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在祖国流亡

冉按：这是应孟浪兄之请，为《自由写作》网刊"'冷战'终结二十周年纪念专辑"而写的专文，今日已载该刊（http://www.penchinese.com/。）。病中作文，时间仓促且力不从心，有一些错谬，今日再做了一些修订。现贴到敝博，敬请各位朋友围观批评。2009年11月20日8：19分成都

一

11月9日，当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正因大雾困在广州机场而不能返成都。此次是到广东北部连州小城，去参加一个非常小众的中文网志年会。网志年会自然是很有收益的，尤其是借机与新老朋友会面喝酒，聊天玩笑，实在是我们过于粗糙的人生难得的放松。而年会的举办地点选在连州地下河的入口真是别有新意，暗合柏拉图《理想国》里第七章里著名的"洞穴之喻"。

拜中国官方花纳税人巨款构筑的网络防火长城之赐，他们成功地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关进了柏拉图的地穴式洞穴里。住在洞穴里面的都是囚徒，被绑住了手脚，缚住了头颈，不能动弹。他们背对着燃烧的火炬，看着穴壁，但中间还有一堵挡阻火炬的墙。在火炬处的人拿着假人或假兽，他们发出声音、做出动作，囚徒们便会把在穴壁上看到的影子当成是真实的情景来看待。倘使有一个囚徒解除了桎梏，不仅可以看到火炬的人影，而且可以走出洞穴得见阳光，见着真实的景象，说给一干不能动弹的囚徒听。囚徒们的反应当然是把自己看到影子视作真实，而将那个相对自由的、在阳光下见着真实事物的囚徒所说的景象，视作梦幻和撒谎。如此就形成了事实与影子的哲学困境和人生冲突。这个哲学段子与当今的现实中国，何其吻合，仿佛是千年前对苦难中国的神秘预言。

苦涩中略感欣慰的是，这些来参加网志年会的虽是小众，亦是囚徒，却经过自己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自己的桎梏，比较切实地了解当下不自由的中国。我们来开这样的会不仅使擅长砌墙的官方如临大敌----我来参会时，就在机场被留置半小时，检查、询问，后经早已知情的属地警方给机场公安解释，始得脱身
----就是一些参与者的内在恐惧，也让其拒斥说出其所知的真实。即便没有物理意义上的防火墙之阻挡，要解除中国几十年来因恐惧而铸就的心墙，那实在是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柏林墙存在二十八年，便在众多合力因素下倒塌了，象征着民主社会和共产极权国家互相冲突的意识形态冷战的公开始束。但公开的结束，并不表明极权国家对民众的迫害会由此收手。事实上，极权国家是建墙者，而民主国家是拆墙者，建墙者用大铁幕来统治自己的民众，以便实现自己不当利益的最大化，使得自己的罪恶不受审判而逍遥于世。

二

冷战时期，极权国家和民主自由国家难免互相防范。自由国家并不担心自己民众的自由流动，极权国家却是非常害怕自己民众大规模逃亡，因此墙的象征性和实用性、外延与内涵都在极权国家得到了极大的扩张。极权国家特别夸耀自己是如何的好，但一个不容忽视的清晰图景便是：人口流动基本上只是单方面的由极权国家逃往民主自由国家，这已经清楚地展示了两种制度下民众生存的天渊之别。

由极权国家逃往自由国家的人数有多少，也许没有确数。其中因此而丧命或致残者，因此被抓回去而被捕或者弄进劳改营的，更是难以计数。从东柏林逃往西柏林，201名东德公民被抢杀；深圳逃往香港的死难者，我至今没有看到一个准确的数字；苏联驱逐著名人士如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捷克有米兰．昆德拉的流亡法国；而罗马尼亚则有今年获诺贝尔奖的穆勒流亡到德国，等等，可谓指不胜屈。

