的司法程序，孩子很难从政府的福利机构里领回来。电影《刮痧》就讲的是一对中国夫妇因为给孩子刮痧，而被美国法院指认为“虐待”的故事。
抚今追昔，我想起了我上中学时学过的名篇《夜走灵官峡》。这篇歌唱工人阶级不畏严寒、忘我牺牲的伟大小说至今还像红宝石一样镶嵌在初中一年级的课本里。小说写的是一个夜走灵官峡的“材料队长”，因为到一个绝壁下的石洞里躲避风雪而碰到了这里的两个小“洞主”，七八岁的成渝和他的妹妹宝成。经过一番询问，得知他的父亲就在对面的万丈悬崖上打炮眼，母亲则在石洞下边的运输便道上指挥交通，因为责任在身，不能回家，致使一双儿女被整日遗落在悬崖上的石洞里倚门忘归。当然，略大一点的成渝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照看比他更小的妹妹。
这个故事现在看来多少有些残忍，一家四口被分布在一条峡谷的三个点上，每一点到每一点都是一段抬眼可见的距离，而对每两点上的任意两个人来说，却又无异于万水千山，颇似民歌里唱的“见面面容易啦话话难”，但在作者笔下却充满了道德牺牲的壮美。他没有写一个悬挂在万丈绝壁上的父亲抬眼可见自己的儿女却不得相聚的悲伤，也没有写一个立在风雪中担任“交通协警”的母亲，对一双丢在石洞中的儿女那种十指连心的牵挂，更没有写两个幼小的孩子在一个不见天日的石洞中是如何捱过他们的分分秒秒的，作者在一厢情愿地讴歌工人阶级的奉献热情时，似乎忘记了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究竟有没有能力在一个石壁上照顾比他更小的妹妹？更没有想过，一个未成年人究竟有没有责任为大人的这种莫名其妙的“牺牲”买单？如果说有，那么，谁来为一个孩子的童年买单？换句话说，究竟什么样的理由可以高过孩子的生命安全、游戏和受教育权？
在这儿，我们不能指责家长把孩子丢在石洞是玩忽职守，就像我们没有理由指责一对陕北农民把孩子拴在“炕头石”上下地劳动是“惨无人道”一样，由于历史环境的差异，我们很难理解一对1958年的工人所处的政治环境。要知道，那正是“三面红旗”迎风招展，“反右”运动如火如荼的年月，但对一个自诩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作家来说，能不能站到人道的立场上，感同身受地分享他笔下人物的苦难和怨憎、爱欲和情仇却是一个绝对的标尺。我们当然无法要求杜鹏程在探访完石洞后，立即报告当地公安机关将“虐待儿童”的工人夫妇抓起来，但我们至少可以要求他将工人的子女无人照看，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到保证的情况写进小说或上报有关部门，建议在工地上成立“幼儿园”或“流动学校”总不为过吧？但没有，我们甚至在文中没有看到他等到这对可怜孩子的父母回家就一拍屁股上路了，临走还煽情道：“风，更猛了。雪更大了……”——似乎这对苦命孩子的不幸处境不仅没有触发他从更深广的意义上关心底层民众的命运，反而“ 坏事变好事”，更加鼓舞了他战天斗地的革命热情。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像萨特一样为“保卫自由而战”，也不能要求所有的小说都像加缪说的“首先是一种为怀念的或反叛的感情服务的智力实践”，但我们至少得要求一个时代的作家不要成为谎言的制造者，或流行官腔的“同谋”。如果说一对夫妇将孩子放在石洞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作家的有意识渲染就是一种明火执仗的“帮忙”，尤其是当这种“帮忙文学”和半个世纪以来的教育行政势力混合，成为垄断人们头脑和心灵的工具时，这类作品的意义就绝不仅仅如教材所说是诱导学生“理解工人阶级的崇高品质”，坦白地说，这不是“诱导”，而是“诱奸”。
二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像我的一位挚友批评我的那样是“迂阔而不切实际”。因为在一个政治至上，所有的尊严和价值都匍匐在某种主义或领袖脚下的极权主义时代里，不用说孩子的生命安全、游戏和受教育权得不到保证，就是孩子的生命本身都要无可选择地成为某种国家道德的附属品。当这种道德召唤任何一个人，自然也包括儿童，做出牺牲时，个人应当无条件地收拾行装引颈就义。
予生也迟，闻道也晚，不能躬逢一个国家英雄辈出、巨人蜂拥的中兴盛世，但仅记事以来听过、看过、学过的少年英雄就有：刘胡兰，王二小，草原小姐妹，刘文学，戴碧荣，韩余娟，赖宁……其中刘胡兰14岁，王二小13岁，草原小姐妹中的龙梅11岁、玉荣9岁，刘文学14岁，韩余娟12岁，赖宁14岁……据《中国少年报》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1949年以后，全国仅获中央和省一级表彰的“少年英雄”就有36人，其中与坏人英勇斗争的９人，舍己救人的14人，保护牲畜的５人，救火及救火车的５人。
在那个癫狂年月里，一方面，个人人格遭到集团信念大面积地挤压，从而集体性地萎缩、凋零；另一方面，集体人格又在一种虚假共同体的感召下无限膨胀，以至遥不可及。大量的“集体主义英雄”就是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诞生的。
当几十年的光阴过去，甚至从这些政治小祭品被摆上供桌的那一刻起，人们就再也不关心这些“祭品”本身的生死荣辱，没有人关心他们被推入铡刀下，赶进埋伏圈，驱入茫茫雪夜之中的恐惧、疼痛、无助和绝望，更没有人关心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和几倍几十倍于他们力量的歹徒、牲畜、火车、惊马以及满天大火较量时是否有可能取胜，是否合于公众利益，人们只记得他们奔赴的那个远大目标和高入云端的教义本身。
这是西方的人权思想吗？显然不是；这是传统的儒学思想吗？肯定也不是。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恕道”讲的就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这是一种冷酷文化培养出的冷酷道德。本来道德的精义是要改善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协调各阶层、各团体以及具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但在这儿却被一些人用来号令天下，成为打击异己，坐收渔利的利器。具体方法就是，把一种集团性的道德无限制地拔高、放大，上升为一种图腾和诫命，然后号召所有的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并按我手指的方向挺进，灵魂才可以进入流着奶与蜜的“太阳城”。
道德是有高度的吗？截至目前，我仍然认为，人类创造的合理道德可以改善人与人的私欲互相纠缠的矛盾，并有助于提升人的精神品质，但就像必须给不守道德的人设置一条底线一样，给鼓吹道德的人也必须设定一条上限，这上限就是，当道德家和政治家、或合二为一的通天教主们，向人们兜售高调道德时，必须计算他们提倡的“见义勇为”、“舍己救人”、“割肤施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中的具体含量。方法是，当一条道德方程中“舍己”和“利人”两种含量完全不成比例，也就是前者远远大于后者，甚至后者为零，前者为一百时，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坏道德，不仅不值得提倡，而且应该寿终正寝。当刘文学舍去的是一条生命，换回的却是一把辣椒时，任何有理性的动物都会判断出其中的是非得失。因为说到底，道德是以“利社会”为目的，以“善”为最高旨归的。当一个时代或一个社会的道德英雄超限度地贡献了自己的劳动甚至生命，但他们的贡献和牺牲不仅与社会毫无价值，反而无端地供养了一批或一个箕踞于社会之上的道德收割者或独裁者时，这种道德就背离了当初产生的本意，也就是说它已不为“善”，而为“恶”了。
