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网 | 黄健翔:为什么要反对举国体制的体育体系

萝卜网 | 黄健翔:为什么要反对举国体制的体育体系

GFW Blog

最近不断有记者电话来采访。我总觉得不如写出来系统完整严谨因而一概拒绝。另外发现，不少记者采访前不看有关采访对象的资料，放着互联网这么方便，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的东西，他还要莫名惊诧，我还要给他从头说起。于是把发在微博里的东西合订在一起，另外补充了一些围脖容量限制造成的细节说理举例。若干条微博凑起来的东西，各位看着见笑了。 不过，倒是方便了某些人，将来抓"反对举国体制"的典型，就方便了，"罪证"我都自己整理好了。

顺便我想跟某些装B犯说一句话：你跟我，不是一个物种的。你没种，不是一次两次了。因为你总是害怕，怕失去什么；而我比你牛逼的地方就是，我不怕。说谁谁自己知道。连公开承认一下当初的事情都舍不得，还装什么仗义？

好吧，看我的言论吧：

为什么要反对举国体制的体育体系？看看三大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就知道了。尤其是曾经有过优势的女足和女排。一个没有学校体育和社区体育为基础的，国家砸钱少数"体育特种兵"埋头苦练攻关的体育体系，只能在那些非主流项目上摘金夺银，靠的是国家打个人、有钱打没钱、专业打业余。主流化市场化职业化项目，全完蛋。

团队球类项目和田径、游泳这些主流项目基础项目，人才的成长周期、成长规律、成才概率，不是那些非主流奇技淫巧项目能比的，不是国家砸钱圈养一群人苦练傻练不计成本拿钱堆就能堆出天才和一个整齐的团队来的。需要的是参与这些运动的青少年的人群基数。天才的诞生是有概率的。所以，我们的三大球越来越完蛋。这不是我危言耸听，是体育局系统的高官自己亲口说的：三大球面临人才匮乏的危机。

从1996年的奥运银牌、1999年的世界杯亚军到今天，短短11年，女足连亚运会奖牌都拿不到了……还有女排、女篮，过几年再看，男篮，男排……

中国体育的全盘举国体制对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损害，反过来损害一线竞技体育成绩，损害基础人才储备的不争事实，在这些曾经有过优势的团队项目、基础项目上，反应最为强烈。

北京奥运那么大的主场优势，51块金牌、排名第一、压倒美国；但是，三大球和手球曲棍球棒球等等都算上的团队球类项目，全军覆灭，甚至不如1996亚特兰大和2004雅典奥运，已经充分说明了举国体制的死穴所在——

这一体制，只善于搞小型、小个儿、小人群基数、小孩儿就开始专业化训练（在国外很难做到，因为家庭观念不允许，法律不允许把5、6岁的孩子送去接受每天超常时间的专业苦练）、市场价值小的、世界范围内对手竞争力小的项目，集中一些人花着政府拨款搞科技公关式的苦练，类似于一支国家投入的以为国争光为使命的体育特种兵，各方面保障优先，训练时间训练强度训练方法训练条件都是世界第一，不是职业运动员胜似职业运动员，吃国家俸禄不用担心生活不用考虑训练成本，于是，不拿世界第一当然就是失败。当然，拿了也跟老百姓的体育锻炼生活健康没什么关系，因为多数这类项目，对老百姓来讲就是"奥运版的杂技表演"，平常是没有人有兴趣和有条件去玩这些的。说白了，这些不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能玩起来也能玩的起的项目。乒羽除外。（有人会说：乒羽锻炼也得花钱啊！也是成人才消费得起啊！孩子们有业余玩的吗？）

有人问啥是主流项目？主流项目就是：别说拿一个世界冠军，就是一场普通国家队比赛的胜利，都足以胜过无数金牌的项目！谁记得西班牙奥运会几块金牌？可是，谁不知道西班牙足球队的欧洲杯世界杯双料冠军？谁不知道纳达尔？谁不知道西班牙的男篮世锦赛冠军？谁不羡慕日本韩国的世界杯16强？谁不记得谁不记得99年女足世界杯亚军的辉煌？亚军也得到政治局常委全体接见。

为什么刘翔的金牌和世界纪录那么令国人疯狂和追捧？那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田径比赛里的短直道项目是黄种人的"禁区"，谁能进决赛就足够牛逼了，别说金牌和纪录了。

为什么姚明没拿过NBA总冠军和世界大赛冠军也能那么"值钱"，因为篮球是大球，是国际化主流化项目，世人统一体育价值观认可的项目。

这就是主流。

反对举国体制，不是反对保留优势项目的小体系，比如乒羽射击举重体操跳水。但是，全盘举国无用无益，且效果不佳，危机早晚爆发。不妨将基础项目主流项目放开，把经费用于学校体育的恢复和健全，让体育回归教育，让子孙更健康，更多青少年接触体育运动，在普及基础之上，去海量的青少年当中发现人才、再行提高。

有人说，不搞举国体制，不搞早期三集中专业化，就搞不过外国人，尤其是三大球和基础项目。这完全是胡说。

三十年代的球王李惠堂时代，中国足球在亚洲称王称霸多年，球员主体都是知识分子读书人，从学校里踢出来的。没人给他们花钱投资圈养集中，照样连霸亚洲足坛。就连国际足联历史与统计协会，都承认李惠堂的成就，把他与贝利马拉多纳等人并列为上个世纪的四大球王。他的时代，还是我们所说的"一穷二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万恶旧社会呢，以学校和社区为基础的足球都可以取得如此成就，何况和平稳定繁荣发展的今天？谁敢说不行？

近邻日本的足球运动，就是扎根于学校立足于普及，根本没有采取我们的那些金牌优势项目的模式，现在已经领先我们不止一个时代了，未来我们男女足全面输给日本，还要继续输上十年二十年。如果说不搞举国体制就搞不好这些主流项目，难道是我们的孩子品种不如日本孩子？谁不知道中国运动员的身体条件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都是最好的？问题不是品种，是环境和机制。

足球、篮球、网球、赛车等项目之所以能职业化、商业化，是因为这些项目的观赏价值决定了其市场价值。这些项目对运动员的要求是全面综合多样复杂的，团队项目尤其复杂。但是，魅力也在于此。因此，他们就是主流体育项目。也就是说，这些项目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体育爱好者的首选，无论是亲身参与还是作为观众看客，都是首选这些项目；这些项目，天生就是的运动项目里的明星。正因为如此，电视里大量直播的是球类尤其是大球以及赛车，而不是举重、射击、水上、蹦床、柔道、跳水等等这样的项目。

这些技巧型或者简单力量型项目的金牌，虽然同样是运动员们复出很多辛苦换来的，但更多是靠国家砸钱不计代价不择手段不惜血本，击败了私人投入、玩乐为主的国外选手；这样的金牌，只是奖牌榜上的一个数字而已，对于民众的生活质量，对于一国的体育水平，乃至对一国的国际形象，帮助都不大。远远不如"小日本"在南非世界杯上那两脚惊世骇俗的任意球破门给其本国人民带来的快乐自豪，以及给世界留下的深刻印象。

我宁愿北京奥运少拿10块金牌，换来世界杯赛上那两脚任意球。有一样愿意的吗？可惜，人家不换。

我们辉煌的金牌战略背后，是并不乐观的群众体育状况。以北京为例，2009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健身活动支出73元，还不够看两场电影。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192个成员国关于居民"健康寿命"（能够自主生活，能够对社会有贡献的寿命）的预测及排名顺序，其中，日本排名第一位，中国排名第八十一位。中国虽然在发展中国家居于前列，但与发达国家差距还是很大。这些数据说明，一国之民众，尤其是青少年，从体育运动中获得健康和快乐的基本权力，对于当前的局面来说，比竞技体育多拿几块耗资巨大的金牌，重要的多，实际的多，和谐的多。一个民族的健康幸福指数，不是奖牌榜的排序能准确反映的。

有人问乒乓球、羽毛球、跳水、射击等优势项目为什么长盛不衰？正因为这些不是世界上的主流项目，更不是职业化项目。我们的优势就是国家打个人，有钱打没钱，专业打业余，没有真正的职业对手；还有这些项目自身小环境的历史积累。当然，具体项目领域，有优秀的人才，成功的经验，也是一些优势项目的成因。这与反对全盘举国体制，要求把资金用于学校体育的正规化全面化制度化一点儿也不矛盾。
网球、台球、高尔夫等，也许包括游泳，个人培养家庭投入比较方便的个人奋斗项目，由于中国经济的发达，家庭投入培养的青少年基数在猛增，将来会有人才井喷。但是，这跟我说的主流化团队项目的危机，并不矛盾。也恰恰说明，在学校体育缺失的时候，只有靠家长自行投入家庭培养才行，同时最重要的是：也行。这说明中国不是没有体育人才，而是没有好的环境。

必须承认，社会环境、教育制度，对家长和学生有强大的引导作用。否则，同样年龄的青少年，我不信我们中国的孩子天生就跟欧美日韩新加坡中国香港的孩子们不一样，天生就不爱运动。当然，学校体育的缺失不仅仅是体育系统的问题，教育系统难辞其咎！一个让孩子们没有机会接受健全正规的体育教育的国家教育系统，将来一定会被子孙后代骂娘的！

