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铿回忆与忏悔录（节选二）大特务头子沈醉谈杀人
大特务头子沈醉谈杀人
● 新诗御制竞相传，日向君王诵百遍，堪笑杜鹃空泣血，衰颜何事博人怜。
──沈醉在昆明监狱讽刺思想改造诗
沈醉十八岁就参加军统，是戴笠一手培养的大特务。五十年代起，经共产党战犯管理所改造十余年特赦，一九八一年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
在他出版的《我这三十年》回忆录中，写昆明监狱生活一段时，提到当时唯一能够与之畅所欲言、说心里话的人，只有同狱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陆铿。」
其实，我和沈醉是一九四九年九月才经好友丁中江介绍在昆明认识的。由于我们共同具有喜交朋友的性格，可以说是「臭味相投」，所以很快就谈得很深。比如，到了一九四九年九月，国民党已经败象毕露，蒋介石眼看大陆不保，决定向台湾撤退时，我们在昆明谈起为什么国民党在大陆的江山仅仅三年内战就被送掉。我认为主要是蒋介石的格局、心胸、识见都不够大，到已经以全国领袖自居了，军队还分正统和杂牌。在中共处于劣势，希望参加联合政府时竟拒绝和解，执著于武力解决，错估了形势，违背了民心。而沈醉则强调要不是戴笠在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就撞机丧生，使蒋介石失去了耳目，国民党不会垮得这么快。
当时，我批评他夸大了戴笠的作用，但中共建政以后，暴露的资讯和材料证明，国共内战共军之所以能转败为胜，确实得力于共产党员已普遍打入国民党心脏。国军作战方案中共中央往往比国军部队长先看到。负责作战计划的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竟是长期潜伏在国府军中高层的共产党员，这不是开玩笑？从这个角度看，沈醉的看法，也可说不无道理。
沈醉是读过旧书的特务
沈醉号沧海，据他说这个号还是他母亲取的，意在勉励他做人要心胸宽广，见事要豁达通明。幼承母教，读书不少，受益甚多。他连诗的平仄都是母亲教的。当在昆明监狱面临生死抉择时，还做了一首念母诗：
终宵坐立听更残，今日方知一死难。险讯频传心欲裂，危害不信胆能寒。夜焚积稿诗同劫，晓看遗书血未乾。含泪临窗遥拜母，长怜老幼倍难安。
就在一九五○年底中共决定在全国展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前夕，沈醉以战犯之身被送往重庆与云南区提到的其他战犯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等集中管训。临行前，公安当局叫昆明监狱的被服厂专门给他制作了一个黑布头套，在眼部留两个洞以便保持视线行走。偏巧，就在他戴着头套和脚镣离开监狱时，我被从监房里叫出来提讯，碰个正着。他见到我时故意将头部对着我，把脚上的镣弄得特别响，而且把两只手加大摆动的幅度，我马上就看出了这不是沈醉吗？我也情不自禁地跟他点点头，只差没有说再见。押解我从审讯室回监房的警卫问：你为什么向他点头？我急中生智，乾脆把问题说穿：「他吃我家送来的饭好几个月，他要走了，点点头也是很自然的。」再问：「你知道他是什么人？」答：「沈醉。」警卫一听「呵！」了一声。接着以温和地声调说：「知道了就算了，回到号子里千万不要讲。」我了解，我把问题说穿，反而变成主动，因为如果追究我的错误，押解的警卫先有错误：为什么会让陆铿碰上？监狱里也是条条道路通监房的。狭路相逢，咎不在我。
为沈醉而组织起来吃饭
一九五○年春末夏初，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政治保卫处处长阎村，突然提我问话：「陆铿，你认不认识沈醉？」「当然认识，而且说来还是朋友。」「那好极了！我和你商量一件事，我们刚接管不久，一切还没有上轨道，尤其是伙食供应。你们都是家里送饭，每人每家每天送两顿。我想把柏天民（陆军中将，云南省保安副司令）、唐宇纵（陆军中将，原第七军军长，昆明铁路局局长）、罗春波（云南绥靖公署中将政工处长）和你组织起来。四家人轮流送饭，每家每两天送一顿，每一顿要送够五个人吃的。沈醉参加你们一起吃，吃白食；他在解放前跟你们四人都认识，你不会不同意吧！」
「组织起来！」这四个字给我印象很深。共产党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组织起来」，打败国民党也是靠「组织起来」。我答覆阎村说：「这个安排很好。问题是柏、唐、罗三位是不是同意？」阎说：「都同意了。」我问：「那天开始？」他答：「明天。你今天就写好一个条子。告诉你家里，从明天起，你们四家轮流送饭，次序是陆、柏、唐、罗。每两天轮一次，分上下午，每次送的要够五个人吃。沈醉跟你们吃，就不必提了。今天下午送饭来时，就把条子带出去。」
组织起来的吃饭地点，按阎村指定在沈醉住的中排单间里，记得我家里是用一个大竹蔑编的提篮，内置三菜一汤，外带一样咸菜送了进来。沈醉摆好碗筷，致词，用：「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的成语表达对我们四人和四人家属的感谢。并主动承担洗碗的责任。他还风趣地给「组织起来」的五人会餐取了一个名字叫「将王餐」。根据是他们四人皆是将官，我做记者，有「无冕之王」称请故名，这也反映了沈醉的幽默与才气。最令人难忘的，他讲自己奉命杀人的故事，作为饭后的甜点（dessert）。
沈醉多次说：「我才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在我手下死的人，各种各样都有。」沈醉一九三二年入军统，先后担任过情报、行动、训练、总务以及独当一面的站长，官至少将。杀人最多的时候是一九三三、三四年的上海。杀的名人包括史量才、杨杏佛、唐有壬。
当时，蒋介石、汪精卫在南京搞权力斗争，汪出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唐有壬被任为外次，汪倚为心腹，权重一时。唐的女友湖南才女黄碧云（蕴之），博通古今，兼工诗词，乃被金屋藏娇于上海。南京政要每周赴沪度周末，已成惯例，碧云上海法租界居处遂成汪系人马聚会中心，饮酒、打牌、唱戏、跳舞，乃至议政，随心所欲。
一九三四年沈奉军统杀唐命令。照他在五人共餐时对我们讲的：「很简单，不费吹灰之力即进入黄的住所，将唐一枪毙命。」
无巧不成书。一九四五年我和毛树清、乐恕人在巴黎任战地记者时，得识黄碧云女士，已经是「徐娘半老」了。原来，她是中央社记者黄印文的姑姑。唐有壬死后，汪精卫给了她一笔钱，让她到海外散散心，一散就散居巴黎十二年。提起唐公子仍默默含情。
沈醉讲起杀杨杏佛和史量才，则比讲杀唐有壬具体得多。他说，蒋介石之所以要杀杨铨、杏佛先生，不单是他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更重要的是他和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的亲密关系。而杨当时的正式职务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四日，杨带着儿子小佛登车驶出住处时，就被沈醉和他的同事，四支手枪同时射击，杨因爱子心切，用身子袒护小佛，结果自己和司机中弹而亡，小佛仅腿部受伤。宋庆龄为此公开谴责了卑鄙的政治暗杀。沈醉后来在戴笠的指使下，还设计了一套对宋庆龄制造汽车车祸让她弄得不死不活的计画，蒋介石迫于舆论的压力，最后取消了这个计画。