三
几年后，我到了城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学过《夜走灵官峡》以及各种英雄故事的乡村少年，没有在辣椒地里碰见地主，也没有受命雪夜保护生产队的羊羔，惊马没有见，惊驴见过一回，但离得老远就躲进了柴火堆。于是，这个胆怯的小孩捡到了一条小命，而且通过科考到了城里。当他看到城里的小孩吃着泡泡糖，拿着电动玩具，看着三维动画，胆大的还可以兼顾色情网站时，以为一个饥饿、无聊、充满恐惧的儿童时代完全过去，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幸福、安全、充满自由和爱的“ 儿童乐园”——直到有一天，我受命采访一家省级电台的纪念晚会。
那一天，大约是1994年1月5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为纪念建台45周年举行盛大庆祝晚会，我以一个到会记者的身份坐在后排。第一个节目是由某小学儿童表演的集体舞。奇怪的是当这些身着单装、仰面朝天、四肢着地的小孩在台上摆好造型的时候，原定莅临本会的台长、局长及其他衮衮诸公迟迟没有进场，我们知道，除了受贿或嫖娼领导一般是不会先来的。就这样，几十个孩子被导演“定格”在了舞台上，一动不动地等着领导的出场。一分钟过去了，领导没有来；五分钟过去了，领导还是没有来；一刻钟过去了，领导仍然没有来；将近半小时的时候，一个孩子首先晕倒在舞台上，导演赶忙叫人抬了出去，可其他的孩子仍然命令不许动，等又有几个摇摇晃晃、将要倒下的时候，台下终于嘘声一片。导演赶忙叫人拉上了幕布。
从那一刻起，我对所有让小孩参加的庆典，包括献花、扫墓、念台词、宣誓之类充满厌恶，尤其是每当看到舆论交口称赞中国社会由几千年的“父母本位”向 “孩子本位”转变时，我都会条件反射似地想起这一幕。想起一个孩子慢慢倒地的弧线，以及几个弯腰曲背的孩子觳觫的腿。我知道，不管是“父母本位”还是“孩子本位 ”，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本位”，尤其是和“官本位”相遇时，所有的“本位”都微不足道。
拜上帝所赐，我生于穷乡，长于僻壤，不仅没有参与各种政治庆典的机会，而且基本上不具备作为一种政治表演的道具的资格。王朔在《我的几个国庆节》一文里描述了他当年参加国庆游行排练的场面：
1971年，我参加了国庆游行的儿童组字排练。按照计划，我和其他数万名儿童要共同组成那次游行的背景，当军队和彩车走过天安门观礼台时我们就一齐打开手中的彩色大纸本子顶在头上，向着天空拼出巨大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此，我们从夏天开始停课，每天在学校集合，走十几公里路到天安门广场排练。很多小孩中暑，尿裤子。广场旁边的便道上有一排排铁盖子，掀开围上帐篷就是临时厕所。有时我在里面尿半截儿，尿急的女孩子们就提着裤子冲进来占领了身后所有的茅坑，我只好从另一出口仓皇逃出。有的男孩正在大便，起也起不来，四周蹲满女孩，又羞又无奈，起得掉下眼泪。
等我们排练好了，这年的国庆游行取消了，党的副主席林彪乘飞机出逃苏联，在蒙古坠机身亡。毛主席很受打击，从那以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我对形形色色的“政治作秀”，无论中外，都不感兴趣，但当大大小小的政客们如果将自己的“秀”只限定在成人的范围内——像娱乐圈、时装界所作的那样 ——我仍然愿意说服自己表现我的足够忍耐，也就是说，当这种无聊的政治“硬球”如果只是在成人之间传来传去的话，只要不看也罢。可当一场“政治秀”要绑上几十名，甚至上万名孩子，不惜以晕倒和尿裤子为代价，来证明自己的“伟光正”，我就无法掩饰我内心的鄙夷。除非有人告诉我，这些活动都是小孩自愿参加的，但小孩自愿参加的活动，在我看来与“和小孩自愿发生性关系”没有区别。因为小孩没有责任能力，对自己的言行不具备独立负责的主体资格。因而，必须由父母、师长乃至全社会代行监督和保护之责，但当有监督和保护之责的父母、师长乃至社会不仅没有按照小孩的自然天性“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鲁迅语），反而利用自己的身体和智力优势任意欺骗，妄加伤害时，这些孩子怎么可能拥有一个心智正常的未来？
“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这是鲁迅先生在《随感录二十五》里的预言。“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当然是一种很可怕的后果，但他没有想到，这仍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一些小孩根本就“大不了”。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座无虚席。七所中学八所小学15个规范班（先进班）的少年儿童在这里向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教委的领导作汇报演出。领导是来克市验收“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教育”和“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简称“两基”教育）的。大约表演到第二个文艺节目的时候，舞台上方掉下几块着火的碎布片。原来，舞台的光柱灯烤燃了幕布。同学们一阵骚动，交头议论。
“保持安静，坐着别动”。有人高声喊道。于是，这些“分别代表一所学校”的孩子们因为都想为母校争得“纪律好”的好名声，全都安静下来。但大火很快烧着了电线、吊绳、天花板上的五合板、石膏板，以及观众席上的木椅、布套等。
友谊馆霎时变成了一座焚尸炉。烟熏炙烤中，除坐在后部紧邻出口的部分学生逃出外，其他大部分孩子被烧死、踩死、砸死和熏死。主要原因是该馆前后左右 7个门只有一道门是开着的，正面两门、左右两侧的4个“太平门”均用防盗铁网或铝合金、木板锁着。蜂拥而出的孩子无计可施，只好在铁栅栏后面，挥舞着血肉模糊的小手向外求救。事后调查，在右侧门内，孩子的尸首竟叠了1.5米高。
这场大火共造成326人死亡，134人受伤。死难者中，参加此次汇报表演的孩子达289人，自治区教委验收团成员17人，学校领导、教师职工19人以及家属1人。
对于这场震惊中外的特大事故，除了官僚体制下人们习见的玩忽职守、责任心淡漠为时论同声谴责外，前来参加“政治作秀”的权豪政要们的表演也令中外观察家大跌眼镜：
据一名被老师举上窗台逃生的五年级男生回忆，当他上完洗手间，回到剧场一看，无数的火花往下掉，一位领导模样的大人，拿着话筒喊：“不要乱，不要动，让爷爷叔叔们先走！”另一位在火灾中救出12名学生，自己的儿子却葬身火海的舞蹈教师说：当时市教委的一位领导，举着话筒喊，“孩子们，都别动，让领导们先走！”
在场的最高行政长官，新疆石油管理局的一位副局长，从塞满孩子的唯一通道逃离后，一头钻进小轿车直奔高干病房，中间经过消防队也不下车报警。市教委的一名党委副书记，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钻进了厕所，又仗着成年人的力气，把原本可塞三十人以上的厕所反锁顶上，任凭外面的孩子哭喊也不开门。事后还恬不知耻地向记者炫耀他的逃生知识有多丰富。