冷战与流亡有相当深厚的关联。因为不堪专制的迫害，人民用自己的脚投票。凡在专制制度的高压下潜逃的民众，都是对自由的感受敏锐于他人的民众，至少算得上是身体和心灵上对自由民主渴望得比较深的先驱者。这些先驱者的流亡，虽然都是被迫的，却也有相当大的不同。一些人较为主动且没有危险，另一些人则棘荆密布，随时都可能被送进监狱。如二十年前八九事件中的"黄雀行动"，虽然多数成功，却也有不少的人被抓捕入狱。对于中国来说，一九四九年是民众和精英的大逃亡，而八九则单是精英的大逃亡，许多著名的人物成了不折不扣的流亡者，成了有国不能归，有家不能回，有亲不能侍，有朋不能聚的"空心人"。虽然，这些人在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和自由精神的追随上，无比强大，但被迫流亡给他们内心和情感造成的伤害，实在不堪细说。

当我读到《晚年周恩来》一书，看到高文谦先生在母亲病危时，申请回国探视被拒，凡是人子无不痛惜伤悼。王若望先生自然有归乡回国之思，他的精神视野里只有中国，但当国家依旧不自由时，他只好客死他乡。刘宾雁先生曾给高层写信表达回国的愿望，因为被拒而只好入葬异乡，但当你看到他自撰的墓志铭----躺在这里的这个中国人，说了他该话的话，做了他该做的事----时，那种死虽有憾却无虚度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早年参加共产党，晚年反对共产党；早年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晚年被共产党政府列入'黑名单'"的郭罗基在流亡中，得闻母亲去世，申请回国奔丧，领事馆要他"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是"悔过书"、"保证书"，因此他只有在异乡暗自垂泪。众所周知，人性是软化政治对抗的最佳共识，但官方似乎不一条道走到黑就绝不收场。事实上，如此违背人性的做法，实在是个令人愤怒的双输结局。

年年都有流亡者希望能够行使他们自由回国的权利，却屡屡被拒之门外，这种痛怆，身历者的每寸身体、每滴血液都能感知。但更离谱的是，并非上黑名单的人，而且并非政治流亡者，也不能自由回国。如作家小乔从瑞典返港入关，准备回国被拒，而维权律师冯正虎八次回国被拒，至今仍在成田机场备受折磨。我们不禁要问，一个不念惜民众的政府他的道义与合法性何在？自己的合法公民为何不能正常回国？

三

有人说，墙的功能有两种，一种是防止外人进来，另一种则是防止自己人出去。前者有可能是自己的城堡，后者则是监狱。但现在看来，有一种墙不能让你出去，可谓广义上的监狱；同样是这堵墙，还挡住你回家回国的路。换言之，你只有要么做人质（进现实意义上的监狱则是犯人），要么做流亡者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没有做堂堂正正公民的第三种选择。

极权统治所铸就的铁幕大墙下，所有人都是被强权绑架的人质。你要么欢天喜地地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热爱并欢呼绑架者对你的劫持，你要做出反抗，那么只有被关进监狱。要是你的反抗不足以判刑关进监狱，那么就有劳教的方式来羞辱和惩罚你，你走出整个国家高墙、自由出国的机会就等于无。如果你曾经有反抗极权的纪录，极权者便会永远把你"不良"的历史记录在案，让你永远无法越过国家的高墙、自由出国，如作家廖亦武曾九次申请出国均被拒。最近一次他通过友谊关，想到越南，被有关方面说你是上了黑名单的人，再次含恨而返。

当鸟儿被剪掉翅膀，当你的脚被废的时候，你的第一直觉是什么？如果你准确地说，丧失了物理自由。那是因为不能行走到那些你十分向往，却又未知的远方。其实我们的悲惨，何只是不能自由出国、不能自由回国？即便你的确生活在一个本来应是自己土地的国家，却没有自由丈量的权利，没有迁徙的自由。你到外地，还要办暂住证，于是有人不免质问：作为中国人，我为何暂住在中国？你的身份证和户口不仅是你作为人质的密码，尽在官方的掌控之中，更有可能是证明你作为贱民身份的标志，如此公然的城乡歧视，竟然在中国流行六十年而至今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因此，当我为了在病中完成这篇文字，重读一本1958年1月成都市公安局印行的，六十四开小册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附宣传讲话稿）的时候，内心的伤痛，依旧难以平复。

