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六十，斧頭幫的GFW幾近瘋狂，翻了半天墻，俺才得以呼吸到一點“自由”的空氣。
也罷，大家就瞧著，看看它到底還能慶祝多少個周年。
2009-09-30
2009-09-16
譚作人老師，您女兒請您回家吃飯
譚作人老師的情況，俺想俺在這里就不必贅述了，不清楚的朋友“股溝”一下就知道了。
對于這樣的一個人，一個大寫的人，一個比我們多數人都高尚、正義、有良知和勇敢的人，斧頭幫要抓捕要判罪，恨不得要消滅其，實在是讓人覺得這個貴國第一大幫氣數已盡。
2009-09-12
许志永：谁是中国的敌人
（对不起，我认可新浪删除昨天发的文章《苍天在上——公盟要被处罚142万元》，因为这篇文章里充斥我内心的骄傲，经过反省，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面对每一个同胞，内心都不应当有仇恨，也不应当有道德优越感。我会认真修改。）
回望历史
谁是中国的敌人？这曾经是一个让人恐惧不安的话题。历史教科书曾经说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敌人，那个被毛泽东冷嘲热讽的司徒雷登就是美帝国主义丑陋的形象。直到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司徒雷登竟然深爱中国，“是一个中国人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上街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41年被日军关进集中营直到二战结束才重获自由。他临死的遗愿是埋葬于出生的故土——中国杭州。
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年代，在辽阔的太平洋和亚洲战场，中美两国并肩作战。如果没有美国，我们很难想像仅凭中国的力量能够打败日本，也很难想象中国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然而这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几年之后全变了。这就是二十世纪两个大国之间从朋友到敌人的故事，因为个别统治者的好恶，最好的盟友转瞬间成了敌人，即是抛弃所有道义原则纯粹从国家利益考虑，这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吗？
有些记忆是历史的伤痛。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圆明园，这些概念常常和一个民族的仇恨连在一起。漫长的历史上，国与国之间没有道德更没有法律，为了掠夺资源，为了扩张土地，甚至仅仅为了统治者钟爱的一个女人，人类社会曾经充满仇恨与战火。
幸运的是，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地球村里的人们有了基本的道德共识和秩序——为了扩张领土和掠夺财富的战争是非法的，萨达姆不得不撤出科威特，甚至统治者对其国内民众的迫害也是非法的，国际法院把一些种族灭绝的独裁者绳之以法，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潮流已经席卷这个蔚蓝色的星球。
必须树立敌人才能巩固内部团结的理论是野蛮时代的政治理论。人类总会分你我，但没有必要区分敌我。那种依靠制造一个敌人产生的恐惧来维护国内的团结是专制主义的逻辑。人类不需要敌人，人类可以在美好信念中在幸福和欢欣的感动中得到团结。
当希特勒疯狂屠杀犹太人声称为雅利安人争取生存空间的时候，卓别林表演的《大独裁者》表达一个美好的梦想——这个星球上的资源足以养活所有的人，人类不需要相互残杀，国与国之间应该互利共赢，人类可以通过贸易、交流、互相帮助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正如法国和德国一样，世世代代的仇恨都可以成为过去，中国没有必要与美国为敌，没有必要与英国、法国为敌，甚至没有必要与日本、俄罗斯为敌，中国可以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贸易互补共同繁荣促进人类的福祉，共同抵御经济危机和甲型流感，共同探索外层空间和人类的未来。
中国是一个大国，只要国家内部公平正义和谐统一，今天恐怕再也没有人会愚蠢地设想武力占领这片土地。至于历史上的领土争端，也只有在真相和正义基础上谈判解决，战争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好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各种利益纷争仍在，他们可能会是中国的竞争对手，可能会批评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可能会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采取愚蠢的贸易壁垒政策，但是，他们不是中国的敌人。
不同的声音
“敌对势力”对于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概念，今天，这个概念在公众领域已经不流行了，但是，在一些内部文件中还常常见到。一个组织或个人一旦被列为“敌对势力”，法律就消失了。
2004年秋天在纽约我碰到了一个女孩，当时她正在网上与台独支持者激烈辩论，如果不了解她独特的身份，你一定会以为她是一个大陆来的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她的父母出生在山东，十几岁的时候辗转到台湾，后来两人到瑞士求学、相识、结婚，生下了这个女孩。虽然在瑞士出生、长大，但她却对中国充满深情，这位能流利地讲四国语言的女孩简直就是中国传统的化身，她能背诵大量的古诗词，她在自己的英文简历中开头第一句话说，当然，我是一个中国人。
她说她很想回到自己的祖国——中国大陆看看，可是她不能，因为她属于那个1999年突然诞生的“敌对组织”。二十世纪的中国，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阶级敌人，直到今天，一些人眼里还有很多很多“敌对组织”，他们广布在城市、乡村、网络还有世界各地。
也许有人难以理解那些吃饱了没事干的人——比如耶鲁大学法学院那个叫“达尔富尔24小时”的学生组织对中国政府在非洲的行为的批评，难以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权团体总是找中国的麻烦，可是如果你认真了解就会发现，这个文明的世界上的的确确有很多很多人他们怀着纯真的信仰，那么执着于遥远的素不相识的人的权利和尊严，他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他们的批评会让人愤怒，但他们不是中国的敌人。
那些为了正义而呐喊抗争的公民他们会让很多官员头痛，他们可能执着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可能为了内心的正义铤而走险，可能在网络上无奈地唱着“躲猫猫”或者“草泥马”之歌，他们可能对我们民族的历史怀有自己的信念，他们甚至可能对执政党怀有偏见，但他们不是中国的敌人。
那些按照法律犯了罪的人可能为千夫所指，可能永远难以赎回自己的罪过，但是，他们心中也会有爱，他们也会爱自己的国家，一个真正自信的社会不会把他们当成敌人，而是把他们当成病人，不是当成仇恨的对象，而是当成救赎的对象。如果我们相信自己国家有公正的法律和正义的审判，那么他们不过是承担了他们应当的法律责任，他们不是被压迫阶级，他们不是中国的敌人。
那些发表独立见解或批评执政党的“右派”，那些反对伟大领袖或者对某种主义有自己看法的“反革命”，那些父辈辛劳积攒很多财富的“资产阶级”，那些家庭出身不革命的“黑五类”，那些二十世纪历史上千千万万为了内心正义受尽苦难的同胞，他们不是中国的敌人。
心灵的阴影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这里有悠久的文化、辽阔的土地和勤劳善良的人民，二十世纪这个民族经历过深重的苦难、希望的欢欣和未来的迷茫。这个世界上确实可能有人对中国充满敌意，他们恨中国，他们希望中国陷入分裂、动荡甚至毁灭，他们试图杀死我们的同胞、姐妹和孩子，如果真的有人产生这样无缘无故的恨，请相信这样的人不会多，也并不可怕，他们不应当被列为中国的敌人，而应当是法律制裁和心灵救赎的对象。
中国最可怕的敌人其实是一个幽灵，一个控制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同胞之间相互敌意、相互厮杀、相互内耗的幽灵。这个幽灵混杂着历史的伤痕、千年的苦毒、帝王将相兄弟相残的刀光剑影和王朝更替动荡杀戮的森森白骨。
它让一个世世代代祥和的村庄在恐怖气氛中分成派别相互厮杀，让数十万知识分子痛苦地扼杀良心苟活于世，让整个社会陷于愚昧的疯狂。它一遍一遍扫荡这个民族最坚定的良知正义之士，直到道德和人性被彻底摧残以至于我们的下一代也在仇恨中成长，让我们整个社会充满陌生和恐惧。
它驱使我们的公仆陷入无节制的贪欲、堕落和内心的不安，甚至充当流氓恶棍，监禁、殴打那些寻求正义的无权无势的人们。它驱使我们的法官放弃良心，放弃正义，放弃底线，在不公正的判决书上签上自己廉价的名字，让房子被拆迁土地被征用的无权无势者找不到说理的地方。让那些官员们习惯于说谎，让他们丧失公信力，让一个个男人到了40岁以后脸上写满可悲的城府甚至阴险。
它让我们的社会分裂，城市和乡村，穷人和富人，权势者和无权者。就连偏远山村里一个月50块钱的社会保障也属于权势者，而不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穷人。
它让我们的社会道德沦落，让一批人监视另一批人，让我们人与人之间充满猜疑和敌意，让我们彼此远离诚信，远离温情，让我们的社会充斥谎言，躲猫猫，周老虎，做噩梦，一个接一个的概念不断出现，让我们人与人之间充满愤怒和抱怨。
是的，我们这个民族心灵深处有一个敌人，它让我们每一个人戴上厚厚的面具，让我们的同胞相互隔膜，相互猜疑，相互仇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个人能够如此伤害我们，这个敌人不是任何别人，也不是任何国家，而是我们民族心灵深处“敌人”的概念，是这个恐惧的幽灵。
我们生活在这个幽灵的掌控之下，生活在历史的阴霾之中，麻木、冷漠、恐惧、猜疑弥漫我们的社会和每一个人的心灵。没有人能够拯救我们，除了我们自己。
爱的救赎
把我们民族从“敌人”的阴霾下拯救出来，打破同胞之间心灵的藩篱，让每一个人内心充满阳光和温暖，是我们圣洁的梦想。
仇恨与敌意是相互的。一个恶劣的制度环境中，人性恶的一面充分激发，相互仇恨厮杀，一个正义的制度环境中，人性善的一面充分张扬，人与人之间相互友爱。我们理解那些内心怀有仇恨的人们，因为每一个人内心都可能产生仇恨，但是，我们相信，不可能用仇恨消灭仇恨，不可能用暴力消灭我们内心的敌人——只要我们心中还有“敌人”，我们就被它掌控。我们唯有通过爱消灭敌人，消灭仇恨，建立这尘世间自由幸福的乐土。
我们首先要拯救自己。越是在一个充满邪恶的不正义的社会里，我们越是要警惕心灵的眼睛被蒙蔽。当我们为正义和尊严抗争的时候不能走向仇恨——仇恨的道路只会通往灾难通往我们理想的相反方向。我们只能选择理性、法治、非暴力，任何黑暗的地方我们内心都必须充满温暖的阳光。
在内心深处告别“敌人”这个幽灵，生活在真实之中，相信人性美好的一面。微笑着告诉那个怀着警惕的目光四处搜寻敌人的人，告诉他最大的敌人其实在他心中。微笑着告诉那个黑监狱的看守，告诉他如果他遭遇了不公正我们也会帮他。微笑着告诉那位监视别人的人，告诉他不要向自己的孩子隐瞒这一天的工作。同胞们，你我之间不是敌人，那个让我们同胞之间相互隔膜相互敌意相互仇恨的幽灵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去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吧，当敌意和仇恨失去最后的目标绝望地死去这个民族才能得到拯救。
相信这救赎的年代，这个民族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如此充满希望。黑暗已在黎明的亮光中寻找栖身之所，恶者已在人性的光辉中局促不安。相信上帝已经给了我们强大的力量，这力量足以让恐惧、仇恨、苦难和死亡渺小到微不足道，这力量大爱无疆。
同胞们，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没有敌人的国度，让恐惧和仇恨的阴霾从我们心灵深处永远消逝，我们不需要外部的敌人，更不需要内部的敌人。请相信这个文明的时代，请相信这个民族的未来，我们没有敌人。
许志永
2009年3月
狄 马: 道德筵宴中的孩子
■狄 马
一
与自然界一样，人类社会为了延续生命，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保护幼弱、扶植子嗣的方法。例如，江浙一带为了驱邪避鬼把孩子放到某寺院“寄名”，即人不到寺院里去，只是名字挂靠在某寺院的和尚名下；北方一些地区因为孩子多病，瞧不起医生，就把孩子名义上寄养在一个会法术，懂医道的长者膝下，名曰“保锁”。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们当然不再用这些迷信的方法来延年益寿，而是通过立法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例如，美国法律规定，12岁以下的小孩必须时时有人照看，以免发生不应有的意外。如果家长没有时间，就得把孩子放到各种托儿所代为照管。孩子一旦离开学校，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就自动生效。如果有人发现，一个 12岁以下的小孩脖子上挂一串钥匙，一个人打开房门，再也不出来，就会有人报警。不经过繁复的司法程序，孩子很难从政府的福利机构里领回来。电影《刮痧》就讲的是一对中国夫妇因为给孩子刮痧，而被美国法院指认为“虐待”的故事。
抚今追昔，我想起了我上中学时学过的名篇《夜走灵官峡》。这篇歌唱工人阶级不畏严寒、忘我牺牲的伟大小说至今还像红宝石一样镶嵌在初中一年级的课本里。小说写的是一个夜走灵官峡的“材料队长”，因为到一个绝壁下的石洞里躲避风雪而碰到了这里的两个小“洞主”，七八岁的成渝和他的妹妹宝成。经过一番询问，得知他的父亲就在对面的万丈悬崖上打炮眼，母亲则在石洞下边的运输便道上指挥交通，因为责任在身，不能回家，致使一双儿女被整日遗落在悬崖上的石洞里倚门忘归。当然，略大一点的成渝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照看比他更小的妹妹。