以我的中学母校为例：学校田径运动会的纪录，都是20多年前八十年代创造的，现在的孩子们，不爱运动，家长也不支持，学校里也没这个风气和环境，体育课就是散步，体育老师被领导告知：不出事就行！甚至有体育老师因为学生课上有点磕碰，被家长冲到学校来打……

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下一代，下几代，一线竞技体育再多拿多少金牌，又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既不关心，也不在乎广州亚运会到底中国代表团又拿了多少金牌，已经拿了多少金牌，以及还会拿多少金牌。倒是建议媒体每天这样报道：今天，我代表团漏掉了XX枚金牌里的X枚，被其他团瓜分；亚运结束时，也可以这样数牌，比较有趣。这是金牌的悲哀——物以稀为贵，这是人之常情。拿簸箕搓，必然贬值。

甚至没有哪一个单项的比赛让我有看一眼的冲动，我也根本不知道哪一个运动员拿了哪一块金牌。就连看足球比赛，我也是为了混微博粉丝和流量，为了炒作出名混饭吃，在新浪体育和微博的威逼利诱之下，在家一边跟孩子玩一边一只眼睛看球一只眼睛看电脑混过来的。我忏悔。哦，我目前就想看礼仪小姐的服装。

我依然很尊重运动员和教练员们，他们都是用青春和血汗在拼一个前程。他们也都有父母亲人，多是普通人家的子弟。我反对的是这个畸形的金牌生产线，一个剥夺了民众的体育基本权力的体系。只有拿了金牌的人才是它的受益者。其它人，也都是这个体系的炮灰，跟被剥夺了体育权力的亿万百姓一样，甚至更惨。记得邹春兰吗？

一个人均体育设施不足一平方米，小学中学体育缺失，普通民众参与体育锻炼十分困难，用那些破铜烂铁的所谓社区健身器来代替运动场的体育系统，是以国民的基本体育权利被剥夺被牺牲为代价，资源集中于一小撮既得利益者手中为方式的金牌生产线。时至今日，国家该考虑一下是要这个系统，还是把体育还给人民了。

欢迎就此问题进行讨论。我觉得，不妨搞一个电视直播辩论大赛。前提是：请体育局系统公开财务，让百姓们知道，每块金牌背后的代价。其它数据，感谢新华社的杨明老师和各方面提供。我们需要的是以学校体育和社区体育为基础的正常健全健康的体育系统，而不是少数人的举国体制和金牌生产线。

有某省体育局官员跟我说："北京奥运会后，咱们真的没必要再花那么多人力财力谋求奥运金牌榜前列了。保留几个优势项目，能保住排行榜前八，能升国旗就行，该把体育事业的重点转到全民健身上了。"这是良心话，"为一块金牌花的钱太多了"。

最后，转自新浪微博的一个童话故事：从前啊，有一家养了8个孩子，让其中7个光着屁股，把家里所有做衣服的钱，给另外1个长得最体面点儿的做了一套高级漂亮的衣服，频频去参加选美，经常拿些奖牌回来。于是，家长上街，背着手昂着头倍有面子。其他那7个孩子，光着屁股躲在家里，欢呼雀跃，精神振奋。

我给续了一段：

终于某天，七个光屁股孩子之一提出了不同想法，说能不能把一个孩子的华美衣服钱拿来给8个孩子都穿上朴素衣服。结果另外六个光屁股孩子里有人率先跳出来批评他不爱家，不顾全大局，不知道家的光荣就是自己的光荣，还说：街上邻居家也是这样过日子的……

还有的说：就你这身材，穿什么出去也是给咱家丢人，纯粹浪费布料；还有的说：不集中力量办大事，怎么比得过邻家？人家天生品种好；还有的说：没有奖牌的耻辱日子你都忘记了？忘本了！

大家接着续吧……

来源：黄健翔博客

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37be260100mx2s.html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定期获得翻墙信息？请电邮订阅数字时代

---

© Grass Mud Horse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2. | Permalink | No comment | Add to del.icio.us
Post tags: 推荐网文, 本日推荐, 转载
获取最新穿墙软件? 请发电邮（最好用gmail）到: cdtcaonima@gmail.com

Original Article: http://feedproxy.google.com/~r/chinagfwblog/~3/hxf6CFtALg0/

麒名合十

Steven Five

共识网 | 中年格瓦拉：台湾素质是如何炼成的

共识网 | 中年格瓦拉：台湾素质是如何炼成的

GFW Blog

 　　大陆与台湾在1987年开放两岸交流后，两岸关系日渐紧密，一开始是很单纯的大陆籍老兵返乡探亲，接着是经贸往来，慢慢演变成两岸演艺界、文艺界、知识界在文化上的交流。最近韩寒、蒋方舟都去了台湾，巧的是韩寒掉了手机；蒋方舟掉了钱包，更巧的是都找回来了。韩寒写了《太平洋的风》；蒋方舟写了《想象的祖国》；再加上另一篇去台湾环岛游15天的蔡娜写的《台湾就是我们中国本来该有的样子》。他们对台湾的评价高到让台湾人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开始反省台湾是不是真的那么好，是台湾人身在福中不知福？还是他们因为对现况的不满加上距离产生的美感因此过分美化台湾？。毕竟大部分台湾人还是不满意台湾现况，觉得台湾还有很多缺点要改进，如诈骗集团猖獗，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政客只顾自己的政治利益，反而忘记他们的责任是要让台湾变的更好等等。

　　这三篇文章都写得很好。用第三者的角度观察台湾，反而比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人更清楚地看到台湾的优点。如果他们能在台湾多待几个月，进一步了解今天的台湾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历史脉络，想必会有更精彩的见解。

　　最近很多朋友认为台湾人素质比大陆人高，但对台湾人为何素质高的原因看法不同。有些人说是民主制度使台湾人素质高，有些人说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使台湾人素质高。我试图以我个人的角度分析台湾人素质高的原因，多听不同角度的声音是好事，不同角度的思考彼此碰撞后或许能激荡出一些更完整的的思考。

　　为分析方便，我把所谓的素质简单分成三种，民主素质、公民素质、道德素质。民主素质是了解民主政治运作的理念及重要性，并愿意为实现民主政治而付诸实际行动。公民素质是指有社会责任感；有争取自己自由和权利的意识并尊重其他人的自由和权利，也愿意为了争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而付诸实际行动。道德素质就是道德水平。必须强调的是，民主素质跟公民素质可能会互相影响，但道德素质却跟民主素质及公民素质无太大关系。举例来说，民主素质高跟公民素质高的人愿意为推进民主政治或是反对环境污染而示威抗议，但捡到钱后会私吞或是在开车的时候不顾其他人安全开远光灯；道德素质高的人捡到钱后会还给失主，但可能在选举时不会去投票也不关注环境污染议题。遗憾的是大陆朋友大多将三种素质混为一谈，没有将这三种素质独立出来讨论。所以才会有大陆人素质低所以无法实现民主的说法。

　　台湾人今天的民主素质是靠抗争启蒙的，从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后开始，1895年~1915年间一直有武装抗争活动但始终失败。据日本史料记载，1895~1915共有四十万人被日方杀害，超过当时总人口百分之十。武装抗争大多是因为不想受日本统治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发起的。1915年后台湾人意识到武装抗争不可能成功，开始转而组织政治社团、文化社团和社会社团，希望让更多台湾民众参与社团并共同努力去改善台湾人的生存环境。例如台湾豪门出身的林献堂与蒋渭水医师在1921年成立「台湾文化协会」，以办报、公开演讲、巡回全台举行讲座的温和方式启蒙民众。共产党员简吉与作家杨逵在1926年成立台湾农民组合因受社会主义影响，而采用农民抗争路线。1928年，著名台籍女性共产党员谢雪红也开始与台湾文化协会及台湾农民组合合作一起向日本政府抗争要求实施民主政治。

　　1935年，因台湾民意的压力及日本政府改变殖民地政策，台湾总督府公布《台湾地方自治制度改正》，将原本是装饰性质的地方议会改为有立法权的议会。议员由全部官选改为半数民选。非民选的半数由总督派任。并于1935年举办了台湾史上第一次市会及街庄协议会员选举。这是台湾民主抗争史上的第一次胜利。

　　1947年，台湾民众因对国民党来台官员的腐败不满而示威抗议，蒋介石命二十一军镇压台湾民众，史称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的起因至今仍无定论，有人说是官逼民反，把原本单纯的请愿硬生生逼成暴乱。有人说是台湾共产党的策划，有人说是大陆人与台湾人因偏见导致的族群冲突。二二八事件死伤的人数因统计的方法不同，从不足一千人到十几万人都有，或许永远也不会有确切的数字了。

　　绝大多数台籍菁英因二二八件遭杀害、逮捕、失踪或逃亡。上文提到的林献堂避居日本，简吉被枪决，杨逵坐了12年牢，谢雪红逃回大陆。大部分台湾人因恐惧从此不再参与政治，有的台湾人因为对国民党绝望而改为支持台湾独立或转而支持共产党。再加上蒋介石败退来台湾之后害怕共产党也有人潜伏在撤退来台的大陆人中伺机接应，导致国民党在1949年宣布戒严，禁止台湾人民组织政党及办报。并对思想左倾、不满国民党统治的台湾人及可能跟共产党有关系的大陆人展开残酷的清洗，史称"白色恐怖"时期。因此有学者认为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时期是国共内战的一部分，一直到1987年台湾解严才算结束。