由于官民利益的冲突，由于极权与热爱自由的人之差别，已使许多中国人虽然身在中国，却已然开始了内心的流亡。内心的流亡者们对官方的制度和利益分配不认可，于是采取不合作、疏离乃至反抗的态度，当然会造成不少真正意义上的囚犯。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流亡和犯人在一个国家里完成了身份的转换与合流。由于长期恐惧和高压统治，使得许多民众虽有内在疏离，但并无起来合法争取自己权利之举。这就像许多写作者头脑里有个中宣传部，思想上有个新闻出版总署，内心里有个广电总局，言论上有个自我检察官一样，由于官方人为的墙筑得太牢太高，由此带来的恐惧，造成了挥之难去的心墙。拆掉一堵物理意义上的墙，以实现人之自由行走，固然意义重大，但要拆掉盘踞人们内在的心墙，确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我们许多人漫长的努力。

2004年郑义先生主编了一册《不死的流亡者》，来敬献给不屈的流亡者刘宾雁先生。其中我的朋友廖亦武所写的《醉鬼的流亡》一文令我感慨系之，正合丹麦大批评家勃兰兑斯的断言："流亡文学是一种表现出深刻不安的文学"。我持别喜欢他文章结尾的诗句，让我敬录如下，以作为永远也说不完的流亡话题的一个小结：

请问流亡者，你为什以归来？

情敌已老，看门狗目光呆滞

你疲惫的琴声对谁倾诉？

是什么东西使你充满怜悯？

请问周游世界的过客

是谁的爪子将你一点点掏空？

2009年11月10至13日，病痛中断续作于成都。20日再做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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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中国是个“钓鱼”大国

冉按：长达一个星期，盛况空前的重感冒，开始谢幕。但它仿佛很受欢迎似的，在作别时又被欢迎了回来，再作一番表演，因此这次感冒算是特别难缠。是谁在欢迎它呢，难道是失控到近乎不管的甲流大环境吗？真不敢想像是这样的现实在热烈欢迎它的滞留。既如此，那就继续安心养疴吧，刊一篇前不久写的文章，以飨众位读者。说钓鱼的文章不少，自认为还有点新意，恭请各位围观批评。2009年11月18日8：34分于成都

最近上海政府因钓鱼执法，造成的人身伤害、社会困扰、道德陷阱等违法背德的行为，颇受海内外媒体的关注，亦遭致民众的强烈批评和质疑。事实上一个政府用黑社会手段置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甚至诱使民众犯罪，早为陈独秀等先贤大加批评。上海地方政府的"钓鱼"做法并非他们的独创，更非无本之木、无缘之水，而是其来有自，虽然这丝毫不能减轻他们应负之罪责。但探讨这种"钓鱼"式诱民犯罪的历史和渊源，对于我们认知钓鱼式执法的罪恶是很大的帮助。

上海钓鱼事件已将钓鱼执法的利益追逐展露无遗。出租车、公交车营运的垄断，使得此一领域根本没有充分的竞争，从而给该行业的管理者和承运公司造就了大量的寻租空间。也就是说，乘客、出租车司机乃至黑车司机，共同给官商勾结带来了丰厚的利益。饶是如此，官方也不愿意放开出租、公交等领域，让其充分竞争，令民众和整个社会因此获益。因为方便了民众，靠官商勾结贪利的那些人便无油水可捞，让他们千方百计地维护钓鱼执法所带来的不当利益。这里面既有编外人员增加带来的财政支出困境，也有官商勾结给各部门和官员们所照示的自利前景。介于历史因袭和现实利益的共同作用，可以毫不隐晦地说，在制度没有改进的情况下，"钓鱼执法"是不可能得到真正遏止的。