另外还有十多名市局领导，无一人出面维持秩序，无一人向被大火围困的孩子伸出援手，反而争先恐后地出逃。事后发现，在许多孩子羸弱的尸体上，有许多成年男人的大皮鞋印，也有成年女人的高跟鞋踩穿的血洞。更不可思议的是，在如此巨大的灾难中，和孩子们同场遇险的克拉玛依市20几位副处级以上的官员，竟奇迹般地无一人伤亡，而按当时他们所处的位置，都是坐在最前排，离火源最近，而离唯一的逃生门最远。
这使我想起了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的一句话：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当这些年龄数倍于孩子的“爷爷叔叔”，用一句惯常的行政命令及时地制止了孩子们的出逃，然后从他们尸体铺成的路上出逃时，正是他们在出逃之前还向孩子们宣扬“见义勇为”、“争做好人好事”的高尚道德。但从这些像畜牲一样活下来的官员身上，我们何尝看到半点道德的影子？就像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的“假道学”一样，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不过是“存自己的天理，灭别人的人欲”。
在这些自称“为人民服务”的官员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赤裸裸的丛林法则。丛林法则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暴力通吃一切；当暴力和暴力相遇时，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而人类的道德原则恰好是在战胜丛林法则的基础上产生的。尽管道德产生以后，也产生了许多“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卫道士”；只想自己青史留名，不管怀中子嗣饿死的“道德狂”；但有道德和没有道德是不一样的：有了道德以后人类就再也不能像鳄鱼一样只关心自己的孩子，像老虎一样只凭膂力霸占财物和妻子，像杜鹃一样将蛋下在别人的巢穴里，然后又将主人的雏卵拱出——至少是当有人公然越过人类为自己设置的这些底线时，再也不像没有道德以前一样心安理得，他得接受公众舆论的普遍质询和问难。因为进入文明社会的人们相信，人类得凭一些更坚固、更长久、更符合整体利益的原则来占有自然和社会资源。比如，对妇幼的扶助就是人类战胜野蛮，告别丛林法则的重要标志。在强者通吃一切的丛林世界里，动物们对妇幼的扶助只限于自己的家庭或家族，而对别的家庭或家族是要“食肉寝皮”的，就像克市教委的官员们所做的那样。
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实践丛林法则的人却要高唱“牺牲”和“奉献”美德？按理说，就像物理学中“能量守恒”定律一样，当一些人超强度地贡献了自己的劳动甚至生命时，必有另一些人低成本地收购了这些额外的道德果实，我称之为“道德三五斗”。那么，根据“物质不灭”的法则，谁是这些道德利益的最后收藏者？从喊叫 “保持安静，坐着别动”的组织者身上，从手拿话筒命令“让领导先走”的市教委官员身上，从反锁厕所不准孩子进入的党委副书记身上，从一切从容跨过孩子身体的大小政客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些道德支出的最后下落。
四
无独有偶，距离新疆克拉玛依大火82年，也就是，1912年4月10日晚，一艘满载乘客的豪华邮轮由英国的南安普敦港启航前往美国纽约。这艘名为 “泰坦尼克号”的超级巨轮是当时人类建造的最大可移动物，被誉为“不沉的方舟”。不料启航后的第四天，就在大西洋的纽芬兰海岸误撞冰山。船上2208人，仅有 705人获救，1503人沉入海底，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海难。但汹涌的海水、诡谲的冰山吞没的只是这些人的肉体，他们的灵魂以及在这艘巨轮沉没之际所表现出的无畏勇气和伟岸道德却永远不朽。它在后人心中筑起了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美国作家丹尼·阿兰巴特勒在《永不沉没》一书里向我们详细描述了这艘巨轮沉没的全过程。当时建造该船的安德鲁斯也在船上，经他检查后，失望地告诉船长，船舱已大面积进水，不久这艘巨轮将无可挽回地沉入海底，而救生艇不够一半乘客逃生。船长史密斯不假思索地说：“让妇女和儿童先行”！接着他又低沉而坚定地补充道：“我跟船走”。虽然这个过分自信的老人，在多次接到冰山警告后，仍命全速航行，但在死亡来临的一瞬，他没有利用职权逃生，而是以自己的镇定和刚毅表达了他的忏悔和尊严。后来有人看见，直到汹涌的海水涌进驾驶舱，他都一直站在船舵旁，像石头一样沉默，直至海水没过他的头顶。造船师安德鲁斯，是最早知道船要沉没的人，但从得到噩耗的那一刻起，他就没有打算逃生。在最后的时分到来时，有人看见他一直站在房舱的大厅，注视着一幅题为“通向新世界的门槛”的壁画，毫不关心脚下的海水正拾级而上。他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一个女服务生说的，他说：“孩子，很遗憾，我没有给你造一条永不沉没的船。”对于船上另一个“管理级人物”，一副默多克，却有很多说法。有人说他自杀了，有人说他开枪打死了一个企图冲进给妇女儿童用的救生艇的乘客，然后举枪打死了自己。电影《泰坦尼克号》用的就是这个细节。
对于泰坦尼克号上集体性地坚守岗位，不离不弃，丹尼·阿兰巴特勒分析说，很大的原因是船上的领导者临危不惧。在死神到来的时刻，他们的沉着坚毅无形中鼓舞了那些愿意跟从“正确、高贵、美好事物”的男子汉们。当然，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自己也成了“正确、高贵、美好”的一部分。但即便是这样，当我们重新触摸那些令人发烫的史料时，仍然有一种内在的感动令人心驰神摇。因为不是一个船员、两个船员把机会留给了别人，把无望留给了自己，而是几乎所有的船员、水手、锅炉工以至厨师都是这么大义凛然，慷慨赴难：信号员罗恩一直在甲板上发射信号弹，尽管这看起来是多么的无用；锅炉工亨明本来被分配到救生艇做划桨员，但他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别人，到最后一刻他还在甲板上放卸帆布小艇；报务员菲利普斯和布赖德在报务室坚守到最后一分钟，船长告诉他们可以弃船了，他们仍然不走，继续敲击着键盘，敲击着生命终结的秒数；最让人感动的是船上的乐队，不仅没有随着人群逃跑，而是在灾难的现场，乐队领班亨利·哈特利和其他队员身穿燕尾服，一直演奏着“上帝和你同在”的乐曲。他们知道这样做不能阻止死神的临近，但那深沉悠远的宗教圣歌极大地安抚了未亡人不安的灵魂，那悲凉激越的提琴声，展现了人在死亡面前所拥有的全部哀伤和尊严。
事后统计，900名船员中有687人像船长一样永远地留在了泰坦尼克号上，也就是说有76％的船员葬身海底，占整个死亡人数的45.7%。但谁都知道，船员在船上，无论就经验、还是条件，比乘客更有机会逃生。对此，《永不沉没》的作者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被这样的理想教育着：责任比其他的考虑更重要。责任和纪律性是同义词，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几小时中，这种责任和纪律的理想，被证明是难以被侵蚀的最有力量的气质。”但这样一种群雕般的英雄壮举单靠“责任意识”是无法说清的。因为在泰坦尼克号上不仅是船员，那些本没有“责任”的乘客，包括那些百万富翁和普通乘客们也同样显出了自己高贵的人性：