　　我们必须强调的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并不是只有台湾人，有很多无辜的大陆人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台湾人杀死。有很多跟着国民党来台的大陆人在白色恐怖时期被国民党杀害或坐牢。这是一场不分地域，不分省籍的悲剧。台湾导演侯孝贤拍的电影"悲情城市"就是在描写二二八事件对台湾的影响。

　　但是台湾人在白色恐怖时期也没有完全放弃努力。从1951年国民党开放一部份选举后。以吴三连、郭雨新、李万居、郭国基、李源栈、许世贤为首的极少数台湾人仍然以无党籍的身分参与选举，希望可以从体制内改革。这一批民主先贤在大陆最有名的应是黄顺兴先生。他当选过台东县长及立法委员，因主张两岸统一而在1985年回到大陆，之后被延揽为全国人大代表。在台湾敢反对蒋介石的他在大陆当然也敢反对共产党。1988年，黄顺兴在七届全国人大上公开发表反对意见，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史上第一张反对票。1992年，全国七届人大会议上，他也反对三峡工程，想发言时大会音响系统被切断，他愤而退席抗议并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后于2002年病逝于北京。从他身上可看出台湾老一辈民主先贤的风骨。

　　1979年，党外人士在高雄示威游行，反对国民党独裁，要求民主与自由。因民众对政府的长期积怨及政府态度强硬而演变成暴动，最后政府派遣军警全面镇压，史称美丽岛事件。这是台湾自二二八事件后规模最大的一场官民冲突。事后政府以叛乱罪起诉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林弘宣等八人。以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为首的十五人组成律师团为这八名领导人辩护。最后判决8人全部有罪，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坐了25年牢之后才出狱，其余7人被判12~14年有期徒刑，坐牢5~7年后因申请假释而提早出狱。

　　1980年，林义雄因美丽岛事件坐牢时，他的母亲及一对7岁的双胞胎幼女在家中被杀，长女林奂均重伤，后经急救脱险，只有妻子方素敏因探监而幸免于难，史称林宅血案。林义雄事后并未因此而变的激进，仍然主张和平改革。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台湾人都尊敬林义雄的原因，我们欠他的太多了。

　　美丽岛事件是台湾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一次历史性事件，使得台湾社会各领域都开始剧烈变动。1986年民进党成立；1987年，正逢228事件40周年，由郑南榕等人发起的公义和平运动，要求平反228事件，就此打破台湾社会不能公开谈论「二二八」的历史禁忌。1987年7月蒋经国总统宣布解除长达37年的戒严及党禁，1988年1月1日开放报禁。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总统去世，由副总统李登辉接任总统职位。1995年李登辉正式代表国民党向二二八事件受难者致歉并平反二二八事件。

　　然而政治上的改革永远追不上民众的要求。1990年，台湾大学生因不满国民党内斗及国大代表自行扩权牟利的行为而在中正纪念堂集会抗争五天，学生人数最多时超过五千人，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并迅速得到社会认同，史称三月学运。我当时是高一学生，学校默许老师以观摩民主的名义带队去中正纪念堂参观，我至今仍不能忘怀当时的感动并因此决定以后也要参与学运。让人欣慰的是三月学运最后和平结束，政府应学生及社会要求在1992年修改宪法确定1996年开始总统普选。这次修宪让民进党籍的陈水扁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当选，实现华人史上第一次政党轮替，让台湾民主和平转型迈出一大步。

　　台湾民主素质的提升，是靠一代代先贤持续抗争，付出了惨痛代价，不断教育台湾人，让台湾人了解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并愿意一起付出努力而来。并不是因当时的蒋经国总统高瞻远瞩而得来的。蒋经国总统伟大之处是在台湾民众抗争时选择顺势解严而不是镇压。如果蒋经国当时不解严，台湾可能要浪费5~10年的时间才能转型。这也是为什么台湾人对蒋经国总统的评价比其他历任总统高的原因之一。

　　台湾公民素质的提升也是依靠各种抗争及草根社运组织、宗教团体启蒙而提升的。美丽岛事件是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要民主自由的抗争，重点是改变政治制度。但台湾人很快就发现民主不是万灵丹，民主后的台湾依然有很多问题，甚至有些问题变得更严重。1980年代初期开始。台湾社会开始爆发各种社会运动。关注的议题也从环境污染、劳工权益迅速扩大到女性主义、反同性恋歧视等越来越多元化。每一次社会运动都让台湾社会讨论相关议题并重塑台湾的基本价值观。

　　1985年，左翼作家陈映真创办"人间杂志"，它是台湾社会运动史上最重要的杂志，没有之一。"人间杂志"跳脱政治统独争议，直接凝视台湾底层的弱势人民。让台湾的环境污染、劳工权益、弱势族群、社会底层的问题一一浮现。当时谁也没想到这本只撑了4年，出了47本的月刊对台湾社会影响如此深远，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在阅读人间杂志后才发现台湾社会在繁华的外表下有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因此而开始参加社会运动。

　　1986年，彰化鹿港镇(对，就是罗大佑唱过的鹿港小镇)为了反对美商杜邦公司在鹿港设厂生产类似大连PX及福建厦门PX的危险化学品而号招了全台湾的环保人士一起游行抗议，让杜邦公司在1987年宣布停止这个计划。

　　1996~1997年初，台湾接连出了三件刑事大案。桃园县长刘邦友等人在县长公馆内被杀，八死一重伤；民进党妇女发展部主任彭婉如在高雄因抵抗的士司机抢劫被杀；著名艺人白冰冰的女儿白晓燕被歹徒绑架后杀害。台湾民众对治安败坏及无法解决问题的政府不满到了极点，在公益组织的号召下，超过10万人参加游行，要求政府负责并撤换失职官员。这一次游行后，台湾人更强烈意识到个人无法独立于社会之外，社会出现了问题会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关心社会问题就是关心自己的生活。

　　台湾的社会运动大多是由社运团体发起，每个社运团体关心的议题都不同，有的关注工人权益；有的专注性别议题；有的在乎环境保护。社运团体与一般的公益组织不同在于公益组织专注于慈善事业；社运团体则偏向和各种事件的受害者或弱势群众站在一起，为受害者应得的权益而抗争。社运团体希望透过维权抗争而连结台湾各地的受害者，由点而线到面。他们希望每一次抗争后都能让受害者不只关心自己的权益，也关心其他受害者的权益。他们相信每次社会运动都能让台湾离公民社会更近一些，最终让台湾社会变成关心公共议题、推动社会进步的公民社会。反核能发电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一个叫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社运团体自1992年(当时以环保联盟台北分会名义成立)以来，因核废料安全问题及核电厂安全问题始终反对核能发电，至今已二十年了。他们协助核能电厂周边地区的民众建立自救会，每年发起游行，更花了六年时间拍摄以反核为主题的纪录片"贡寮你好吗"。导演崔愫欣花了两年与台湾各地民间组织合作放映纪录片并举办座谈，次数超过200场以上，除此之外也受邀参加各国的环保影展。虽然反对核能发电的要求至今尚未成功，但以我1994年开始参与她们活动6年的经验来看，我相信他们会继续坚持下去。

　　大陆人最感叹的是台湾人的道德素质。韩寒与蒋方舟掉的手机跟钱包都物归原主，让大家对台湾人的道德素质印象深刻。

　　客观来说，每个地方都有好人坏人，台湾的诈骗集团极其猖獗，每天都有人被骗，将毕生积蓄转汇给诈骗集团；有高中学生为了取乐而故意攻击年老体弱的游民；台湾人自己的手机掉了也不一定找得回来。其实台湾人个人的道德素养并不比大陆的个人道德素养高。"最美司机"吴斌，徒手接人的最美妈妈的事件也让人感动。台湾比大陆好的不是个人的"私德"而是"公德"。"公德"简单说就是互相尊重自己及他人的权利。"公德"概念听来简单却花了几十年的努力才深入人心。几十年前，台湾人也习惯随地吐痰、随手丢烟蒂跟垃圾。但是透过社会不断教育及制订相关法律后才让台湾人现在比较不会这么做了。

　　台湾自解严后对宗教很宽容，佛教的公益团体如慈济功德会及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公益团体会员数越来越多。这些公益团体举办的慈善活动及赈灾活动，也提升了台湾人的私德、公德及公民素质。大部分台湾人因宗教观影响，对神明有敬畏之心，"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或是"上帝在看着你"的想法这种隐性的约束力对台湾人的道德素质也有强大的影响。

　　今天台湾人的素质不是凭空而来，而是靠过去先贤不断的努力累积而成。现在的大陆因互联网影响让信息日渐透明，并且在短时间内传播到各地。越来越多人愿意支持慈善公益活动，开始关注强拆受害者的权益，开始讨论计划生育、政府预算公开、官员财产公开等议题，这些活动都象征着大陆已开始往前进步，都在无形中提升大陆人的民主素质、公民素质及道德素质。

　　台湾并不完美，到今天为止还在跌跌撞撞的往前走，大陆国情特殊，现在遇到的问题比当年的台湾更复杂。台湾经验完全复制来大陆实施也不一定有用。很多人都说大陆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衷心希望台湾的经验是大陆过河中的一块石头，能让大陆少绕点弯路。台湾经验也能让让大家心怀希望，同为中华民族，只要我们持续努力，中国一定可以比现在更好。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 2012年7月号 375期 专题 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定期获得翻墙信息？请电邮订阅数字时代