一：文化上的"钓鱼"传统

中国人为何崇尚阴谋，至今仍然迷醉在三十六计、长短经、勾距之术中难以自拔，且还自鸣得意呢？那是因为我们认同阴谋背后坑蒙拐骗、巧取豪夺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曾经在前现代社会亦即丛林社会，发挥着重要的实际作用。资源的有限性、信息的遮蔽性、竞争的残酷性，使得整个社会，无论从政府机构、官员到民众，都以欺骗相尚，崇尚阴谋，把掌控和垄断信息视为要务。而这种做法，在如今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政府没有诚信、阴阳谋通玩，民众自然也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民互不信任，民众亦难以诚相待，典型地反证了中国离真正现代文明的社会还很遥远。

价值内核不讲究诚信，只把诚信当成约束他人的原则，在别人讲诚信后去占便宜，这就是许多自命聪明的国人之常态。庄子说，焉知曾、史非桀、纣之嚆矢也。王朔说：他们教育我们做好人，是为了方便他们做坏人！没有法律制度做保障，道德就会变成一种不折不扣的表演，诚信有时甚至变成一种玩阴谋的伪装，披上坑蒙拐骗的外衣。在一个充满阴谋的国家，人人都在谈道德，乃至道德至上，占领道德制高点成了政府、政客以及一些掌握话语权的常用手段。当道德成为一种表演，虚伪和玩阴谋便成为一种必然的生活常态。

信息不对称是人类社会永远都存在的，但我们的制度和文化鼓励大家去利用信息不对称占便宜，大家不仅安之若素，且自以为得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样的文化内核与专制制度屏蔽真相，愚弄民众，互为表里，人为地制造信息不对称。阴谋勾距之术的泛滥，使得公权力不遗余力地制造信息不对称，增加扯皮成本，从而使得社会经济总量和生活质量低下。换言之，人为地制造信息不对称，以此玩阴谋所造成的经济成本是极其高昂的，我认为这是与"李约瑟难题"同样深刻地制约中国社会几千年发展的一个重要症结之所在。

告之别人以不实信息，乐观他人栽进泥坑，以阴谋作为玩弄欺骗的手段，这就是一种浸淫已久的"钓鱼"传统。不妨直说，我是不喜好中国的阴谋传统的，阴谋乃至"钓鱼"除了在特定场合，如军事、间谍等方面可以没有道德负担地利用外，不应该运用到社会制度的基本运营和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这对大家都是一种挥之难去的伤害。

二：人治上的"钓鱼"常态

一个专制极权十分漫长的国家，无论从制度文化，还是日常规范中，都体现出强烈的人治传统。一出君权神授（皇帝乃上天之子）、万民臣服的古老把戏，神形俱备，代代相传。背后既有武力的高压，又有无尽的愚弄，同时还有对真相等信息的强大封锁。为了自身利益和探索真相，在一个以屏蔽真相为要务，视真相为禁脔的制度下，其危险是不言而喻的，有时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说真话，进谏言，得建立在个人心胸大度，有雅量的言论管道传统上，其不确定性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便有不少不识时务的人被"钓"。御史之类的言官自不必说有可能身首异处，就是贵为宰相，因言事而被惩处的也不在少数。像魏征那样说了很多忤逆触须的话，还能存活下来的，可谓百不得一。魏征算是侥幸得很，即便如此，他也受到过唐太宗"会须杀死田舍翁"的诅咒。如果不是有几分幸运的话，死无葬身之地也许就是他的归宿。

人治是专制制度的常态与核心，皇帝是万能的，不会犯错的。即便犯了错，承认错也是为了证明其皇恩浩荡，而不是对错误背后所蕴含的运营机制有什么反省与纠正。如此一来，皇帝就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大部分皇帝都装出清明听得进不同意见的样子，同时还设御史之类的言官，来展现其容纳不同意见的雅量，幸运的人总是少数，吃罪乃至丢掉性命的人总是多数。