这个故事现在看来多少有些残忍，一家四口被分布在一条峡谷的三个点上，每一点到每一点都是一段抬眼可见的距离，而对每两点上的任意两个人来说，却又无异于万水千山，颇似民歌里唱的“见面面容易啦话话难”，但在作者笔下却充满了道德牺牲的壮美。他没有写一个悬挂在万丈绝壁上的父亲抬眼可见自己的儿女却不得相聚的悲伤，也没有写一个立在风雪中担任“交通协警”的母亲，对一双丢在石洞中的儿女那种十指连心的牵挂，更没有写两个幼小的孩子在一个不见天日的石洞中是如何捱过他们的分分秒秒的，作者在一厢情愿地讴歌工人阶级的奉献热情时，似乎忘记了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究竟有没有能力在一个石壁上照顾比他更小的妹妹？更没有想过，一个未成年人究竟有没有责任为大人的这种莫名其妙的“牺牲”买单？如果说有，那么，谁来为一个孩子的童年买单？换句话说，究竟什么样的理由可以高过孩子的生命安全、游戏和受教育权？
在这儿，我们不能指责家长把孩子丢在石洞是玩忽职守，就像我们没有理由指责一对陕北农民把孩子拴在“炕头石”上下地劳动是“惨无人道”一样，由于历史环境的差异，我们很难理解一对1958年的工人所处的政治环境。要知道，那正是“三面红旗”迎风招展，“反右”运动如火如荼的年月，但对一个自诩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作家来说，能不能站到人道的立场上，感同身受地分享他笔下人物的苦难和怨憎、爱欲和情仇却是一个绝对的标尺。我们当然无法要求杜鹏程在探访完石洞后，立即报告当地公安机关将“虐待儿童”的工人夫妇抓起来，但我们至少可以要求他将工人的子女无人照看，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到保证的情况写进小说或上报有关部门，建议在工地上成立“幼儿园”或“流动学校”总不为过吧？但没有，我们甚至在文中没有看到他等到这对可怜孩子的父母回家就一拍屁股上路了，临走还煽情道：“风，更猛了。雪更大了……”——似乎这对苦命孩子的不幸处境不仅没有触发他从更深广的意义上关心底层民众的命运，反而“ 坏事变好事”，更加鼓舞了他战天斗地的革命热情。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像萨特一样为“保卫自由而战”，也不能要求所有的小说都像加缪说的“首先是一种为怀念的或反叛的感情服务的智力实践”，但我们至少得要求一个时代的作家不要成为谎言的制造者，或流行官腔的“同谋”。如果说一对夫妇将孩子放在石洞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作家的有意识渲染就是一种明火执仗的“帮忙”，尤其是当这种“帮忙文学”和半个世纪以来的教育行政势力混合，成为垄断人们头脑和心灵的工具时，这类作品的意义就绝不仅仅如教材所说是诱导学生“理解工人阶级的崇高品质”，坦白地说，这不是“诱导”，而是“诱奸”。
二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像我的一位挚友批评我的那样是“迂阔而不切实际”。因为在一个政治至上，所有的尊严和价值都匍匐在某种主义或领袖脚下的极权主义时代里，不用说孩子的生命安全、游戏和受教育权得不到保证，就是孩子的生命本身都要无可选择地成为某种国家道德的附属品。当这种道德召唤任何一个人，自然也包括儿童，做出牺牲时，个人应当无条件地收拾行装引颈就义。
予生也迟，闻道也晚，不能躬逢一个国家英雄辈出、巨人蜂拥的中兴盛世，但仅记事以来听过、看过、学过的少年英雄就有：刘胡兰，王二小，草原小姐妹，刘文学，戴碧荣，韩余娟，赖宁……其中刘胡兰14岁，王二小13岁，草原小姐妹中的龙梅11岁、玉荣9岁，刘文学14岁，韩余娟12岁，赖宁14岁……据《中国少年报》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1949年以后，全国仅获中央和省一级表彰的“少年英雄”就有36人，其中与坏人英勇斗争的９人，舍己救人的14人，保护牲畜的５人，救火及救火车的５人。
在那个癫狂年月里，一方面，个人人格遭到集团信念大面积地挤压，从而集体性地萎缩、凋零；另一方面，集体人格又在一种虚假共同体的感召下无限膨胀，以至遥不可及。大量的“集体主义英雄”就是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诞生的。
当几十年的光阴过去，甚至从这些政治小祭品被摆上供桌的那一刻起，人们就再也不关心这些“祭品”本身的生死荣辱，没有人关心他们被推入铡刀下，赶进埋伏圈，驱入茫茫雪夜之中的恐惧、疼痛、无助和绝望，更没有人关心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和几倍几十倍于他们力量的歹徒、牲畜、火车、惊马以及满天大火较量时是否有可能取胜，是否合于公众利益，人们只记得他们奔赴的那个远大目标和高入云端的教义本身。
这是西方的人权思想吗？显然不是；这是传统的儒学思想吗？肯定也不是。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恕道”讲的就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这是一种冷酷文化培养出的冷酷道德。本来道德的精义是要改善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协调各阶层、各团体以及具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但在这儿却被一些人用来号令天下，成为打击异己，坐收渔利的利器。具体方法就是，把一种集团性的道德无限制地拔高、放大，上升为一种图腾和诫命，然后号召所有的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并按我手指的方向挺进，灵魂才可以进入流着奶与蜜的“太阳城”。
道德是有高度的吗？截至目前，我仍然认为，人类创造的合理道德可以改善人与人的私欲互相纠缠的矛盾，并有助于提升人的精神品质，但就像必须给不守道德的人设置一条底线一样，给鼓吹道德的人也必须设定一条上限，这上限就是，当道德家和政治家、或合二为一的通天教主们，向人们兜售高调道德时，必须计算他们提倡的“见义勇为”、“舍己救人”、“割肤施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中的具体含量。方法是，当一条道德方程中“舍己”和“利人”两种含量完全不成比例，也就是前者远远大于后者，甚至后者为零，前者为一百时，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坏道德，不仅不值得提倡，而且应该寿终正寝。当刘文学舍去的是一条生命，换回的却是一把辣椒时，任何有理性的动物都会判断出其中的是非得失。因为说到底，道德是以“利社会”为目的，以“善”为最高旨归的。当一个时代或一个社会的道德英雄超限度地贡献了自己的劳动甚至生命，但他们的贡献和牺牲不仅与社会毫无价值，反而无端地供养了一批或一个箕踞于社会之上的道德收割者或独裁者时，这种道德就背离了当初产生的本意，也就是说它已不为“善”，而为“恶”了。
三
几年后，我到了城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学过《夜走灵官峡》以及各种英雄故事的乡村少年，没有在辣椒地里碰见地主，也没有受命雪夜保护生产队的羊羔，惊马没有见，惊驴见过一回，但离得老远就躲进了柴火堆。于是，这个胆怯的小孩捡到了一条小命，而且通过科考到了城里。当他看到城里的小孩吃着泡泡糖，拿着电动玩具，看着三维动画，胆大的还可以兼顾色情网站时，以为一个饥饿、无聊、充满恐惧的儿童时代完全过去，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幸福、安全、充满自由和爱的“ 儿童乐园”——直到有一天，我受命采访一家省级电台的纪念晚会。
那一天，大约是1994年1月5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为纪念建台45周年举行盛大庆祝晚会，我以一个到会记者的身份坐在后排。第一个节目是由某小学儿童表演的集体舞。奇怪的是当这些身着单装、仰面朝天、四肢着地的小孩在台上摆好造型的时候，原定莅临本会的台长、局长及其他衮衮诸公迟迟没有进场，我们知道，除了受贿或嫖娼领导一般是不会先来的。就这样，几十个孩子被导演“定格”在了舞台上，一动不动地等着领导的出场。一分钟过去了，领导没有来；五分钟过去了，领导还是没有来；一刻钟过去了，领导仍然没有来；将近半小时的时候，一个孩子首先晕倒在舞台上，导演赶忙叫人抬了出去，可其他的孩子仍然命令不许动，等又有几个摇摇晃晃、将要倒下的时候，台下终于嘘声一片。导演赶忙叫人拉上了幕布。
从那一刻起，我对所有让小孩参加的庆典，包括献花、扫墓、念台词、宣誓之类充满厌恶，尤其是每当看到舆论交口称赞中国社会由几千年的“父母本位”向 “孩子本位”转变时，我都会条件反射似地想起这一幕。想起一个孩子慢慢倒地的弧线，以及几个弯腰曲背的孩子觳觫的腿。我知道，不管是“父母本位”还是“孩子本位 ”，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本位”，尤其是和“官本位”相遇时，所有的“本位”都微不足道。
拜上帝所赐，我生于穷乡，长于僻壤，不仅没有参与各种政治庆典的机会，而且基本上不具备作为一种政治表演的道具的资格。王朔在《我的几个国庆节》一文里描述了他当年参加国庆游行排练的场面：
1971年，我参加了国庆游行的儿童组字排练。按照计划，我和其他数万名儿童要共同组成那次游行的背景，当军队和彩车走过天安门观礼台时我们就一齐打开手中的彩色大纸本子顶在头上，向着天空拼出巨大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此，我们从夏天开始停课，每天在学校集合，走十几公里路到天安门广场排练。很多小孩中暑，尿裤子。广场旁边的便道上有一排排铁盖子，掀开围上帐篷就是临时厕所。有时我在里面尿半截儿，尿急的女孩子们就提着裤子冲进来占领了身后所有的茅坑，我只好从另一出口仓皇逃出。有的男孩正在大便，起也起不来，四周蹲满女孩，又羞又无奈，起得掉下眼泪。
等我们排练好了，这年的国庆游行取消了，党的副主席林彪乘飞机出逃苏联，在蒙古坠机身亡。毛主席很受打击，从那以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我对形形色色的“政治作秀”，无论中外，都不感兴趣，但当大大小小的政客们如果将自己的“秀”只限定在成人的范围内——像娱乐圈、时装界所作的那样 ——我仍然愿意说服自己表现我的足够忍耐，也就是说，当这种无聊的政治“硬球”如果只是在成人之间传来传去的话，只要不看也罢。可当一场“政治秀”要绑上几十名，甚至上万名孩子，不惜以晕倒和尿裤子为代价，来证明自己的“伟光正”，我就无法掩饰我内心的鄙夷。除非有人告诉我，这些活动都是小孩自愿参加的，但小孩自愿参加的活动，在我看来与“和小孩自愿发生性关系”没有区别。因为小孩没有责任能力，对自己的言行不具备独立负责的主体资格。因而，必须由父母、师长乃至全社会代行监督和保护之责，但当有监督和保护之责的父母、师长乃至社会不仅没有按照小孩的自然天性“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鲁迅语），反而利用自己的身体和智力优势任意欺骗，妄加伤害时，这些孩子怎么可能拥有一个心智正常的未来？
“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这是鲁迅先生在《随感录二十五》里的预言。“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当然是一种很可怕的后果，但他没有想到，这仍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一些小孩根本就“大不了”。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座无虚席。七所中学八所小学15个规范班（先进班）的少年儿童在这里向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教委的领导作汇报演出。领导是来克市验收“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教育”和“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简称“两基”教育）的。大约表演到第二个文艺节目的时候，舞台上方掉下几块着火的碎布片。原来，舞台的光柱灯烤燃了幕布。同学们一阵骚动，交头议论。
“保持安静，坐着别动”。有人高声喊道。于是，这些“分别代表一所学校”的孩子们因为都想为母校争得“纪律好”的好名声，全都安静下来。但大火很快烧着了电线、吊绳、天花板上的五合板、石膏板，以及观众席上的木椅、布套等。
友谊馆霎时变成了一座焚尸炉。烟熏炙烤中，除坐在后部紧邻出口的部分学生逃出外，其他大部分孩子被烧死、踩死、砸死和熏死。主要原因是该馆前后左右 7个门只有一道门是开着的，正面两门、左右两侧的4个“太平门”均用防盗铁网或铝合金、木板锁着。蜂拥而出的孩子无计可施，只好在铁栅栏后面，挥舞着血肉模糊的小手向外求救。事后调查，在右侧门内，孩子的尸首竟叠了1.5米高。
这场大火共造成326人死亡，134人受伤。死难者中，参加此次汇报表演的孩子达289人，自治区教委验收团成员17人，学校领导、教师职工19人以及家属1人。
对于这场震惊中外的特大事故，除了官僚体制下人们习见的玩忽职守、责任心淡漠为时论同声谴责外，前来参加“政治作秀”的权豪政要们的表演也令中外观察家大跌眼镜：
据一名被老师举上窗台逃生的五年级男生回忆，当他上完洗手间，回到剧场一看，无数的火花往下掉，一位领导模样的大人，拿着话筒喊：“不要乱，不要动，让爷爷叔叔们先走！”另一位在火灾中救出12名学生，自己的儿子却葬身火海的舞蹈教师说：当时市教委的一位领导，举着话筒喊，“孩子们，都别动，让领导们先走！”
在场的最高行政长官，新疆石油管理局的一位副局长，从塞满孩子的唯一通道逃离后，一头钻进小轿车直奔高干病房，中间经过消防队也不下车报警。市教委的一名党委副书记，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钻进了厕所，又仗着成年人的力气，把原本可塞三十人以上的厕所反锁顶上，任凭外面的孩子哭喊也不开门。事后还恬不知耻地向记者炫耀他的逃生知识有多丰富。
另外还有十多名市局领导，无一人出面维持秩序，无一人向被大火围困的孩子伸出援手，反而争先恐后地出逃。事后发现，在许多孩子羸弱的尸体上，有许多成年男人的大皮鞋印，也有成年女人的高跟鞋踩穿的血洞。更不可思议的是，在如此巨大的灾难中，和孩子们同场遇险的克拉玛依市20几位副处级以上的官员，竟奇迹般地无一人伤亡，而按当时他们所处的位置，都是坐在最前排，离火源最近，而离唯一的逃生门最远。