据文献记载，由于1912年4月10日的航行，对泰坦尼克号来说是建成以来的第一次，是“处女航”，所以当时的达官贵人、名媛巨贾纷纷以先“乘”为快。因而乘客中有总统的侍从武官、知名戏剧制作家、费城电车大亨、钢铁业巨子、传记作家、神学家、电影明星、工程师，以及美国亿万富翁约翰·雅各布·阿斯德，全球最大的梅西百货公司创办人伊西多·斯特劳斯等。一等舱的337名乘客中，仅百万富翁就有57位。
其中，约翰·雅各布·阿斯德是当时全球最富的人之一，他的资产据说可以建造11艘“泰坦尼克号”。他的妻子马德琳才18岁，当时正怀着五个月的身孕，所以阿斯德夫妇带了十多名佣人。在“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之际，阿斯德搀扶着马德琳来到四号救生艇旁，对照管救生艇的船员说，妻子身体很弱，能不能让我上艇照顾她？船员回答：“不行，先生，除非所有的妇孺都先上了艇，否则不许一个男子上。”阿斯德没有多说一句话，脱下手套抛给了妻子，然后就退到甲板上，静静地坐在那里，等着天使接应的时分。几天以后，人们在海面上发现了他，浑身都是煤烟，而且已被砸扁了，打捞者猜测他可能是被船上倒下的大烟囱砸死的。
“泰坦尼克号”上的另一个“大款”是美国“梅西百货公司”的创始人伊西多·斯特劳斯。海难发生近百年后的今天，“梅西百货公司”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公司，座落在美国曼哈顿第六大道上。“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以后，有人向67岁的斯特劳斯建议，“我保证不会有人反对像您这样的老先生上艇……”这位老人坚定地回答，“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离开之前走上救生艇。”斯特劳斯夫人本已上了八号救生艇，但刚要坐下的时候，改变了主意，她走下来，对斯特劳斯说：“这么多年来，我们都生活在一起，你去的地方，我也去！”就这样，一对老夫妇蹒跚着走到甲板的藤椅上坐下，像一对鸳鸯栖息在水上，直至冰冷的海水把他们全部卷进海底为止。
当知道没有获救的可能时，世界著名管道大亨本杰明·古根海姆没有绝望，他穿上了最华丽的晚礼服，对随从说：“我即使是死也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他给 太太留下的遗言是：“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为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牲，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
中国有一句格言“有钱能使鬼推磨”，但在“泰坦尼克号”船毁人亡的关键时刻，这些世界巨富，“外国大款”，似乎想都没有想过要贿赂救生艇的官员，有的甚至宁愿将现金带进天堂都没有掏出来试一试。像大亨阿斯德，当人们从煤灰堆里拉出他时，还从他的兜里搜出2500美元现金兑换支票，而当时船上水手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20美元。尤其令人惊异的是，他们都是船长史密斯的好友，可没有一个人要求船长“法外开恩”。这是一群真正的“另类”，这是一个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人们用他们的良知和美德向我们证实：大自然的惊涛骇浪、狂风暴雨，可以摧毁人的肉体以及任何人手制造的“巨无霸”，但它摧毁不了的是人们用意志和品格镕铸而成的文明价值和信念世界。
“泰坦尼克号”上有一个基督见证的故事令人动容。
当时船上有一位牧师叫约翰·侯伯，应邀到美国芝加哥慕迪教会布道。他眼见灾难就要降临，就呼吁全船的基督徒到甲板上集合。当时有几十位基督徒陆续前来，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侯伯牧师庄严地宣告说：“弟兄姊妹们，我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我们已相信了耶稣，有了永生的盼望，不用害怕。不过，船上还有不少未信的人，他们还未得救，若此刻失去生命，必将永远沉沦灭亡。倘若我们现在不跟他们争用逃生设备，让未信者有更多人获救，以后他们仍有机会闻听福音，相信耶稣得永生。”基督徒们听后，大受感动，他们手牵着手，一同唱圣诗“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庄严的诗歌震动了苍穹，震动了船上其他的乘客，大家秩序井然地接受船员的安排，让妇女儿童先登上救生艇。直到海水把这些基督徒和他们的歌声一起带进大西洋底。
侯伯牧师掉到海里时，抓住了一块浮木，在海面上漂流，碰到另一个什么也没抓到的年轻人。牧师问年轻人：“年轻人，您得救没有？”年轻人回答：“没有。”一个海浪把他们分开了。数分钟后，他们又接近了，牧师再问他：“您与神和好没有？”他还是回答：“没有！”一个海浪又把他们分开。最后一次他们靠近时，在海中飘浮已久，年轻人已经疲惫不堪，想放弃挣扎时，牧师却告诉年轻人：“年轻人，耶稣要救你！”说着就把手中的木板，送给了他，自己沉入海底。天亮之前，赶来救援的船只捞起了许多尸体，只有六位不在救生艇上的乘客生还，这年轻人就是其中之一。
读完这样的故事，回头再看克拉玛依大火中的官员，真让人有一种沦肌浃髓的悲哀。我为生我养我的苦难母邦深深地耻辱着。如果说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不光是要与祖国分享荣耀，而且得分担耻辱的话——像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说的“为波兰的罪过感到羞耻的人，就是波兰人”，那么，在阅读这样故事的时刻通常就是我的民族主义情绪最为高涨的时刻。它表现在，我不再相信那些制造“说不”烂货的家伙们所硬造的“自摸”并假装“高潮”来临的幻想；即使有一万个像季羡林这样的“大师 ”站出来证明“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也不相信。我们和别人的差别，不是肤色的，而是血液的；不是物质的，而是心灵的；甚至不是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的，而是人种、信仰、精神基因的。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给我们制造了多如牛毛的明君、忠臣、义士、侠客，唯独没有一个绅士；数不胜数的先贤、鸿儒、高僧、圣人、领袖、导师，让我们保护国家，保护民族，保护纲常名教，尤其是有资格代表国家、民族的领袖和导师本人，唯独没有说，我们应该保护妇女和儿童；皇帝、暴君、独裁者以及一切“正人君子”孜孜不倦地教我们“忠”，教我们“孝”，教我们一切修齐治平、贞节烈义以及“阶级斗争”的大道理，唯独没有教我们“爱”，爱一切人，爱智慧，爱人类创造的一切自由和文明的价值。我们的罪孽早在出生以前就已经注定。我们是吃人者的子孙。
2004年10月19—28日草于长安
一
与自然界一样，人类社会为了延续生命，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保护幼弱、扶植子嗣的方法。例如，江浙一带为了驱邪避鬼把孩子放到某寺院“寄名”，即人不到寺院里去，只是名字挂靠在某寺院的和尚名下；北方一些地区因为孩子多病，瞧不起医生，就把孩子名义上寄养在一个会法术，懂医道的长者膝下，名曰“保锁”。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们当然不再用这些迷信的方法来延年益寿，而是通过立法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例如，美国法律规定，12岁以下的小孩必须时时有人照看，以免发生不应有的意外。如果家长没有时间，就得把孩子放到各种托儿所代为照管。孩子一旦离开学校，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就自动生效。如果有人发现，一个 12岁以下的小孩脖子上挂一串钥匙，一个人打开房门，再也不出来，就会有人报警。不经过繁复的司法程序，孩子很难从政府的福利机构里领回来。电影《刮痧》就讲的是一对中国夫妇因为给孩子刮痧，而被美国法院指认为“虐待”的故事。