至于蒋介石要杀上海《申报》、也是当时中国最权威报纸的老板史量才，主要是史坚持言论自由，不时批评国府施政之不当，社会上并有其同情共产党的传说。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史量才、史咏赓父子以及咏赓的朋友邓祖询乘私家汽车沿京杭国道自杭州返上海，特务们就选定海宁县博爱镇附近的国道上，横停一部车，伪装损坏待修而阻拦；及史车开至，首先对准轮胎开枪，先将坐在车前被误会为保镳的邓祖询击毙。史氏父子弃车奔逃。结果父被射死，子得幸免于难。
血案发生后，举国震动。蒋介石、汪精卫还悬赏缉凶。但很多人都估计到是出于蒋的授意。直到八十年代初才由沈醉正式证实。只是后来沈写《军统内幕》，关于杨、史被暗杀经过，和沈在狱中饭后和我们四人聊天时所述有出入。沈当时以谈经历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讲他如何奉命杀人，事后还得到奖励，如杀史量才全组就得了一万元银元奖金。但到八十年代，距离五人漫谈三十多年之后，则写成他「对这两件血案是间接参加的人」。只是在叙述杀凶手时，说是六人，却只列出五个名字，那个没有列名的，可能就是沈醉自己了。
原来口说是直接行动，后来书面写成间接参加，这一矛盾怎么解释，这里不存在畏罪、卸罪的问题，因为命令出自蒋介石。以我对沈醉的了解，可能是五○年初一时兴起，夸夸其谈，口沫横飞，毫无遮拦；到经过三十多年「改造」：心灵上多少产生自责，文字上打了一点折扣，也是思想门争激荡的一种反应。
沈醉才情横溢是特务异数
沈醉是个才子型的人，诗书皆通。加之，大半生做高级特务，见多识广，性格比较开朗，分析判断事物，也比较敏锐。比如，中共在监里大量利用军统特务担任管理员和服务员，沈醉就开玩笑说：「这叫以毒攻毒。」而且判断说，用犯人管犯人，事半功倍。特别是像军统这些人，以共产党的话来说，「手沾满人民的鲜血」，自认必死无疑。为了求活，他们对共产党交给的任务，一定完成得非常好。因此，他向我们四个打招呼，在送饭篮子交出时，千万不要夹带任何纸条在任何自认为万无一失的地方，如果被负责传递的服务员搜查出来，将会遭到很大麻烦。果然，沈醉对我们的警告发出下久，监狱当局就宣布一个国民党官员，在其家中送饭菜盒子的底部用饭粒粘住小纸条，与家人秘密通信被查出，严重违犯监视，给予戴镣处分。
沈醉的判断力也是值得佩服的。比如在他和孙渡、马??、汤尧、曹天戈、徐远举、周养浩等押送重庆前，他就判断，这几个人一定会转移，虽然转到何处不知，但绝不可能长留昆明。我们一同吃饭的三中将问他们三个的下落呢？他说：「你们会在昆明。」果然，到一九五一年开展大镇压运动、简称「镇反」时，三中将第一批在昆明枪决毙命。
沈醉访港与台特务斗法
一九八○年底，沈醉带着他的小女儿美娟来到了香港。到后第二天，我陪他到裕华国货公司买了一套国产西装，稍微打扮一下。我当时的经济情况还不容许找裁缝替他量身定做，好在他对于物质的东西看得很淡，此来主要是看看已办了离婚手续而另外与一位军队出身的商人唐如山先生结了婚的原配夫人粟燕萍女士。一九五○年在昆明监狱时我就听说中共三野的粟裕副司令员，曾以沈醉叔丈人的身份，派了一位姓黄的高级干部来向沈醉详细而具体地交代了中共的政策，而沈醉后来的表现，也确实未负叔丈人的期望。难能可贵的是沈沧海见到粟燕萍和唐如山时，不仅彼此互相谅解，而且十分亲热。沈认粟为妹、唐为弟，并建议称他本人为：「三哥」，圆满地完成了「第二次握手」的一幕。
比较紧张的一幕，是国民党对沈醉的争取回归。那时，蒋经国还没有死，国民党在香港地下活动还很频繁，他们见沈醉到港，根据他和军统极深的渊源，认为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好不容易到了香港，必然会抓住机会，飞向台湾。于是怂恿沈醉留在台湾的女儿，带了五万港币到港欢迎父亲「弃暗归明」。当把五万港币呈上时，说明是在台的孩子集体孝敬父亲，聊表心意。沈醉最初拒收，表示他生活简单，不需要钱，后经女儿苦苦哀求，才勉强收下。不料过了一天，竟提出请父亲写张收条以便返台出示给其他兄妹，露出了破绽，反映国民党特务之愚蠢低能。最后的结果，自然是沈醉将儿女的孝敬原封交还，轻轻说了一句：怎么经过几十年的失败，还没有一点进步？
后来，国民党只好请出香港何东爵士之子曾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的何世礼将军与沈联系，何乃派一女秘书与沈接洽。何到底棋高一着，表示，一切尊重沈的决定，愿意留港可提供住所，如有意赴台，当提供交通工具。同时约好设宴欢迎。正在此时，亲共的《新晚报》刊出有关沈醉报导，沈醉表示意向甚明，探亲会友完毕即返北京。何只好取消前约。整个过程，他全部告诉了我。正如沈在回忆录中表明的与我的关系：「我们无话不谈，而且相互保密」。我当时的态度是，不替沈出主意，由沈本人确定方向后，再与他共同分析利弊，以期有助其应付突发事件。留港期间空闲时即应我邀约为即将于一九八一年六月创刊之《百姓》半月刊撰写《战犯管理所见闻》。
国民党特务对付沈醉的最后一招是摸清沈醉居港生活的规律，于清晨多数港人尚在梦乡时，利用沈醉晨间散步，采取集体包抄、突然袭击方式，劝沈赴台与子女团聚。沈乃沙场老将，自然应付裕如。但感觉麻烦日增，于是在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九日携爱女美娟匆匆离港。《新晚报》当晚报导是这样写的：
「尽管来到了这个东西方向的十字路口上，他并不旁徨。说要回去，就回去了。说要在春节前回去，果然在春节前回去了。」
提前返京出任政协委员
在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等均以战犯改造之身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后一年，中共再度提名沈醉与另外几名「战犯」出任同样职务，名单在形式上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提意见时，不料竟有人提出「沈醉此人双手沾满人民鲜血」，表示反对。此次香港行，在中共看来「沈醉经过了具体的考验」，终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全国政协的一次常会上通过了沈醉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
同年圣诞，沈醉自北京寄我新年贺卡时，特别告诉了他的这一喜讯。我知道沧海喜诗好词，遂在覆卡上把唐孟郊《登科后》诗易一字覆他：
春风得意马蹄疾，何（原为一）日看尽长安花？
一九八五年，我应约到北京访胡耀邦，专门抽时间去看望老友。沈沧海热烈欢迎之余，还送我一千元人民币零花，用他的话是「以报解衣推食之义」。理由之一，他的稿费多得用不完，请老朋友分用一点。
一九八九年，他在北戴河游泳不慎摔伤成骨折。来信说：「《百姓》收不到，也看不到你的《新闻信》了」。附寄<骨折住院有感>诗二首：
一
一失足成股骨折，病床滋味少人知。
教训深深长受益，耄年学步不为迟。
二
雄关险道惯邀游，失足偏偏是坦途。
且喜从今知慎步，祸能转福最难求。
从这两首诗，使我感到原本生龙活虎的沈沧海竞也有了暮气。
进入九十年代，知道沧海得了癌症，一直记挂着他，也通过两封信。一九九六年三月底收到了北京于三月廿日寄出的讣告，知道他于三月十八日逝世了，终年八十二岁。
不管怎样，沈醉是一位当代历史的见证者，可以说无愧平生。
狱中性饥饿与色胆包天