---

© Grass Mud Horse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2. | Permalink | No comment | Add to del.icio.us
Post tags: 时政, 热门网文, 转载
获取最新穿墙软件? 请发电邮（最好用gmail）到: cdtcaonima@gmail.com

Original Article: http://feedproxy.google.com/~r/chinagfwblog/~3/uj29U3r3FD0/

麒名合十

Steven Five

萝卜网 | 伦敦奥运会开幕式：颠覆北京奥运会的阴谋

萝卜网 | 伦敦奥运会开幕式：颠覆北京奥运会的阴谋

GFW Blog

早晨四点钟，从电视上看，伦敦实在漂亮。这就是那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莎士比亚、亚当斯密、牛顿和霍金的故乡，现代科幻艺术的诞生地，让中华帝国陷入一百多年灾难至今还没有走出来的国度。真是一届让人充满期待的奥运会。

"不要害怕，这岛上充满了各种声音……"伦敦奥运会原来是这样开始的。

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场面很像那个叫帝国时代的游戏。我感到很不习惯。

并且，大群大群的英国人茫然地像猿猴一样在场地上胡乱走动，毫无秩序和纪律，张艺谋看到这里一定偷偷笑了。

等了半天，还没有出现达尔文，没有出现牛顿和霍金，也没有出现福尔摩斯，只出现了零零七……伊莉莎白二世女王成了群众演员，从直升机上跳下。毫无体统。

又把医院搬到奥运会开幕式上了。张艺谋心想，哼，英国病人。

神秘岛！彼得潘！哈利波特！央视解说员说，关公战秦琼嘛。

但，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看了不到一半，就感觉到它展现的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潮流，而北京奥运会展现的是被人类历史淘汰的潮流。

虽然每一句解说都在滔滔不绝，但感觉到央视完全失去了对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解说能力。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外星文化。无法理解，内心充满不安和慌乱。

发明万维网的人出场了。提醒观众，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仍然在主导和改变世界，并将引领未来。不要留恋在活字印刷时代。

地铁，也被搬到了伦敦奥运会。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出现在伦敦，是为了缓解地面交通的拥挤而兴建的。中国的第一条地铁是为了跟美国打核战争而兴建的。看到伦敦奥运会上英国人那嘲讽般的欢乐场面，就情不自禁想起中国几代人的苦难，都是这些白人带来的，奉了伊莉莎白女王的命令。

伦敦奥运会上出现了宗教、死亡，这是最震撼的。我们的没有。

伦敦奥运会上看到了人，北京奥运会上看到了机器人。

伦敦奥运会展示的是英国，却让人感到人类的共同性；北京奥运会试图表现世界，却让人感到人类就是中国人。北京奥运会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如此之少，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托举着奥林匹克五环旗入场的人物，是联合国秘书长，环保组织，诺贝尔奖获得者……这跟北京奥运会是不同的。

有一种感觉，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安排，各个细节，就是冲着四两拨千斤，要颠覆北京奥运会的理念。这是一个阴谋。

我多么期待伦敦奥运会点火方式是克拉克二零零一太空漫游的场面。但最后不是，却依然让人击掌。整个文化精神上，伦敦奥运会开幕式是"无与伦比"的。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741210102e6kf.html?tj=1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定期获得翻墙信息？请电邮订阅数字时代

---

© Grass Mud Horse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2. | Permalink | No comment | Add to del.icio.us
Post tags: 推荐网文, 时政
获取最新穿墙软件? 请发电邮（最好用gmail）到: cdtcaonima@gmail.com

Original Article: http://feedproxy.google.com/~r/chinagfwblog/~3/cSeYCAHU4oo/

麒名合十

Steven Five

測試

測試

test

纵览中国 | 张鸣: 中国向何处去？

纵览中国 | 张鸣: 中国向何处去？

GFW Blog

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不停地问自己，也不停地在寻找答案。从鸦片战争开始，中西的碰撞，西方就是要拉中国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但是，中国人对此，却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辛亥革命之后的全盘西化，西方的拉扯，产生了直接的效力。但是，20世纪，作为牵引者的西方，自己发生了分裂。在现代化的问题上，似乎出现了好些岔路。德国道路，日本道路，以及后来苏俄道路，都是足以诱惑中国人的终南捷径。作为选项，日本的军国民主义，苏俄的社会主义，甚至德意的法西斯主义，都曾经被国人考虑过。其中前两项还进行过大规模的试验，苏俄的社会主义，到1956年中共才松口要做局部的修订，直到改革开放全面推行，才算勉强放弃。

改革开放30多年，外面的世界一直认为中国是要去美国。中国人自称摸着石头过河，但实际上却一直在比照着纽约建设现代化，害的大规模城市化的结果，无论哪个中国城市，看上去都像纽约。像纽约的中国，看上去令人不舒服，但却让世界放心。89年的事，让世界吓了一跳，好在时间不长，中国似乎加快了迈向纽约的步伐。在江时代，又传出革命党要转型建设党，资本家可以入党了，西方就更放心了。可惜，好景不长，到了胡时代，中国头绪纷纭，毛的阴影重现。GDP疯狂增长，军事力量抬头，伴随红旗猎猎，红歌阵阵，西方开始迷惑了：这个神秘的中国，到底要去哪儿？

中国要向哪儿去呢？其实现任的总书记不知道，宣称要"五不搞"的委员长也不知道，有人说，他们要去朝鲜，但他们其实只是想维持现状。但是现状却一团糟，弱势群体不满意，中产阶层不满意，连既得利益集团也不满意。具体地说，老板不满意，职工不满意，国企干部不满意，员工不满意，官员不满意，知识分子不满意，城镇居民不满意，只有留在农村种地的老弱农民有点满意，出来打工的都不满意。

这些年，中国经济一直在增长，说起来，政府也做了不少的事情。眼见得高楼在起，马路在修，铁路在延伸，而且还有了高铁，天上飞的飞机也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都在变化。有钱人越来越多，自己买房子的人多了，旅游的人多了，出国的人，无论旅游还是留学也越来越多。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吃的食物，所含的化肥农药多了，空气和水的污染增加，各种损害人们健康的食品添加剂，变着花样被发明出来。原来便宜的出行方式在萎缩，出行需要花更多的钱，开车出行，公路收费有增无减，坐飞机则总是碰上航空管制。房地产成了经济发展的龙头，地方政府卖地获利匪浅，但强拆也引起越来越多的拼死抗议。高昂的房价，使得炒房成为中国获利最多的事业，同时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房奴，吸干了为子女买房的父母最后一滴血。社保没有做完，医保还遥遥无期，医患矛盾，经常惹出人命血案。大学十年扩张了不止十倍，城市里学校的硬件改善了很多，但学校教学的内容没有多少改革，依旧是政治导向的标准答案式的模式，很可怕的是，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却把整个社会拖入了一种莫名的紧张状态，学生和家长与学校和老师之间的关系，矛盾日益尖锐。在人们眼里，一些老师和学校已经成了收保护费的匪帮。目前大力度推行的保障房政策，由于城乡二元的结构没有根本改变，户籍制度改革停滞，根本无法解决目前非本地户籍人口的住房问题，而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非本地户籍的白领人口，规模相当庞大，加上非本地户籍的蓝领工人，以及外地摊贩和其他人员，正是这些人，才使得城市能够正常运转。

由于通货膨胀和房价飞涨，一度过的不错的城市中产，财富大幅度缩水，但他们的税收负担却连续多年增加，不管金融危机，不管企业倒闭，政府财政收入每年以30%的增速提高。大力度的税收加上税收过程中传统的跑冒滴漏，使得民众和企业的税负痛苦指数奇高。与此同时，政府的三公开支，党活动经费（各地党校都获得大笔资金，大兴土木），维稳经费都在直线上升。政府和国企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多，在国进民退浪潮中，甚至把手伸到了部分过去退出的竞争领域。民营资本从石油业彻底驱逐，煤炭业也正在退出，电业和通讯以及传媒，原本就没让进去。总之，现在的中国，官家拥有一切，而民家正在失去一切。官民结构的失衡，从古自今，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严重。由此造成的官民矛盾，也臻于极致。人们的不满和愤怒在增加，无论城乡，无论何地，只要有一丁点的火星，就会马上形成一定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防不胜防。原本中国高能耗，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就有隐患，而在金融海啸到来，政府盲目投入大笔资金，拉高GDP，使得通货膨胀高企，极大地抬升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未来的危机，很可能是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重叠到来。

造成这一切，根本问题是胡时代这十年，改革是停滞的。经济高速发展，改革必须跟上，否则机件就会卡壳。但现在解决的办法是靠拼命地浇油，人为拉高增速来应付。结果十年下来，中国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日益突出。比如垄断国企的改革问题，市场的完善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户籍问题，官民结构的问题，司法改革的问题，党政关系的问题，行政机构的改革问题，进而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就是实行民主化的问题。江时代，这样的问题已经凸显，胡时代就应该面对的。但十年过去，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顶多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有些地方，还大幅度倒退。意识形态的重建，从三个代表，退为空洞无物的科学发展观。执政者完全丧失了话题设置能力，长时间失语，无论什么话题，只能用"不许说"三字经来应付，一丝道理都不讲。司法改革大幅度倒退，理论上从法比党大，退为三个至上（法律、党、人民利益并列至上），政法委全程操控司法过程，律师的生存空间大幅度萎缩。连嚷嚷多年的党内民主都遥遥无期，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至于教育改革，完全迷失了方向，让教育变成行政化的垄断的国家产业，使教育和学术彻底败坏，沦为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