五七年反右的阴谋与阳谋之争，至今未有定论，但说五七年反右是毛泽东著名的一个"钓鱼运动"，绝不是信口雌黄。毛泽东在得鼎之前，当然要装出礼贤下士的样子，得鼎后霸气十足，生杀予夺大权尽在手中，惨死其治下的怨鬼冤魂何其多也。像梁漱溟这样曾经被他待为上宾的人，毛泽东也恨得牙痒痒，多有羞辱，只差毙命而已。经过几年的思想改造、肉体消灭，一九五七年本已没有多少反对的声音。但他用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雅量"式话语，让那些早已被高压恐吓得不敢说话的人，也放弃了警觉，因此大提意见，从而深陷阴谋之中而万劫不复。其实提不提意见，官方要整治你已是既定的方针，"莫须有"于他来讲都是多此一举，于是有些人哪怕是临时出差或者上厕所缺席，也无所逃于天地间地"荣膺"右派大帽，田壮壮拍摄的《蓝风筝》就很形象地揭橥了此点。

古语谓，伴君如伴虎，就是说你不应且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你不能比主子更聪明，当然也不能太蠢，要有很高深的猜谜功夫，就像如今许多官员善体上峰心意，仰其鼻息一样。我们常说为人凶猛而心计毒辣的领袖是"雄猜之主"，你要活下来必须要有极高的射覆功夫，但再高妙，很多时候也只是谈言微中，所以被雄猜之主"钓鱼"而丢命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常承诺某事"不秋后算账"，十有八九是靠不住的；凡是他们说某事多少年不变的时候，你只要运用逻辑一思考，那就表明它十有八九都会变的，因为这些看上去像样子的承诺，其实就是他们最常用的"钓鱼"方式罢了。

三：制度上的"钓鱼"设计

经常有人对民主自由的制度说三道四，可谓良有以也。民主自由的制度，就是保证人们对包括这一制度在内的任何人事都有说三道四，而不受诬枉之惩罚的权利的。英谚有云：与其说民主是最好的制度，不如说它是最不坏的制度。因为在制度运营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民主自由的制度其最大的好处，在于它有真正的制衡和纠错机制。

民主自由制度是人类在自我管理过程逐步演化、摸索出来的一套比较适合自己的制度运营机制，这制度犯错相对较少，而纠正相对比较容易。再简单地说，民主自由的制度，就是向大自然学习的结果――是一种仿生学意义上的制度演化。因为生物相生相克，有其自己演化出来的一条生物链，没有任何一个物种可以例外。兽王老虎有克星，总统也应该有制约，这就是人类向大自然学习的结果。如果总统没有制约，任其胡来，其权力欲望和害人之心必然膨胀到无约可制。当他不按规矩出牌，但手中却拥有军队掌握强权的时候，对于那些反对者，他当然可以毫不客气地镇压。但镇压可以压制一时，却不能让人心悦诚服。于是采取告密、盯梢、构陷、钓鱼等管理方式，来实行特务和恐怖统治，使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把恐惧当成自己的日常状态，因而放弃自己的利益与尊严。

四九年后的制度设计，从表面上看全是仿西式做法，从"人民共和国"到宪法写上保障言论出版自由，颇能障西方人的眼目，行欺国人之实。宪法从来没有否认过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官方为了不让你游行示威，便专门制定一部"游行示威法"来对公民的权利进行违宪限制。宪法从来没有否认过言论自由，但当你批评政府，主张自己合法权利的时候，官方便会用"颠覆国家政权"来将投进大牢之中。要言之，"人民共和国"的美名和宪法的装饰性，成了愚弄民众、惩治民众的"钓鱼"利器。这种制度上的"钓鱼"设计，名实不副、名实相违的情形，遍布我们整个权利领域，从而使你处于进退维谷的陷阱之中。你如果不去维权，政府说我们有法律，请你依法维权；你如果真去维权，法院便会违法枉判，甚至会说你"颠覆国家政权"。不维权，直接失去利益；去维权，便会被"钓鱼"，或许会失去更多的利益，以至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就是许多民众普遍忍气吞声的原因。