●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论语子罕>
● 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
监狱里的性饥饿，已到了恐怖的程度，不是亲历者，不能体会。白居易有诗：「壮者不可耐，饥火烧其肠。」这是指的缺乏食物。监狱里的犯人对此感受特别深切。而性饥饿，尤甚于烧肠之痛，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
男女界限严格难得一见
云南省二监，因为是模范监，各方面都要做出模范成绩。在男女犯隔离方面，也是做得很认真的。首先，男女犯分别管理，平日根本见不到面。只有全狱的活动如监狱长或政委上大课，才同时集合在大操场上，这时，男女也才能引颈了望对方。但因管教人员一旁监视，稍不小心即被呵斥：「看什么？」搞不好，吃不完兜着走，当晚还得作重点检查，接受批判。
其次，所有负责女犯管教工作的队长、指导员、干事，都是女干部。有时也有男性队长兼领女犯管教工作，但他的助手肯定是女的。他本人为了避嫌，也很少到女犯劳动场所，更不要说女犯住处了。
其次，由于同属被服厂，为了照应不可避免的生产片料分配、工序衔接、物质交流、技术交流，多半指定年纪较大、案情单纯、而且经过考验的男女犯进行公务接触，但都有干部从旁监视，不得逾越各项规定。
在这种严格的管理下，男女犯近距离如一两公尺内相看，那都是非常难得的。什么叫做「相看两不厌」，只在狱中一瞬间。
刑满留队接触机会增多
一般来说，彼此都当犯人期间，男女接触的机会微乎其微，微到几乎类似中六合彩。但刑满留队做所谓「生产员」以后，机会就比较多了。因为你本人已属半公民性质，不论在法律上、政治上都做了结论。干部在心理上要负的责任也相应减轻，加上一般每周可以回家或外出一次，见到异性也不会那样丧魂失魄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男性生产员，一旦出现在女犯中间，你会感到无数的眼光向你射来。如果你再找机会跟对方说上一两句话，你可以发现，对方所流露的喜悦，简直无法形容。如果碰巧传递一小件东西，比如一个线□【析世鉴：□字，左为「??」部，右为「它」字。】，一把尺子，两只手碰触那怕只是几□米部位，你都会感到对方的手在发抖，甚至有一股热流传出。而眼睛里放射的语言，比李清照的词还要幽美，还要缠绵，还要引起丰富的联想。
春节大检查性饥饿暴露
到了每逢春节大检查，所有犯人都要分监、分舍把自己的行李物件钜细靡遗地全部抱到大操场，摊开来由干部检查。我在释放前两年的春节，从两个意识形态比较开放的干部口中，竟听到了不可想像的情况。
这次的大检查先从女犯队开始，她们来下及作任何事先准备，因为是突击，所以竟发现了一些想像不到的阳具，有的还沾着血迹。有橡皮的，有软木的，更多的是布套塞进棉花的，还有一个铝皮的，真是匪夷所思。这些女犯从那里弄来这些东西？其中一位干部说得妙，这证明人是万物之灵，可以由无变有。特别是女人，更是灵上加灵。下过，这里面又包含了多少恐怖、多少残酷。
就在这次大检查的阴霾尚未散尽的时候，突然大厨房的伙食总管犯人李凤翘被点名检查了。原来，他利用干部对他的信任，掌握两千多人的吃饭事务，在一个负责烹调回教伙食犯人马培忠的同情下，和有时轮班到大伙房取回教伙食的女犯马竹英勾搭上了。
月黑风高夜男女犯偷情
李凤翘人高马大，马竹英青春年华，乾柴烈火，一点就燃。他们两个真是色胆包天，事先约好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由李凤翘在深夜一时，趁马竹英在女犯宿舍轮值守夜之机，翻墙进入，由马竹英架梯相迎，成其好事。
事发后，负责厨房管教工作的干事李文达，除了向狱部检讨自己的失职外，特别组织一个检查小组叫李凤翘交代问题。俗话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虽监狱亦不例外。因此，犯人中很快便流传了「李马相会」的故事。甚至说，因为值夜班都是两人一组，李凤翘与马竹英的幽会第一、二次在另一女犯的怜悯下，放了他们两马。好事不过三，在「第三次接触」时，另外一个女犯就提出要分一杯羹了。只是李凤翘不中用，那种极为紧张的偷情，对他来说，一个已应付不了，岂可枪挑两巾帼？只好哀哀告饶，请求「宽大释放」。
事情究竟是怎么暴露的？原来，马竹英的肚子大了。怀孕三个月后，终被检举揭发出来。
老干部承担小生命降生
幸而，负责女犯管教工作的指导员严素清是一位老干部，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承担了责任。除了自己向公安厅劳改局写了检讨报告之外，还提出建议，由狱方另在监狱附近的林家院乡下为马竹英租屋一间，一切费用监狱负责，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严素清的论点是：这是一个错误的情况下劳改工作出现的错误，但新的生命没有错。后来听说生出来是一个男婴，交由公家的育婴组织去扶养。这孩子如果健康成长，现在也该大学毕业了。
女干部偷情献身留队
犯人固然有性饥饿的问题，干部中同样有。一位湖南籍的女干事，就不惜献身给留队人员伙食团的管理员董家彦。这件事直到「文革」到临，在留队人员中开展政治运动才揭发、交代出来。这个夜莺的丈夫死得也奇特，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以木工车间主任之尊，在一个没有月光的黑夜，跑到监狱苹果园偷摘苹果，不慎失足跌落粪水池中淹死。
我常常被朋友问起，国民党的牢和共产党的牢哪个牢比较好坐？我的答覆是：从管理制度看，共产党的牢要好坐一些，因为它基本上按制度办事，不像国民党的牢有黑金之手渗入。但共产党的牢剥夺人知的权利，实行新闻封锁，大搞思想控制，更不要说像柏杨在台湾绿岛可以著书立说了。而且一般坐的时间太长，人们要活着出来很不容易。特别是遇着一些满脑子充满极左思想的干部，有时候会产生生不如死的念头。追根溯源，问题出在党性压倒人性的列宁主义上。而列宁主义不仅是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也是邓小平的指导思想，如今还是中南海当局的指导思想。中国人什么时候摆脱了列宁主义的幽灵，中国这个民族也才能得救！
大杀人时差一点就被送上刑场
●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
● 死是等闲生也得，拟将何事奈吾何。──唐元稠<放言五首>
以中共的提法所谓「解放」，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北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起，中国大陆就解放了。自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一年二月，这一年零四个月时间，主要进行了政治布局、军事扫荡和经济整顿，从三个方面希图找到稳定政权之路。
到了一九五一年二月，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在二月廿一日正式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一共廿一条。由于一九○五年袁世凯当政时日本提出了廿一条，给中国人民的刺激太深，人们看到共产党提的镇反廿一条，自然产生一种连锁反应──怎么又是廿一条？