这使我想起了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的一句话：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当这些年龄数倍于孩子的“爷爷叔叔”，用一句惯常的行政命令及时地制止了孩子们的出逃，然后从他们尸体铺成的路上出逃时，正是他们在出逃之前还向孩子们宣扬“见义勇为”、“争做好人好事”的高尚道德。但从这些像畜牲一样活下来的官员身上，我们何尝看到半点道德的影子？就像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的“假道学”一样，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不过是“存自己的天理，灭别人的人欲”。
在这些自称“为人民服务”的官员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赤裸裸的丛林法则。丛林法则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暴力通吃一切；当暴力和暴力相遇时，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而人类的道德原则恰好是在战胜丛林法则的基础上产生的。尽管道德产生以后，也产生了许多“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卫道士”；只想自己青史留名，不管怀中子嗣饿死的“道德狂”；但有道德和没有道德是不一样的：有了道德以后人类就再也不能像鳄鱼一样只关心自己的孩子，像老虎一样只凭膂力霸占财物和妻子，像杜鹃一样将蛋下在别人的巢穴里，然后又将主人的雏卵拱出——至少是当有人公然越过人类为自己设置的这些底线时，再也不像没有道德以前一样心安理得，他得接受公众舆论的普遍质询和问难。因为进入文明社会的人们相信，人类得凭一些更坚固、更长久、更符合整体利益的原则来占有自然和社会资源。比如，对妇幼的扶助就是人类战胜野蛮，告别丛林法则的重要标志。在强者通吃一切的丛林世界里，动物们对妇幼的扶助只限于自己的家庭或家族，而对别的家庭或家族是要“食肉寝皮”的，就像克市教委的官员们所做的那样。
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实践丛林法则的人却要高唱“牺牲”和“奉献”美德？按理说，就像物理学中“能量守恒”定律一样，当一些人超强度地贡献了自己的劳动甚至生命时，必有另一些人低成本地收购了这些额外的道德果实，我称之为“道德三五斗”。那么，根据“物质不灭”的法则，谁是这些道德利益的最后收藏者？从喊叫 “保持安静，坐着别动”的组织者身上，从手拿话筒命令“让领导先走”的市教委官员身上，从反锁厕所不准孩子进入的党委副书记身上，从一切从容跨过孩子身体的大小政客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些道德支出的最后下落。
四
无独有偶，距离新疆克拉玛依大火82年，也就是，1912年4月10日晚，一艘满载乘客的豪华邮轮由英国的南安普敦港启航前往美国纽约。这艘名为 “泰坦尼克号”的超级巨轮是当时人类建造的最大可移动物，被誉为“不沉的方舟”。不料启航后的第四天，就在大西洋的纽芬兰海岸误撞冰山。船上2208人，仅有 705人获救，1503人沉入海底，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海难。但汹涌的海水、诡谲的冰山吞没的只是这些人的肉体，他们的灵魂以及在这艘巨轮沉没之际所表现出的无畏勇气和伟岸道德却永远不朽。它在后人心中筑起了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美国作家丹尼·阿兰巴特勒在《永不沉没》一书里向我们详细描述了这艘巨轮沉没的全过程。当时建造该船的安德鲁斯也在船上，经他检查后，失望地告诉船长，船舱已大面积进水，不久这艘巨轮将无可挽回地沉入海底，而救生艇不够一半乘客逃生。船长史密斯不假思索地说：“让妇女和儿童先行”！接着他又低沉而坚定地补充道：“我跟船走”。虽然这个过分自信的老人，在多次接到冰山警告后，仍命全速航行，但在死亡来临的一瞬，他没有利用职权逃生，而是以自己的镇定和刚毅表达了他的忏悔和尊严。后来有人看见，直到汹涌的海水涌进驾驶舱，他都一直站在船舵旁，像石头一样沉默，直至海水没过他的头顶。造船师安德鲁斯，是最早知道船要沉没的人，但从得到噩耗的那一刻起，他就没有打算逃生。在最后的时分到来时，有人看见他一直站在房舱的大厅，注视着一幅题为“通向新世界的门槛”的壁画，毫不关心脚下的海水正拾级而上。他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一个女服务生说的，他说：“孩子，很遗憾，我没有给你造一条永不沉没的船。”对于船上另一个“管理级人物”，一副默多克，却有很多说法。有人说他自杀了，有人说他开枪打死了一个企图冲进给妇女儿童用的救生艇的乘客，然后举枪打死了自己。电影《泰坦尼克号》用的就是这个细节。
对于泰坦尼克号上集体性地坚守岗位，不离不弃，丹尼·阿兰巴特勒分析说，很大的原因是船上的领导者临危不惧。在死神到来的时刻，他们的沉着坚毅无形中鼓舞了那些愿意跟从“正确、高贵、美好事物”的男子汉们。当然，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自己也成了“正确、高贵、美好”的一部分。但即便是这样，当我们重新触摸那些令人发烫的史料时，仍然有一种内在的感动令人心驰神摇。因为不是一个船员、两个船员把机会留给了别人，把无望留给了自己，而是几乎所有的船员、水手、锅炉工以至厨师都是这么大义凛然，慷慨赴难：信号员罗恩一直在甲板上发射信号弹，尽管这看起来是多么的无用；锅炉工亨明本来被分配到救生艇做划桨员，但他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别人，到最后一刻他还在甲板上放卸帆布小艇；报务员菲利普斯和布赖德在报务室坚守到最后一分钟，船长告诉他们可以弃船了，他们仍然不走，继续敲击着键盘，敲击着生命终结的秒数；最让人感动的是船上的乐队，不仅没有随着人群逃跑，而是在灾难的现场，乐队领班亨利·哈特利和其他队员身穿燕尾服，一直演奏着“上帝和你同在”的乐曲。他们知道这样做不能阻止死神的临近，但那深沉悠远的宗教圣歌极大地安抚了未亡人不安的灵魂，那悲凉激越的提琴声，展现了人在死亡面前所拥有的全部哀伤和尊严。
事后统计，900名船员中有687人像船长一样永远地留在了泰坦尼克号上，也就是说有76％的船员葬身海底，占整个死亡人数的45.7%。但谁都知道，船员在船上，无论就经验、还是条件，比乘客更有机会逃生。对此，《永不沉没》的作者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被这样的理想教育着：责任比其他的考虑更重要。责任和纪律性是同义词，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几小时中，这种责任和纪律的理想，被证明是难以被侵蚀的最有力量的气质。”但这样一种群雕般的英雄壮举单靠“责任意识”是无法说清的。因为在泰坦尼克号上不仅是船员，那些本没有“责任”的乘客，包括那些百万富翁和普通乘客们也同样显出了自己高贵的人性：
据文献记载，由于1912年4月10日的航行，对泰坦尼克号来说是建成以来的第一次，是“处女航”，所以当时的达官贵人、名媛巨贾纷纷以先“乘”为快。因而乘客中有总统的侍从武官、知名戏剧制作家、费城电车大亨、钢铁业巨子、传记作家、神学家、电影明星、工程师，以及美国亿万富翁约翰·雅各布·阿斯德，全球最大的梅西百货公司创办人伊西多·斯特劳斯等。一等舱的337名乘客中，仅百万富翁就有57位。
其中，约翰·雅各布·阿斯德是当时全球最富的人之一，他的资产据说可以建造11艘“泰坦尼克号”。他的妻子马德琳才18岁，当时正怀着五个月的身孕，所以阿斯德夫妇带了十多名佣人。在“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之际，阿斯德搀扶着马德琳来到四号救生艇旁，对照管救生艇的船员说，妻子身体很弱，能不能让我上艇照顾她？船员回答：“不行，先生，除非所有的妇孺都先上了艇，否则不许一个男子上。”阿斯德没有多说一句话，脱下手套抛给了妻子，然后就退到甲板上，静静地坐在那里，等着天使接应的时分。几天以后，人们在海面上发现了他，浑身都是煤烟，而且已被砸扁了，打捞者猜测他可能是被船上倒下的大烟囱砸死的。
“泰坦尼克号”上的另一个“大款”是美国“梅西百货公司”的创始人伊西多·斯特劳斯。海难发生近百年后的今天，“梅西百货公司”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公司，座落在美国曼哈顿第六大道上。“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以后，有人向67岁的斯特劳斯建议，“我保证不会有人反对像您这样的老先生上艇……”这位老人坚定地回答，“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离开之前走上救生艇。”斯特劳斯夫人本已上了八号救生艇，但刚要坐下的时候，改变了主意，她走下来，对斯特劳斯说：“这么多年来，我们都生活在一起，你去的地方，我也去！”就这样，一对老夫妇蹒跚着走到甲板的藤椅上坐下，像一对鸳鸯栖息在水上，直至冰冷的海水把他们全部卷进海底为止。
当知道没有获救的可能时，世界著名管道大亨本杰明·古根海姆没有绝望，他穿上了最华丽的晚礼服，对随从说：“我即使是死也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他给 太太留下的遗言是：“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为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牲，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
中国有一句格言“有钱能使鬼推磨”，但在“泰坦尼克号”船毁人亡的关键时刻，这些世界巨富，“外国大款”，似乎想都没有想过要贿赂救生艇的官员，有的甚至宁愿将现金带进天堂都没有掏出来试一试。像大亨阿斯德，当人们从煤灰堆里拉出他时，还从他的兜里搜出2500美元现金兑换支票，而当时船上水手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20美元。尤其令人惊异的是，他们都是船长史密斯的好友，可没有一个人要求船长“法外开恩”。这是一群真正的“另类”，这是一个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人们用他们的良知和美德向我们证实：大自然的惊涛骇浪、狂风暴雨，可以摧毁人的肉体以及任何人手制造的“巨无霸”，但它摧毁不了的是人们用意志和品格镕铸而成的文明价值和信念世界。
“泰坦尼克号”上有一个基督见证的故事令人动容。
当时船上有一位牧师叫约翰·侯伯，应邀到美国芝加哥慕迪教会布道。他眼见灾难就要降临，就呼吁全船的基督徒到甲板上集合。当时有几十位基督徒陆续前来，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侯伯牧师庄严地宣告说：“弟兄姊妹们，我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我们已相信了耶稣，有了永生的盼望，不用害怕。不过，船上还有不少未信的人，他们还未得救，若此刻失去生命，必将永远沉沦灭亡。倘若我们现在不跟他们争用逃生设备，让未信者有更多人获救，以后他们仍有机会闻听福音，相信耶稣得永生。”基督徒们听后，大受感动，他们手牵着手，一同唱圣诗“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庄严的诗歌震动了苍穹，震动了船上其他的乘客，大家秩序井然地接受船员的安排，让妇女儿童先登上救生艇。直到海水把这些基督徒和他们的歌声一起带进大西洋底。
侯伯牧师掉到海里时，抓住了一块浮木，在海面上漂流，碰到另一个什么也没抓到的年轻人。牧师问年轻人：“年轻人，您得救没有？”年轻人回答：“没有。”一个海浪把他们分开了。数分钟后，他们又接近了，牧师再问他：“您与神和好没有？”他还是回答：“没有！”一个海浪又把他们分开。最后一次他们靠近时，在海中飘浮已久，年轻人已经疲惫不堪，想放弃挣扎时，牧师却告诉年轻人：“年轻人，耶稣要救你！”说着就把手中的木板，送给了他，自己沉入海底。天亮之前，赶来救援的船只捞起了许多尸体，只有六位不在救生艇上的乘客生还，这年轻人就是其中之一。
读完这样的故事，回头再看克拉玛依大火中的官员，真让人有一种沦肌浃髓的悲哀。我为生我养我的苦难母邦深深地耻辱着。如果说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不光是要与祖国分享荣耀，而且得分担耻辱的话——像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说的“为波兰的罪过感到羞耻的人，就是波兰人”，那么，在阅读这样故事的时刻通常就是我的民族主义情绪最为高涨的时刻。它表现在，我不再相信那些制造“说不”烂货的家伙们所硬造的“自摸”并假装“高潮”来临的幻想；即使有一万个像季羡林这样的“大师 ”站出来证明“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也不相信。我们和别人的差别，不是肤色的，而是血液的；不是物质的，而是心灵的；甚至不是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的，而是人种、信仰、精神基因的。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给我们制造了多如牛毛的明君、忠臣、义士、侠客，唯独没有一个绅士；数不胜数的先贤、鸿儒、高僧、圣人、领袖、导师，让我们保护国家，保护民族，保护纲常名教，尤其是有资格代表国家、民族的领袖和导师本人，唯独没有说，我们应该保护妇女和儿童；皇帝、暴君、独裁者以及一切“正人君子”孜孜不倦地教我们“忠”，教我们“孝”，教我们一切修齐治平、贞节烈义以及“阶级斗争”的大道理，唯独没有教我们“爱”，爱一切人，爱智慧，爱人类创造的一切自由和文明的价值。我们的罪孽早在出生以前就已经注定。我们是吃人者的子孙。
2004年10月19—28日草于长安
一
与自然界一样，人类社会为了延续生命，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保护幼弱、扶植子嗣的方法。例如，江浙一带为了驱邪避鬼把孩子放到某寺院“寄名”，即人不到寺院里去，只是名字挂靠在某寺院的和尚名下；北方一些地区因为孩子多病，瞧不起医生，就把孩子名义上寄养在一个会法术，懂医道的长者膝下，名曰“保锁”。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们当然不再用这些迷信的方法来延年益寿，而是通过立法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例如，美国法律规定，12岁以下的小孩必须时时有人照看，以免发生不应有的意外。如果家长没有时间，就得把孩子放到各种托儿所代为照管。孩子一旦离开学校，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就自动生效。如果有人发现，一个 12岁以下的小孩脖子上挂一串钥匙，一个人打开房门，再也不出来，就会有人报警。不经过繁复的司法程序，孩子很难从政府的福利机构里领回来。电影《刮痧》就讲的是一对中国夫妇因为给孩子刮痧，而被美国法院指认为“虐待”的故事。