进而言之，一种制度、一个政权，没有真正有效的制衡机制，便会不可避免地批量生产鲸吞民众利益的钓鱼陷阱。说得更直白一点，垄断独裁的专制制度天生就是由各种"钓鱼"机制组成的，在这样的制度下，民众作为鱼肉的命运不会改变，差别只在刀俎怎样制裁你，施舍给你多少空间。有了文化上的"钓鱼"传统、人治上的"钓鱼"常态、制度上的"钓鱼"设计，诞生像上海这样明火执仗、野蛮横行的"钓鱼"逐利政府，实在是水到渠成的事。

2009年11月1至4日凌晨，时断时续而作。

冉云飞：何时是恐惧的尽头：一场未能进行的演讲

何时是恐惧的尽头：一场未能进行的演讲

冉云飞 @ 2009-11-4 6:45

冉按：这是应朋友之请，将我未能前往港大参加学术会议的一个小演讲，专门写出来，供给他们杂志的文章。其实我做交谈或者演讲，从来不写提纲，更不用说在演讲之前弄成专文，以昭慎重。我佩服那些做事一丝不苟，演讲前要弄成专文的人，但我认为这样丧失了演讲的即兴色彩，会使得现场好像成为一种录音效果，不够好玩。这是我网络、博客、传播等方面关系的小思考，请大家指正。2009年11月4日6：40分于成都

我从小生活在大武陵山区，读陶渊明《桃花源记》时，想这样的地形在我们周围比比皆是，天坑、溶洞、暗河、钟乳石等卡斯特地貌所具有的诸种形状，应有尽有。果然我家乡重庆酉阳和湖南常德等地，都因这争这个子虚乌有的"桃花源"发祥地面红耳赤，两地用尽各种手段肉搏，以决雌雄。其中的商业勾当，远胜寻古觅今、探幽索微的科学劲头。我对"桃花源"的归属并不感兴趣，我要分享的是我曾经探溶洞、趟暗河、攀天坑的经验，仿佛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里所谓"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与远，而之所罕至，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次我们一帮半大小孩带着照明用的亮槁，钻进一个岔道极多且非常幽深的暗洞，蝙蝠飞舞，不见有底，胆小者促返，胆大者依旧要继续前行。直到后来连胆大者也感到无望，无奈只好往回走，返程中竟然迷路，于是大家互相抱怨，有的甚至一句话都不说。绝望和恐惧正在蔓延，其心理折磨像被毒蛇猛咬过后，全身一点点开始麻木，呼吸困难，感觉灭顶之灾就在眼前。

时间慢慢过去，仍然无法找到出口，大家依旧不说话，空气很沉闷，有人开始小声哭泣。哭泣在漆黑的夜里和无助这"催化剂"的作用下，其无力感传递开来，使得大家更为恐惧。于是我和另一位胆子比较最（读zui二声，野的意思）的孩子就说，哭！哭！哭有个求用（四川粗话，就是没什么用）啊。走还是要走，但隔一阵即让一个人发出吼声，大家轮流吼。闷声不出气，会让来寻找我们的家人也没办法找到。的确如此，因为声音比小小火光传得远而快。过了不久，数支寻孩子的队伍中，其中的一支就发现了疲惫而饥饿的我们，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瘫软地哭开了，享受获救而又劫后重生的幸福。