对我个人来说，廿一也是一个敏感的数字，一九四九年自东京经香港回昆明，一下飞机就被捕坐牢，正是十二月廿一日。现在，中共不仅制定了廿一条，而且选在廿一日公布，天下的事就有这么巧，你越有忌讳，忌讳的东西就越冲着你来。
准备杀人监狱加强管理
监狱里为迎接全国大镇反，采取了逐步收紧的措施，当然有些措施囚犯看不到，看得到的是，首先把原来按「以毒攻毒」原则起用军统特务担任监舍的管理员、服务员，一律收监。整个监房全部由解放军管理，规定囚犯有任何事包括解大小便，要请求开监房的门，都要喊「报告大军」，由值班的军士开门、关门。
其次是取消家属送饭，一律吃牢饭。沈醉和我及三中将戏称的「将王餐」也同时取消。五人各归各号，并规定我们，自当日起，即使互相遇见，也不准打招呼。原来准许囚犯晚饭后可以到操场散步、甚至打篮球，也统统取消。
原来，一大早、甚至天刚亮就有囚犯纷纷跑到大操场一端的大厕所解便，不分排道、监房，先到先蹲；镇反开始后，也规定要一个排道、一个排道地集体解大便，限制每次四十人蹲四十个茅坑，只准五分钟就要「完成任务」，一听哨子响，就得揩揩屁股、拉起裤子，让第二批人去解。
这听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荒唐事。但实践证明，人适应环境的能力，真是无穷大，可以创造奇迹，向一切不可能挑战。
最初一两天，还听到有人向管理的军士请求宽限一两分钟，因为时间实在不够用。几天之后，但见每四十人排队一批批地走向茅坑，背对背分两边蹲下，不要一两分钟就听到霹雳啪啦一阵粪便入坑声，不能不佩服「人为万物之灵」。
强迫学习镇压自己条款
「镇反」运动开展前，规定每晚学习监规纪律两小时，而镇反运动展开后，则改为全天学习。除了上午十时、下午五时两餐饭之外，就是围着镇反条例廿一条谈认识、谈体会。已经谈得无话可说了，还得深入再深入。
中共自认为革命政党，把所有反对它的个人和团体一律视为反革命，根本不承认有政治犯。在他们看来，承认政治犯是资产阶级的假民主，而对无产阶级说来，「镇压反革命是人民民主国家所必须对人民负责完成的根本政治任务」（见一九五一年二月廿二日北京《人民日报》社论）。而且用毛泽东的话来强调：「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因此，在镇反条例中，从第三条起，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直到第十五条，都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有的只是提法改变一下，定为处无期徒刑或死刑。最轻也要处三年或五年徒刑。
不仅条例突出从重，而且在第十七条中规定「犯本条例之罪者，得剥夺其政治权利，并得没收其财产之全部或一部。」
学习镇反条例的同时，还要学习中共中央讨论书记彭真有关镇反的报告。最莫名其妙的是彭真引用所谓责备共产党宽大无边的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其实这是一句反讽，彭真却把它作为镇反的舆论依据，结果就是杀人越多越好。
在安排所有囚徒学习镇反条例廿一条后，监狱当局毫不隐瞒地向被囚者表示：现在全国开展镇反，这也是对你们的一种考验。你们最好放规炬一点。并抓紧时间，交代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争取减轻或免予处刑。
最残忍的，可能也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就是被杀者在被杀前要根据官方公布的条例，一一「对号入座」，说明自己该死，有的还加上一句「非杀不足以平民愤」。毫无反抗意图，而是引颈就戮。这反映无产阶级专政它就能凭恐怖造成这种完全违背人性的局面。
五一年大镇反，昆明是三月三日开始的，人称「三三镇反」，当时为了教育群??，实际上是吓唬群??要规规矩矩接受无产阶级专政，除零星枪毙人外，每周六或周日举行一次镇反游街示??。把要杀的人，五花大绑，背后挥上一纸糊的标子，上写反革命分子，由军警押解，平均两人押一人，站在敞蓬大卡车上，车队最前一辆车高悬毛泽东语录：「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还由军乐队引导，沿途吹杀人军号。
当时，昆明监狱尚在市内钱局街，第二年才迁往西郊，因此，在押的人在监房内都能清晰地听到：「哒，哒哒底！……哒哒底哒哒！哒哒，……哒底哒，底哒哒哒，哒哒哒！」的号声，不约而同地说：「杀人号响了！」
从三月三日起，光是从钱局街监狱拉出去枪毙的人，每周三十六个，几乎成了规律。而三月三日第一批枪毙的，原来和沈醉及我五人一块吃饭的国民党三中将柏天民、唐宇纵、罗春波都无一幸免。通常是枪毙人的早晨才张贴出布告。群??围观后，如发现自己的亲人在布告上，就要准备到黄土坡刑场收尸。有些家属和街上的小孩还跟着敞蓬大卡车跑。这些具体情况是我释放回家以后才得知的。
待决之囚表现从容镇定
镇反期间，特别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待决之囚表现的从容、镇定，毫无张惶失措的样子。只是在监方加强管理，如解便排队并严禁互相交谈的规定宣布后，我发现了一种情况，即大多数人都穿上了各人自己的新衣。
原来，监方对在押者穿衣并无明确规定，什么衣服准穿，什么衣服不准穿，从未提及。而发的囚衣，只是每人每年一套单衣裤，每两年一件棉衣，如此而已。平日大家都是补钉盖补钉地穿。镇反风暴到来时，忽然之间，各人都把初入监时带进的衣服不约而同地穿出来了。中山装、西装、夹克、大衣、毛衣、甚至罗斯福呢的军装，都一一出现。这意味着，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迟早是要被枪决的，还爱惜什么衣服，反正都要充公的。
「心有灵犀一点通」，本来是李商隐写男女之情的名句。牢狱生活告诉我，真能体现这句诗的神髓的，只有彼此都是待决之囚才反映得特别深刻。
人的眼睛会讲话，也是在镇反高潮时发现的。当头一天听到杀人号吹过，第二天在操场排队等候解便时，但见人们互相用眼睛打招呼、说再见。有的是一睁一闭，流露一种凄凉之情；表示说：来生再见！有的眼露微笑，表示好好保重，不要难过。有的则怒目圆睁，反映胸中充满愤恨。也有的邪着眼露出鄙视的眼神，表示没有什么了不起。曾任中央社总社编辑部主任、昆明《中央日报》社长的钱沧硕先生穿了一件蓝布大褂，曾任中央社昆明分社主任及云南省新闻处长的潘仲鲁先生穿了中山装不约而同地向我打招呼，沧老特别把眼镜取下来，微微点首，藉示道别，从此未得再见，潘仲鲁兄两眼紧闭，还用手托着下巴。出狱后得知，钱、潘两位是三月中旬同日受难的。
当时，枪毙人都是凌晨四点多五点，由值岗的卫兵走进监舍的排道对准每个门洞喊「某某号收行李」。大约十五分廿分钟开门，让你自己背着行李出来，在岗位上集合，然后押上卡车到指定地点听候宣判；宣判后游街示??再枪毙。因此，有的人睡不着就竖起耳朵听，只要听到喊「某某号收行李」，就知道又「走」了一个。
杀四○九却错喊四○六
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我在睡梦中突然听到喊「406」！一翻身爬起来，就向门洞张望，因为监房是不关灯的，所以模糊看到一个戴军帽的头对着我下命令：「406收行李！」
「五雷轰顶」是旧小说里的字眼。我当即感觉好像轰的一声炸雷从天而降，似乎一股特大的气流当顶压了下来，一下震昏了。接着，产生了一个意识：难道就这样完了吗？自己给自己的答案是不行！不能这样死掉。于是鼓起勇气，高声大叫：「报告大军！」