抚今追昔，我想起了我上中学时学过的名篇《夜走灵官峡》。这篇歌唱工人阶级不畏严寒、忘我牺牲的伟大小说至今还像红宝石一样镶嵌在初中一年级的课本里。小说写的是一个夜走灵官峡的“材料队长”，因为到一个绝壁下的石洞里躲避风雪而碰到了这里的两个小“洞主”，七八岁的成渝和他的妹妹宝成。经过一番询问，得知他的父亲就在对面的万丈悬崖上打炮眼，母亲则在石洞下边的运输便道上指挥交通，因为责任在身，不能回家，致使一双儿女被整日遗落在悬崖上的石洞里倚门忘归。当然，略大一点的成渝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照看比他更小的妹妹。
这个故事现在看来多少有些残忍，一家四口被分布在一条峡谷的三个点上，每一点到每一点都是一段抬眼可见的距离，而对每两点上的任意两个人来说，却又无异于万水千山，颇似民歌里唱的“见面面容易啦话话难”，但在作者笔下却充满了道德牺牲的壮美。他没有写一个悬挂在万丈绝壁上的父亲抬眼可见自己的儿女却不得相聚的悲伤，也没有写一个立在风雪中担任“交通协警”的母亲，对一双丢在石洞中的儿女那种十指连心的牵挂，更没有写两个幼小的孩子在一个不见天日的石洞中是如何捱过他们的分分秒秒的，作者在一厢情愿地讴歌工人阶级的奉献热情时，似乎忘记了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究竟有没有能力在一个石壁上照顾比他更小的妹妹？更没有想过，一个未成年人究竟有没有责任为大人的这种莫名其妙的“牺牲”买单？如果说有，那么，谁来为一个孩子的童年买单？换句话说，究竟什么样的理由可以高过孩子的生命安全、游戏和受教育权？
在这儿，我们不能指责家长把孩子丢在石洞是玩忽职守，就像我们没有理由指责一对陕北农民把孩子拴在“炕头石”上下地劳动是“惨无人道”一样，由于历史环境的差异，我们很难理解一对1958年的工人所处的政治环境。要知道，那正是“三面红旗”迎风招展，“反右”运动如火如荼的年月，但对一个自诩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作家来说，能不能站到人道的立场上，感同身受地分享他笔下人物的苦难和怨憎、爱欲和情仇却是一个绝对的标尺。我们当然无法要求杜鹏程在探访完石洞后，立即报告当地公安机关将“虐待儿童”的工人夫妇抓起来，但我们至少可以要求他将工人的子女无人照看，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到保证的情况写进小说或上报有关部门，建议在工地上成立“幼儿园”或“流动学校”总不为过吧？但没有，我们甚至在文中没有看到他等到这对可怜孩子的父母回家就一拍屁股上路了，临走还煽情道：“风，更猛了。雪更大了……”——似乎这对苦命孩子的不幸处境不仅没有触发他从更深广的意义上关心底层民众的命运，反而“ 坏事变好事”，更加鼓舞了他战天斗地的革命热情。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像萨特一样为“保卫自由而战”，也不能要求所有的小说都像加缪说的“首先是一种为怀念的或反叛的感情服务的智力实践”，但我们至少得要求一个时代的作家不要成为谎言的制造者，或流行官腔的“同谋”。如果说一对夫妇将孩子放在石洞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作家的有意识渲染就是一种明火执仗的“帮忙”，尤其是当这种“帮忙文学”和半个世纪以来的教育行政势力混合，成为垄断人们头脑和心灵的工具时，这类作品的意义就绝不仅仅如教材所说是诱导学生“理解工人阶级的崇高品质”，坦白地说，这不是“诱导”，而是“诱奸”。
二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像我的一位挚友批评我的那样是“迂阔而不切实际”。因为在一个政治至上，所有的尊严和价值都匍匐在某种主义或领袖脚下的极权主义时代里，不用说孩子的生命安全、游戏和受教育权得不到保证，就是孩子的生命本身都要无可选择地成为某种国家道德的附属品。当这种道德召唤任何一个人，自然也包括儿童，做出牺牲时，个人应当无条件地收拾行装引颈就义。
予生也迟，闻道也晚，不能躬逢一个国家英雄辈出、巨人蜂拥的中兴盛世，但仅记事以来听过、看过、学过的少年英雄就有：刘胡兰，王二小，草原小姐妹，刘文学，戴碧荣，韩余娟，赖宁……其中刘胡兰14岁，王二小13岁，草原小姐妹中的龙梅11岁、玉荣9岁，刘文学14岁，韩余娟12岁，赖宁14岁……据《中国少年报》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1949年以后，全国仅获中央和省一级表彰的“少年英雄”就有36人，其中与坏人英勇斗争的９人，舍己救人的14人，保护牲畜的５人，救火及救火车的５人。
在那个癫狂年月里，一方面，个人人格遭到集团信念大面积地挤压，从而集体性地萎缩、凋零；另一方面，集体人格又在一种虚假共同体的感召下无限膨胀，以至遥不可及。大量的“集体主义英雄”就是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诞生的。
当几十年的光阴过去，甚至从这些政治小祭品被摆上供桌的那一刻起，人们就再也不关心这些“祭品”本身的生死荣辱，没有人关心他们被推入铡刀下，赶进埋伏圈，驱入茫茫雪夜之中的恐惧、疼痛、无助和绝望，更没有人关心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和几倍几十倍于他们力量的歹徒、牲畜、火车、惊马以及满天大火较量时是否有可能取胜，是否合于公众利益，人们只记得他们奔赴的那个远大目标和高入云端的教义本身。
这是西方的人权思想吗？显然不是；这是传统的儒学思想吗？肯定也不是。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恕道”讲的就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这是一种冷酷文化培养出的冷酷道德。本来道德的精义是要改善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协调各阶层、各团体以及具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但在这儿却被一些人用来号令天下，成为打击异己，坐收渔利的利器。具体方法就是，把一种集团性的道德无限制地拔高、放大，上升为一种图腾和诫命，然后号召所有的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并按我手指的方向挺进，灵魂才可以进入流着奶与蜜的“太阳城”。
道德是有高度的吗？截至目前，我仍然认为，人类创造的合理道德可以改善人与人的私欲互相纠缠的矛盾，并有助于提升人的精神品质，但就像必须给不守道德的人设置一条底线一样，给鼓吹道德的人也必须设定一条上限，这上限就是，当道德家和政治家、或合二为一的通天教主们，向人们兜售高调道德时，必须计算他们提倡的“见义勇为”、“舍己救人”、“割肤施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中的具体含量。方法是，当一条道德方程中“舍己”和“利人”两种含量完全不成比例，也就是前者远远大于后者，甚至后者为零，前者为一百时，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坏道德，不仅不值得提倡，而且应该寿终正寝。当刘文学舍去的是一条生命，换回的却是一把辣椒时，任何有理性的动物都会判断出其中的是非得失。因为说到底，道德是以“利社会”为目的，以“善”为最高旨归的。当一个时代或一个社会的道德英雄超限度地贡献了自己的劳动甚至生命，但他们的贡献和牺牲不仅与社会毫无价值，反而无端地供养了一批或一个箕踞于社会之上的道德收割者或独裁者时，这种道德就背离了当初产生的本意，也就是说它已不为“善”，而为“恶”了。
三
几年后，我到了城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学过《夜走灵官峡》以及各种英雄故事的乡村少年，没有在辣椒地里碰见地主，也没有受命雪夜保护生产队的羊羔，惊马没有见，惊驴见过一回，但离得老远就躲进了柴火堆。于是，这个胆怯的小孩捡到了一条小命，而且通过科考到了城里。当他看到城里的小孩吃着泡泡糖，拿着电动玩具，看着三维动画，胆大的还可以兼顾色情网站时，以为一个饥饿、无聊、充满恐惧的儿童时代完全过去，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幸福、安全、充满自由和爱的“ 儿童乐园”——直到有一天，我受命采访一家省级电台的纪念晚会。
那一天，大约是1994年1月5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为纪念建台45周年举行盛大庆祝晚会，我以一个到会记者的身份坐在后排。第一个节目是由某小学儿童表演的集体舞。奇怪的是当这些身着单装、仰面朝天、四肢着地的小孩在台上摆好造型的时候，原定莅临本会的台长、局长及其他衮衮诸公迟迟没有进场，我们知道，除了受贿或嫖娼领导一般是不会先来的。就这样，几十个孩子被导演“定格”在了舞台上，一动不动地等着领导的出场。一分钟过去了，领导没有来；五分钟过去了，领导还是没有来；一刻钟过去了，领导仍然没有来；将近半小时的时候，一个孩子首先晕倒在舞台上，导演赶忙叫人抬了出去，可其他的孩子仍然命令不许动，等又有几个摇摇晃晃、将要倒下的时候，台下终于嘘声一片。导演赶忙叫人拉上了幕布。
从那一刻起，我对所有让小孩参加的庆典，包括献花、扫墓、念台词、宣誓之类充满厌恶，尤其是每当看到舆论交口称赞中国社会由几千年的“父母本位”向 “孩子本位”转变时，我都会条件反射似地想起这一幕。想起一个孩子慢慢倒地的弧线，以及几个弯腰曲背的孩子觳觫的腿。我知道，不管是“父母本位”还是“孩子本位 ”，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本位”，尤其是和“官本位”相遇时，所有的“本位”都微不足道。
拜上帝所赐，我生于穷乡，长于僻壤，不仅没有参与各种政治庆典的机会，而且基本上不具备作为一种政治表演的道具的资格。王朔在《我的几个国庆节》一文里描述了他当年参加国庆游行排练的场面：
1971年，我参加了国庆游行的儿童组字排练。按照计划，我和其他数万名儿童要共同组成那次游行的背景，当军队和彩车走过天安门观礼台时我们就一齐打开手中的彩色大纸本子顶在头上，向着天空拼出巨大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此，我们从夏天开始停课，每天在学校集合，走十几公里路到天安门广场排练。很多小孩中暑，尿裤子。广场旁边的便道上有一排排铁盖子，掀开围上帐篷就是临时厕所。有时我在里面尿半截儿，尿急的女孩子们就提着裤子冲进来占领了身后所有的茅坑，我只好从另一出口仓皇逃出。有的男孩正在大便，起也起不来，四周蹲满女孩，又羞又无奈，起得掉下眼泪。
等我们排练好了，这年的国庆游行取消了，党的副主席林彪乘飞机出逃苏联，在蒙古坠机身亡。毛主席很受打击，从那以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我对形形色色的“政治作秀”，无论中外，都不感兴趣，但当大大小小的政客们如果将自己的“秀”只限定在成人的范围内——像娱乐圈、时装界所作的那样 ——我仍然愿意说服自己表现我的足够忍耐，也就是说，当这种无聊的政治“硬球”如果只是在成人之间传来传去的话，只要不看也罢。可当一场“政治秀”要绑上几十名，甚至上万名孩子，不惜以晕倒和尿裤子为代价，来证明自己的“伟光正”，我就无法掩饰我内心的鄙夷。除非有人告诉我，这些活动都是小孩自愿参加的，但小孩自愿参加的活动，在我看来与“和小孩自愿发生性关系”没有区别。因为小孩没有责任能力，对自己的言行不具备独立负责的主体资格。因而，必须由父母、师长乃至全社会代行监督和保护之责，但当有监督和保护之责的父母、师长乃至社会不仅没有按照小孩的自然天性“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鲁迅语），反而利用自己的身体和智力优势任意欺骗，妄加伤害时，这些孩子怎么可能拥有一个心智正常的未来？
“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这是鲁迅先生在《随感录二十五》里的预言。“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当然是一种很可怕的后果，但他没有想到，这仍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一些小孩根本就“大不了”。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座无虚席。七所中学八所小学15个规范班（先进班）的少年儿童在这里向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教委的领导作汇报演出。领导是来克市验收“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教育”和“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简称“两基”教育）的。大约表演到第二个文艺节目的时候，舞台上方掉下几块着火的碎布片。原来，舞台的光柱灯烤燃了幕布。同学们一阵骚动，交头议论。
“保持安静，坐着别动”。有人高声喊道。于是，这些“分别代表一所学校”的孩子们因为都想为母校争得“纪律好”的好名声，全都安静下来。但大火很快烧着了电线、吊绳、天花板上的五合板、石膏板，以及观众席上的木椅、布套等。
友谊馆霎时变成了一座焚尸炉。烟熏炙烤中，除坐在后部紧邻出口的部分学生逃出外，其他大部分孩子被烧死、踩死、砸死和熏死。主要原因是该馆前后左右 7个门只有一道门是开着的，正面两门、左右两侧的4个“太平门”均用防盗铁网或铝合金、木板锁着。蜂拥而出的孩子无计可施，只好在铁栅栏后面，挥舞着血肉模糊的小手向外求救。事后调查，在右侧门内，孩子的尸首竟叠了1.5米高。
这场大火共造成326人死亡，134人受伤。死难者中，参加此次汇报表演的孩子达289人，自治区教委验收团成员17人，学校领导、教师职工19人以及家属1人。
对于这场震惊中外的特大事故，除了官僚体制下人们习见的玩忽职守、责任心淡漠为时论同声谴责外，前来参加“政治作秀”的权豪政要们的表演也令中外观察家大跌眼镜：
据一名被老师举上窗台逃生的五年级男生回忆，当他上完洗手间，回到剧场一看，无数的火花往下掉，一位领导模样的大人，拿着话筒喊：“不要乱，不要动，让爷爷叔叔们先走！”另一位在火灾中救出12名学生，自己的儿子却葬身火海的舞蹈教师说：当时市教委的一位领导，举着话筒喊，“孩子们，都别动，让领导们先走！”