不错，我是想用自己小时历劫的一点人生经验，来向大家说明我为什么要长期写博客，且每日一博。如果我们不持续发声，我们不葆有自救的信心，那么营救者也不知你在什么地方，不能使多股力量有效地组合起来，那么在黑暗的深渊里我们会遭遇灭顶之灾。每个人都发声，哪怕微弱，弱小者也能得到互相鼓励。暗夜里的一点烛光，我们把它点起来，就可以照亮更多的人，使得大家减少一点恐惧。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就像衣衫单薄的人，在大冬天挨着互相取暖，减少寒冬的威力。如果所有人都不发声，万马齐喑，将会让那习惯制造信息孤岛，搞人为遮掩和消灭真相者，剥夺起你的利益来更容易得逞。我每日一博只不过为了持续地向外界喊话，说这个深渊里有人，大家救救我。或者深渊里马上有人回应说，"我也在这里"，更多的人也慢慢回应说，我也在。原来一起在深渊里，还愿意与我共同发声的朋友还不少，因此自救或他救之策渐渐成形，并付诸缓慢的行动，但这一切在得建立在信息自由流动、观点多元、方法多样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实现。

信息的自由发布和传播为何如此重要？那是因为只有信息的自由流布和传播，才能给大家理智判断的基础，活在真实中才能使人有更加理智的思考，而不为官方的欺骗所左右。有信息的自由流播才有可能在思想上结社，互相驱除各自因弱小而产生的天然恐惧感。那些曾经互不知晓的力量，才有机会融合起来，共同发力。极权者为何要阻挠信息的自由流通呢？不只是便于他们搞信息垄断垄，好实行愚民统治，减少巧取豪夺他人利益时的反抗压力与成本。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处在信息孤岛中，每个人都被关在被阻隔了的信息黑屋子里，没法在信息上互通有无，使个体的反抗不能得到他人的应和，显得势单力薄，不能形成共同利益诉求，便容易像被切割的原子个体，受尽屈辱，却只有自生自灭。换言之，个体被紧蒙双眼，作为像被麻布口袋单独运送的土豆，大家朦胧地略有所知，但却永远无法将自己被盘剥而造成的伤痛，形成共同的利益诉求，对压制和剥夺你的人或者机构造成强大的压力。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用博客来加入信息自由流播人群的一个原因。

是的，六十年来，我们遇到了不少的迫害，看到了许多如地狱般的灾难，我们感到沮丧和不公。不记得是哪位老人曾告诉我，我为什么要如猪狗般活下来，就是为了做一个见证人，我认为这样的心智高贵且令人感动。遗憾的是，这样的心智在中国并不多。我们有很多灾难，不少灾难可谓惨绝人寰，本该有最为发达的见证文学，却至今没有诞生过像经历过犹太大屠杀后而不懈见证过去苦难的作家威塞尔，自然无法创作出像《夜》这样不朽的见证文学。历经苦难不能缄默，否则会变成一种继续奴役，而要变成一种争取自由不可缺少的精神资源，在更高层面上看，苦难就变成了自由的助产士，变成了民主之嚆矢。

你不敢当司马迁，怕去掉大势，因为那很痛，那样便不能受性福生活，但你可以给司马迁留下史料啊，让那些焚书坑儒的人在历史的真实里无处藏身。苦难如不被记住，那便是奴役，因为这样的苦难不能使将来的人减少乃至免于苦难。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吃一堑长一智。但我们吃了很多堑，栽了很多跟斗，却越来越愚蠢，那就是因为我们许多人受了苦而喝了孟婆汤。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总结灾难的过去，避免此种灾难再度发生。正如学者徐贲所言："走出历史灾难的阴影，实现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不是'不记'前嫌。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要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人以什么理由来记》P1）