虽然在胡时代，毛左的势力迅速膨胀，气焰嚣张，但当政者并没有这个本事，让车轮倒转，拉中国回到毛时代去。但是前进却也非他们的本愿，于是，整个的调子和步骤，就是维持。所有的措施，都是临时性的，招法，都是技术性的修修补补。官话，套话，敷衍话流行，凡有举措，不是作秀就是应付。因此，他们不肯进一步推行市场化改革，生怕作为党产的垄断国企吃了亏。他们不敢让教育回归本源，因此教育只能沿着党化、官僚化的方向走。不敢推进司法改革，理清党和法的关系，司法就从党的领导，变成党的书记的领导，进而变成书记的工具，司法也就作废了。司法不起作用，正常的市场秩序就无从建立，而市场的行政干预，也就是党的干预就无所不在。司法不起作用，民间的正常调解就无从实现，上访就愈演愈烈，都找管用的党政领导。造成一个世界上唯一有信访体系的国家，行政系统的最大任务，居然是层层截访。司法作废再加上媒体的管制，使得中国变成了一个民众有冤无处诉的国家。偌大的国家，到处都是诉冤的人，任何一个机关，任何一个媒体，一个稍微出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告状信，网络的论坛和微博，也充斥了冤情。社会戾气越来越重，爆炸，凶杀，虐杀，砍杀幼童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稍有名气的公共知识分子，每日都被告状诉冤的人包围。当然，每个地方的公安武警，也得时刻准备着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群体性事件，身心俱疲。不仅维稳经费企高不下，据说已经超过了军费，维稳的人，也已经疲惫不堪，维稳的成本，事实上已经接近无法承受的临界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人，左派还是右派，都感觉到了某种不祥。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不变的话，可能要出大事。但怎么变，向什么方向变，却又莫衷一是。毛左主张回到毛时代，新左热衷国家资本主义，自由派主张依旧去美国。伴随儒学的复兴，有人附和当局以儒教济中共意识形态之穷的尝试，一边鼓吹儒教，一边贩私挣钱。但也有人主张真的重建儒教，以教治国。一时间，儒教宪政主义，道家宪政主义，都粉墨登场。基督教也在压制下悄然扩张，有人认为，今后的中国，很可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自然，基督救世的主张，也在弥散。更多的人们，是感到失望甚至绝望。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从企业家到学者再到演员甚至官员，选择了用脚投票。移民潮一浪高过一浪，精英出逃，已经成为这个看起来正在崛起的大国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民间思想的活跃，精英的出逃，实际上反映的是现实动荡的刺激。这样的现实，当局当然不会不清楚。但是，目前执掌最高权力的几个人，并不想有所作为，似乎也无力作为。中共的统治，自毛以后一直沿着权威递减的路径行进，江泽民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权威已然不复存在。严重缺乏权威的领导人，驾驭各方势力的能力有限，方法也有限。权力碎片化的现象日益严重，中共体系无论条还是块，都出现了各行其是的现象。在各方竞争和博弈面前，最高领导能做的，大概只能是看摊和维持。这样的一种"软弱涣散"，就更加刺激了中共党内的竞争和内斗。原本，极权状态下的团结，就是权威高压的产物，一旦权威不存在了，头些年还心有余悸，到了后来，涣散的速度会很快。为了博出位，不按规矩出牌的现象会越来越多。党内的左派和右派，都空前活跃。既有主张党内民主的，又有主张宪政的，也有提倡回到新民主主义的，当然，主张回到毛时代的议论也甚嚣尘上。各派之争，既是争权位，也是在找出路。虽然说，中共早已进入了非意识形态的时代，多数人对所主张的主义，未必有信仰，但把主义作为工具，人们还是有某种的执着。

显然，对于中共的主流而言，如果能找到一种既能维持中共传统，又能稳住局面，同时又可以促使经济发展的路径，是最合适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很时髦的重庆模式，按道理应该很对当局的脾胃。虽然重庆模式的主导者未必是毛时代的信仰者，煞费苦心弄出这样一个所谓模式，无非是为了在日后权位竞争中占个好位置。但这样的一个模式，在打黑话语下的警察统治，严格的媒体管控加行政内部高压，红色意识形态的皮毛加上一点民粹主义，整齐划一的城市管理加上民生建设，经济上则市场加国家资本主义，的确是一种威权统治的理想模式。只要经济上这种模式可以维持下去，民众可以适应这种圈养的生活，就可以实现在不做体制大幅度调整条件下的中共的江山永固。不用说，这样的一幅图景，对体系内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具有莫大的诱惑力的。

但是，这样的模式，走到极致，就是纳粹主义，或者说国家社会主义。当年的纳粹德国可以获得短时间的成功，因为他们拥有一批狂热的信徒，而且可以借此俘获多数德国人民。而今天的中共，早已失去了当日的意识形态魅力，以及操纵民众的能力，庞大的组织网络虽然还在，但组织中人已经没有了信仰。宣称不搞西方那一套的人，对自己这一套也没有了起码的虔诚。改革三十年，中共已经亲手缔造了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一个拜金主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任何一点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主义，哪怕是邪恶的理想主义，都没有生存的余地。也就是说，这样的模式，不消外部的压力，他们自己就玩不下去。

更重要的是，改革30多年，原来的中共核心家族，大多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巨子，见识了国际化的市场，饱尝了国际化全球化的巨大好处，聚敛了从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巨额财富。原来的特权，在市场面前，已经沦为土财主的享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最大获益者，是权贵集团和他们的家族。因此，对于他们而言，中国不可能不开放，尤其是不能不对美国开放。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统治集团能像今天这样，对美国有如此强烈的依赖。表面上对美国的敌视，无非是安抚国内爱党愤青的一种表演，一种基于美国人权攻击的一种不得已的反应。他们当然不乐意中国实行美国的制度，但却死也不会放弃跟美国走的好处。在保持开放的前提下，统治者就不能不顾及世界的反应，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反应。

当今的世界，民主化已经进入第四波，连一向保守的伊斯兰世界，都掀起了民主化的浪潮。独裁专制的空间，越来越小，世界当然更不可能允许中国滑向极权主义。反过来，今日的中国，已经不能离开世界而独存。回到昔日的孤立封闭的环境，权贵家族首先就不会肯，当然，民众也不肯，城市的中产更不肯。事实上，如果重庆模式算是一种未来的选择的话，一个政权没有与世界为敌的决心，是无法按下选择的按钮的。

重庆模式此路不通，但变化却是一定会有的。因为继续维持下去，多半要出事，出大事。历朝历代，除了外地入侵外，政府的崩溃，都不是敌手力量超过了自己，而是遍地的骚乱，人心的普遍不稳，动摇了统治机器的信心。经过多年的极权统治，中国的社会力量还很薄弱，连所谓异议分子都不成气候。但是，并不意味着统治就不会崩溃，尽管在这种情况下的崩溃，是一种玉石俱焚的乱局。虽然说当下中共和中共的反对者，都不乐意见到这样的乱局，但时事的发展，却并不一定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胡时代已经行将结束，未来的接班人，不管他们乐意与否，都得面对一个乱摊子，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如果说，百年前满清统治者改革的压力，还主要来自外部，而现在统治者的压力，则主要来自内部。不仅来自民众的不满需要应付，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压力，同样是难解之局。在权威尚在的时代，权力的分配与交接，老权威一句话就可以一锤定音。但是，现在权威的失落，已历两代，谁上谁下，靠内部协商，越来越困难。改革30多年，不同的利益集团的格局已经大体形成，党内有派，不再是一个秘密。越往后走，权力分配就越难协调。如果最高端的权贵大体能达成一致，权力核心圈也势必要扩大，不再是十几个人之间的协商。这样的话，未来的中共统治，将是寡头权贵式的，用中共的话语讲，就是扩大了的集体领导。这样的可能性，至少从表面上看，出现的概率非常高。

不过，如果仅仅把最高决策权力扩展到几十个权贵家族，想要借此稳定政局，还是有很大的难度。首先，中国自实行科举制一来，权贵世袭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不得人心。也可以说，世袭政治，不是中国近一千多年的传统。在中国搞世袭政治，首先面临文化上的反弹。文化上的反制力量，会极大地压缩统治者原本就不大的合法性基础。其次，这样的权贵集团统治，前提是这个集团内部的团结。虽然说，从理论上讲，他们的团结是权贵寡头共同利益所在，但是，权贵就是权贵，遑论他们的父辈就在政治斗争中斗得你死我活，就是现在，何尝不是互相厮杀，尔虞我诈。在历史上，从来统治集团的团结，都对他们整体有利，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团结过，现在也很难例外。团结难以维持，平衡就会打破。凡是在竞争中自感失败的人，很难说不会打破规矩和默契，从集团外围争取奥援，从而反败为胜。所以，决策圈继续扩大，由权贵寡头转为权贵民主，也不是没有可能。而现在一直在喊的党内民主，则给这种权贵民主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平台。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可能从常委的集体领导，变成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再变为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到了这个地步，党内的选举是不可避免了。权位如果不能通过权威来认证，那就只能通过协商认证，协商不成，就只能通过程序认证了。而选举这种程序，走遍天下，人们都会认可的。