在场的最高行政长官，新疆石油管理局的一位副局长，从塞满孩子的唯一通道逃离后，一头钻进小轿车直奔高干病房，中间经过消防队也不下车报警。市教委的一名党委副书记，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钻进了厕所，又仗着成年人的力气，把原本可塞三十人以上的厕所反锁顶上，任凭外面的孩子哭喊也不开门。事后还恬不知耻地向记者炫耀他的逃生知识有多丰富。
另外还有十多名市局领导，无一人出面维持秩序，无一人向被大火围困的孩子伸出援手，反而争先恐后地出逃。事后发现，在许多孩子羸弱的尸体上，有许多成年男人的大皮鞋印，也有成年女人的高跟鞋踩穿的血洞。更不可思议的是，在如此巨大的灾难中，和孩子们同场遇险的克拉玛依市20几位副处级以上的官员，竟奇迹般地无一人伤亡，而按当时他们所处的位置，都是坐在最前排，离火源最近，而离唯一的逃生门最远。
这使我想起了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的一句话：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当这些年龄数倍于孩子的“爷爷叔叔”，用一句惯常的行政命令及时地制止了孩子们的出逃，然后从他们尸体铺成的路上出逃时，正是他们在出逃之前还向孩子们宣扬“见义勇为”、“争做好人好事”的高尚道德。但从这些像畜牲一样活下来的官员身上，我们何尝看到半点道德的影子？就像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的“假道学”一样，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不过是“存自己的天理，灭别人的人欲”。
在这些自称“为人民服务”的官员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赤裸裸的丛林法则。丛林法则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暴力通吃一切；当暴力和暴力相遇时，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而人类的道德原则恰好是在战胜丛林法则的基础上产生的。尽管道德产生以后，也产生了许多“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卫道士”；只想自己青史留名，不管怀中子嗣饿死的“道德狂”；但有道德和没有道德是不一样的：有了道德以后人类就再也不能像鳄鱼一样只关心自己的孩子，像老虎一样只凭膂力霸占财物和妻子，像杜鹃一样将蛋下在别人的巢穴里，然后又将主人的雏卵拱出——至少是当有人公然越过人类为自己设置的这些底线时，再也不像没有道德以前一样心安理得，他得接受公众舆论的普遍质询和问难。因为进入文明社会的人们相信，人类得凭一些更坚固、更长久、更符合整体利益的原则来占有自然和社会资源。比如，对妇幼的扶助就是人类战胜野蛮，告别丛林法则的重要标志。在强者通吃一切的丛林世界里，动物们对妇幼的扶助只限于自己的家庭或家族，而对别的家庭或家族是要“食肉寝皮”的，就像克市教委的官员们所做的那样。
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实践丛林法则的人却要高唱“牺牲”和“奉献”美德？按理说，就像物理学中“能量守恒”定律一样，当一些人超强度地贡献了自己的劳动甚至生命时，必有另一些人低成本地收购了这些额外的道德果实，我称之为“道德三五斗”。那么，根据“物质不灭”的法则，谁是这些道德利益的最后收藏者？从喊叫 “保持安静，坐着别动”的组织者身上，从手拿话筒命令“让领导先走”的市教委官员身上，从反锁厕所不准孩子进入的党委副书记身上，从一切从容跨过孩子身体的大小政客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些道德支出的最后下落。
四
无独有偶，距离新疆克拉玛依大火82年，也就是，1912年4月10日晚，一艘满载乘客的豪华邮轮由英国的南安普敦港启航前往美国纽约。这艘名为 “泰坦尼克号”的超级巨轮是当时人类建造的最大可移动物，被誉为“不沉的方舟”。不料启航后的第四天，就在大西洋的纽芬兰海岸误撞冰山。船上2208人，仅有 705人获救，1503人沉入海底，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海难。但汹涌的海水、诡谲的冰山吞没的只是这些人的肉体，他们的灵魂以及在这艘巨轮沉没之际所表现出的无畏勇气和伟岸道德却永远不朽。它在后人心中筑起了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美国作家丹尼·阿兰巴特勒在《永不沉没》一书里向我们详细描述了这艘巨轮沉没的全过程。当时建造该船的安德鲁斯也在船上，经他检查后，失望地告诉船长，船舱已大面积进水，不久这艘巨轮将无可挽回地沉入海底，而救生艇不够一半乘客逃生。船长史密斯不假思索地说：“让妇女和儿童先行”！接着他又低沉而坚定地补充道：“我跟船走”。虽然这个过分自信的老人，在多次接到冰山警告后，仍命全速航行，但在死亡来临的一瞬，他没有利用职权逃生，而是以自己的镇定和刚毅表达了他的忏悔和尊严。后来有人看见，直到汹涌的海水涌进驾驶舱，他都一直站在船舵旁，像石头一样沉默，直至海水没过他的头顶。造船师安德鲁斯，是最早知道船要沉没的人，但从得到噩耗的那一刻起，他就没有打算逃生。在最后的时分到来时，有人看见他一直站在房舱的大厅，注视着一幅题为“通向新世界的门槛”的壁画，毫不关心脚下的海水正拾级而上。他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一个女服务生说的，他说：“孩子，很遗憾，我没有给你造一条永不沉没的船。”对于船上另一个“管理级人物”，一副默多克，却有很多说法。有人说他自杀了，有人说他开枪打死了一个企图冲进给妇女儿童用的救生艇的乘客，然后举枪打死了自己。电影《泰坦尼克号》用的就是这个细节。
对于泰坦尼克号上集体性地坚守岗位，不离不弃，丹尼·阿兰巴特勒分析说，很大的原因是船上的领导者临危不惧。在死神到来的时刻，他们的沉着坚毅无形中鼓舞了那些愿意跟从“正确、高贵、美好事物”的男子汉们。当然，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自己也成了“正确、高贵、美好”的一部分。但即便是这样，当我们重新触摸那些令人发烫的史料时，仍然有一种内在的感动令人心驰神摇。因为不是一个船员、两个船员把机会留给了别人，把无望留给了自己，而是几乎所有的船员、水手、锅炉工以至厨师都是这么大义凛然，慷慨赴难：信号员罗恩一直在甲板上发射信号弹，尽管这看起来是多么的无用；锅炉工亨明本来被分配到救生艇做划桨员，但他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别人，到最后一刻他还在甲板上放卸帆布小艇；报务员菲利普斯和布赖德在报务室坚守到最后一分钟，船长告诉他们可以弃船了，他们仍然不走，继续敲击着键盘，敲击着生命终结的秒数；最让人感动的是船上的乐队，不仅没有随着人群逃跑，而是在灾难的现场，乐队领班亨利·哈特利和其他队员身穿燕尾服，一直演奏着“上帝和你同在”的乐曲。他们知道这样做不能阻止死神的临近，但那深沉悠远的宗教圣歌极大地安抚了未亡人不安的灵魂，那悲凉激越的提琴声，展现了人在死亡面前所拥有的全部哀伤和尊严。
事后统计，900名船员中有687人像船长一样永远地留在了泰坦尼克号上，也就是说有76％的船员葬身海底，占整个死亡人数的45.7%。但谁都知道，船员在船上，无论就经验、还是条件，比乘客更有机会逃生。对此，《永不沉没》的作者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被这样的理想教育着：责任比其他的考虑更重要。责任和纪律性是同义词，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几小时中，这种责任和纪律的理想，被证明是难以被侵蚀的最有力量的气质。”但这样一种群雕般的英雄壮举单靠“责任意识”是无法说清的。因为在泰坦尼克号上不仅是船员，那些本没有“责任”的乘客，包括那些百万富翁和普通乘客们也同样显出了自己高贵的人性：
据文献记载，由于1912年4月10日的航行，对泰坦尼克号来说是建成以来的第一次，是“处女航”，所以当时的达官贵人、名媛巨贾纷纷以先“乘”为快。因而乘客中有总统的侍从武官、知名戏剧制作家、费城电车大亨、钢铁业巨子、传记作家、神学家、电影明星、工程师，以及美国亿万富翁约翰·雅各布·阿斯德，全球最大的梅西百货公司创办人伊西多·斯特劳斯等。一等舱的337名乘客中，仅百万富翁就有57位。
其中，约翰·雅各布·阿斯德是当时全球最富的人之一，他的资产据说可以建造11艘“泰坦尼克号”。他的妻子马德琳才18岁，当时正怀着五个月的身孕，所以阿斯德夫妇带了十多名佣人。在“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之际，阿斯德搀扶着马德琳来到四号救生艇旁，对照管救生艇的船员说，妻子身体很弱，能不能让我上艇照顾她？船员回答：“不行，先生，除非所有的妇孺都先上了艇，否则不许一个男子上。”阿斯德没有多说一句话，脱下手套抛给了妻子，然后就退到甲板上，静静地坐在那里，等着天使接应的时分。几天以后，人们在海面上发现了他，浑身都是煤烟，而且已被砸扁了，打捞者猜测他可能是被船上倒下的大烟囱砸死的。
“泰坦尼克号”上的另一个“大款”是美国“梅西百货公司”的创始人伊西多·斯特劳斯。海难发生近百年后的今天，“梅西百货公司”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公司，座落在美国曼哈顿第六大道上。“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以后，有人向67岁的斯特劳斯建议，“我保证不会有人反对像您这样的老先生上艇……”这位老人坚定地回答，“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离开之前走上救生艇。”斯特劳斯夫人本已上了八号救生艇，但刚要坐下的时候，改变了主意，她走下来，对斯特劳斯说：“这么多年来，我们都生活在一起，你去的地方，我也去！”就这样，一对老夫妇蹒跚着走到甲板的藤椅上坐下，像一对鸳鸯栖息在水上，直至冰冷的海水把他们全部卷进海底为止。
当知道没有获救的可能时，世界著名管道大亨本杰明·古根海姆没有绝望，他穿上了最华丽的晚礼服，对随从说：“我即使是死也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他给 太太留下的遗言是：“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为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牲，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
中国有一句格言“有钱能使鬼推磨”，但在“泰坦尼克号”船毁人亡的关键时刻，这些世界巨富，“外国大款”，似乎想都没有想过要贿赂救生艇的官员，有的甚至宁愿将现金带进天堂都没有掏出来试一试。像大亨阿斯德，当人们从煤灰堆里拉出他时，还从他的兜里搜出2500美元现金兑换支票，而当时船上水手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20美元。尤其令人惊异的是，他们都是船长史密斯的好友，可没有一个人要求船长“法外开恩”。这是一群真正的“另类”，这是一个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人们用他们的良知和美德向我们证实：大自然的惊涛骇浪、狂风暴雨，可以摧毁人的肉体以及任何人手制造的“巨无霸”，但它摧毁不了的是人们用意志和品格镕铸而成的文明价值和信念世界。
“泰坦尼克号”上有一个基督见证的故事令人动容。
当时船上有一位牧师叫约翰·侯伯，应邀到美国芝加哥慕迪教会布道。他眼见灾难就要降临，就呼吁全船的基督徒到甲板上集合。当时有几十位基督徒陆续前来，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侯伯牧师庄严地宣告说：“弟兄姊妹们，我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我们已相信了耶稣，有了永生的盼望，不用害怕。不过，船上还有不少未信的人，他们还未得救，若此刻失去生命，必将永远沉沦灭亡。倘若我们现在不跟他们争用逃生设备，让未信者有更多人获救，以后他们仍有机会闻听福音，相信耶稣得永生。”基督徒们听后，大受感动，他们手牵着手，一同唱圣诗“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庄严的诗歌震动了苍穹，震动了船上其他的乘客，大家秩序井然地接受船员的安排，让妇女儿童先登上救生艇。直到海水把这些基督徒和他们的歌声一起带进大西洋底。
侯伯牧师掉到海里时，抓住了一块浮木，在海面上漂流，碰到另一个什么也没抓到的年轻人。牧师问年轻人：“年轻人，您得救没有？”年轻人回答：“没有。”一个海浪把他们分开了。数分钟后，他们又接近了，牧师再问他：“您与神和好没有？”他还是回答：“没有！”一个海浪又把他们分开。最后一次他们靠近时，在海中飘浮已久，年轻人已经疲惫不堪，想放弃挣扎时，牧师却告诉年轻人：“年轻人，耶稣要救你！”说着就把手中的木板，送给了他，自己沉入海底。天亮之前，赶来救援的船只捞起了许多尸体，只有六位不在救生艇上的乘客生还，这年轻人就是其中之一。
读完这样的故事，回头再看克拉玛依大火中的官员，真让人有一种沦肌浃髓的悲哀。我为生我养我的苦难母邦深深地耻辱着。如果说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不光是要与祖国分享荣耀，而且得分担耻辱的话——像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说的“为波兰的罪过感到羞耻的人，就是波兰人”，那么，在阅读这样故事的时刻通常就是我的民族主义情绪最为高涨的时刻。它表现在，我不再相信那些制造“说不”烂货的家伙们所硬造的“自摸”并假装“高潮”来临的幻想；即使有一万个像季羡林这样的“大师 ”站出来证明“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也不相信。我们和别人的差别，不是肤色的，而是血液的；不是物质的，而是心灵的；甚至不是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的，而是人种、信仰、精神基因的。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给我们制造了多如牛毛的明君、忠臣、义士、侠客，唯独没有一个绅士；数不胜数的先贤、鸿儒、高僧、圣人、领袖、导师，让我们保护国家，保护民族，保护纲常名教，尤其是有资格代表国家、民族的领袖和导师本人，唯独没有说，我们应该保护妇女和儿童；皇帝、暴君、独裁者以及一切“正人君子”孜孜不倦地教我们“忠”，教我们“孝”，教我们一切修齐治平、贞节烈义以及“阶级斗争”的大道理，唯独没有教我们“爱”，爱一切人，爱智慧，爱人类创造的一切自由和文明的价值。我们的罪孽早在出生以前就已经注定。我们是吃人者的子孙。