很快地，一个军士来到监房，冲着门洞问：「叫什么？」我说：「我是406，报告大军，恐怕是弄错了？」他说：「错什么，叫你收行李，你就收行李。」我大声说：「我还没有结案呢！」意思就是案都没有结，怎么就要上刑场？
我一面收行李，一面想到老婆、孩子，不禁悲从中来。
所有同房的人全都醒了，有的还乾脆坐起来，看我卷铺盖，但一点声音都没有。真正做到了死寂。
大概过了十分多钟，听到排道里又有脚步声了，脚步声中止在我的监房门外，原来叫我收行李的那个军士，重新发出了命令：「406，铺盖打开继续睡觉。409，收行李。」说罢，就离开了。
但见409一骨碌爬了起来，他的愤怒不是对着监狱执勤军士，而是对着我，用手指着我说：「你，你，你，……。」
我向他表示：「我知道我还没有结案，我只是说，恐怕是弄错了。我绝没有意攀扯你呀！」
这时，405号开腔了！「409，你也可以报告呀！」过去被称为沈胖子的原空军第五路副司令沈延世为了打破僵局，提出了他的建议。
于是，409大声喊：「报告大军！」岗位上回应很快，原来给他下命令收行李的军士又来到门洞外，409说：「报告大军！我也是搞错了。」对方很乾脆：「没错，你不是叫沈焕章吗？快收拾你的行李。」话还未讲完，但见沈焕章一下就瘫在床上，泪如泉涌。整个房里再度出现一片死寂。
还是409打破了沈默。他坐起身来跟我说：「老陆！黄泉路是不好走的。我连袜子都没有一双。你的袜子能不能给我一双？」
我连说：「当然，当然。」一面选一双长筒袜递给他。
沈焕章穿好袜子，背着行李准备走出监房之前，最后的话是：「我只有一桩心事拜托同房的各位，今后不论哪位有机会到台湾，请设法告诉我太太，我是什么时候走的。」
原来，沈焕章随国府机关撤退，事先把太太、儿子送到了台湾。他原定十二月十日自昆明飞海南岛转飞台湾，那知倒楣偏偏遇到卢汉十二月九日宣布「起义」。从此变成了阶下囚，并冤枉送了性命。本来，监规规定是不准互谈案情的。到了镇反运动开展后，大家巧妙地藉「联系实际」暴露了案情。沈焕章是青海人，研究藏传佛教，认识了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大师，曾护送班禅入藏，任顾问兼无线电总台台长。被捕前最后的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第二处处长，就因这个身份被划为特务。审讯人员所持的理由是，所有军事部门的G2都是搞情报的，为什么独有沈焕章例外。因而指他坚持反动立场拒不认罪。事实是当时的西昌行辕主任贺国光认为，西昌地处藏族地区，为了表示重视民族团结，第一处按例主管人事、总务，第二处就管民族事务。而把主管情报改为第三处。谁会想到这一番对藏族的好意，竟使沈焕章蒙下白之冤而送命。
新新闻联系上了沈太太
我一九七八年自昆明经北京到了香港，一九八○年访问台湾，和老友蒋纬国将军重逢吃第一餐饭时，就拜托他代寻沈焕章夫人的下落，纬国说，沈太太的姓名都不知道，相隔数十年，要想找到她，只有靠上帝了。不过，他愿意尽力而为。当时，受命临时监视我的安全局沈处长在座，也表示愿意尽力。
一九八二年我因一篇<建议蒋经国先生不要连任总统>上了台湾的黑名单。一九九○年走下黑名单，再度多次来台。一九九二年八月，应邀到《新新闻》和编辑部的编辑记者漫谈新闻生涯，谈到了406与409的错号，陈柔缙小姐于该刊二八三期作了报导。万万没有想到，这篇报导被沈焕章太太的朋友看到了，并转给了在基隆市立医院养病的沈太大。沈太太在这个医院当护士数十年，已退休，因瘫痪而住院。她的儿子也不幸得了精神病。她得知四十年无音信的先生的下落后很激动，写信表示希望和我见见面。我由陈小姐开车到基隆会见了躺在病床上的饱经忧患、一生苦难、年逾古稀的老太太，向她详细讲述了沈先生遇害的经过。她当时表示，对丈夫的冤死虽然很难过，但知道了下落，那怕是坏的下落，也比没有下落好。无论如何心可以放下了。
翌年，得悉沈太太病逝基隆的消息，我唯一的祈祷就是她能和睽违四十多年的沈先生在天堂见面，像他们这样善良的人，是应当进天堂的。
奉命译美国牧师自白书
回头再谈一下，当我被命令收行李上刑场时，凭什么说：「我的案还没有结呢？」这是有根据的。
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共镇反条例公布后，头脑特别敏锐的关押在监狱的人马上就断言：「共产党要杀人了。」有的还说：「要大杀特杀。」
曾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热河省主席、陆军上将孙渡，当时也关在昆明监狱。他告诉我，年轻时曾读过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镇压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第一件要做的事。
孙渡这话说了不久，他因在战犯之列，被移送重庆集中，后来与沈醉、马??等转送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
就在孙、沈、马等移走不久，云南省公安厅负责审讯工作的一位科长（后升任处长）胡殿斌找我单独谈了一次话。
他说：「镇反条例你们已经开始学了。有的犯人反应说共产党要杀人了。是要杀人。但不会杀你，因为你的案子还没有结，你的案子案情太复杂，需要到国外去调查。你来自东京，起码要到东京去调查。根据我们现在的情况，还不可能派人到日本去。过去，刘部长已经告诉过你，连派人到香港去调查，暂时都有困难，因此希望你坦白交代。你咬定回云南是接家眷，和我们掌握的材料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等，我们和你都不能急。也就是说，短期内对你还不能作出结论。现在，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我们有一个外籍犯人，他叫莫瑞斯，是美国牧师，作恶很多，我们让他写了一个坦白书，一时找不到人翻译，就由你来翻吧！」
我当即表示，我的英文程度差，如果翻译不准确，会影响案情的处理，是不是另找高手。胡当即说，就是你了，有困难我们给你一本字典。另外派两个犯人做你的助手，查查字典，抄抄写写，三人集体行动。原来是为了互相监督，我当时只能幽默地想，共产党也懂「三人行，必有吾师焉」。
所幸派来的原来是彼此已有接触的「窗友」（铁窗之友也）。一个是空军上校徐应鹏，一个是陆军少校董坤维。坤维是云大前身东陆大学创校校长董泽、雨苍先生的长公子、云南都督唐继尧的外甥。军校毕业后，在军队工作一段就弃武就文，在昆明一家美术社搞设计，也被天翻地覆的大风暴卷进了监兽。
监狱交下翻译的莫瑞斯的《自白书》（Morris，My Confession），写了厚厚一本，可惜他的名字已忘，只记得姓氏，是美国奥克拉荷马（Oklahoma）人。他先被派到云南丽江一带传教，深入纳西族人社会，除传播基督教义外，在帮助发展纳西族文化、特别是对纳西语文拼音化作了一些贡献。在医疗卫生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
他的问题，据他自己交代，主要是男女问题。在一九五○年监狱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时，就发动一个名叫鲁殿光的女大学生，在犯人大会上揭发了被莫瑞斯诱奸的经过，而且绘声绘影。莫瑞斯在《自白书》里也坦陈了这件事，并交代了和一位马县长的两个太太发生了男女关系的经过。马县长是国民党的官，共产党接管大陆后被捕劳改，两个太太生活无着，依靠教会，并替教会工作，结果为莫瑞斯所乘。莫瑞斯作为一个牧师，起码是背叛了耶稣基督，违犯了十诫。他大概在镇反高潮过后，就释放回美国了。