抚今追昔，我想起了我上中学时学过的名篇《夜走灵官峡》。这篇歌唱工人阶级不畏严寒、忘我牺牲的伟大小说至今还像红宝石一样镶嵌在初中一年级的课本里。小说写的是一个夜走灵官峡的“材料队长”，因为到一个绝壁下的石洞里躲避风雪而碰到了这里的两个小“洞主”，七八岁的成渝和他的妹妹宝成。经过一番询问，得知他的父亲就在对面的万丈悬崖上打炮眼，母亲则在石洞下边的运输便道上指挥交通，因为责任在身，不能回家，致使一双儿女被整日遗落在悬崖上的石洞里倚门忘归。当然，略大一点的成渝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照看比他更小的妹妹。
这个故事现在看来多少有些残忍，一家四口被分布在一条峡谷的三个点上，每一点到每一点都是一段抬眼可见的距离，而对每两点上的任意两个人来说，却又无异于万水千山，颇似民歌里唱的“见面面容易啦话话难”，但在作者笔下却充满了道德牺牲的壮美。他没有写一个悬挂在万丈绝壁上的父亲抬眼可见自己的儿女却不得相聚的悲伤，也没有写一个立在风雪中担任“交通协警”的母亲，对一双丢在石洞中的儿女那种十指连心的牵挂，更没有写两个幼小的孩子在一个不见天日的石洞中是如何捱过他们的分分秒秒的，作者在一厢情愿地讴歌工人阶级的奉献热情时，似乎忘记了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究竟有没有能力在一个石壁上照顾比他更小的妹妹？更没有想过，一个未成年人究竟有没有责任为大人的这种莫名其妙的“牺牲”买单？如果说有，那么，谁来为一个孩子的童年买单？换句话说，究竟什么样的理由可以高过孩子的生命安全、游戏和受教育权？
在这儿，我们不能指责家长把孩子丢在石洞是玩忽职守，就像我们没有理由指责一对陕北农民把孩子拴在“炕头石”上下地劳动是“惨无人道”一样，由于历史环境的差异，我们很难理解一对1958年的工人所处的政治环境。要知道，那正是“三面红旗”迎风招展，“反右”运动如火如荼的年月，但对一个自诩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作家来说，能不能站到人道的立场上，感同身受地分享他笔下人物的苦难和怨憎、爱欲和情仇却是一个绝对的标尺。我们当然无法要求杜鹏程在探访完石洞后，立即报告当地公安机关将“虐待儿童”的工人夫妇抓起来，但我们至少可以要求他将工人的子女无人照看，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到保证的情况写进小说或上报有关部门，建议在工地上成立“幼儿园”或“流动学校”总不为过吧？但没有，我们甚至在文中没有看到他等到这对可怜孩子的父母回家就一拍屁股上路了，临走还煽情道：“风，更猛了。雪更大了……”——似乎这对苦命孩子的不幸处境不仅没有触发他从更深广的意义上关心底层民众的命运，反而“ 坏事变好事”，更加鼓舞了他战天斗地的革命热情。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像萨特一样为“保卫自由而战”，也不能要求所有的小说都像加缪说的“首先是一种为怀念的或反叛的感情服务的智力实践”，但我们至少得要求一个时代的作家不要成为谎言的制造者，或流行官腔的“同谋”。如果说一对夫妇将孩子放在石洞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作家的有意识渲染就是一种明火执仗的“帮忙”，尤其是当这种“帮忙文学”和半个世纪以来的教育行政势力混合，成为垄断人们头脑和心灵的工具时，这类作品的意义就绝不仅仅如教材所说是诱导学生“理解工人阶级的崇高品质”，坦白地说，这不是“诱导”，而是“诱奸”。
二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像我的一位挚友批评我的那样是“迂阔而不切实际”。因为在一个政治至上，所有的尊严和价值都匍匐在某种主义或领袖脚下的极权主义时代里，不用说孩子的生命安全、游戏和受教育权得不到保证，就是孩子的生命本身都要无可选择地成为某种国家道德的附属品。当这种道德召唤任何一个人，自然也包括儿童，做出牺牲时，个人应当无条件地收拾行装引颈就义。
予生也迟，闻道也晚，不能躬逢一个国家英雄辈出、巨人蜂拥的中兴盛世，但仅记事以来听过、看过、学过的少年英雄就有：刘胡兰，王二小，草原小姐妹，刘文学，戴碧荣，韩余娟，赖宁……其中刘胡兰14岁，王二小13岁，草原小姐妹中的龙梅11岁、玉荣9岁，刘文学14岁，韩余娟12岁，赖宁14岁……据《中国少年报》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1949年以后，全国仅获中央和省一级表彰的“少年英雄”就有36人，其中与坏人英勇斗争的９人，舍己救人的14人，保护牲畜的５人，救火及救火车的５人。
在那个癫狂年月里，一方面，个人人格遭到集团信念大面积地挤压，从而集体性地萎缩、凋零；另一方面，集体人格又在一种虚假共同体的感召下无限膨胀，以至遥不可及。大量的“集体主义英雄”就是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诞生的。
当几十年的光阴过去，甚至从这些政治小祭品被摆上供桌的那一刻起，人们就再也不关心这些“祭品”本身的生死荣辱，没有人关心他们被推入铡刀下，赶进埋伏圈，驱入茫茫雪夜之中的恐惧、疼痛、无助和绝望，更没有人关心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和几倍几十倍于他们力量的歹徒、牲畜、火车、惊马以及满天大火较量时是否有可能取胜，是否合于公众利益，人们只记得他们奔赴的那个远大目标和高入云端的教义本身。
这是西方的人权思想吗？显然不是；这是传统的儒学思想吗？肯定也不是。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恕道”讲的就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这是一种冷酷文化培养出的冷酷道德。本来道德的精义是要改善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协调各阶层、各团体以及具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但在这儿却被一些人用来号令天下，成为打击异己，坐收渔利的利器。具体方法就是，把一种集团性的道德无限制地拔高、放大，上升为一种图腾和诫命，然后号召所有的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并按我手指的方向挺进，灵魂才可以进入流着奶与蜜的“太阳城”。