人类有许多种恐惧，对于没有宗教情感的人而言，死亡是一直萦绕而不散的终极恐惧。但由于这恐惧大约要经过几十年后才到来，当人年轻的时候，对死亡视而不见。若是突降灾难暴亡，你因无法预知，更无时间去感受，所以不曾承受恐惧带给你的心理袭击和反复折磨。这种折磨越是漫长，对你造成的伤害越是不亚于肉体的物理伤害乃至生命的消亡。我们常常形容那些被恐惧折磨得生不如死的人，没有尊严没有人格，甚至连基本温饱都没有保障，这样的人是否可谓活死人？请诸位睁睛观察一下你的周围，这样的活死人有多少？活死人如此之多，就是因为有组织的恐吓，带给人们巨大的心理压力。

恐惧在我们生活的四周埋藏，随时都可能蹦出来收拾我们，这是一种现实描述，并非夸大其辞。我们要怎样才能去掉恐惧，我们要怎样才能把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取下来，这当然需要一个漫长的努力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长，我本人也没有个时间表，这就像我们小时候走夜路，感觉到黑暗无边，经过黑暗的隧道时不知何处是尽头一样。

有很多人喜欢问我，你做这一切有什么用？你批评了这么多年，这个社会有改变吗？我不能夸大自己的作用，但若说一点用处也没有，那又不符事实。我服膺人生是个过程的说法，而不是急功近利、成王败寇的信徒，所以请你不拿类同于毒药的、昧着良心也要追求所谓成功的方式来衡量我，我根本不服这包药。人都有七情六欲，是人都有局限，但重要的是，你在按照自己的理念，做人做事坚持有底线地活着。

我完全同意储安平说国民党的自由是多和少的问题，而共产党的自由有和无的问题。有很多人怀念四九年前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这我完全能够理解。但这一切都不是国民党的慈善行为，而是因为有那时有诸多制约力量所致。如有武装力量的共产党、在野的青年党等反对党，有私人传媒和出版社（包括知识分子的议政和言论自由）、有私立和教会大学等形成的大学教育自由。国民党独裁无胆，很多时候不是他不想，而是他确实没有那个能力，这当然不是为了给那有能的独裁辩护。

四九年后的言论、出版自由可以说是惨遭摧毁，知识分子也被阉割得一塌糊涂。我们现在不能像民国时候那样比较自由地办报纸、出版社、同仁杂志，也不能你关一家报馆，我们明天便去申请注册一个而重开。但我至少可以在你屏蔽乃至关掉我的博客后，立马就又开一个。就某种程度而言，由于互联网的存在，像四九年前的传媒那样开而便关，关而复开的事，用个人之力完全可以办到。牛博网的经营人罗永浩被记者王小峰调侃为"北京开关厂厂长"就是这个道理。我也只不过是将四九年前那些办报纸，关了再办的精神，移植到博客写作上来罢了。你胡适先生可以集朋友之力办《独立评论》，我可以每天写一篇，一个月三十篇，也相当于办了一个小型杂志。至于说读者，每天少说几千，一月下来不会少的。事实上，由于建立博客相对容易，加上微博客如推特等的诞生，其发布信息、批评社会不公的力量大为增长。有我这样想法的人虽然不多，但也在持续增长中，陈婉莹、钱钢主编，翟明磊著的《中国猛博》就已然证实了此点。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过于肝筋火旺，乐观得甚于无由头的诗，我就免说了吧。但风起于青苹之末的乐观，我还是有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天下景从的臆想是不当有的，但脚踏实地，日拱一卒，不期速成，功不唐捐的理念，我们不应放弃。我的博客上有句介绍性的话，叫做"日拱一卒，不期速成"，这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得自于一位微笑的反对者、我终身都会感激的胡适先生，让我们像他一样把自由当作自己的生命和日常生活的理念来坚守。果能如此，起死人肉白骨，要求太高，但身心再生也许是可以做到的。

人活着就得忍受一些恐惧，但从政治生活和自由空间来看，我们有权利要求政府为我们创造一个免受恐惧的环境，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不能在有组织的人造恐惧中、在制度的威逼下生活，我们要为去掉如此威胁我们身心自由的恐惧而努力。

2009年10月18日一稿，19日二稿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