八十年代初，我有一次由美西飞美东中途在奥克拉荷马小停，还一度泛起打听莫瑞斯下落的念头。
空军英雄的受难
●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元《合同文字》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曹雪芹
一九五○年的春天，监狱里忽然来了中国空军的四条汉子。其中三个都钉了脚锢，沈延世，是杭州笕桥航空官校第一期毕业的，被捕前任空军第五路副司令，他戴的镣最粗，总有十多公斤重；张俊位和徐应鹏分别是航空官校二期和四期毕业，分任空军第五路司令部补给处中校处长和作战处上校处长。徐应鹏在抗日战争中「八一四」与日本空军空战中立功，后来在一次空战中全身被烧伤，跳伞得救，是一位空军英雄。他和张俊位戴的镰比沈延世要细一些。另一个是空军机械学校出身的王秉立，被捕前任空军昆明航空总库库长。
由于他们身穿的空军军官制服比较讲究，气宇也比较轩昂，再加上三副铁练在脚上，走起路来铛铛锵锵，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按监狱规定是不准谈各自的案情的，而我因为与空军有段特殊的渊源：妻子杨惜珍曾在空军医院任牙科医生，我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也认识，特别是与蒋老先生的专机驾驶长兼空运大队长衣复恩是好友，对空军有一种特殊感情。加上新闻记者职业本能的反应，很快就和他们有了沟通，了解到他们的情况。
原来，沈延世是在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决定投向共产党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的当晚就与其他六名国民党要员李弥、余程万、李楚藩、沈醉、童鹤年、石补天，一齐在卢汉客厅中被捕的。共产党接管云南政权后，把他送到共产党处理国民党被俘官兵的一个组织「解放大队」去审查。徐应鹏也和他同在一处，他们知道今后的日子不会好过，而且家眷都已去到台湾，因此非常盼望能与家人团聚。当时尚未被捕仍在昆明机场为卢汉工作的张俊位、王秉立去探望他们时，四人便商量逃走。后来由张俊位联系上一个神秘客，而这个神秘客是一个军校出身的鸦片烟商，也要逃出昆明，他得悉住在江川的保安团长王耀云决定率部叛变，脱离中共的控制，便与王约好带着这四位空军一起冲到边境，然后由这四位空军出面与在台湾的国民党空军总部取得无线电联系，要求台湾作空中支援，然后把这支队伍拉到越南去，向已抵越南的国民党黄杰部靠拢，听候蒋委员长的调遣。
这个计划按当时大陆混乱的情况是可行的。沈延世等四人于一九五○年五月廿八日按双方约好的时间，坐马车由昆明市到了市郊的大板桥与神秘客会合，那知神秘客抽鸦片烟误了事，竟晚到两小时，不要说两小时了，两分钟对于要逃跑的人都是够受的，总算盼星星盼月亮把这神秘客大烟鬼盼到了。四人搭上的旅行车经晋宁向江川方向奔去。那知车行不到两小时，车子就出了故障，怎么办？除了走路没有选择。对于几位空军来说，因为曾受军事训练，问题不大。但对一个大烟鬼来说，问题可大了。他由两个人架住向前奔，等到赶到与叛变的保安团约定的江川县城，部队早已等得不耐烦先一日开拔了。因为王耀云这一团是按计划在一夜之间把共产党派出的军代表统统杀掉起事的，必须争分夺秒地向边境挺进。为等候这四位空军推迟了半日出发，空等了几个小时，仍不见人影，只好拖着队伍狂奔。失掉与叛乱部队的联系后，四空军和神秘客决定追赶，不料追到玉溪时，神秘客的鸦片烟瘾又发了，他们一夥人住进一个马店里去歇脚，不料被人密报，当他们前进到峨山时，投宿的马店被共产党部队包围，空军英雄变成了狗熊被捕了。原来，中共占领大陆初期，打着「解放」的旗号比较得人心，加之，老百姓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一心归向共产党，因此，到处是义务情报员。从此，在监狱和劳改队里渡过了二十六年的岁月。廿六年！
一九五○年夏我们所在的昆明监狱第一次遇着杀人。
原来的国民党昆明市卫生局局长到一九四八年出任云南省参议会副议长的杨青田，在中共建政后出任省人民法院院长，他是中国人所说的「大革命时代」的共产党员，后来在「白色恐怖」大杀共产党时脱离了共产党，在「云南王」龙云的宽容政策下，得以保全性命，终于做了国民党的官。但当国民党败象毕露时，他又在云南地方形成的反蒋政治气氛下，成为进步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其是在省参议会以维护普通老百姓的利益相标榜，处处设法抵制蒋介石的徵兵徵粮政策，而继龙云出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卢汉，为了保持云南的所谓「边陲的特殊性」也乐得对亲共势力做顺水人情，因此杨青田等的活动一直持续到卢汉在昆明易帜。
中共接管云南后，杨就被任为省人民法院院长。到了中共决定对全省的骚乱和金融市场的黑市予以严重打击后，杨就被派为「高级刽子手」的角色，由他召集全体在押犯人讲话，明确宣布「为巩固革命秩序」，「依法判处朱文高和吴云□死刑立即执行」【析世鉴：□字，上为「广」部，下为「娄」；下文「吴云□」，均同此。】。
朱文高是昆明老福源金店的老板，他因有一个弟弟朱志高在龙云下面做警卫营长而比一般金商有名。中共入城初期，金融极为混乱，他便进行黄金和银元投机成为黑市的要角。吴云□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一个活跃的鸦片烟商，与国民党军政界都有来往。
犯人的心态本来是变态的，加上昆明市没有摆脱农业社会的痕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地交错着，好像竹篱笆一样，因此，当吴云□被杀后，犯人中很快流传着他的年轻的姓张的太太长得如何漂亮，交际舞跳得如何好的传说，把议论重心放到女人上，结论是中国的老一套观念：自古红颜多薄命。
可是，四个空军的心态，却与其他人不同，沈延世因为身体比较胖，大家喊他沈胖子，生性乐观，笑口常开，平日表现得满不在乎的样子，有时候走路时还故意把他戴的脚镣有节奏地弄出「音乐声」来。吴云□枪毙以后，他突然变得沉默了，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我暗地向他打听，他才说出被枪毙的吴云□就是帮助他们外逃未能成功的神秘客。而今吴云□既已枪毙了，他耽心下一批要杀的就会轮到他们四个空军了。如果按中共的政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他（沈延世）是最初提出外逃的，可以算是首恶，因此死期恐已不远。
我基于一种同情，也是记者的职业病作怪，便主动向沈延世作了一次「新闻分析」。
我列举四条理由说明四空军不会杀：第一，根据法院院长杨青田向我们宣布的朱吴的罪状及中共的杀人布告，所以要杀朱、吴，主要是「巩固革命秩序，打击金融投机」；而你们的逃跑目的在回台湾与家人团聚，即使说还想投奔国民党，也是未遂犯，他们没有理由杀你们。第二，吴云□的罪状中，只提到他煽动王耀云部叛乱，并未涉及帮助你们逃跑。第三，中共刚刚建政而各地叛乱??起，金融市场混乱，为了杀鸡儆猴，必要拿人开刀做典型，你们已关在监狱成了瓮中之鳖，把你们杀了，起不到任何典型教育作用，因为原来的空军除了少数的机械士，在昆明地区已经逃光了。第四，如果要杀你们，一定事先把你们分别隔离起来，不会跟大伙放在一起。朱、吴被杀前都被停止跟大家一起生活学习，而你们现在却和大家一样。所以不会太严重。