2004年10月19—28日草于长安
冉云飞: 国家的弃儿——献给9．11结石宝宝周年纪念日
冉按：这是为今日结石宝宝受害周年纪念而写的专文，首发于陈奎德兄主政的“纵览中国”。在此，谨向以赵连海为首的结石宝家长不屈扰的争取自己权利的努力，表达我的敬意。今晨又看到一则残害青少年的新闻“多省‘毒疫苗’学生家长集体到卫生部上访受挫。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9/09/200909110039.shtml实在是令人愤怒。以后有暇再写一篇《中国残害青少年方法举隅》，以便看看官方是如何放纵并参与这些恶行的。2009年9月11日7：56分于成都
一
这个国家对儿童的愚弄与残害，由来已久，并非始自今日，可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古代的课本不说了，就是今天的课本也有诸多不堪之处。愚民教育是我们教育的底色，外表上的光鲜掩忽不住那愚民的核心。许多成人之所以没有权利意识，不知做人的权利和尊严如何受到侵犯，其原因在于我们的教育使他们始终处于蒙昧之中而不自知。
从我第一课所学的“毛主席万岁”到女儿第一课所学的“长大为人民立功劳”——前者显性欺骗，后者隐性愚弄——中间相隔三十年，其实质没有根本的变化。这几年为了搞教育的大一统，奉行党国至上的教育理念，教育部每年开学都通过中央电视台播送“开学第一课”。尢其是今年建国六十周年的大庆，更是搞得声势浩大，2亿2千万中小学生在同一时刻通过电视、视频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被中国媒体称为“史上最牛第一课”。由于国家被没有制衡的一党完全操控，所以爱国主义这几十年来在中国完全变成了热爱党和特殊利益集团的代名词，成为愚民教育的核心。爱国主义成了权力操控集团绑架国家而愚弄学生、民众的成功方式，所以尽管爱国主义教育充斥着假、大、空的内容，但官方对此依旧乐此不疲。
学校教育被党化教育所笼罩、浸淫，其毒害相当大，教育不中立，从小接受有害的教育，有的人哪怕读了大学乃至读了博士，也终身被愚弄而不自知。换言之，官方要的教育效果就是，把你卖了，你还帮着他数钱，这就是他那么起劲灌输给你假大空爱国主义的原因。我们不要忘记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教导：“任何专制国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极力降低国民的心智”。
二
应试教育不仅把脑子学坏，而且还把身体弄得羸弱不堪，学生眼睛近视比率越来越高。不特如此，教育不公，造成城乡及各地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从而形成先天的歧视。前不久一位十四岁的女孩就是因为没有所在地的户口不能上学，而自杀身亡，这样悲惨的例子并非个案。人挪活，树挪死，飞鸟尚且有迁徙自由，但作为大活人却没有迁徙的自由：要么像石头一样固定在一个地方，要么稍一活动就会暂住在中国。不客气地说，中国的户籍制度是连鸟都不如的非人道制度。
一方面各级政府大肆贪污，另一方面教育投入所占GDP连世界的平均水平都不到，长年在3%以下，甚至连非洲穷国加蓬的教育投入都不如。一方面用马太效应建设少量较好的所谓重点学校，以掩盖教育整体上的贫敝，另一方面又加速制造“普九教育”达标的假相。在投入不足的情形下，各级政府为了应付上面的压力而造假，终至在硬件建设如校舍建设上造成许多不合格的危房，就连广东这样的经济发达省份也不能幸免。而遇到像5．12这样的天灾，就会使人祸的威力加倍放大，从而因豆腐渣校舍而致大批学生死亡。谭作人和谢贻卉初步调查出在5．12大地震中五千多的死难学生（这名单尚不全面）里，有大约53%的学生死难与豆腐渣校舍的倒塌有关。官方害怕这样接近真相的调查，引来更多死难学生家长的正当维权，于是藉口谭作人纪念六四而将他拘捕系狱。
建筑师刘家琨说：“对普通生命的珍视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因此他在建胡慧珊纪念馆时，就特别看重胡母刘莉所珍藏的一系列与胡慧珊有关的小物件如脐带等，令人感到生命的尊重。《劫后天府泪纵横》里有一位母亲说，祖国的花朵，这比喻倒是好。但天底下哪有如此摧残花朵而不受任何追究的政府呢？艾晓明拍的《我们的娃娃》里，一位家长给死去的孩子烧纸钱时沉痛地叫孩子来世不要投胎到中国。那声声凄苦的“不要投胎到中国，你听到没有？你听到没有？！”无异于昭示这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耻辱。正如有人说，中国风险太大，投胎需谨慎。对于死难学生家长的正当维权遭受政府打压，网友暗夜行路曾说：“当他们连起码的善行都无法容忍，当他们连起码的人性都无法顾及，当他们连悲伤的泪水也要视作洪水，当他们连最基本的事实也要歪曲，这个时候，他们一定是疯了”。
三
大一点的学生特别是长得漂亮一点的女学生，被学校弄去陪来检查工作的上级领导，这已不是什么新闻。至于中小学夹道欢迎各级领导的来访，也被视为当然之事。更有甚者，某商家开业学生也被弄去无偿服务，雨坝地里、太阳底下被淋洒，在冬天里被弄得“美丽冻人”的自然是祖国的花朵，而训话的领导们则在阳伞下、荫凉处、空调房里享受一切＂公仆＂待遇。有次连作家贾平凹也被弄到了领导们检阅花朵们的主席台上，让花朵们大受其累，令舆论哗然。
前不久花朵们被弄到人民大会堂给领导们表演，表演结束出来在下雨，却被管理人民大会堂的人以保护领导的安全为由，不让学生再回到檐栏下避雨。你当然有理由为此生气，但这绝不是花朵们最惨的经历。花朵们的非正常死亡不计其数，但最令愤慨，且当“永垂不朽”的是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发生大火，陪同上级领导观看学生表演的当地领导在大火中喊出的“让领导先走”的无耻口号。官本位至上以及作为下属的奴才本性，使得下级官员在上级领导面前丧失对年幼生命的起码尊重，从而使288名正值花季的学生被大火活活烧死，不少老师也因此殉难。
无独有偶，因警察玩忽职守，视生命若草芥，把吸毒的母亲带走拘押，从而让无人照看的三岁的李思怡活活饿死在家中。接下来是沙兰镇的孩子惨死在水灾中，接着便是许多儿童被拐卖到山西及各地黑砖窑作为童工，使不少儿童受到非人的折磨。许多父母为到黑砖窑去寻找自己的孩子吃尽苦头、受尽威胁，而孩子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因为如此，民谣歌手周云蓬兄创作和演唱了这首必将不朽的《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来控诉这种悲惨的现实。有一天我正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小女问我所听何歌，答曰：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她认为极其感人，便推荐给同学们听。同学们听后悲伤不已，不少人抹眼泪啜泣，有的甚至嚎啕大哭。
后来周云蓬到成都小酒馆做巡回演唱，我们一家甚为期待。小女知道我跟周兄有交情，于是叫我一定要带她去听他的演唱。后来我们一家人请周兄等人小酌，她为得到周叔叔的签名碟而高兴，我想这是孩子对周云蓬的奖赏。中国的父母和孩子都应该记住，有一首沉痛的歌叫做“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而创作和演唱这首歌的是一位九岁即盲的歌手周云蓬，他的爱比许多外表健康的中国人都要正常而深沉。
四
在我们这个国家，儿童杀手何其多也，今年我们又知道了另一个孩子们的杀手，它的名字叫血铅中毒。其实早在2001年北京和山西做过零至六岁儿童血铅含量的调查，北京儿童血铅含量超标三成五，而山西则超标高达六成四，只是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而已。据专家研究，全国儿童平均血铅超标达三成，这对人数庞大的中国儿童来说是个多么可怕的杀手！而血铅超标达三成，其数量可达几千万甚至上亿，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据科学研究，血铅超标中毒，其主要原因如下：工业污染、含铅汽油、学习用品和玩具、食物、水和土壤等方面。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生活范围，囊括生存的各个方面，灾难如此笼罩，儿童真是无所逃逸于天地间。儿童越小，其受血铅侵害更烈。就血铅超标中毒的比例，小孩是成人的18倍，其后果是儿童大脑发育出现严重的问题，影响智商乃至生存，严重者会使大脑失去指挥能力以至脑瘫。如果血铅超标中毒得不到有效的治理，就会给整个社会生产大批智残儿童，成人后无法自食其力，累及个人幸福，增加家庭和整个社会的负担。
由于对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食物、水、土壤受到的污染越来越广泛，今年曝陕西、湖南、云南出现较大规模的儿童血铅超标中毒事件。陕西凤翔、湖南武岗、云南通川三地的血铅中毒，均与环境污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云南通川后来说与当地企业污染无关、没有200人中毒之事外，陕西和湖南的血铅中毒，都是当地企业对生活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特别是湖南武岗血铅超标中毒儿童竟多达1300多人，可以想见国在山河破的情况有多么严重。
为了政绩和官帽，同时也为了自己贪污腐败有更多的资源性渠道，各级政府官员们，不顾惜环境，不考虑子孙后代，更不顾念给后来的执政者撂下许多烂摊子。虽然像血铅超标中毒这样的事，目前只在陕西、湖南、云南三地曝出来，并不表明其它地方就没有，只是侥幸未被暴露出来罢了。由于耗尽资源的破坏性发展，中国各地的环境灾难到了大规模爆发的时候，癌症村、血铅中毒村等与各种疾病名字挂钩的村名，将会层出不穷，由此而生的社会冲突已处于频发期，其中的主要受害者便是青少年儿童。
五
如今中国的青少年儿童死法真多：因没户口，读不到书，上吊自杀；有的学生因豆腐渣工程而导致的学校危房而被砸死；有血铅超标中毒而被毒死；有被应试教育逼得跳楼而死；还有水淹、火烧、饿死等，总之指不胜屈。至于致病诱因，就更是多到不可胜数，连吃婴幼儿奶粉也可把全国29万6千婴幼儿吃出肾结石，这就是著名的三鹿奶粉（尚有其它奶粉）事件。
奶粉里发现三聚氰胺超标，已是八、九年前的事，但由于那时媒体的关注度不够，且危害人数没有这样多，故不如去年三鹿奶粉事件的影响大。由于三鹿奶粉价格相对较便宜，成为不少城镇和农村婴幼儿的消费品，其销售面比较宽广，故多数婴幼儿由食用三鹿奶粉致病。三鹿奶粉致病的婴幼儿一般都是低收入阶层，故造成的社会危害和震荡成本也相对较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部分吃三鹿奶粉致病的婴幼儿，其父母抗社会风险的能力本来就比较弱。加上厂方和官方害怕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除已死者的赔偿外，患者的冶疗则限制在三岁以下，所以那些三岁以上的患者都没能得到有效的照顾，人为地造成了诸多不公。即令是得到医治的患儿，也因每个地方的重视程度不一样而差别不小。
非常小的孩子因吃奶粉就出现这样的灾祸，致使患儿痛苦不堪，许多家长痛不欲生，有的家庭因高额的医治费用而倾家荡产。更令患儿家长愤怒的是，他们联合起来找厂家要说法要赔偿，竟然被各地的政府阻止拦截，合法的索赔遭受诸种打压，这使得他们心力憔悴、危机重重。当他们聘请律师走法律渠道解决问题的时候，连所聘的律师也受到各地主管机构的恐吓威胁。好不容易有许志永领导的公盟机构出来为患儿主持公道，并在索赔方面给予患儿家长一定的帮助，但公盟机构却在这过程中遭受许多打压，以至许志永曾经被抓，公盟最终被迫解散。
在此种情形下，许多患儿家长聚集起来创办网站，将患儿的诸种信息公布出来，以期引起社会各届良知人士的关注。患儿家长中，赵连海、蒋亚林等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赵连海为各地患儿家长呼吁，维护结石宝宝网站、经营结石宝宝文化衫、组织为患儿捐款、组织各种签名活动等，堪称结石宝宝维权家长的主心骨。结石宝宝网站曾经被黑，淘宝网上结石宝宝衬衫店已于近期被迫关闭，频繁被公安、国保请喝茶请谈话，个中辛苦，令人酸楚。在结石宝宝患儿维权事件上，赵连海不仅对得起自己的子女，对得起别的患儿，更对得起自己的良知，也为患儿争取了更多的关注和尊严。我们这个国家的孩子要能得到更多的关爱，必须要有更多像赵连海这样的父亲和良知人士，来推动社会进步，才能有所改观。
虎毒尚且不食子，何况人乎？但正如威廉• 詹姆士所言：“人简直是食肉猛兽中最令人生畏的，他是唯一有组织地捕食同类的猛兽。”所以我们要对危害儿童健康的犯罪行为严惩不贷。一个国家不把自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当回事，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未来可言？一个民族给自己的下一代造成许多灾难，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复兴之期？一个纳税人所养的政府不为自己国家的孩子做正当有益之事，这样的政府其合法性何在？祖国的花朵却是地道的国家弃儿，这样的国家你怎么能爱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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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个国家对儿童的愚弄与残害，由来已久，并非始自今日，可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古代的课本不说了，就是今天的课本也有诸多不堪之处。愚民教育是我们教育的底色，外表上的光鲜掩忽不住那愚民的核心。许多成人之所以没有权利意识，不知做人的权利和尊严如何受到侵犯，其原因在于我们的教育使他们始终处于蒙昧之中而不自知。
从我第一课所学的“毛主席万岁”到女儿第一课所学的“长大为人民立功劳”——前者显性欺骗，后者隐性愚弄——中间相隔三十年，其实质没有根本的变化。这几年为了搞教育的大一统，奉行党国至上的教育理念，教育部每年开学都通过中央电视台播送“开学第一课”。尢其是今年建国六十周年的大庆，更是搞得声势浩大，2亿2千万中小学生在同一时刻通过电视、视频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被中国媒体称为“史上最牛第一课”。由于国家被没有制衡的一党完全操控，所以爱国主义这几十年来在中国完全变成了热爱党和特殊利益集团的代名词，成为愚民教育的核心。爱国主义成了权力操控集团绑架国家而愚弄学生、民众的成功方式，所以尽管爱国主义教育充斥着假、大、空的内容，但官方对此依旧乐此不疲。