道德是有高度的吗？截至目前，我仍然认为，人类创造的合理道德可以改善人与人的私欲互相纠缠的矛盾，并有助于提升人的精神品质，但就像必须给不守道德的人设置一条底线一样，给鼓吹道德的人也必须设定一条上限，这上限就是，当道德家和政治家、或合二为一的通天教主们，向人们兜售高调道德时，必须计算他们提倡的“见义勇为”、“舍己救人”、“割肤施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中的具体含量。方法是，当一条道德方程中“舍己”和“利人”两种含量完全不成比例，也就是前者远远大于后者，甚至后者为零，前者为一百时，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坏道德，不仅不值得提倡，而且应该寿终正寝。当刘文学舍去的是一条生命，换回的却是一把辣椒时，任何有理性的动物都会判断出其中的是非得失。因为说到底，道德是以“利社会”为目的，以“善”为最高旨归的。当一个时代或一个社会的道德英雄超限度地贡献了自己的劳动甚至生命，但他们的贡献和牺牲不仅与社会毫无价值，反而无端地供养了一批或一个箕踞于社会之上的道德收割者或独裁者时，这种道德就背离了当初产生的本意，也就是说它已不为“善”，而为“恶”了。
三
几年后，我到了城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学过《夜走灵官峡》以及各种英雄故事的乡村少年，没有在辣椒地里碰见地主，也没有受命雪夜保护生产队的羊羔，惊马没有见，惊驴见过一回，但离得老远就躲进了柴火堆。于是，这个胆怯的小孩捡到了一条小命，而且通过科考到了城里。当他看到城里的小孩吃着泡泡糖，拿着电动玩具，看着三维动画，胆大的还可以兼顾色情网站时，以为一个饥饿、无聊、充满恐惧的儿童时代完全过去，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幸福、安全、充满自由和爱的“ 儿童乐园”——直到有一天，我受命采访一家省级电台的纪念晚会。
那一天，大约是1994年1月5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为纪念建台45周年举行盛大庆祝晚会，我以一个到会记者的身份坐在后排。第一个节目是由某小学儿童表演的集体舞。奇怪的是当这些身着单装、仰面朝天、四肢着地的小孩在台上摆好造型的时候，原定莅临本会的台长、局长及其他衮衮诸公迟迟没有进场，我们知道，除了受贿或嫖娼领导一般是不会先来的。就这样，几十个孩子被导演“定格”在了舞台上，一动不动地等着领导的出场。一分钟过去了，领导没有来；五分钟过去了，领导还是没有来；一刻钟过去了，领导仍然没有来；将近半小时的时候，一个孩子首先晕倒在舞台上，导演赶忙叫人抬了出去，可其他的孩子仍然命令不许动，等又有几个摇摇晃晃、将要倒下的时候，台下终于嘘声一片。导演赶忙叫人拉上了幕布。
从那一刻起，我对所有让小孩参加的庆典，包括献花、扫墓、念台词、宣誓之类充满厌恶，尤其是每当看到舆论交口称赞中国社会由几千年的“父母本位”向 “孩子本位”转变时，我都会条件反射似地想起这一幕。想起一个孩子慢慢倒地的弧线，以及几个弯腰曲背的孩子觳觫的腿。我知道，不管是“父母本位”还是“孩子本位 ”，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本位”，尤其是和“官本位”相遇时，所有的“本位”都微不足道。
拜上帝所赐，我生于穷乡，长于僻壤，不仅没有参与各种政治庆典的机会，而且基本上不具备作为一种政治表演的道具的资格。王朔在《我的几个国庆节》一文里描述了他当年参加国庆游行排练的场面：
1971年，我参加了国庆游行的儿童组字排练。按照计划，我和其他数万名儿童要共同组成那次游行的背景，当军队和彩车走过天安门观礼台时我们就一齐打开手中的彩色大纸本子顶在头上，向着天空拼出巨大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此，我们从夏天开始停课，每天在学校集合，走十几公里路到天安门广场排练。很多小孩中暑，尿裤子。广场旁边的便道上有一排排铁盖子，掀开围上帐篷就是临时厕所。有时我在里面尿半截儿，尿急的女孩子们就提着裤子冲进来占领了身后所有的茅坑，我只好从另一出口仓皇逃出。有的男孩正在大便，起也起不来，四周蹲满女孩，又羞又无奈，起得掉下眼泪。
等我们排练好了，这年的国庆游行取消了，党的副主席林彪乘飞机出逃苏联，在蒙古坠机身亡。毛主席很受打击，从那以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我对形形色色的“政治作秀”，无论中外，都不感兴趣，但当大大小小的政客们如果将自己的“秀”只限定在成人的范围内——像娱乐圈、时装界所作的那样 ——我仍然愿意说服自己表现我的足够忍耐，也就是说，当这种无聊的政治“硬球”如果只是在成人之间传来传去的话，只要不看也罢。可当一场“政治秀”要绑上几十名，甚至上万名孩子，不惜以晕倒和尿裤子为代价，来证明自己的“伟光正”，我就无法掩饰我内心的鄙夷。除非有人告诉我，这些活动都是小孩自愿参加的，但小孩自愿参加的活动，在我看来与“和小孩自愿发生性关系”没有区别。因为小孩没有责任能力，对自己的言行不具备独立负责的主体资格。因而，必须由父母、师长乃至全社会代行监督和保护之责，但当有监督和保护之责的父母、师长乃至社会不仅没有按照小孩的自然天性“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鲁迅语），反而利用自己的身体和智力优势任意欺骗，妄加伤害时，这些孩子怎么可能拥有一个心智正常的未来？
“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这是鲁迅先生在《随感录二十五》里的预言。“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当然是一种很可怕的后果，但他没有想到，这仍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一些小孩根本就“大不了”。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座无虚席。七所中学八所小学15个规范班（先进班）的少年儿童在这里向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教委的领导作汇报演出。领导是来克市验收“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教育”和“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简称“两基”教育）的。大约表演到第二个文艺节目的时候，舞台上方掉下几块着火的碎布片。原来，舞台的光柱灯烤燃了幕布。同学们一阵骚动，交头议论。
“保持安静，坐着别动”。有人高声喊道。于是，这些“分别代表一所学校”的孩子们因为都想为母校争得“纪律好”的好名声，全都安静下来。但大火很快烧着了电线、吊绳、天花板上的五合板、石膏板，以及观众席上的木椅、布套等。
友谊馆霎时变成了一座焚尸炉。烟熏炙烤中，除坐在后部紧邻出口的部分学生逃出外，其他大部分孩子被烧死、踩死、砸死和熏死。主要原因是该馆前后左右 7个门只有一道门是开着的，正面两门、左右两侧的4个“太平门”均用防盗铁网或铝合金、木板锁着。蜂拥而出的孩子无计可施，只好在铁栅栏后面，挥舞着血肉模糊的小手向外求救。事后调查，在右侧门内，孩子的尸首竟叠了1.5米高。
这场大火共造成326人死亡，134人受伤。死难者中，参加此次汇报表演的孩子达289人，自治区教委验收团成员17人，学校领导、教师职工19人以及家属1人。
对于这场震惊中外的特大事故，除了官僚体制下人们习见的玩忽职守、责任心淡漠为时论同声谴责外，前来参加“政治作秀”的权豪政要们的表演也令中外观察家大跌眼镜：
据一名被老师举上窗台逃生的五年级男生回忆，当他上完洗手间，回到剧场一看，无数的火花往下掉，一位领导模样的大人，拿着话筒喊：“不要乱，不要动，让爷爷叔叔们先走！”另一位在火灾中救出12名学生，自己的儿子却葬身火海的舞蹈教师说：当时市教委的一位领导，举着话筒喊，“孩子们，都别动，让领导们先走！”