沈胖子对我的「新闻分析」表示满意，果然，在一九五一年的大镇压之后他们就被宣布判刑了，沈判十二年有期徒刑，张俊位判七年，徐应鹏六年，王秉立两年。在决定把他们送劳改队强迫劳动以前，解除了沈、张、徐三人的脚镣。沈幽默地跟我说他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中国成语「如释重负」之妙。他初脱脚镣竟有身轻如燕、飘飘如仙之感，走起路来脚打飘，大概《水浒传》中神行太保戴宗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戴着脚练穿裤子是一大坚肉，这是刑事犯人积多年经验总结出来的，中共接管后才传授给政治犯。办法是：
先套上一只裤脚，其余部分塞进镣与腿间隙内全部穿过，拉出后再全部寒一进另一镣与腿间隙内，拉出后再套脚，然后拉上，全部裤子就穿上了。
三个空军军官足足戴了两年镣，直到五一年大镇压过后判刑，才取下镣转到劳改队。从此和我音讯断绝。
一九五四年我获释回家，到处打听沈、徐的下落，五五年采知徐应鹏在昆明市郊的班庄村石场敲（搅拌水泥用的）石子，我和妻子特别买好一些日用品去看他。
他和别的犯人一起，风雨无阻地坐在露天的石场上，把石块用铁锤敲成直径一公分左右大的石子，名曰「公分石」。按规定定额每天敲好的公分石要有半公尺见方的一堆，也就是每个人每两天要敲出长宽高各一公尺的一堆石子来。劳动强度之大，简直不可想像。手裂腿破都很少完成定额。差不多天微亮就出工，要太阳落山后才收工，尤其在刮风下雨时，淋着雨敲石子简直苦不堪言。我们夫妇去看徐应鹏时，按劳改队规定，非直系亲属不能谈话，经一再要求，准许我们到他劳动的工地去看一眼，但不准打招呼。我们看到徐应鹏穿着一件补了又补的美军呢质衬衫，一条蓝布的劳改犯人的单裤，腿部缠着一些旧白布条，双腿分开，两腿中间放着一块有面盆大的石块，他正埋着头把有如人的拳头般的石头敲成碎石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把岁月敲碎，把生命敲碎。我们走过他面前仅仅两公尺远，他竟没有抬起头来望我们一眼。说明他是把全副精力贯注在碎石上。我们却注意到他苍白的脸和极度疲劳的表情，以及一副勉强撑住的骨头架子，不忍卒睹。一位抗日战争中的空军英雄竟落到如此的惨境！上帝，你在哪里？
他在班庄石场因劳动强度太大，营养又奇差，实在拖不下去，患了重病，体温总在40C左右，陷入昏迷状态。幸有一个劳改医生基于同情治好了他的病。后来我与应鹏重逢，问他怎么过来的？他说这与中国人的生命哲学有关，碰巧昆明西山有一副传诵人口的对联：
高山仰止已无路，曲径通幽别有天。
这副对联给了他启发与鼓励，虽然抬头看已无路可走，但只要发挥韧力活下去，总会发现别有天地的。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廿五日，正是圣诞节的日子，上帝显示了他的大能，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宣布凡是大陆在押的文官县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的国民党人员，全部释放，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
徐应鹏和我同时在这一天参加了中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省检察院召开的「释放转业大会」。会后叫每一个被释放的人填写志愿书，填明恢复公民权后愿意做什么。有的填做小学教师，有的填做中学教员，有的填做图书馆员，有的填做公园管理员，有的填做工人，有的填回到农村务农，也有填家人团聚的。
徐应鹏来跟我商量，他是非常希望与在台湾的妻儿团聚，又怕共产党说话不算话，万一填了到台湾与家人团聚，不获批准，今后政治运动来了，安上一个通过长期改造仍然怀有二心、企图归向国民党与人民为敌到底的罪名，岂不惨了？！因此，他经过认真考虑决定要慎重对待这件事，准备选择一条比较平稳的路，即回到江苏句容老家跟侄儿去务农，将来有机会再图与妻儿团聚。
我告诉应鹏，这个决定万万要不得。根据大跃进以来中国农村的情况，年轻力壮的人都不见得有一口饱饭吃，你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指望挣工分是无法养活自己的。如果指望你的侄儿，他还有自己的妻子儿女，自顾不暇，将来，你会弄到走投无路，说不定会因自己做出的这个错误决定而自杀的。至于申请回台湾与家人团聚，虽然冒险，但这个险值得冒。因为这是中共公开申明的政策，他们不好意思自食其言，而且这是一个对台湾统战的手法，中共并非有爱于国民党在大陆上的这批文武官员，但他们要做样子给现在台湾的国民党官员看，所以信守诺言即按政策规定办事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就你本人说，既然有了这个机会而放弃，将终生懊悔。退一万步说，即使因要求家人团聚今后被批斗也是值得的，因为至少无愧于心。总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应鹏经我一番分析，他终于把回句容务农的决定取消，回转头来考虑我的建议了。就在他考虑申请回台的夜晚，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半夜里见我起床到后门外去小便（我们睡在一间大房子里）他也跟了出来。我问他考虑好了没有？他摇摇头，这时，明月如镜，大地一片银白色，映着我们两个黑影，我非常严肃地跟他说：「应鹏，我送你一句话──过了此山无鸟叫。你好好躺在床上想想吧！」
第二天清晨，大夥都起床，在洗脸漱口的时候，应鹏告诉我：「大声，我想通了！今天就填表申请回台湾。」
不久，他的申请得到批准，在云南全省一千多释放的人中引起轰动。而他本人几乎是在申请批准的同日，接获他的女儿徐南屏从美国德克萨斯州阿灵顿市写来的信，告知他的妻子张乐民已到了美国，希望他也能到美国团聚。他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共有关部门，也很快得到同意。先赴北京再转香港。临行前他特到我家辞行，表示对我们的友谊终生不忘。
也就在徐应鹏与家人团聚的喜剧上演的同时，发生了沈延世抱恨终天的悲剧。沈比徐年长资深，生活阅历比较丰富，考虑问题比较复杂，更加上他在小龙潭煤矿劳改时遇到了一次「诈监」，在一个深夜，所有监房的犯人，同时惊叫起来，似乎要一起冲出监房的样子。有如旧时军营里的「诈营」（台湾叫闹营），也就是睡在一个军营的士兵半夜三更同时惊起，冲出营房，到操场怪叫，遇有富有带兵经验的军官，高声叫一声「立正！向右看齐。」就可促使大家肃静下来，恢复理智，然后依照命令回营睡觉。
小龙潭煤矿劳改犯的「诈监」，弄得管理人员非常狼狈，他们惊惶失措之余，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待这一事件，由于沈延世身为国军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为全煤矿几千劳改犯中官阶最高者。加之他平常为人比较随和，犯人之间相处，表现比较轻松，有时还讲一两句笑话，于是，共产党干部以阶级分析方法，便认定「诈监」事件为沈策动，且曾将他解往云南开远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判处死刑。后经上级法院调查了解，确系一种莫名其妙的群体自发的下意识反应，才不了了之。