只是，这样的有限制的党内选举，仅仅是一种扩大了的权贵政治，似乎也并不必然会顺理成章地转为真正的民主政治。民主能否从中共党内落到地上，关键要看社会力量所施加的压力，还要看这样的党内民主，社会治理的效力。具体地说，要看几项重大而且关系民生的改革，能否初见起色。第一，社会保障体系能否建立，而且有效运作。第二，医疗改革能否完成而且行之有效。第三，教育改革能否启动而且初见成效。第四，也是非常关键的，是司法改革能否推进，让司法起死回生，起到应有的作用。以晚清的经验，在官僚体制锈蚀而且腐败的情况下，单靠单一的行政杠杆，是根本无法进行哪怕很轻微的改革的。要想改革有成效，而且不变质，变成官员敛财的工具，唯一的办法是实现开放式的改革，把社会力量引进来。这样的话，势必要开放报禁，推行地方自治，打开大门，让中产阶级进来，参与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官员的腐败，改善执政党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增加合法性。

一直以来，人们对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及社会力量的成长评价不高。但是，最近几年，情况似乎有了变化。网络的存在，尤其是微博和其他社交网络工具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社会力量成长的窠臼。社会暗潮涌动，各种势力抬头。不仅学院知识分子，律师，艺术家，作家，出版商等自由职业人士在微博上下空前活跃，原来不关心政治的企业家，娱乐界人士也纷纷加入对时政的批评。各种身兼房奴、车奴和孩奴的白领，比起从前，有了更多的议政积极性。从前娱乐至死的网络，忽然之间就变了模样。依托微博，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反抗，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害怕，公然挑战执政者的权威。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冲上去质问当权者，敢于冲破各种禁忌。各地对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的打压，不仅没有让人们退缩，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竞选。手机上网的普及，人人手里都有了摄像机，公民记者，由于微博的存在，开始真正落地。凡是微博热议的话题，很快就会成为平面媒体关注的对象。原来的舆论管制，开始失效。温州动车事件，一向听话的媒体公然抗命，总理主持的记者招待会，现场记者居然会大声抗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和它们的官员，感觉到了莫名的压力。由于网络或者微博化生存，已经是几亿人的一种每日的生活方式，政府很难用关网或者封掉的方式处理之。一直嚷嚷加强管制，却也没找到合适的方式。通过微博这个后门，中国的社会力量似乎已经出现了，以一种难以捉摸的方式，让人感觉到了它的存在。以至于今后中共的改革，自己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基于以上判断，我对今后中国的变化，保持审慎的乐观。不可否认，这样的变化，具有很大的风险。多年的革命教育，培养了太多的社会戾气，太多非理性的思维和情绪，暴民之多，比起其他国家，也算是一种特色。中共党内，顽固的保守势力还有相当力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定势，依然支配着相当多的老干部。党内捞一把就撤到国外的人们，并不希望中国变好，反而力图尽力把水搅浑。当然，更大的变革阻力，恐怕跟历史有关。毕竟中共的历史包袱太重，一旦开放报禁，他们会担心舆论的开放，最终会揪历史旧账，而彻底瓦解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造成现在统治集团的崩解。这样的担忧，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但是，如果因为这种担心就死拖着不改，像张木生说的那样，等于是拿着定时炸弹玩击鼓传花，恐怕结果更糟，下场更惨。反之，如果及时补救，用现在果断的改革为中共挣分，未来中共的地位，也是有可能保住的。即使像国民党那样暂时下野，也有可能重新执政。有了选票的支撑，执政就名正言顺了。

像国民党那样转型，无疑是中共最乐观的前景。通向这前景的变数非常多，风险也极大。这个风险，不仅是中共的，更是这个国家的。其间，寡头政治，扩大的寡头政治，党内民主，都是一种可能的选项。只是这样的选项，都是事实上的不稳态，必须得继续变下去。只要中共没有被长着花岗岩脑袋的人绑架，变化的概率在我看还是比不变的概率大。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变化开始，向什么方向走，很多时候并不以当局的意志为转移，到底变成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好。

有人总结了清末的历史教训，说统治者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最佳的选择，是宁可等死，不能找死。其实，清末改革过程，一直都有革命，革命党人的造反是一个恒量。但革命有了机会，不是因为改革，而是因为改革走上了歧途，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大肆收揽权力，排斥汉人，结果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地方士绅，才给了革命成功的机会。这样的改革，实际上是倒退。当年的革命党，最担心的是政府改革，而非不改革，不改革的清政府，被推翻的机会，要比革命大得多。历史告诉我们，作为统治者，等死的下场是最惨的。很多王朝的所谓中兴，其实就是改革换来的，不改的话，早就提前灭亡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传统威权的统治者，最明智的要数国民党，只有它，实现了从威权向现代政党的转型。使一个百年老党，走向了新生。吸取历史的教训，前提是历史必须是接近真实的，如果总是拿自己当政治课给人灌输的历史来当真事，只能自己蒙自己。

——————————————————————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定期获得翻墙信息？请电邮订阅数字时代

---

© Grass Mud Horse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2. | Permalink | No comment | Add to del.icio.us
Post tags: 时政, 本日推荐
获取最新穿墙软件? 请发电邮（最好用gmail）到: cdtcaonima@gmail.com

Original Article: http://feedproxy.google.com/~r/chinagfwblog/~3/n3FCUcV-Jnw/

麒名合十

Steven Five

香港雜評 | 慕容雪村：如秋水長天（香港書展2012演講稿）

 

 

無我 通过 Google 阅读器发送给您的内容：

 

 

香港雜評 | 慕容雪村：如秋水長天（香港書展2012演講稿）

于 12-7-25 通过 "GFW Blog(功夫网与翻墙)" via 数字时代 in Google Reader 作者：Harmonious Society

在中國大陸生活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可以隨時分清理論和現實。有些權利在理論上擁有，一到現實中就沒了。有些收入在理論上增加了，一進菜市場卻發現買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論上站起來了，實際上還在那裡跪著。理論上你推翻了幾座大山，實際上你掉坑裡了。理論上你是國家的主人，實際上你活在枷鎖之中。在教科書上，社會總是分為兩個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現在可以說，那些大大小小的官——總數估計超過5000萬人——構成了事實上的統治階級，他們的事業是全球利潤最高的事業，一個鎮長可以貪幾億，一個省長可以幾十億，更高級的官員更是富可敵國。最近幾年常常「偉業」這個詞，其實大多數的偉業都是貪官偉業。我們也常常聽到「國情」這個詞，而以下就是真實的國情：我們擁有全球最龐大也最腐敗的官僚系統，這個系統的野蠻、奢侈和淫蕩空前絕後，但它卻教導每個人要過一種樸素、節儉、合乎道德的生活。

當代中國是一個光怪陸離的所在，每天都會發生一些悲慘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數不清的礦難，那些塵肺病人、結石嬰兒，那些動車事故、校車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樁樁強拆、血拆，一樁樁貪腐案件，那些因躲貓貓、喝開水而慘死在看守所裡的囚犯，那些風起云湧的群體反抗事件……可以確定，在未來幾年之內，這些事情不僅不會絕跡，相反，它們會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現在我們面前。這些事件大都指向同一個原因，那就是無邊界、無規則、不受約束的政府權力。

這些年我每到香港，都會買一些時事政治雜誌，看政治觀察家們對中國未來的分析和預測，在我看來，這些分析和預測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大陸居民在長期專制統治和洗腦教育之下所形成的獨特人格。這些人格不僅影響了中國的現在，也必然會影響到中國的未來。它們使中國社會變得野蠻、狂燥，而且極不安全，但同時也讓它更加遲鈍、更加滯重，極難出現制度性的改變。

第一種可稱為「麻木人格」，在極權社會中，民眾被剝奪了大部分的權利和自由，僅剩的一點也被視為統治者的恩賜。因為是恩賜的，所以被剝奪、被侵害都屬正常，在強大的暴力之下，民眾不能反抗，也無法反抗，於是就心甘情願地接受低下的身份、貧窮的生活以及悲慘的命運，久而久之，人們不再考慮這種命運是否應該、是否公平。糧食被搶走，餓著；耳光扇到臉上，忍著；房子被推倒，看著；老婆被抓去流產，哭著。一切不公正都被視為「命該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人們低眉順眼地活著，不叫疼也不叫苦，閉著嘴躲貓貓，閉著嘴俯臥撐，閉著嘴打醬油，連死都是閉著嘴死的。這種種閉嘴，都是因為一個前提：惹不起。現在我們知道，如果面對的是單個的流氓，惹不起還可以躲；但如果面對的是一個流氓的制度，那麼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選擇就是改變它。

對自己的麻木，往往就是對他人的刻薄和殘忍。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們將悲哀地發現，大陸居民的同情心指數是一個非常低的值。在著名的小悅悅事件中，兩歲的小女孩慘死於道路之中，18位路人卻沒有一個肯施予援手。這18人可以代表一個龐大的群體，一個極不善良的群體，他們會怒斥身邊的乞丐，漠視遠方的受難者，甚至對自己的親人也絕少同情；有人挨打，他就站在旁邊圍觀；有人哭訴，他就在旁邊冷冷地嘲諷；如果有人說要自殺，他首先想到就是「這人要炒作，想出名」。我曾經為這種人畫過一幅肖像：沒人為他說話，他忍著；有人為他說話，他看著；為他爭來權利了，他感謝命運：嘿，該我的就是我的；沒爭來權利，他扮演先知：早知道沒用，折騰什麼呀？為他說話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竊笑：活該，讓他出風頭！