在场的最高行政长官，新疆石油管理局的一位副局长，从塞满孩子的唯一通道逃离后，一头钻进小轿车直奔高干病房，中间经过消防队也不下车报警。市教委的一名党委副书记，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钻进了厕所，又仗着成年人的力气，把原本可塞三十人以上的厕所反锁顶上，任凭外面的孩子哭喊也不开门。事后还恬不知耻地向记者炫耀他的逃生知识有多丰富。
另外还有十多名市局领导，无一人出面维持秩序，无一人向被大火围困的孩子伸出援手，反而争先恐后地出逃。事后发现，在许多孩子羸弱的尸体上，有许多成年男人的大皮鞋印，也有成年女人的高跟鞋踩穿的血洞。更不可思议的是，在如此巨大的灾难中，和孩子们同场遇险的克拉玛依市20几位副处级以上的官员，竟奇迹般地无一人伤亡，而按当时他们所处的位置，都是坐在最前排，离火源最近，而离唯一的逃生门最远。
这使我想起了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的一句话：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当这些年龄数倍于孩子的“爷爷叔叔”，用一句惯常的行政命令及时地制止了孩子们的出逃，然后从他们尸体铺成的路上出逃时，正是他们在出逃之前还向孩子们宣扬“见义勇为”、“争做好人好事”的高尚道德。但从这些像畜牲一样活下来的官员身上，我们何尝看到半点道德的影子？就像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的“假道学”一样，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不过是“存自己的天理，灭别人的人欲”。
在这些自称“为人民服务”的官员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赤裸裸的丛林法则。丛林法则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暴力通吃一切；当暴力和暴力相遇时，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而人类的道德原则恰好是在战胜丛林法则的基础上产生的。尽管道德产生以后，也产生了许多“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卫道士”；只想自己青史留名，不管怀中子嗣饿死的“道德狂”；但有道德和没有道德是不一样的：有了道德以后人类就再也不能像鳄鱼一样只关心自己的孩子，像老虎一样只凭膂力霸占财物和妻子，像杜鹃一样将蛋下在别人的巢穴里，然后又将主人的雏卵拱出——至少是当有人公然越过人类为自己设置的这些底线时，再也不像没有道德以前一样心安理得，他得接受公众舆论的普遍质询和问难。因为进入文明社会的人们相信，人类得凭一些更坚固、更长久、更符合整体利益的原则来占有自然和社会资源。比如，对妇幼的扶助就是人类战胜野蛮，告别丛林法则的重要标志。在强者通吃一切的丛林世界里，动物们对妇幼的扶助只限于自己的家庭或家族，而对别的家庭或家族是要“食肉寝皮”的，就像克市教委的官员们所做的那样。
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实践丛林法则的人却要高唱“牺牲”和“奉献”美德？按理说，就像物理学中“能量守恒”定律一样，当一些人超强度地贡献了自己的劳动甚至生命时，必有另一些人低成本地收购了这些额外的道德果实，我称之为“道德三五斗”。那么，根据“物质不灭”的法则，谁是这些道德利益的最后收藏者？从喊叫 “保持安静，坐着别动”的组织者身上，从手拿话筒命令“让领导先走”的市教委官员身上，从反锁厕所不准孩子进入的党委副书记身上，从一切从容跨过孩子身体的大小政客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些道德支出的最后下落。
四
无独有偶，距离新疆克拉玛依大火82年，也就是，1912年4月10日晚，一艘满载乘客的豪华邮轮由英国的南安普敦港启航前往美国纽约。这艘名为 “泰坦尼克号”的超级巨轮是当时人类建造的最大可移动物，被誉为“不沉的方舟”。不料启航后的第四天，就在大西洋的纽芬兰海岸误撞冰山。船上2208人，仅有 705人获救，1503人沉入海底，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海难。但汹涌的海水、诡谲的冰山吞没的只是这些人的肉体，他们的灵魂以及在这艘巨轮沉没之际所表现出的无畏勇气和伟岸道德却永远不朽。它在后人心中筑起了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美国作家丹尼·阿兰巴特勒在《永不沉没》一书里向我们详细描述了这艘巨轮沉没的全过程。当时建造该船的安德鲁斯也在船上，经他检查后，失望地告诉船长，船舱已大面积进水，不久这艘巨轮将无可挽回地沉入海底，而救生艇不够一半乘客逃生。船长史密斯不假思索地说：“让妇女和儿童先行”！接着他又低沉而坚定地补充道：“我跟船走”。虽然这个过分自信的老人，在多次接到冰山警告后，仍命全速航行，但在死亡来临的一瞬，他没有利用职权逃生，而是以自己的镇定和刚毅表达了他的忏悔和尊严。后来有人看见，直到汹涌的海水涌进驾驶舱，他都一直站在船舵旁，像石头一样沉默，直至海水没过他的头顶。造船师安德鲁斯，是最早知道船要沉没的人，但从得到噩耗的那一刻起，他就没有打算逃生。在最后的时分到来时，有人看见他一直站在房舱的大厅，注视着一幅题为“通向新世界的门槛”的壁画，毫不关心脚下的海水正拾级而上。他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一个女服务生说的，他说：“孩子，很遗憾，我没有给你造一条永不沉没的船。”对于船上另一个“管理级人物”，一副默多克，却有很多说法。有人说他自杀了，有人说他开枪打死了一个企图冲进给妇女儿童用的救生艇的乘客，然后举枪打死了自己。电影《泰坦尼克号》用的就是这个细节。
对于泰坦尼克号上集体性地坚守岗位，不离不弃，丹尼·阿兰巴特勒分析说，很大的原因是船上的领导者临危不惧。在死神到来的时刻，他们的沉着坚毅无形中鼓舞了那些愿意跟从“正确、高贵、美好事物”的男子汉们。当然，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自己也成了“正确、高贵、美好”的一部分。但即便是这样，当我们重新触摸那些令人发烫的史料时，仍然有一种内在的感动令人心驰神摇。因为不是一个船员、两个船员把机会留给了别人，把无望留给了自己，而是几乎所有的船员、水手、锅炉工以至厨师都是这么大义凛然，慷慨赴难：信号员罗恩一直在甲板上发射信号弹，尽管这看起来是多么的无用；锅炉工亨明本来被分配到救生艇做划桨员，但他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别人，到最后一刻他还在甲板上放卸帆布小艇；报务员菲利普斯和布赖德在报务室坚守到最后一分钟，船长告诉他们可以弃船了，他们仍然不走，继续敲击着键盘，敲击着生命终结的秒数；最让人感动的是船上的乐队，不仅没有随着人群逃跑，而是在灾难的现场，乐队领班亨利·哈特利和其他队员身穿燕尾服，一直演奏着“上帝和你同在”的乐曲。他们知道这样做不能阻止死神的临近，但那深沉悠远的宗教圣歌极大地安抚了未亡人不安的灵魂，那悲凉激越的提琴声，展现了人在死亡面前所拥有的全部哀伤和尊严。
事后统计，900名船员中有687人像船长一样永远地留在了泰坦尼克号上，也就是说有76％的船员葬身海底，占整个死亡人数的45.7%。但谁都知道，船员在船上，无论就经验、还是条件，比乘客更有机会逃生。对此，《永不沉没》的作者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被这样的理想教育着：责任比其他的考虑更重要。责任和纪律性是同义词，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几小时中，这种责任和纪律的理想，被证明是难以被侵蚀的最有力量的气质。”但这样一种群雕般的英雄壮举单靠“责任意识”是无法说清的。因为在泰坦尼克号上不仅是船员，那些本没有“责任”的乘客，包括那些百万富翁和普通乘客们也同样显出了自己高贵的人性：