学校教育被党化教育所笼罩、浸淫，其毒害相当大，教育不中立，从小接受有害的教育，有的人哪怕读了大学乃至读了博士，也终身被愚弄而不自知。换言之，官方要的教育效果就是，把你卖了，你还帮着他数钱，这就是他那么起劲灌输给你假大空爱国主义的原因。我们不要忘记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教导：“任何专制国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极力降低国民的心智”。
二
应试教育不仅把脑子学坏，而且还把身体弄得羸弱不堪，学生眼睛近视比率越来越高。不特如此，教育不公，造成城乡及各地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从而形成先天的歧视。前不久一位十四岁的女孩就是因为没有所在地的户口不能上学，而自杀身亡，这样悲惨的例子并非个案。人挪活，树挪死，飞鸟尚且有迁徙自由，但作为大活人却没有迁徙的自由：要么像石头一样固定在一个地方，要么稍一活动就会暂住在中国。不客气地说，中国的户籍制度是连鸟都不如的非人道制度。
一方面各级政府大肆贪污，另一方面教育投入所占GDP连世界的平均水平都不到，长年在3%以下，甚至连非洲穷国加蓬的教育投入都不如。一方面用马太效应建设少量较好的所谓重点学校，以掩盖教育整体上的贫敝，另一方面又加速制造“普九教育”达标的假相。在投入不足的情形下，各级政府为了应付上面的压力而造假，终至在硬件建设如校舍建设上造成许多不合格的危房，就连广东这样的经济发达省份也不能幸免。而遇到像5．12这样的天灾，就会使人祸的威力加倍放大，从而因豆腐渣校舍而致大批学生死亡。谭作人和谢贻卉初步调查出在5．12大地震中五千多的死难学生（这名单尚不全面）里，有大约53%的学生死难与豆腐渣校舍的倒塌有关。官方害怕这样接近真相的调查，引来更多死难学生家长的正当维权，于是藉口谭作人纪念六四而将他拘捕系狱。
建筑师刘家琨说：“对普通生命的珍视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因此他在建胡慧珊纪念馆时，就特别看重胡母刘莉所珍藏的一系列与胡慧珊有关的小物件如脐带等，令人感到生命的尊重。《劫后天府泪纵横》里有一位母亲说，祖国的花朵，这比喻倒是好。但天底下哪有如此摧残花朵而不受任何追究的政府呢？艾晓明拍的《我们的娃娃》里，一位家长给死去的孩子烧纸钱时沉痛地叫孩子来世不要投胎到中国。那声声凄苦的“不要投胎到中国，你听到没有？你听到没有？！”无异于昭示这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耻辱。正如有人说，中国风险太大，投胎需谨慎。对于死难学生家长的正当维权遭受政府打压，网友暗夜行路曾说：“当他们连起码的善行都无法容忍，当他们连起码的人性都无法顾及，当他们连悲伤的泪水也要视作洪水，当他们连最基本的事实也要歪曲，这个时候，他们一定是疯了”。
三
大一点的学生特别是长得漂亮一点的女学生，被学校弄去陪来检查工作的上级领导，这已不是什么新闻。至于中小学夹道欢迎各级领导的来访，也被视为当然之事。更有甚者，某商家开业学生也被弄去无偿服务，雨坝地里、太阳底下被淋洒，在冬天里被弄得“美丽冻人”的自然是祖国的花朵，而训话的领导们则在阳伞下、荫凉处、空调房里享受一切＂公仆＂待遇。有次连作家贾平凹也被弄到了领导们检阅花朵们的主席台上，让花朵们大受其累，令舆论哗然。
前不久花朵们被弄到人民大会堂给领导们表演，表演结束出来在下雨，却被管理人民大会堂的人以保护领导的安全为由，不让学生再回到檐栏下避雨。你当然有理由为此生气，但这绝不是花朵们最惨的经历。花朵们的非正常死亡不计其数，但最令愤慨，且当“永垂不朽”的是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发生大火，陪同上级领导观看学生表演的当地领导在大火中喊出的“让领导先走”的无耻口号。官本位至上以及作为下属的奴才本性，使得下级官员在上级领导面前丧失对年幼生命的起码尊重，从而使288名正值花季的学生被大火活活烧死，不少老师也因此殉难。
无独有偶，因警察玩忽职守，视生命若草芥，把吸毒的母亲带走拘押，从而让无人照看的三岁的李思怡活活饿死在家中。接下来是沙兰镇的孩子惨死在水灾中，接着便是许多儿童被拐卖到山西及各地黑砖窑作为童工，使不少儿童受到非人的折磨。许多父母为到黑砖窑去寻找自己的孩子吃尽苦头、受尽威胁，而孩子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因为如此，民谣歌手周云蓬兄创作和演唱了这首必将不朽的《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来控诉这种悲惨的现实。有一天我正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小女问我所听何歌，答曰：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她认为极其感人，便推荐给同学们听。同学们听后悲伤不已，不少人抹眼泪啜泣，有的甚至嚎啕大哭。
后来周云蓬到成都小酒馆做巡回演唱，我们一家甚为期待。小女知道我跟周兄有交情，于是叫我一定要带她去听他的演唱。后来我们一家人请周兄等人小酌，她为得到周叔叔的签名碟而高兴，我想这是孩子对周云蓬的奖赏。中国的父母和孩子都应该记住，有一首沉痛的歌叫做“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而创作和演唱这首歌的是一位九岁即盲的歌手周云蓬，他的爱比许多外表健康的中国人都要正常而深沉。
四
在我们这个国家，儿童杀手何其多也，今年我们又知道了另一个孩子们的杀手，它的名字叫血铅中毒。其实早在2001年北京和山西做过零至六岁儿童血铅含量的调查，北京儿童血铅含量超标三成五，而山西则超标高达六成四，只是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而已。据专家研究，全国儿童平均血铅超标达三成，这对人数庞大的中国儿童来说是个多么可怕的杀手！而血铅超标达三成，其数量可达几千万甚至上亿，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据科学研究，血铅超标中毒，其主要原因如下：工业污染、含铅汽油、学习用品和玩具、食物、水和土壤等方面。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生活范围，囊括生存的各个方面，灾难如此笼罩，儿童真是无所逃逸于天地间。儿童越小，其受血铅侵害更烈。就血铅超标中毒的比例，小孩是成人的18倍，其后果是儿童大脑发育出现严重的问题，影响智商乃至生存，严重者会使大脑失去指挥能力以至脑瘫。如果血铅超标中毒得不到有效的治理，就会给整个社会生产大批智残儿童，成人后无法自食其力，累及个人幸福，增加家庭和整个社会的负担。
由于对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食物、水、土壤受到的污染越来越广泛，今年曝陕西、湖南、云南出现较大规模的儿童血铅超标中毒事件。陕西凤翔、湖南武岗、云南通川三地的血铅中毒，均与环境污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云南通川后来说与当地企业污染无关、没有200人中毒之事外，陕西和湖南的血铅中毒，都是当地企业对生活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特别是湖南武岗血铅超标中毒儿童竟多达1300多人，可以想见国在山河破的情况有多么严重。
为了政绩和官帽，同时也为了自己贪污腐败有更多的资源性渠道，各级政府官员们，不顾惜环境，不考虑子孙后代，更不顾念给后来的执政者撂下许多烂摊子。虽然像血铅超标中毒这样的事，目前只在陕西、湖南、云南三地曝出来，并不表明其它地方就没有，只是侥幸未被暴露出来罢了。由于耗尽资源的破坏性发展，中国各地的环境灾难到了大规模爆发的时候，癌症村、血铅中毒村等与各种疾病名字挂钩的村名，将会层出不穷，由此而生的社会冲突已处于频发期，其中的主要受害者便是青少年儿童。
五
如今中国的青少年儿童死法真多：因没户口，读不到书，上吊自杀；有的学生因豆腐渣工程而导致的学校危房而被砸死；有血铅超标中毒而被毒死；有被应试教育逼得跳楼而死；还有水淹、火烧、饿死等，总之指不胜屈。至于致病诱因，就更是多到不可胜数，连吃婴幼儿奶粉也可把全国29万6千婴幼儿吃出肾结石，这就是著名的三鹿奶粉（尚有其它奶粉）事件。
奶粉里发现三聚氰胺超标，已是八、九年前的事，但由于那时媒体的关注度不够，且危害人数没有这样多，故不如去年三鹿奶粉事件的影响大。由于三鹿奶粉价格相对较便宜，成为不少城镇和农村婴幼儿的消费品，其销售面比较宽广，故多数婴幼儿由食用三鹿奶粉致病。三鹿奶粉致病的婴幼儿一般都是低收入阶层，故造成的社会危害和震荡成本也相对较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部分吃三鹿奶粉致病的婴幼儿，其父母抗社会风险的能力本来就比较弱。加上厂方和官方害怕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除已死者的赔偿外，患者的冶疗则限制在三岁以下，所以那些三岁以上的患者都没能得到有效的照顾，人为地造成了诸多不公。即令是得到医治的患儿，也因每个地方的重视程度不一样而差别不小。
非常小的孩子因吃奶粉就出现这样的灾祸，致使患儿痛苦不堪，许多家长痛不欲生，有的家庭因高额的医治费用而倾家荡产。更令患儿家长愤怒的是，他们联合起来找厂家要说法要赔偿，竟然被各地的政府阻止拦截，合法的索赔遭受诸种打压，这使得他们心力憔悴、危机重重。当他们聘请律师走法律渠道解决问题的时候，连所聘的律师也受到各地主管机构的恐吓威胁。好不容易有许志永领导的公盟机构出来为患儿主持公道，并在索赔方面给予患儿家长一定的帮助，但公盟机构却在这过程中遭受许多打压，以至许志永曾经被抓，公盟最终被迫解散。
在此种情形下，许多患儿家长聚集起来创办网站，将患儿的诸种信息公布出来，以期引起社会各届良知人士的关注。患儿家长中，赵连海、蒋亚林等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赵连海为各地患儿家长呼吁，维护结石宝宝网站、经营结石宝宝文化衫、组织为患儿捐款、组织各种签名活动等，堪称结石宝宝维权家长的主心骨。结石宝宝网站曾经被黑，淘宝网上结石宝宝衬衫店已于近期被迫关闭，频繁被公安、国保请喝茶请谈话，个中辛苦，令人酸楚。在结石宝宝患儿维权事件上，赵连海不仅对得起自己的子女，对得起别的患儿，更对得起自己的良知，也为患儿争取了更多的关注和尊严。我们这个国家的孩子要能得到更多的关爱，必须要有更多像赵连海这样的父亲和良知人士，来推动社会进步，才能有所改观。
虎毒尚且不食子，何况人乎？但正如威廉• 詹姆士所言：“人简直是食肉猛兽中最令人生畏的，他是唯一有组织地捕食同类的猛兽。”所以我们要对危害儿童健康的犯罪行为严惩不贷。一个国家不把自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当回事，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未来可言？一个民族给自己的下一代造成许多灾难，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复兴之期？一个纳税人所养的政府不为自己国家的孩子做正当有益之事，这样的政府其合法性何在？祖国的花朵却是地道的国家弃儿，这样的国家你怎么能爱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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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瀚：為什么我還是不要孩子
为什么我还是不要孩子？
萧瀚
八年前的2001年，我写过一篇《为什么我不要孩子》（见附录，2001年6月8日发在中评网，署名“苦丁茶“，那是我在2003年前一直用的笔名），文中举了若干理由，表明我自己，不要孩子才对得起孩子。
以天性论，我愛孩子，一大群人出去玩，我总是跟孩子们玩得最好，他们也喜欢我。数年前，周国平先生的女儿啾啾，那时候她才六七岁，就曾经跟她爸爸说：“萧瀚叔叔是我最好的大朋友。”——当然，现在还是。我一直将这句话作为最高荣耀——我很自恋地认为，她说出了我认识的许多孩子的心声：）。
多年来，要孩子，不要孩子，这样的想法反反复复，说实话，结不结婚并不涉及这个问题，虽然为了给孩子完整的愛，稳定的家庭是必须的。不过，自从去年汶川地震以及三鹿事件之后，不要孩子的念头再次重占上风，我还是不要孩子。
我又看了一遍八年前那篇文字，文中列举的不要孩子理由不但没有任何改善，许多方面似乎更加变本加厉，看来，还是不能要孩子。
是啊，让孩子出生在中国实在风险太高：
1. 如果要孩子，至少要两个以上，可是斧头帮说，你的生育权老子计划了，最多生一个，你怎么办？
2. 你给孩子吃什么，你自己知道吗？三鹿事件表明，你不知道。等你知道的时候，别说孩子，你这整个家可能都要完蛋了。
3. 你给孩子住什么？来个地震，你家房子塌了，最不该塌的校舍也塌了，孩子被埋在废墟里，你敢让孩子住在中国官僚盖的房子里吗？
4. 你给孩子穿什么？校服很难看还有毒，两天后，孩子说痒痒，两月后，孩子进了医院……
5. 你给孩子呼吸什么？空气？这么脏的空气也是用来呼吸的吗？过几天一查身体，肺黑了……
6. 你给孩子喝什么？水？水里有蓝藻，还有……过几天一查，铅超标了……
7. 你怎么教孩子？周围都是谎言，只有撒谎才有活路，你教孩子要诚实，你于心何忍？
8. 你怎么教孩子？懦夫遍地——我自己就是，你教孩子要勇敢，这不胡扯吗？
9. 你怎么教孩子？公共事务没几个人理睬，你教孩子要正直，这不是太残忍了吗？
10. 你怎么教孩子？这个国家热衷暴力，你教孩子要仁慈，孩子听得进去吗？
11. 你怎么教孩子？热愛自由？好吧，你进监狱去；热愛民主？也进监狱去；热愛祖国？那你就得反对政府，给你判颠覆罪，也进监狱去……总之，一个大写的人，主要去处只有监狱和坟墓。
12. 你怎么教孩子？把孩子送进脑残培养中心？——在中国叫做学校！
13. 你怎么教孩子？把孩子送进奴才培训中心？——在中国叫做学校！
14. 你怎么教孩子？让孩子学习知识？——学校说先学习毛邓三，然后去大街广场跳斧头舞，你愿意吗？
15. 你让孩子一个人上学吗？人贩子就等在校门口！他被卖到山西挖煤、做砖，为奴隶制做贡献去了。
16. 孩子上大学了，他要为国家的进步呐喊，于是他在广场被拖拉机碾了，被斧头砍了，你连骨灰都拿不到，你拿到一张纸，上面写着暴徒两字，是的，开拖拉机的不是暴徒，抡斧头的也不是暴徒，但你那死去的孩子是暴徒。
17. 孩子长大了，你让伊一个人出门吗？有人半夜飙车，孩子没了，肇事者判了三年，出来以后说不定还可以飙车，反正他家买得起车！买得起刑，买得起斑马线！