在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中，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和裘莉亞有過一場驚心動魄的對話，他們從無所不在的監視網中脫身，幽會於黃金鄉的草地上，一切結束之後，溫斯頓對裘莉亞說：你和別的男人上床次數越多，我就越愛你，你明白嗎？
裘莉亞回答：完全明白。
溫斯頓說：我痛恨善良，痛恨純潔，痛恨一切美德，我希望你腐敗透頂。
裘莉亞說：我配得上你的愛，因為我腐敗透頂。

我們可以把這視為「麻木人格」的晚期症狀，在這個階段，麻木人格就會變成「反社會人格」，人們會痛恨一切美好的事物，對一切善意的言行都抱有徹底的懷疑，甚至是刻骨的仇恨，在這個階段，他們不再麻木，而是極為易怒、極為暴戾，一點小事就會使他怒火萬丈，然後不擇手段、不分對象地進行報復，更殘忍的是，他報復的對象往往是那些比他更不幸、更弱小的人。我拿魯迅筆下的阿Q打過一個比方：阿Q被村長打了，不敢還手，於是就去打王胡，打之不過，去打小D；打之不過，去打吳媽；還打不過，就去打幼兒園的孩子。這並非笑話和虛言，這些年中國大陸層出不窮的幼兒園屠童案就是明證。

第二種可以稱為「事實接受障礙」， 長期的矇蔽和洗腦教育，必然會降低整個社會的學習能力和認知能力，人們不願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顯的事實，甚至不惜為謊言辯護。在這個意義上，誠實不僅是個道德問題，也是個能力問題。在中國大陸，談起毛澤東，至少有一半人還相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挽救了中華民族，是他讓億萬人脫離苦海……在天安門廣場的毛紀念館，人們排著隊瞻仰他的屍體，在出租車、私家車上，人們把他的照片當成神物，乞求他的保佑和庇護。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懷念文革，認為那是一個沒有腐敗、人人平等的時代；就在兩個月前，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有過一場關於大饑荒的辯論，有相當一部分人都認為大饑荒從未發生，只是「一小撮壞人」惡意的搆陷，目的是攻擊政府；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饑荒只發生於極小的區域、極短的時間之內，決不可能有千萬人餓死。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這些人提出了各種可笑的質疑：

既然餓死了那麼多人，萬人坑在哪裡？
這麼大的災難，為什麼從來沒有媒體報導過？
如果真的餓死了那麼多人，為什麼還要搞計劃生育？
我的家鄉也很貧窮，為什麼沒聽說有人餓死？
既然餓死了那麼多人，那麼請問：你家裡餓死了幾個？
有人說大饑荒餓死了三千萬人，相當於中國人口的20分之一，這可能嗎？
……

有一個問題最為震撼，有人問：既然沒飯吃，他們為什麼不吃肉？

第三種可稱之為「奴僕人格」，正如魯迅所言，中國只有兩個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古代的奴隸忠於皇帝、忠於朝廷，今天的奴隸們大多不認為自己是奴隸，而是國家的主人，他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忠於集體、忠於國家、忠於黨，唯獨不提忠於自己。這種人會把政府視為至高無上的存在，任何批評政府的人都是他的天敵。他們自認為是愛國者，一切事都必須與「愛國」聯繫在一起才有意義，讀書是為了國家，工作是為了國家，鍛鍊身體是為了國家，保護視力是為了國家，甚至連性愛都是為了國家。而他們所說的國家利益，其實多半都是政府利益、黨派利益，甚至是少數人的利益，為了這所謂的「國家利益」，組織上讓他們恨誰，他們就恨誰，在正常的國家，自由、民主和人權都是好詞，但在這些暴奴眼中，這些全都是帝國主義的陰謀。他們讚美告密和背叛，鼓吹大義滅親，時刻準備捐獻自己的生命。

這種奴僕人格加上長期的仇恨教育，就會變得極為乖張暴戾，成為「暴奴人格」。在這些人看來，世界上的大多數媒體都是反華媒體，一切人權組織都是反華勢力，所有異議人士都是西奴、漢奸、賣國賊。一個中國女人如果嫁給了外國男人，那就是國家的恥辱；相反，一個中國男人如果去找了個外國妓女，那就是為國家報了仇。我不止一次聽到愛國憤青講述自己的理想：他們發財之後必去日本，去日本必找日本妓女，然後把國仇家恨、百年恥辱和滿腔怒火全都發洩在她們身上，直至精盡人亡。他們公開地鼓吹戰爭，經常叫嚷「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中美之間必有一戰」，其潛台詞不言而喻：即使你不來打我，我也要去打你。有人甚至公開談論用民航客機運載原子彈，然後在日本國土上引爆。

很容易就能聽出上述話語中的殘忍意味。在本質上，這群「愛國」人士和半個世紀前的紅衛兵、一個世紀前的義和團並沒有太大分別，他們同樣盲目，同樣憤怒，有著殘忍的念頭和志向，並且極不穩定。在正常社會中，這樣的人格應該被視為危險之物，而在中國大陸，當局卻一直在縱容、玩弄他們的憤怒，這其實就是在玩火，只要條件成熟，這團不理性的火焰足以焚燬一切。

第四種可以稱之為「雷區人格」。對許多人而言，中國大陸的生活都是一種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就像是走進了佈滿地雷的危險地帶。在這裡，法律形同虛設，權力隨時越軌，在守法和違法之間沒什麼明確的界線，幾乎每一家公司都在偷稅，幾乎每個人都有不檢點的行為，「不查，個個都是孔繁森，一查，個個都是王寶森。」這話不僅適應於官員，也適用於平民。以一名小店主為例，在他艱難的經營中，工商、稅務、治安、消防、衛生防疫……幾乎每一種權力都可能讓他關門，每一次怠慢都可能引發滅頂之災。在這種不安全感的驅使下，人們大多沒有長期計劃，只著眼於眼前利益，在官場、在商場、在私人生活中，都湧現出大量唯利是圖、背信棄義的行為，官員拚命地撈錢，商人不擇手段地牟利，一旦賺足了錢，他們就開始轉移財產，或者拚命地揮霍，完全不去想明天會有什麼後果。

這種不安全感使本就躁動的人群更加躁動，大多數人都有一種迫不及待的急切感：飛機尚未停穩，人們就慌亂地打開行李箱；開車走在路上，只要有一個車身的空隙，就會有車不顧死活地擠上前去；只要是排隊，就有人抄捷徑、鑽空檔、破壞規則……這種不安全也加劇了人際關係的緊張，人們互相戒備、互相猜疑，甚至互相仇恨，「一人有難，八方支援」成了遙遠的神話，現在的情況常常是「一人有難，眾人圍觀」或「一人有難，誰都不管」。

以上種種，固然有個人素質的原因，但更多還是因為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長期的奴化教育、黨性教育和仇恨教育之下，人們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記了自己最重要的屬性：人。

「我首先是個人，其次才是別的什麼。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會擔當。」這是最簡單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許多人活到死都不明白。只要談起中國的人權狀況，就會有許多人衝過來跟你辯論，好像「人權」不是他們的權利似的。那些有中國特色的觀點、那些中國獨有的邏輯，大多都由此而生：他們忘記了自己是個人。只要忘記這點，就必然會生出許多古怪的念頭，有些人會把吃苦——不管因為什麼而吃苦——當成一件天然高尚的事，在幾十年前，有無數城市青年被流放到農村，理由就是這些人應該吃苦。這中間有無數的苦難和煎熬，糟蹋了許多人的青春，甚至毀了他們的一生，但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在讚美那些讓他們吃苦的人，並且認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應該。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過一本書叫《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在我們的生活中，常常見到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為他們所受的侮辱與損害找各種理由，做各種辯護，他們甚至會為這侮辱與損害歡呼。

在中國大陸，「犧牲」常常是一個高尚的詞，很少有人明白，這個詞的本意是指是祭祀用的牲畜。許多歌曲、許多文章、許多英雄事蹟都在號召人們犧牲，去做祭祀中的牲畜。公社的木頭落水了，怎麼辦？犧牲自己把它撈上來。大隊的牛羊在風雪中失散了，怎麼辦？犧牲自己把它們找回來。時至今日，還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怕苦還可以勉強理解，「不怕死」就十足荒謬，這是和平年代，你號召人們不怕死是想幹什麼？他死了你有什麼好處？

這些並非陳年往事，翻翻報紙就會明白，荒謬的年代從來沒有真正終止，它的遺毒也從來沒有真正肅清，它就在我們身邊。那些反人性的口號和召喚從沒離開過我們的耳邊，在這裡，我提議大家學學孔慶東教授，他在去年創造了一個著名的「三媽文體」，諸位不妨效仿之：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吃苦，你就說去你媽的；如果有人號召你去犧牲，你就說滾你媽的；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大義滅親，你就把孔教授那句話說完。

除了犧牲，還有奉獻。幾十年來，大陸政府從未停止過要求人們奉獻，幾乎每一位貪官在事發之前都曾大講特講奉獻，貪得越厲害，講得就越厲害，這本身就能說明問題。事實上，奉獻和掠奪往往是並生的，它們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你的奉獻，也就是它的攫取。如果一家公司號召員工無私奉獻，其實質是想你多干活，他少付錢。如果一個國家號召其國民無私奉獻，其實質就是公開的掠奪。有人會問：難道社會不需要奉獻精神嗎？我要說，一個正常的社會需要有見義勇為、甘於付出的行為，但更需要自由、平等的契約精神。這兩者有先後關係，即：先訂契約，後談奉獻，無契約則不奉獻。