据文献记载，由于1912年4月10日的航行，对泰坦尼克号来说是建成以来的第一次，是“处女航”，所以当时的达官贵人、名媛巨贾纷纷以先“乘”为快。因而乘客中有总统的侍从武官、知名戏剧制作家、费城电车大亨、钢铁业巨子、传记作家、神学家、电影明星、工程师，以及美国亿万富翁约翰·雅各布·阿斯德，全球最大的梅西百货公司创办人伊西多·斯特劳斯等。一等舱的337名乘客中，仅百万富翁就有57位。
其中，约翰·雅各布·阿斯德是当时全球最富的人之一，他的资产据说可以建造11艘“泰坦尼克号”。他的妻子马德琳才18岁，当时正怀着五个月的身孕，所以阿斯德夫妇带了十多名佣人。在“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之际，阿斯德搀扶着马德琳来到四号救生艇旁，对照管救生艇的船员说，妻子身体很弱，能不能让我上艇照顾她？船员回答：“不行，先生，除非所有的妇孺都先上了艇，否则不许一个男子上。”阿斯德没有多说一句话，脱下手套抛给了妻子，然后就退到甲板上，静静地坐在那里，等着天使接应的时分。几天以后，人们在海面上发现了他，浑身都是煤烟，而且已被砸扁了，打捞者猜测他可能是被船上倒下的大烟囱砸死的。
“泰坦尼克号”上的另一个“大款”是美国“梅西百货公司”的创始人伊西多·斯特劳斯。海难发生近百年后的今天，“梅西百货公司”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公司，座落在美国曼哈顿第六大道上。“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以后，有人向67岁的斯特劳斯建议，“我保证不会有人反对像您这样的老先生上艇……”这位老人坚定地回答，“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离开之前走上救生艇。”斯特劳斯夫人本已上了八号救生艇，但刚要坐下的时候，改变了主意，她走下来，对斯特劳斯说：“这么多年来，我们都生活在一起，你去的地方，我也去！”就这样，一对老夫妇蹒跚着走到甲板的藤椅上坐下，像一对鸳鸯栖息在水上，直至冰冷的海水把他们全部卷进海底为止。
当知道没有获救的可能时，世界著名管道大亨本杰明·古根海姆没有绝望，他穿上了最华丽的晚礼服，对随从说：“我即使是死也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他给 太太留下的遗言是：“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为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牲，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
中国有一句格言“有钱能使鬼推磨”，但在“泰坦尼克号”船毁人亡的关键时刻，这些世界巨富，“外国大款”，似乎想都没有想过要贿赂救生艇的官员，有的甚至宁愿将现金带进天堂都没有掏出来试一试。像大亨阿斯德，当人们从煤灰堆里拉出他时，还从他的兜里搜出2500美元现金兑换支票，而当时船上水手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20美元。尤其令人惊异的是，他们都是船长史密斯的好友，可没有一个人要求船长“法外开恩”。这是一群真正的“另类”，这是一个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人们用他们的良知和美德向我们证实：大自然的惊涛骇浪、狂风暴雨，可以摧毁人的肉体以及任何人手制造的“巨无霸”，但它摧毁不了的是人们用意志和品格镕铸而成的文明价值和信念世界。
“泰坦尼克号”上有一个基督见证的故事令人动容。
当时船上有一位牧师叫约翰·侯伯，应邀到美国芝加哥慕迪教会布道。他眼见灾难就要降临，就呼吁全船的基督徒到甲板上集合。当时有几十位基督徒陆续前来，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侯伯牧师庄严地宣告说：“弟兄姊妹们，我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我们已相信了耶稣，有了永生的盼望，不用害怕。不过，船上还有不少未信的人，他们还未得救，若此刻失去生命，必将永远沉沦灭亡。倘若我们现在不跟他们争用逃生设备，让未信者有更多人获救，以后他们仍有机会闻听福音，相信耶稣得永生。”基督徒们听后，大受感动，他们手牵着手，一同唱圣诗“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庄严的诗歌震动了苍穹，震动了船上其他的乘客，大家秩序井然地接受船员的安排，让妇女儿童先登上救生艇。直到海水把这些基督徒和他们的歌声一起带进大西洋底。
侯伯牧师掉到海里时，抓住了一块浮木，在海面上漂流，碰到另一个什么也没抓到的年轻人。牧师问年轻人：“年轻人，您得救没有？”年轻人回答：“没有。”一个海浪把他们分开了。数分钟后，他们又接近了，牧师再问他：“您与神和好没有？”他还是回答：“没有！”一个海浪又把他们分开。最后一次他们靠近时，在海中飘浮已久，年轻人已经疲惫不堪，想放弃挣扎时，牧师却告诉年轻人：“年轻人，耶稣要救你！”说着就把手中的木板，送给了他，自己沉入海底。天亮之前，赶来救援的船只捞起了许多尸体，只有六位不在救生艇上的乘客生还，这年轻人就是其中之一。
读完这样的故事，回头再看克拉玛依大火中的官员，真让人有一种沦肌浃髓的悲哀。我为生我养我的苦难母邦深深地耻辱着。如果说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不光是要与祖国分享荣耀，而且得分担耻辱的话——像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说的“为波兰的罪过感到羞耻的人，就是波兰人”，那么，在阅读这样故事的时刻通常就是我的民族主义情绪最为高涨的时刻。它表现在，我不再相信那些制造“说不”烂货的家伙们所硬造的“自摸”并假装“高潮”来临的幻想；即使有一万个像季羡林这样的“大师 ”站出来证明“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也不相信。我们和别人的差别，不是肤色的，而是血液的；不是物质的，而是心灵的；甚至不是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的，而是人种、信仰、精神基因的。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给我们制造了多如牛毛的明君、忠臣、义士、侠客，唯独没有一个绅士；数不胜数的先贤、鸿儒、高僧、圣人、领袖、导师，让我们保护国家，保护民族，保护纲常名教，尤其是有资格代表国家、民族的领袖和导师本人，唯独没有说，我们应该保护妇女和儿童；皇帝、暴君、独裁者以及一切“正人君子”孜孜不倦地教我们“忠”，教我们“孝”，教我们一切修齐治平、贞节烈义以及“阶级斗争”的大道理，唯独没有教我们“爱”，爱一切人，爱智慧，爱人类创造的一切自由和文明的价值。我们的罪孽早在出生以前就已经注定。我们是吃人者的子孙。
2004年10月19—28日草于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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