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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011f0100l7l2.html
在《打一场战争要花多少钱》一文中我指出"不管怎么算，我们能得出的结论都只能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样时代游戏或许日本那样的军国主义国家或美国这样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玩得起，对于刚刚从温饱走向小康的中国而言，这实在是玩不起也不该玩的游戏。"有人对此可能提出这样的疑问：那我们延安时期那么贫穷，为什么又进行了抗日战争？是不是延安打仗不要钱？
的确，因为档案保密的原因，延安时期的抗日战争有很多至今未解的疑点。其中最主要的疑点就是：战争时期我军的后勤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如果说内战时期可以用打土豪、斗地主、分浮财的办法来解决，那么抗战时期呢？那时搞了统一战线，不好打地主土豪了，此其一；根据地大多都很贫瘠，难以想象能够负担得起这么多军队和工作人员，此其二；抗战进入相持以来，我军基本上都是遇鬼子就躲，躲不过去才勉强打几仗，唤为"反扫荡"，更谈不上去收复日军侵占的失地，获得可观的物资补充，此其三。而日常消耗还是很大的，据说八路军每个指战员每天要有5分钱的菜金、1斤半粮食，此外每月还有战士1元、干部2元的津贴。到相持阶段，我军在各处扩编已达几十万人，再加上干部、工作员、民兵等等，少说也得百来万吧。即使是最低消费，每个月总得开支人头费不下数百万元，粮食数千万斤吧。这些如何解决？有人说不是搞大生产吗？比如南泥湾......然而，这能解决问题么？据史料：南泥湾1939年陕北留守兵团全年开荒25136亩，收获粮食
38.85万公斤；1940年全年开荒20679亩，收获粮食 36万公斤。每年收获的这点粮食大概仅够留守兵团自己自给一个半月。怎么支持抗战？
那么，延安时期，到底是靠什么来支持抗战的呢？难道真有打仗不要钱的事儿？根据现在一些材料披露，钱是要的，这钱就来自大生产运动中种出来的 "土特产"----大烟！
实际上，我军对大烟的使用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例如在土地革命时期，就经常将黄金、烟土这些体小易藏而价值大的东西作为地下活动的经费；红军在长征途中，一路上都是把大烟土当现金使用，随时用烟土与所经之地的老百姓或国民党地方军队交换生活物资或枪炮弹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讲过：
"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等等。不过，在抗战时期在边区种植和贩卖鸦片则知道的人较少。
披露此事的有两个材料，一个《延安日记》。其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是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彼得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到了延安。他以日记形式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形。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接触和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也有评述。此书的中文版由东方出版社初版于上世纪80年代。
《延安日记》中写到："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步兵第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做对外市场）至少提供120万两鸦片。鸦片的......种植与加工，大部份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步兵师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166页）彼得和任弼时谈话结束时，任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167页）任弼时并"要苏联记者理解这个决定"。尤任曾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46
页）"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硷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46页）4月28日，彼得在日记中写道："外国记者即将来访。毛看到机会来了，想借此同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他推想，记者们会造舆论，而政界人士就会着手认真办事。不料，中共领导在这件事情上遇到困难了。......大片土地都种上了罂粟，这是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丢脸的事情。......怎么能掩盖得了呢？......著名的359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第一旅也同样在干这个差事。"（243页）
此外，在中共元老《谢觉哉日记》中也有记载。在日记中有"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如果这"特货"真是花马池盐，何必隐讳？谢觉哉更写道："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缺乏仁政观点的人，则认为这是直截有利的办法，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这
"某物"显然就是指鸦片。
作为旁证，新华网《民主革命时期的镇原县边区政府》一文直接在"特货"后打了一个括号，标注"大烟"。《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中的《南泥湾调查》一文里亦在"特产地"下标注"收烟数"，文中更总结起了种鸦片的经验："第一，贪多；第二，缺乏经验，未好好的采访老百姓的意见，如炮兵团下种时，老百姓说太早，种了不出来，我们不听，结果六百亩只出八十亩。其他施肥割烟皆不熟悉；第三，种子不好也有关系，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种子。"
事实上，不仅是延安在大种鸦片，其它根据地也有类似举动。例如《湖南省大庸县志》里记载："在大青山一年能收两万多两干板子大烟，作为军饷的主要来源。"
《包头文史资料选编》里的《回忆大青山抗日战争与绥中地区财经工作》一文中更是干脆赤裸裸的歌颂起鸦片来了："大烟！大烟！支援抗日救国的经费。"台湾教授陈永发发表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文，通过国内史料分析了"特货"对边区经济的重要性。1941年的时候共产党在延安基本是山穷水尽入不敷出，因征粮数太高导致农民大批出逃，就在这时"特货出口"横空出世，迅速扭转了局势。尤其是后来这鸦片种得越来越熟练，对走私的打击越来越严格，1943年还入超20多亿元，1944年则通过"特货"200多亿的出口额，瞬间转变为出超150亿，小日子越过越滋润，"特货"俨然成了支柱产业中的支柱产业，这就是所谓"延安奇迹"的真相。
总而言之，延安时期，打仗照样要用钱，而且要用很多钱。没钱怎么办？当然就只好种赚钱的鸦片了----很无奈，但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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