在電視上、報紙上，我們還會看到這樣的情景：某人因為住上了救濟房，或者是領到了早該領到的救濟金，就眼含熱淚對著鏡頭說：感謝政府！我們不應該批評說這話的人，相反，只應該譴責那些坦然無愧接受感謝的政府，你的納稅人活得如此艱難，你還有什麼臉接受他們的感謝？現在我們知道，政府不是什麼偉大光榮永不犯錯的組織，它應該是我們選出來的，它的權力是我們讓渡給它的，在某個意義上，它就是我們的保安員或清潔工，拿我們的錢，掃我們的地。如果一個清潔工把地掃得很乾淨，你有必要含著淚感謝他嗎？這不是他應該做的嗎？我無意歧視清潔工，但如果有個清潔工不好好幹活，還一天到晚要求你感謝他，甚至要求你無條件愛他，遇到這種情況，你就應該問問它：我可以說髒話嗎？如果不行，那你就該這麼回答：什麼愛不愛的，先把地掃乾淨再說吧。

關於政府，最好的論述來自托瑪斯.潘恩，他說：在最好的情況下，政府也不過是一種必要的惡。在不好的情況下，它就會是一種難以忍受的惡。

我們知道，政府花的每一分錢都是從我們的錢包裡拿出來的，所以要隨時查它的賬。如果你的清潔工說他買一條掃把要幾萬塊，你就該指責他貪污。如果你的清潔工拿你的錢給自己買了價值幾十萬的手錶，你就應該指責他腐敗。如果你的清潔工為了掃地的事天天大宴賓客，喝一千多元的茅台，抽一百多元的香煙，你大可以這麼想：換個人來掃地會不會更好？

明智的政府會承認自己的無能之處，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須依靠民間的力量。而自吹萬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無能的政府，它什麼都管，可是什麼都管不好。這30年裡確實取得了一些成績，特別是經濟領域，讓許多人都擺脫了貧困，但如果非要說這是政府的功勞，那也是它放棄管制的功勞。30年來的歷史證明，凡是政府不再嚴管的領域，中國人都能表現出相當的創造力。放鬆對家電行業的管制之後，短短的幾年間，中國的家電就可以跟國際大牌競爭。而與此同時，凡是政府嚴管的領域，大都是一派死氣沉沉，為什麼國產電影這麼差勁？因為電影管制。為什麼中國的電視這麼難看？因為電視管制。為什麼中國當代少有文學上的傑作？因為文化管制。為什麼中國足球踢得那麼難看？答案還是同樣的，因為政府不肯放手。

世上的政府大致可以分兩種：要臉的和不要臉的。要臉的政府會聽取各種批評意見，即使不情願，也要裝出虛心的樣子。而不要臉的政府只喜歡歌功頌德，即使馬屁拍的不是地方，引會引起它的勃然怒火。在後一種政府的統治下，「負面新聞」往往被屏蔽、被遮掩，比如某某事件和某某事件在國外都被長篇累牘地報導，但在內地，幾乎見不到一個字。事實上，「負面新聞」這個詞本身就有問題，把壞事說出來，本身並非壞事。把那些不良的習俗、惡劣的行為、糟糕的結果報導出來，只會讓人們提高警惕，而不是爭相效仿。經驗證明，人們從「負面新聞」中學到得更多。看30年新聞聯播，也未必能夠學到什麼有用的知識，除了知道毛澤東思想可以指導殺豬。而一個小悅悅事件，就能讓人明白父母的責任和路人之所應為。近幾十年，我們的歷史書上屏蔽了太多的「負面」，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體制的惡行、群體的暴力，這些都應該視為國家的苦難。在這裡我要說，如果你要做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那麼不僅要愛國家的光榮，也要愛國家的苦難。不僅要愛國家的繁盛和紅火，也要愛國家的傷口和疤痕，愛那些悲傷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和痛苦煎熬的日子。

我們常常把人分為體制內人員和體制外人員，在一種與人類為敵的制度中，在納粹和北朝鮮這樣的政府之中，為體制效力常常只有兩種結果：一、只有害處，沒有益處；二、少有益處，多有害處。今天在座的大多都是好人，可是也會有信息員和特務混跡其中，在這裡我要說，即使是你們，也同樣對國家的明天負有責任。

如果你的工作只是辦個文、發個照、填個表、抓個賊，那麼你和罪惡的關係並不大，這些工作常常也是維持社會運轉之所必須。但還是希望你能明白，來求你辦事的，都是你的真正老闆，是他們給你發工資，是他們在養活你，你要儘量對他們好一點。即使做不到笑臉相迎，至少也不要橫眉立目。你應該遵守規章、履行職責，但不應該惡意地刁難他們。一句話就能解決的事，不要讓他們跑上三回五回、三月五月。要知道，他們養活你不容易。

如果你的工作與教育、宣傳和意識形態有關，那你要清楚，你所影響的不是一人兩人，而是千人萬人。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社會有一個共識：讓孩子遠離毒品。而事實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謊言、謬論、仇恨教育、反人類的宣傳——同樣危險，甚至更加危險，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絕，至少也要讓孩子遠離毒品。如果你是記者，就不應該參與造假；如果你是教師，就不應該販毒；如果你是學者，就應該堅持真理、拒絕謊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該睜著眼說瞎話。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如果你的工作就是拆別人的房子、砸別人的攤子、流產別人的孩子、攔截毆打那些不幸的人，我不期待你會擁抱他們，只希望你能保留幾分良知。大作家喬治.奧威爾參加過1936年的西班牙戰爭，在戰場上擔任狙擊手，有一天清晨，他看到敵軍戰壕裡走出一個士兵，那人光著上身，兩手提著褲子。奧威爾本來可以將他一槍射殺，但他猶豫良久，最後還是放棄了。他說：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怎麼可能是個法西斯分子？當你看到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你怎麼忍心扣動扳機？

這就是「奧威爾的反問」，也是人類有別於動物的根本之處：高貴的同情心。在這裡，我要對那些拆遷隊、截訪隊和城管隊員們說：我知道你負有職責，但還是希望你能夠偶爾想起這個「奧威爾反問」，也知道你的上司對你有所要求，但還是希望你能夠珍惜那個良心偶然跳動的時刻。

也許你的心中充滿了正義感，覺得自己是在匡扶正義、保衛國家。但在此之上，還有更大的正義，那就是我們作為人類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樣，有情感、有知覺，有父母妻兒，也有兄弟姐妹。你罵他，他就會怕；你打他，他就會疼；你羞辱他，他就會記恨你；你把敵人埋在腳下，第二年你的腳下就會長出兩個敵人。你所做的不過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沒必要為自己結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職責，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都抱在懷中。

江蘇某監獄曾經發生過一出真實的慘劇:有位獄警無故毒打囚犯，那個囚犯說：你管我、教訓我，我可以當你是在工作，現在你動手打我，那就不是什麼工作，那就是你我之間的私事。現在我不敢還手，但你記住，遲早有一天你會為此付出代價！幾年之後，這位獄警的孩子就被吊死在監獄門口。

我跟你們一樣痛恨這位囚犯的暴行，但還是要說，每位體制中人都該從中吸取教訓。仇恨如刀，請不要把它磨得太過鋒利，否則總有一天它就會倒轉過來刺傷自己。在權力不受約束的世界，在法律虛弱無力的世界，即使你權傾一時，你也不擁有長久的、絕對的安全。今天你讓他躲貓貓，明天躲貓貓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攔截上訪，明天就會有人攔截你。現在我們知道，那些被攔截的人不僅有平民，也有警察、法官、高級官員，甚至是信訪局長本人。

有人問高僧：如何是善知識？答：慈悲清涼。又問：如何是慈悲清涼？答：如秋水長天。在我想來，所謂善知識，指的就是有恥有格的現代公民，所謂慈悲清涼，指的就是同情心和良知。這二者沒什麼用，不會幫你陞官發財，更不會讓你在濁世出人頭地，但它卻是我們區別於動物的根本之處。對他人的苦難抱有同情，有時會顯得不夠精明，但越是血腥狂熱的時代，就越顯出這些笨人的可貴，正是他們不識時務地抬高槍口、鬆開扳機、停下坦克，人類社會才保住了起碼的體面和尊嚴。

我們活在一個塵土遮天的時代，政治很髒，經濟很髒，連文化都帶著腐爛的臭味。我們的心本應如秋水長天，但久置灰塵之中，也會變得又黑又髒，並且極為脆弱。我們去郵局寄易碎物品的時候，工作人員會在上面印一隻紅色的杯子，而在這樣的時代，我希望每個人的心口都有一隻紅杯子，它可以時時提醒我們，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涼之心，它如此珍貴，又如此脆弱，應時時拂拭，勿留塵埃，如秋水般清，如天空般淨。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定期获得翻墙信息？请电邮订阅数字时代

---

© Harmonious Society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2. | Permalink | No comment | Add to del.icio.us
Post tags: 公民媒体
获取最新穿墙软件? 请发电邮（最好用gmail）到: cdtcaonima@gmail.com

 

 

可从此处完成的操作：

• 使用 Google 阅读器订阅"GFW Blog(功夫网与翻墙)" via 数字时代 in Google Reader
• 开始使用 Google 阅读器，轻松地与您喜爱的所有网站保持同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