但是，这一下，不仅是沈胖子被折磨得变成了沈瘦子，而且吓破了胆。因此，在劳改后期，处处小心谨慎。
当沈延世听到煤矿政委向在押的国民党高中级人员宣布一律释放转业，愿意去台湾的可以去台湾时，他第一个反应是：此中莫非有诈？根据以往劳改二十六年的经验，不敢相信共产党会容许像他这样的人有自由选择。甚至认为很可能是再一次的一如五七年「反右」、「引蛇出洞」的阳谋。因此，他来个将计就计，在小龙潭煤矿举行的释放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宽大处理，让他恢复公民权，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他表示，受了共产党这么多年的教育，已认识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光明前途。他愿留在大陆，贡献自己的余生。云云。
沈延世的这一表态，得到共产党干部的大会表扬，于是抓住他作为典型，向大家宣布这是在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和党的劳改政策的教育感召下，真正改造好了的表现。
就在沈延世得到表扬后的一个星期，他获知徐应鹏申请到台湾与家人团聚已得批准的消息，在极为震动之余，槌胸顿足，大骂自己该死！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只好破釜沉舟地孤注一掷，向共产党干部坦陈过去表态愿意留在大陆，是假的，是不相信政策的表现。实际上他的心是在台湾，连作梦也梦见台湾。他所以隐瞒真意，编造假话，主要是错误地吸取了过去的教训，特别是「诈监」那次吓破了胆。请求人民政府体谅他全家在台湾已盼望团聚二十多年，准援徐应鹏例，批准他去台湾与家人团聚。
结果，不但没有批准，而且，在大会上被批判了一通。共产党的干部指出，像沈延世这样的假改造，不老实，是反动本质的表现。证明他是国民党的孤臣孽子。证明毛主席的教导的正确，也就是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沈延世必须留在国内继续改造。根据政策，遣送他回浙江绍兴原籍，希望他能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
老沈抵达杭州后，写信到昆明给我，说这是他一生遭到的最大的打击，比五一年在昆监被宣判为有期徒刑十一年的打击还要大。他之所以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除了历次政治运动已经使他变成「惊弓之鸟」外，再就是缺乏一个可以说知心话互相商量的朋友。而徐应鸥因有我就近商量，得以如愿以偿。
根据他的情况，少年时期就离开了绍兴农村，而且，自从离开就没有回去过，如今这么大的年纪，要他回农村去自食其力，无异死路一条。他考虑到他的问题是云南方面处理的，现在唯一的盼望就是云南能够通知浙江，请浙江方面从统战角度考虑，准他留在杭州，像曹天戈（最后一任国军第八军军长，曾关押于昆明监狱）一样，在浙江省政协作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他知道我已回到云南政协，请我就近代他反映一下他的困难。
就在这封信发出不久，曹天戈以「同窗之友」的情分给我来了信，告知沈延世以心脏病突发而。我了解他是急死的。他的死，使我对命运有了更深一层的感叹。命运之捉弄人，有时实在太残酷了。
张俊位和徐应鹏一样，填的志愿是回台湾和家人团聚，中共批准经香港转台湾。但在他之前申请回台的十个战犯，都遭到碰壁，台湾当局拒绝入境，导致一位叫张铁石的在香港富都酒店自杀。原来，张的儿子在华航工作多年，为其父申请入境，有关方面已经同意，张乃对中共方面不告而别，由九龙的兰芬酒店转到与台湾关系深厚的徐亨开的富都酒店，准备入台。那知台湾方面因无人敢在批文上签字，造成谁也不愿负责。而香港方面的居留期已到，张铁石又不能回头跟其他仍和中共方面保持联系的释放战犯一起到香港移民局去办延长居留签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有自杀。自杀后，香港舆论大哗，台湾方面由于感受压力，才派张的儿子到香港认尸，且举行记者会；形成与大陆方面争夺一具尸体，落得「活人不要、要死人」的批评。
张俊位本人，幸亏他的女婿也是蒋家孝字辈的，在总统府工作，通过走后门算是得准回到了台湾。但因劳改期中身心受到摧残，而到港后申请入台，迟迟不获批准，心急如焚，坐卧不宁，他跟我说，比坐牢还难受。实在不能理解，一生为党国拚命，只是偶然的事件，卢汉叛了国民党，自己落到共产党手里，长期坐牢，好不容易从监狱里出来，要求回台湾与家人团聚，台湾当局居然不准，怎么能使人不生气？他毫不含糊地说，他的病主要是气出来的。后来，依靠女婿和女儿的努力，得进台湾，临行在香港和我握别时，他非常伤心地表示：「看来，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我祝福他和家人团聚后逐步恢复健康。事实上，回台不久就辞别人世了。
徐应鹏在经港赴美时，向台湾申请过境台北探望一下儿孙，台湾当局不但不批准，相反地还延缓了应鹏大儿子一家人赴美的时间一年多。应鹏夫人张乐民幽默地说，大概是要给我们一点惩罚。应陇本人脾气极好，从不动怒，为此也忍不住骂一声：「毫无人性！」
政治这玩意儿，究竟有多少人性，本来就很难说。
更悲惨的是，所有要求从大陆回台湾的人，到达金门以后，全被国民党方面集中在外岛施行秘密的管训，勒令「交代问题」。共产党是规定任何一个政治犯，他们称为「反革命犯」，都要从八岁起作详尽的书面交代。而被释放返台的国民党官员则被国民党当局勒令交代被囚禁的全过程，而且要经过无数次的名为谈话、实为审讯的拷问。其实，两边都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国民党、共产党都是依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所以，我称他们为「难兄难弟」。这一套专政的把戏，说「一丘之貉」也好，说「难兄难弟」也好，总之，中国人同时经历了「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的考验，也许正是上帝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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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红牢余生记》，标题为【析世鉴】制作组所拟，是以《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台北： 时报文化；1997年初版）上刊同名各章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网际网路首发【析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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