18. 孩子长大了，到别的城市去工作了，他被警察带走了，他被孙志刚了，他被心脏病了，他被躲猫猫了，他被自杀了，他被俯卧撑了，他被……反正那么多年你白养了，你得做好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心理准备……
19. 孩子长大了，被警察带走了，遍体鳞伤之后，他被聂树斌了，被佘祥林了，被……
20. 孩子长大了，他组织了个NGO，为老百姓说话，为结石宝宝说话，于是被取缔了，他被许志永了，他只是个做出纳的，结果被庄璐了……
21. 孩子长大了，他想为这个国家做点事，于是他被杨子立了，被刘晓波了，被胡佳了，被查建国了，被王天成了，被胡石根了……
22. 孩子长大了，他想为国家做点事，于是他被王丹了，被王军涛了，被胡平了，被魏京生了……
23. 孩子长大了，他做官去了，官做得很大很大，他想为国家做点事，于是他被胡耀邦了，被赵紫阳了，被鲍彤了……
24. 孩子长大了，……没办法，只好出国了，老外对他很客气，心底里却说：“你来自中国。”
……
做个中国人，我怎能不觉得耻辱？我没法像个人一样地活着。对于那些以做中国人为荣的人我是很佩服的，我真不知道做这民族的一员有什么值得自豪的，那些一说起中华民族就热泪盈眶的人们，请你们告诉我一个连婴儿都不肯放过的民族，我怎么为她自豪？一个溺婴的民族，我怎么为她自豪？一个罪恶累累不思悔改的民族，我怎么为她自豪？
这片土地被斧头帮劫持，你们和我一样，我的孩子也会和我一样，做斧头帮的人质，做斧头帮的奴隶，作为人，我们能达到的最高人格境界是不做奴才，基本身份是奴隶这一点一时还改不了——自由人都在监狱或坟墓里。
如果我把孩子培养成了一个公民，一个自由人，也许痛苦在等待着伊，甚至监狱和坟墓在等待着伊；如果我让孩子随波逐流——我的孩子怎么可以成为那样的人？
看来，我还是没法要孩子。许多中国家长常常会对孩子脱口而出：“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我以为这句话是最混蛋的话之一。孩子不是用来给大人们寄托希望用的，你有希望自己去争取、去努力，只有懒汉和懦夫，才把自己该负的责任推给孩子，可以想象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在这种“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的懦夫和懒汉思维，才把这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
所以，我还是没法要孩子，等着我争取到了自由，等着我能够让自己堂堂正正地活着，能够站直了走路，大部分中国人不再用膝盖生活的时候，我才有可能给孩子提供最起码的人之为人的成长环境——最低底线是马列毛邓三滚出学校以及任何洗脑液滚出学校的时候，那时候我再要孩子吧……
2009年9月11日三聚氰胺事件一周年於追遠堂
附录：
我为什么不要孩子？
苦丁茶
要一个孩子意味着我将与一个还不会独立生活却拥有独立人格的人生活在一起，我必须对他（她）负养育之责，所谓养育就是不但要养，还要育，光给他吃饱穿暖还不行，还得培育，帮助他在精神上成长，成人后生活幸福。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孩子，而且非常喜欢，我也渴望要个孩子，可是思虑良久，我还是决定不要孩子，原因如下：
据说现在的环境已经很糟糕，咱们的日用食品给孩子吃，谁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
孩子需要教育，让他上学？那不知所云的语文教材也能够让他学会真正的汉语？那充斥了意识形态陈词滥调的政治教材也能够作为培养人来使用？那充满了谎言的历史教材也能够给孩子以正常的历史知识？数学、物理、化学倒也可以学一学，可是在那种环境下，孩子学到了一点知识，却失去了真正的人格培养。
既然不上学那就自己教？自己教可能是个办法，但是孩子的成长并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父母身边，无论是科普知识的获得，还是人生经验的积累，都需要让孩子与社会接触，学校就是个社会，孩子脱离这个社会后，其人格培养必定艰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如果我教孩子做人应该诚实，可是社会却处处告诫人们诚实会吃亏，是愚蠢的，我该怎么教孩子？
如果我教孩子做人要坚持一些基本的原则，可是社会除了让他知道钱就是最高的原则，从来没有让他见过别的原则，他会相信我说的原则吗？
如果我教孩子人应该有正义感，可是社会却处处告诉人们只有傻帽才管别人的事儿，什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都是废话，谁当真，谁就是蠢驴，我该怎么教孩子？
如果我教孩子要有信仰，可是社会说你那是唯心主义，所有的宗教都是骗人的把戏，我说："孩子，你别管社会怎么说，你听我的。"他会听我的吗？如果他真的信仰了一个伟大的宗教，他不是太孤独了吗？我如何为他的孤独和痛苦负责？
如果我教孩子应该追求自由，可是在这个国家里生存的人连迁徙自由的权利都没有，万一他哪天被作“盲流”抓起来了，我对得起他吗？如果他不幸有了一点思想，他想说话--仅仅说几句真话就被作为思想犯抓起来了，我对得起他吗？如果他为自由去奋斗，万一被逮捕、被刑求、被判刑、被枪毙，枪毙之前割掉喉管，或者用竹签将舌头与嘴巴钉住，或者不打麻药取掉肾脏，枪毙之后刽子手上我家收子弹费，我对得起他吗？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如果孩子都能够听我的话去做，他在这个社会上还能立足吗？如果他都按照社会的要求去尔虞我诈，游刃有余，或者什么也不做，像我、像个行尸走肉一样地生活，那生他干什么？
我只好不要孩子，尽管我与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热爱孩子…
2001年4月5日
萧瀚
八年前的2001年，我写过一篇《为什么我不要孩子》（见附录，2001年6月8日发在中评网，署名“苦丁茶“，那是我在2003年前一直用的笔名），文中举了若干理由，表明我自己，不要孩子才对得起孩子。
以天性论，我愛孩子，一大群人出去玩，我总是跟孩子们玩得最好，他们也喜欢我。数年前，周国平先生的女儿啾啾，那时候她才六七岁，就曾经跟她爸爸说：“萧瀚叔叔是我最好的大朋友。”——当然，现在还是。我一直将这句话作为最高荣耀——我很自恋地认为，她说出了我认识的许多孩子的心声：）。
多年来，要孩子，不要孩子，这样的想法反反复复，说实话，结不结婚并不涉及这个问题，虽然为了给孩子完整的愛，稳定的家庭是必须的。不过，自从去年汶川地震以及三鹿事件之后，不要孩子的念头再次重占上风，我还是不要孩子。
我又看了一遍八年前那篇文字，文中列举的不要孩子理由不但没有任何改善，许多方面似乎更加变本加厉，看来，还是不能要孩子。
是啊，让孩子出生在中国实在风险太高：
1. 如果要孩子，至少要两个以上，可是斧头帮说，你的生育权老子计划了，最多生一个，你怎么办？
2. 你给孩子吃什么，你自己知道吗？三鹿事件表明，你不知道。等你知道的时候，别说孩子，你这整个家可能都要完蛋了。
3. 你给孩子住什么？来个地震，你家房子塌了，最不该塌的校舍也塌了，孩子被埋在废墟里，你敢让孩子住在中国官僚盖的房子里吗？
4. 你给孩子穿什么？校服很难看还有毒，两天后，孩子说痒痒，两月后，孩子进了医院……
5. 你给孩子呼吸什么？空气？这么脏的空气也是用来呼吸的吗？过几天一查身体，肺黑了……
6. 你给孩子喝什么？水？水里有蓝藻，还有……过几天一查，铅超标了……
7. 你怎么教孩子？周围都是谎言，只有撒谎才有活路，你教孩子要诚实，你于心何忍？
8. 你怎么教孩子？懦夫遍地——我自己就是，你教孩子要勇敢，这不胡扯吗？
9. 你怎么教孩子？公共事务没几个人理睬，你教孩子要正直，这不是太残忍了吗？
10. 你怎么教孩子？这个国家热衷暴力，你教孩子要仁慈，孩子听得进去吗？
11. 你怎么教孩子？热愛自由？好吧，你进监狱去；热愛民主？也进监狱去；热愛祖国？那你就得反对政府，给你判颠覆罪，也进监狱去……总之，一个大写的人，主要去处只有监狱和坟墓。
12. 你怎么教孩子？把孩子送进脑残培养中心？——在中国叫做学校！
13. 你怎么教孩子？把孩子送进奴才培训中心？——在中国叫做学校！
14. 你怎么教孩子？让孩子学习知识？——学校说先学习毛邓三，然后去大街广场跳斧头舞，你愿意吗？
15. 你让孩子一个人上学吗？人贩子就等在校门口！他被卖到山西挖煤、做砖，为奴隶制做贡献去了。
16. 孩子上大学了，他要为国家的进步呐喊，于是他在广场被拖拉机碾了，被斧头砍了，你连骨灰都拿不到，你拿到一张纸，上面写着暴徒两字，是的，开拖拉机的不是暴徒，抡斧头的也不是暴徒，但你那死去的孩子是暴徒。
17. 孩子长大了，你让伊一个人出门吗？有人半夜飙车，孩子没了，肇事者判了三年，出来以后说不定还可以飙车，反正他家买得起车！买得起刑，买得起斑马线！
18. 孩子长大了，到别的城市去工作了，他被警察带走了，他被孙志刚了，他被心脏病了，他被躲猫猫了，他被自杀了，他被俯卧撑了，他被……反正那么多年你白养了，你得做好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心理准备……
19. 孩子长大了，被警察带走了，遍体鳞伤之后，他被聂树斌了，被佘祥林了，被……
20. 孩子长大了，他组织了个NGO，为老百姓说话，为结石宝宝说话，于是被取缔了，他被许志永了，他只是个做出纳的，结果被庄璐了……
21. 孩子长大了，他想为这个国家做点事，于是他被杨子立了，被刘晓波了，被胡佳了，被查建国了，被王天成了，被胡石根了……
22. 孩子长大了，他想为国家做点事，于是他被王丹了，被王军涛了，被胡平了，被魏京生了……
23. 孩子长大了，他做官去了，官做得很大很大，他想为国家做点事，于是他被胡耀邦了，被赵紫阳了，被鲍彤了……
24. 孩子长大了，……没办法，只好出国了，老外对他很客气，心底里却说：“你来自中国。”
……
做个中国人，我怎能不觉得耻辱？我没法像个人一样地活着。对于那些以做中国人为荣的人我是很佩服的，我真不知道做这民族的一员有什么值得自豪的，那些一说起中华民族就热泪盈眶的人们，请你们告诉我一个连婴儿都不肯放过的民族，我怎么为她自豪？一个溺婴的民族，我怎么为她自豪？一个罪恶累累不思悔改的民族，我怎么为她自豪？
这片土地被斧头帮劫持，你们和我一样，我的孩子也会和我一样，做斧头帮的人质，做斧头帮的奴隶，作为人，我们能达到的最高人格境界是不做奴才，基本身份是奴隶这一点一时还改不了——自由人都在监狱或坟墓里。
如果我把孩子培养成了一个公民，一个自由人，也许痛苦在等待着伊，甚至监狱和坟墓在等待着伊；如果我让孩子随波逐流——我的孩子怎么可以成为那样的人？
看来，我还是没法要孩子。许多中国家长常常会对孩子脱口而出：“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我以为这句话是最混蛋的话之一。孩子不是用来给大人们寄托希望用的，你有希望自己去争取、去努力，只有懒汉和懦夫，才把自己该负的责任推给孩子，可以想象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在这种“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的懦夫和懒汉思维，才把这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
所以，我还是没法要孩子，等着我争取到了自由，等着我能够让自己堂堂正正地活着，能够站直了走路，大部分中国人不再用膝盖生活的时候，我才有可能给孩子提供最起码的人之为人的成长环境——最低底线是马列毛邓三滚出学校以及任何洗脑液滚出学校的时候，那时候我再要孩子吧……
2009年9月11日三聚氰胺事件一周年於追遠堂
附录：
我为什么不要孩子？
苦丁茶
要一个孩子意味着我将与一个还不会独立生活却拥有独立人格的人生活在一起，我必须对他（她）负养育之责，所谓养育就是不但要养，还要育，光给他吃饱穿暖还不行，还得培育，帮助他在精神上成长，成人后生活幸福。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孩子，而且非常喜欢，我也渴望要个孩子，可是思虑良久，我还是决定不要孩子，原因如下：
据说现在的环境已经很糟糕，咱们的日用食品给孩子吃，谁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
孩子需要教育，让他上学？那不知所云的语文教材也能够让他学会真正的汉语？那充斥了意识形态陈词滥调的政治教材也能够作为培养人来使用？那充满了谎言的历史教材也能够给孩子以正常的历史知识？数学、物理、化学倒也可以学一学，可是在那种环境下，孩子学到了一点知识，却失去了真正的人格培养。
既然不上学那就自己教？自己教可能是个办法，但是孩子的成长并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父母身边，无论是科普知识的获得，还是人生经验的积累，都需要让孩子与社会接触，学校就是个社会，孩子脱离这个社会后，其人格培养必定艰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如果我教孩子做人应该诚实，可是社会却处处告诫人们诚实会吃亏，是愚蠢的，我该怎么教孩子？
如果我教孩子做人要坚持一些基本的原则，可是社会除了让他知道钱就是最高的原则，从来没有让他见过别的原则，他会相信我说的原则吗？
如果我教孩子人应该有正义感，可是社会却处处告诉人们只有傻帽才管别人的事儿，什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都是废话，谁当真，谁就是蠢驴，我该怎么教孩子？
如果我教孩子要有信仰，可是社会说你那是唯心主义，所有的宗教都是骗人的把戏，我说："孩子，你别管社会怎么说，你听我的。"他会听我的吗？如果他真的信仰了一个伟大的宗教，他不是太孤独了吗？我如何为他的孤独和痛苦负责？
如果我教孩子应该追求自由，可是在这个国家里生存的人连迁徙自由的权利都没有，万一他哪天被作“盲流”抓起来了，我对得起他吗？如果他不幸有了一点思想，他想说话--仅仅说几句真话就被作为思想犯抓起来了，我对得起他吗？如果他为自由去奋斗，万一被逮捕、被刑求、被判刑、被枪毙，枪毙之前割掉喉管，或者用竹签将舌头与嘴巴钉住，或者不打麻药取掉肾脏，枪毙之后刽子手上我家收子弹费，我对得起他吗？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如果孩子都能够听我的话去做，他在这个社会上还能立足吗？如果他都按照社会的要求去尔虞我诈，游刃有余，或者什么也不做，像我、像个行尸走肉一样地生活，那生他干什么？
我只好不要孩子，尽管我与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热爱孩子…
2001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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